旧的世界不可能一下全部抛弃，新生政权在摸索中实现破旧立新。多年的战乱终于结束，新的经济和社会秩序逐步建立，为过去的时代彻底画上句号。
接管与恢复：新政权的经济基础
长期而激烈的战争环境是对一个政党执政能力的全面考验。中国共产党在多年的历程中把经济工作作为革命的一部分，给予了充分的重视。中国共产党给外人所留下最深的印象就是，能够充分动员和组织中国最广大的乡村力量，去打碎传统秩序、适应新形势的变化。
在红军时期，农村工作成为中共事实上的工作重心，主要方针就是发动农民抗税、抗债、抗捐，在有条件的地方实行割据与暴动。国民政府对各根据地实行严密的经济封锁，使根据地军民得不到一粒米、一撮盐的补给。各根据地普遍出现了经济恶化，工商业调零，食盐、布匹、药品昂贵，部分地区发生饥荒。红军没有真正的军工厂，主要靠缴获，打完仗还要捡子弹壳回来重新利用。
毛泽东提出，苏区政权要把经济工作管起来，从关心群众生活、反对敌人经济封锁和根据地存亡的高度来解决经济问题。他指出，江西苏区每年有300万担谷子出口，价格是5角钱一担，而商人运到赣州4元一担，赚了7倍。苏区每年要消费900万元的盐、600万元的布，这1500万元的盐、布的进口都由商人经营，中间价差很大。为此，江西苏区积极开展了多种经营，对很多贸易实行统购统销，还努力建立新的贸易渠道以打破封锁。
苏区的钨矿每年生产数千吨钨矿石，秘密卖给广东陈济棠的企业以换取物资。这种建立在互利基础上的合作收到了明显的政治效果，长征时期陈济棠的部队虚张声势，坐视红军经粤北从容西去。
1937年7月“卢沟桥事变”后，国共两党建成了抗日统一战线，红军改编为八路军和新四军。中共改变了土地革命时期打土豪分田地的政策，转而实行减租减息政策，在田赋问题上主张公平负担，贫苦农民免除赋税，有土地的地主和富农按级累进，尽量做到有钱出钱，有力出力，收到了较好的效果。
抗日战争开始后，中国共产党的财政政策是力争外援，休养民力，医治创伤，积蓄力量，支持长期抗战。在抗战初期，陕甘宁边区的财政来源主要是依靠外援，占边区财政收入约50%到85%。外援有两部分，一部分是国民政府给八路军的军饷，一部分是海外华侨和进步人士的捐款。
国民政府对八路军按4.5万人计算，每月发给军饷63万元。以后虽有调整，但总数没有超过70万元。而抗战时期物价飞涨，一套军装费用1939年为2元，1940年涨到5元。因此八路军经济上一直拮据。
抗日战争进入相持阶段后，随着日本对华政策的改变，国民党的政策也由积极抗日转为消极抗日、积极反共。1940年10月，国民政府完全停止了对八路军、新四军的一切供应，皖南事变后又对陕甘宁边区进行经济封锁，禁止必需品如棉花、铁、布匹等入口，阻挠扣留边区商人；提高税率，不许边区土产向外推销。中共抗战进入了艰苦阶段。
陕甘宁边区原本就经济落后，工商业基础薄弱，政府财源困乏，在顽固派的军事包围、蚕食政策和经济封锁下，边区的面积缩小，人口锐减，财政出现了严峻的形势。用《毛泽东选集》中的描述就是没有衣穿，没有油吃，没有纸，没有菜，战士没有鞋袜，工作人员在冬天没有被盖。
为了解决财政困难，中央和边区政府采取了一系列措施，来增加政府的财政收入。这些措施是：调整财政政策，大力发展边区经济，增加税收，发行公债等。各机关部队各自经营一部分生产以解决经费困难；大量开发食盐，发动群众驮运食盐出口。
陕甘宁边区政府制定实施了一系列发展农业的政策措施，如土地改革、互助合作、奖励开荒、发动大生产运动等，使农业生产得以发展。1944年陕甘宁边区农业产量由1941年的147万石提高到175万石，农民交纳公粮占农业产量的比例由1941年的13.6%降低到9%，不仅保证了战争的需要，而且改善了人民生活。
盐是边区的很大富源，是换回边区所需的棉布等日用品，活跃边区经济、稳定金融、调节物价的骨干，是边区政府财政收入的一项重要来源。毛泽东提出，1943年如运30万到36万驮盐出口，按平均边币计算10元一斤盐，就有4.5亿元至5.4亿元收入，按当时市场价可买粮3.46亿斤到4.15亿斤。
边区政府把过去分散无计划的食盐运销统一于盐业机关，实行对外统销。政府组织力量整理路途设骡马店、转运栈，在缺水处开挖贮水窖；沿途植苜蓿，配备草料，做到“有路、有店、有草、有水”，这样可以节省运费，增加运量。结果1943年产盐达到60万驮，运出38万驮，盐的出口占边区出口总额的近一半，换进大量必需品和法币，稳定了金融和物价。1937年至1945年，盐的收入占整个边区财政收入的三分之一以上。
土地问题一直是农耕民族命运的焦点所在，历代的皇权更替也多与此相关。均贫富、耕者有其田是历朝历代多少人造反的口号，但从来没有哪次起义后能够真正实现。1946年春，随着内战即将爆发，中国共产党的土地政策由减租减息逐渐转变到没收地主土地，实现耕者有其田。土地改革使全国3亿多无地、少地的农民无偿获得了7亿亩土地和其他生产资料，免除了每年700亿斤粮食的地租。农民成为土地的所有者，生产积极性大大提高，农业生产得到了迅速的恢复和发展。
在持续数年的大规模内战中，背靠苏联、东邻朝鲜的东北地区是国共双方争夺的焦点。苏联一开始不相信中共具有与国民党全面抗衡的军事实力，不愿公开支持中共。但“二战”后美苏关系从战时的同盟国迅速转化为战后的竞争对手，苏联于是极力巩固自己在东北的地位和影响，阻止美国的势力进入东北。
在东北解放战争过程中，苏联不仅向中共提供了技术援助，支援了大批铁路器材，还应其所请，在极端保密的情况下紧急支援了棉花、布匹、医药、军需品、日用品等战略物资。1946年冬，东北民主联军缺乏棉花布匹，几十万军队无法解决过冬问题，便使用农产品换取苏联的棉纺织品。同时，将朝鲜北部作为隐蔽的后方，战事紧张时把战略物资、伤病员、家属和后勤人员撤到朝鲜境内，完善了后勤补给网络布局。
东北铁路网密集，但在多年的战争中也受到了巨大破坏，有的路段被破坏10次以上。苏联专家帮助东北民主政权进行铁路恢复。在苏联专家和物资的支持下，东北铁路员工提出了“解放军打到哪里，铁路就修到哪里，火车就开到哪里”的口号。
铁路和桥梁的及时修复，保证了解放军的迅速转移和集中。东北解放军主力先是转移和集中在长春地区，而后又转移和集中到锦州地区，最后全歼了困守在沈阳地区的国民党军队，取得了辽沈战役的辉煌胜利。
1947年7月，苏军将大连的化学厂、钢铁厂等企业移交中共，中共的第一个大型军工企业建新公司正式成立。从1947年至1950年的4年里，建新公司共生产54万发炮弹、26万个炸药筒、1430门迫击炮等大批军火，其中大部分经海路送到山东半岛，再由支前大军用成千上万辆小推车运往华东前线，对关内战局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大连的企业还生产了被服数十万套、军鞋200多万双供军用，“小米加步枪”的解放军越打越强。
随着战局的进展，东北乃至全国各地陆续解放。1948年12月，中国人民银行总行在石家庄宣告成立，开始发行人民币。此时百废待兴，人民币还是沿袭过去的币制，最大面值5亿元，最小面值1元。
革命胜利后，中国共产党和政府对四大家族官僚资本采取没收的政策，被没收的资本就成为国营经济的主要来源。1949年，国营经济在全国工业总产值中占26%，已经拥有全国电力产量的58%，原煤产量的68%，生铁产量的92%，钢产量的97%，水泥产量的68%，棉纱产量的49%，还掌握了全国的铁路和大部分的现代交通运输事业。一个新的时代在炮火中已然来临。
打击投机：树立新规则的铺垫
新中国建立后，中国共产党接收的是国民党留下的烂摊子。1950年，中国大陆全部工业生产总值70亿元，相当于当年国民生产总值18%左右。在70亿元工业产值中，机械、能源、原材料的产值不足三分之一。沿海地区集中了60%至70%的工业产值，少数近代化的城市和大量衰败落后的农村并存。
长年的战争已经使中国的经济濒临崩溃。当时，全国到处是战争创伤，工厂停工，交通瘫痪，物价飞涨，人民生活困难。全国大部铁路被破坏，京汉线中断达12年之久。长春在战争中被围困五个月，粮价上涨近九百倍。
新中国建立时，全国尚未全部解放，战争还在继续进行，军费开支仍占财政支出的一半左右。另外，人民政府还对国民党政府遗留下来的几百万军政人员采取包下来的政策，连同自己的军政人员大约有900余万人，全部要由国家供养。此外，交通、工矿企业需要恢复，失业人口亟待救济，这一切使得国家财政开支巨大。当时国家财政收入只相当小米303亿斤，而支出却达570亿斤，财政支出中三分之二的赤字不能不靠增发纸币来弥补，物价仍在上升。
中国共产党领导人认识到了经济问题的严峻性。1949年3月，毛泽东在中共七届二中全会上说：如果我们在生产上无知，不能很快地学会生产工作，不能使生产事业尽可能迅速地恢复和发展，获得确实的成绩，首先使工人生活有所改善并使一般人民的生活有所改善，那我们就不能维持政权，我们就会站不住脚，我们就会失败。而社会上流传的一种说法认为，中国共产党会打仗，会搞政治工作，但在发展经济方面只能得零分。
早在20世纪30年代初，陈云就在上海开办商业机构，为党筹措经费，被公认为有经济头脑。在他的领导下制订了切实可行的东北经济建设计划，东北各大城市经济很快得到恢复并发展。1949年7月，陈云担任中央财经委员会主任，统一领导全国财经工作。
由于各方面需求过大，通货膨胀情况日益加剧，有关方面主张通过削减开支来稳住人民币和物价。但陈云认为，军费开支不能减，为了恢复经济而收购棉花等战略物资所发行的钞票也不能减。陈云决定采取发行公债、增加税收、实行内部贸易自由、开展国内汇兑、统一管理税务和食盐外销、重要物资由中财委统一调拨等措施，有力地抑制了通货膨胀。
当时，中国的资产阶级主要在上海。上海市场混乱，全国财经就会失去控制。上海的对外贸易额占全国一半，有较大的工商资本家及其代理人1.7万余人。上海解放之际，工业陷入半解体状态，原料涨价、物价波动、劳资纠纷迭起，1.2万多家工厂中只有30%维持开工。当务之急是稳定人心，尽快恢复生产。
解放上海后，上海军管会发布命令：从上海解放之日起，以人民币为计算单位，限期用人民币兑换金圆券。但世道初变，很多市民对人民币的购买力抱有怀疑，加上有着悠久传统的投机商大行其道，结果黄金、白银、美元作为硬通货畅通无阻，人民币和银元之间的比价一涨再涨。上海各商业机构只用银元标价，拒收人民币，人民币几乎无法流通，信用大大降低。
人民币贬值的后果很严重，一旦人民币也走金圆券的路，变成一堆废纸，新政权的权威就大打折扣。6月10日，上海市军管会派出军警包围了银元交易的主要大本营上海市证券大楼，依法惩处了一批金融投机的操纵者。大本营被端掉后，在上海各非主要街道和里弄里贩卖银元的小商小贩也受到了处理，上海街头再也见不到银元贩子了。
接着，上海市军管会命令上海的铁路、公路、公用事业一律收人民币，征税一律征人民币，并在上海首先发行实物公债，开放全国各地区之间的汇兑，用已经较稳固的老区货币支持新区货币。政府运用强力的与和平的两手，政治的和经济的两手，很快就把银元风波平息了下去，稳住了上海的金融市场。
很快，历来依赖外部物资的上海又面临着一个生死攸关的大问题。1949年6月，国民党方面开始封锁上海口岸，当时上海存粮仅够半个月的消费，煤炭只够烧7天，存棉只够纱厂开工1个月。投机商利用外国棉花进口困难和粮煤紧张，掀起了以粮食、纱布、煤炭为主的“七月涨风”。
7月，陈云到上海调查研究，认为问题的关键是抓住大米、纱布、煤炭这三种商品，简称“两白一黑”。他指出，“黑”即煤炭问题比较好解决，只要把运输抓住，煤炭就会源源不断地运来。关键是解决大米和纱布问题。这两样东西是市场的主要物资，政府掌握越多，控制市场的力量就越大，人心就不会乱。陈云决定由中财委主持从各地调拨物资粮食、棉花和煤炭保证上海需要，采取抛售物资、加强市场管理和配售平价米等三项措施来控制物价。
粮食供应问题历来是使执政者操心的大问题。经过仔细计算，上海每天有300万斤粮食就够了，政府于是开始在上海市场配售大米，每天投放100万斤。同时，陈云还从东北、华中调来1亿多斤粮食，在9、10两个月每天投放市场200万斤。
与此同时，华北地区粮食歉收，投机分子利用这个时机倒卖粮食，哄抬粮价。陈云急电东北紧急调粮食支援华北，保证每天发一列车粮食到北京。在北京，有关部门在天坛打席囤存粮，每天都增加存粮，实际上就是做给粮食投机商看的，使其不敢轻举妄动。
为了使投机商永远也不能操纵上海粮食市场，上海市政府到江苏、浙江等产粮地区订立了长期的粮食交易协定，保证由这些地区长期、平稳地供应粮食，并且用平价销售，投机商高价收购的粮食卖不出去烂在了手中，被彻底挤出了粮食市场。
“七月涨风”平抑之后，经过三个月的平稳时间，国内市场又掀起了比7月更为猛烈的“十月涨风”。这次以纱布和粮食为主，带动了其他商品价格形成全面暴涨，范围遍及全国，是解放以后最严重的一次物价波动。一个月内，主要商品的价格都上涨了好几倍。
早在20世纪30年代，上海就是纺织业发达的城市，纺织业占当时上海全市工业总产值的62%。在此情况下，陈云一直冷静地观察经济形势，先让上海三分之二的大纺织厂开工，优先供应这些工厂生产的原料，再寻找机会用经济手段打击资本家，等收紧银根、物价平衡之后，商人吐出主要物资时趁机买进。
在陈云直接指挥以及全国调度下，11月25日，上海与全国各大城市统一行动，大量抛售纱布，并且边抛售边降价。上海和其他大城市的投机商马上大量购买，有的还借高利贷来购买纱布，期望在纱布价格上涨中获得暴利。但是，上海等地的国营纱布公司源源不断地一边抛售纱布，一边降低价格，纱布的市场价格越来越低。投机商受不了，不得不开始抛售棉纱，政府则乘机以极低的价格买进棉纱，很快就带动了其他商品价格降低，在几天时间内给哄抬物价的投机资本以沉重打击，平抑了物价。
物资供应受制于流通环节很深。政府在征集物资之余，抓紧修复上海周边的铁路和公路运输，动员马车甚至骡车、驴车搞运输，千方百计保证上海的物资需要。投机商和资本家所掌握的私人运输渠道也被挤垮，不得不依靠政府掌握的运输部门来做生意，注定了他们在这场市场供应博弈中的命运。
从更深层面来看，国民党的封锁加快了中国经济内向的节奏。上海的发电厂和公交公司原来依靠进口燃油作为动力，外来油料供应断绝后把燃油锅炉全部改建成燃煤锅炉，以煤气车代替汽油车，原来依靠进口原棉的上海纺织工业逐步改用国产棉花。
陈云在上海指挥打的经济仗最终制住了市场的投机风向，到1950年3月，政务院作出《关于统一国家财政经济工作的决定》，政府放手抛售库存物资，延续12年之久的恶性通货膨胀终于宣告结束，为经济的恢复与发展打下一个良好基础。
剥削有理？新民主主义时期论争
中国共产党长期处在农村环境，其成员又多出身于农民小生产者，长期以来的政治任务是打土豪、分田地，很多人的思想和做法带有平均主义色彩。这些思想观点和做法在进入城市以后也被带到城市工作中来，造成了不良影响。
较为普遍的是，一些干部分不清封建主义剥削与资本主义剥削的界限，把打土豪分田地的经验搬到城市，造成对民族工商业的破坏。抗日战争后期，八路军收复大同、张家口等地时，就曾发生乱抓物资、乱抢机器的现象，使工业受到很大破坏。1947年11月攻克石家庄时，不少干部开始自行搬取公物，后来发展到抢私人财物，还鼓动城市贫民和四乡农民去拿，以致不得不实行戒严，甚至枪决人来制止抢劫现象。
1948年4月，毛泽东在中共华北局负责人薄一波的相关报告上作了批注，指出：在城市或乡镇破坏工商业，是一种农业社会利益思想，其性质是反动的、落后的、倒退的，必须坚决反对。取得城市以后，能否切实执行保护民族工商业的政策，是能否迅速恢复和发展城市生产事业的关键，也是共产党进入城市以后，首先面临的一个重要考验。
1949年初，刚解放的全国第二大城市、北方经济中心天津市面萧条，上百万人口生活无着落。全市有私营工商企业近四万家，其中工厂上万家，工人好几十万，但是开工的不足30%。天津解放以后，资本家和私营业主们很恐慌消极，纷纷关门不干，或准备逃跑。在这种复杂的历史背景下，刘少奇前往天津视察，就地解决问题。
刘少奇到达天津以后，除了与干部、工人开会座谈外，还专门接见资本家的代表人物，了解他们的思想顾虑。他发现除通货膨胀、原料匮乏、产品滞销、城乡交换阻隔、外贸断绝等客观因素外，党和政府的具体工作中也存在突出问题。党的有些领导人认为解放就是教育工人同资本家作斗争，让工人翻身，与资本家接触就是“立场不稳”，拒绝接见资本家，不愿听取他们的意见。天津一个月内发生53起清算斗争，工人、店员对资本家进行清算斗争，要求分厂、分店，造成人心恐慌。
私营企业和资本家跟国营公司打交道，不仅不赚钱，反而要赔本。国营贸易公司给私营企业的收购价格低，而物价不断上涨，这样国营公司赚了很多钱，私营企业叫苦不迭。天津久大盐业公司把盐运到山东临清去卖，当地的国营贸易公司就想办法把盐的价格跌下来，使得久大公司的盐卖不出去，赔了本。类似事件使得大大小小的私营业主们都觉得前途渺茫，对继续经营毫无信心。
刘少奇强调：在执行七届二中全会路线过程中，最容易发生模糊的是把民族资产阶级当作斗争对象，搞乱敌我阵线。他在各种场合反复向干部和群众说明要搞好工人与资本家的关系，做到“劳资两利”，发展生产。建设新民主主义，资本家可以充分发挥积极性；将来过渡到社会主义的时候，由国家收买资本家的工厂，资本家就成为国家工厂的经理。
刘少奇在天津的讲话使资本家提高了经营情绪，也使工人受到教育，减少了劳资纠纷，对恢复和发展生产起到推进作用。期间，毛泽东在北京也谈到了同样的政策思想。毛泽东认为刘少奇的讲话讲得好，他概括了十六个字，即“公私兼顾，劳资两利，城乡互助，内外交流”。
经济政策就是要处理好“四面八方”的关系，劳利而资不利，工厂就要关门；资利而劳不利，就不能发展生产。毛泽东对七届二中全会路线进行调整，指出要团结民族资产阶级，没有民族资产阶级是不行的。
20世纪50年代前期，本着“发展生产，繁荣经济，公私兼顾，劳资两利”的方针，已经大局在握的新政权对私营工商业采取了扶持、利用和限制的政策。国营商业部门向私营工厂提供原料，收购产品，开展委托加工订货业务。对私营商业在经营范围和价格上给出路，使之有利可图；调整税收负担，工商税目由1136种减为358种；召开一系列专业会议，公私方代表根据以销定产的原则协商制定各行业的产销计划，合理分配生产任务，逐步将私营企业生产纳入计划。至此，计划经济的雏形已初步显现。
在经济管理者的扶持下，以及国民经济的逐步恢复，全国各地的私营工商业陆续度过了难关。1951年，由于抗美援朝军需物资需求增加，各地开始基本建设，土地改革以后农村购买力提高，形成市场的三大购买力，上海私营工业和商业总产值均比1950年增长一半左右，盈余分别增长两倍多和85%，出现了“淡季不淡、旺季更旺”的繁荣景象。曾经资金紧张、原料供应不足的荣氏企业获得国家通过发放贷款、供应原料、收购产品委托加工等方法予以的大力扶持，实现了新的复苏。
总路线确立：历史翻开新的一页
1950年至1952年的3年被称为新中国的国民经济恢复时期，饱受战乱困扰的国家迅速地完成了工业恢复的任务，工业总产值平均每年递增37%。1953年，工业基本建设投资总额比1952年增加了96%，工业总产值增加了33%。
恢复时期百业待兴，资金匮乏，在供求悬殊的情况下，投资由国家重点实施。3个基建投资重点是：铁路、交通、邮电等基础设施；水利；能源、原材料工业。这个时期的工业，特别是重工业，投资的重点在东北，华北重点进行地方国营工业和市政建设投资，华东和中南水利建设投资较高。
1950年抗美援朝战争爆发后，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开始对中国实行严厉的封锁和禁运，并管制中国在美资产。美国政府声称，凡是一个士兵可以使用的东西，都不许向中国出口。很多国家中断了与中国的直接贸易关系，中国的国际经济环境急剧恶化。
中国政府对此作出了强烈反应，宣布管制和清查美国在华资产，各地共接收管制美资企业304家，并冻结美国政府、公司及个人在中国的上亿元存款。在贸易上，坚持易货制度，务求在交换中不落空，防止猪鬃、矿砂等重要物资走私出口。
这时期，中国的对外贸易重点转至华南。香港商人霍英东在中资公司的秘密组织下，利用个人船队往深圳蛇口运输汽油、柴油、药品、五金、轮胎、橡胶、铁皮等禁运物资，充分利用了香港的跳板作用。
1952年，中国政府把英国作为突破口，针对英方急于推销纺织品的心态，提出同时购买英国的化学品和五金产品，并出口中国的农产品。随后西欧国家均相继同中国签订类似的协议，对外贸易之门重新一一打开。
经过1949至1952年的经济建设，大陆经济以奇迹般的速度恢复，但是基本经济特征并没有发生大的变化，中国仍然是一个落后的农业国。从1951年至1955年，在国内资源情况不明、统计资料缺乏、没有经验的情况下，中财委和国家计委用了5年时间制定和修改第一个五年计划，提出优先发展重工业，突出铁路交通、地质资源勘探和建筑业的投资，从而推动国家的大规模工业化建设。从1953至1957年，平均每年工业增长速度为18%，建立起工业化的初步基础。
1950年5月，中共中央作出集中全国力量，首先建设鞍钢的决定。此时的鞍钢只剩下了没法搬走的高炉壳，厂区里到处长出没腰的蒿草。当年从全国各地调来1000多县级以上干部、工程技术和管理人员支援鞍钢，从湖北、重庆等地将国民党时期残存的钢铁工业设备调集到鞍钢，并花费外汇通过香港向瑞士、瑞典购买重要器件设备，使之恢复生产。
1953年，第一个五年计划开始，国家集中力量建设鞍钢，由苏联专家进行技术指导，并利用苏联贷款购买苏联的翻新二手设备。到1957年一五计划完成，鞍钢全面得到改造和扩建，生铁产量达到336万吨，钢291万吨，钢材192万吨。鞍钢成为名副其实的中国第一大钢铁基地，被誉为钢都。
根据两国的协议，苏联帮助中国建立了多个重工业和国防工厂，提供了当时最现代化的仪器设备和数千项技术资料，苏联专家对于新中国的建设发挥了巨大作用。对苏联提供的设备，中国是用易货方式支付的，向苏联提供了锡、锡精矿和钨精矿等战略物资和大量的日用消费品。当时苏联缺少外汇，中国每年向苏联提供1亿至1.2亿美元，用以支付一部分货物价款。
1953年5月，中共中央统战部长李维汉提出《关于资本主义工业的公私关系问题》的报告，经过国家资本主义对资本主义工商业进行改造的思路形成，毛泽东遂于6月召开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提出完整的过渡时期总路线：在十年到十五年或者更多一些时间内基本上完成国家工业化和社会主义改造。
1954年，以土地入股、统一经营为特点的初级农业生产合作社，在全国范围内快速发展，并迅速转为高级农业生产合作社，演化为后来的人民公社体制。随即，对手工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在生产资料私有制方面的社会主义改造也开始进行。荣毅仁在1954年向上海市政府率先提出将他的产业实行公私合营，这一举动为上海私营工商业的改造工作起了带头作用，“红色资本家”的称呼由此得来。
到1956年，中国基本上完成了对农业、手工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1.2亿农户和500多万手工业者的个体经济变为集体经济，7万户私营工业企业变为公私合营企业，近200万户的私营商店变为公私合营商店、合作商店和国营商店。改造对资本家实行定息制度，无论企业利润如何提高，资本家只能按照他的资产数目每年得到5%的固定的定息收入。
1956年，在庆祝公私合营的鞭炮与锣鼓声里，无数人以复杂心态看待着“私有”变“公有”时代的来临，尤其是那些放弃了祖传资产的人。从风雨如晦的清末，到希望与失望交织的民初，到艰辛的抗战岁月，民族资本的创建实属不易。但无论如何，旧的时代已经过去，新的经济和社会秩序已经到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