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之洞乘轿到了颐和园宫门请安。太后传旨，立时召见。
慈禧还依稀记得20年前张之洞赴任奏对的情景。而今日进殿跪安的张之洞，已是步履蹒跚，须发如银，唯有炯炯双目尚似当年，不禁感慨道：“20年不见，你可真显老了。”
“慈圣、皇上宵旰忧劳，臣何敢言老！”
“我记得你比我小两岁，今年该是67了吧？”
“是！”
“时事多艰，在外尤其辛苦。听说你日夜操劳，身子还结实吗？”
“谢太后！臣微躯尚健。”张之洞说着又磕了一个头。
“坐下说话吧！”慈禧太后话音刚落，侍御太监立即备好一个矮凳，扶张之洞起身坐下。
太后说起了庚子拳乱，在责怨端王误国使她备尝艰辛以后，又提起张之洞的殷勤供奉。当时太后避居西安，张之洞除在湖北专设转运局向西安转送各省的粮饷以外，又是请派军队到西安护驾，又是解送粮米、选拨枪炮，还在例送的贡品之外，派员呈进天生野秫两种、历代史鉴名臣奏议文集和有关治道之书12种，及陕西罕有的服食所需各物14种，以备太后颐养、葆和益寿和余暇考览古今之用，可谓无微不至，从而大得太后的欢心。以至事隔三四年了，她还萦念于怀。
“疾风知劲草，国难见忠臣。”慈禧太后说，“这次拳乱开衅友邦，多亏你和刘坤一相机因应，保全了东南。”
“臣受恩深重，忝任封疆，申朝命以系人心，保疆土而靖伏莽，为臣分所当为。唯才质愚钝，难副圣意，夙夜忧思，不胜疚愧！”
“我知道你办事认真，一心无二。”太后说，“如今和局已定，可是国弱民穷，世道也不太平，治法是该变一变了。你变法的条陈很周详。只是有人不以西法为然，说是弊去泰来，主张除弊为先。你看可有道理？”
“臣愚见相反！”张之洞说，“今日时局已非常局，政事岂可仍拘常格？臣以为变法各国愿助，志士愿闻，皆把变中法从西法，非指泛泛改章整顿。若仅整顿常谈，何能数年睹效、即望自强？”
他引证科举为例，说明不改旧章，讲求实用之学，文不能用世，武不能征战，久存自强决无希望。接着话锋一转，又说：
“臣尤记前年变法明诏，慈圣有训，将采西法以补中法不足，洵为圣明之见，天下无不钦仰。伏望慈圣、皇上坚持定见，谕令各省实力推行，以求实效。”
“各省辄以巨款无出，推行新政难办。”一直沉默寡言的光绪皇帝插了言，“听说湖北学堂最盛，兵也练得很好。可见新政有无明效，要在用心与否。”
“是！”张之洞说，“此次赔款甚巨，各省摊还度支实已艰困。但若只供赔款，一切新政当办不办，外国视我苟安无志，更将轻我侮我。一旦有急，人才兵械均无可用，不待还清赔款，恐已不能立国。故臣不敢以财力匮乏，而阻远大之规，赔款、自强两项，竭力并筹齐办，不使偏废。”
太后说：“你思危虑患，忠悃可嘉。国家贫弱到这个地步，凡是无损有益的好法子，我没有不许的。当初请废八股，我同意；现在又提废科举、兴学堂，我也赞成。不过，科举还有可取的地方，学堂也有当防的流弊，总要斟酌损益，有利无弊才好。”
“慈圣睿虑极是。臣已有所筹计。”张之洞说，“学堂总以讲求实用之学，不废圣经贤传为宗旨。凡涉民权自由的邪说谬论，概予摒绝。故学堂看似无事非新，实则无法非旧。如此学生体用兼备，有裨世用，又不致妄逞非分，乱政害民，当副朝廷兴学育才之意。”
太后点头称许，接着又问起和各国改订商约的事。张之洞前曾奉旨会办改约，便扼要回奏盛宣怀同各国谈判的情形，接着说：
“各国改约，本欲损我益彼，所望甚执之甚坚，开议以来，万分棘手。臣等始终坚持不挠，或许或拒或相机变通，总以无碍商民生计和勿损自主权利为要。臣闻英、美已愿迁就，日约也当照商改，以昭平允，而纾圣虑。”
“这样好，免得又说咱有偏有向。”太后旁顾皇帝，见他已无话再问，便对张之洞说，“我想让你在京多住几个月，会同奕劻把商约订妥，我有事也好随时找你来议。”
“是！”张之洞本想奏陈化除满汉畛域，见太后已有倦意，只好待机再奏，便磕头跪安退了出来。
次日，张之洞受太后恩赐紫禁城骑马。何谓紫禁城骑马？并不是真的骑着马进紫禁城。按规矩，大臣上朝，要把轿子停在午门以外，然后走着进去。紫禁城那么大，从午门到内廷，要走一两里的路。为了照顾年老功高的老臣，特备一种两人抬的小轿，到时换乘。小轿抬到内廷再下轿，此谓紫禁城骑马，同时也是种荣誉。
接着太后又连日召见张之洞，赐他御宴，赏他亲绘的青松、紫兰花扇（实际是慈禧的女画师内廷供奉缪素筠画的），并赐他在西苑门内（即北海、中海、南海）骑马（也是坐小轿），赐乘舟游览颐和园。张之洞对太后的恩宠感激不已，谢恩要“叱驭竭忠、负乘懔戒”，“期负圣主自强之志”。意犹未尽，又赋诗记恩，后将所吟编成《朝天集》。其中写道：
水际花间响太珂
免教星履上銮坡
时艰不尽驱驰感
韦叡犹能效伏波
张之洞的入觐和恩宠引起了朝野的注目，众论他将握政柄。他的寓所贺客盈门，车水马龙。
这天，吏部尚书、管学大臣张百熙也亲来拜谒。原来，沙俄拒绝按《中俄交收东三省条约》撤走在东北的侵略军，又蛮横地要求改约，增加对东北和蒙古扩大侵略的条款。继上海各界集会、致电政府反对沙俄改约以后，京师大学堂200多名师生也举行了疏争俄约的集会，却遭到顽固大臣的责谗。张百熙想到张之洞素孚众望，又一贯力阻俄约，便来请他到学堂视察，借以镇定局面。
张之洞来到京师大学堂，师生们见到了久仰的勋臣名流，异常兴奋，但更关心的是，他对声讨沙俄侵略的态度。会堂里鸦雀无声，笼罩着严肃和审视的气氛。
张之洞心知众意，三言两语便扯到了正题。他抨击了沙俄侵略东北和迫我签约的强盗行径，然后反问师生：
“沙俄迫我签约于前，今又讹我践约于后，何以如此背信弃义、妄行要挟？”他环视了一下会场，又引申说，“大家要求沙俄守约，反对改约，顺乎天理，合乎公法。但沙俄恃强凌弱，于天理公法视若玩物。可见，天理公法，但视权力而存废。权力相等，则有公法；强弱悬殊，如今日我与沙俄之势，立约则损我利彼，约定又岂可恃？倘我海有战舰50艘，陆有精兵30万。沙俄当年岂能入我东北，迫我签约？今又何敢妄行改约，横肆要挟？”
接着，他分析各国争胜竞强的大势和中国积弱不振的原因。说欧美各国开辟较晚，四邻争强，时惧危亡，固能积惧成愤，博采众法，师其所长，致而富强。而我历朝一统，外无强邻，懵然罔觉，因循傲惰，50年来屡鉴不悛，致遭庚子巨难，而国势日衰，外侮日亟。
“古今中外各国相持，力均角勇，勇均角智，未闻有条约、公法约束而能立国。”张之洞接着侃侃而谈，“立国自强，靠的是力。力生于智，智生于学。学智关人才盛衰，国家兴亡。有人论起贫弱的原因，常常慨叹西人智，国人愚。实非也！岂知智愚并非天生，而是学与不学而致。子曰：好学者，虽愚必明，虽柔必强。历代史证凿凿。外国如日本，学而致强世所共睹。即如俄国，原来也很贫弱……”
他说到前沙皇彼得，愤于国势不强，曾到英国、荷兰做工10余年，学得各种技艺和训练海军的经验，回国更张图治，成为第一强国；又举出暹罗（即泰国）受到法国侵凌、濒于灭亡，暹王愤然变法，自通西文西学，并派子到英国学习海军，因而起弱而不亡。他阐述了学在四夷是圣贤教养富强之道，驳斥了对西学不信不学，反而诟病反对的谬论。说若循此不改，将会西智益智，中愚益愚。若认为和局已定，可赖条约，相忍相持更是大谬。因为利权日失，中国已为外国所役，役之不足，吸之朘之不已，而必将我吞噬而后快。
“前年，朝廷明诏变法，决意惩前毖后，破除锢习，将采西法以补中法之不足，此正志士效忠之机，国家振兴之望！”
张之洞不免兴奋，又赞扬张百熙复兴京师大学堂及师生刻苦治学的精神。随后他在阐述向西方学习时，又批驳了崇尚西学、菲薄中学的观点。举例说：他常见日军将领，都随身带有一本官书，取来一看，书中所载却是中国兵法和《出师表》、《正气歌》等历代忠义的名篇。
“外人尚如此赞羡中华，我何自暴自弃，而谓一切不如人，国事不可为呢？此等不通中学之徒，犹如无辔之骑，无舵之舟，不知其姓之人。其西学愈深，疾视中国愈甚；即使饱学博能，国家又安能任使？”最后，他勉励众人，“古今仁人志士，从不以所恶废乡，而以天下为己任。今日朝廷望治，求才若渴。大家要激发忠义，怀扶危扶倾之心，抱冰握火之志，力学守正，会通中西，以复朝廷厚望，致力于国家富强！”
台下响起雷鸣般掌声，大家都叹服他那精彩的论说、新颖的观点、名士的风采和深邃的思想。
“大人论学精辟，指弊切要，于教于学都是警策之言啊！”会散以后，张百熙称赞说。
“是啊，是啊！大人知学，果不虚传……”学堂总教习吴汝纶、副总教习张鹤龄和总办于式梅等人也一同附和。
“门外妄谈，于学何益？”张之洞自谦地说，“各位师名久著，博通学务。现在兴学育才，章程再不可缓行。听说各位皆有所见，鄙人很想聆听。”
于是，大家从原定学堂章程，谈到科举当废。认为科举不废，学堂决无大兴之望。张之洞心韪众议，并说，原定章程仅在京城试办师范，新育师资有限，不适应广兴学堂的需要；还有关系国计民生的农工商实业学堂，原章也欠周到，应订章兴办推广；再有各类学堂的条规，也应申明禁令等等。
事后，张百熙请张之洞主持重订学堂章程，张之洞不想在京久留，便以商约之事缠身婉辞。可是，张百熙已经上奏：
“今日因乏才而谋兴学，因兴学而防流弊，操纵其间，信难措手。学堂为当今第一要务。张之洞为当今第一通晓学务之人，此中利弊，阅历最深。臣等窃愿今日多一分考求，即将于学术人才多一分裨益。在前函电往还，商榷多次。近日该督臣展觐入都，臣等复请其来堂考察，该督指示窃要，竟日不倦。教习生徒同深悦服，臣等复犹恐该督或以事非专责，容有稍存谦抑，有言之不尽之处。闻商约诸政，均有旨饬该督商办。学堂尤政务中之端，所关更重。伏恳特派该督会同商办京师大学堂事宜，一切章程详加厘定，嗣后有应行修改之处，由臣等随时咨行该督会商具奏。”
奏疏很快被批准，旨称：
“京师大学堂为学术人心根本，关系重要。即派张之洞会同张百熙、荣庆将现办大学堂一切事宜，再行切实商订。将各省学堂章程一律厘定，详细具奏，务期推行无弊，造就通才。”
张之洞奉旨后，对张百熙说：
“冶秋，鄙人鲁莽好言，易招时忌。要我参赞于事，或可有益，若为主持，恐就无益有损了。”
“大人办学多年，利弊尽知，倡兴学堂，持定志坚，诚乃天下第一人也！”张百熙诚恳地说，“大人主持改章，才是众望所归。也非大人不能有成！”
张百熙的话却非溢美之词。在清末的疆臣中，论起办学的实绩、经验和对教育的推动作用，无人堪与张之洞相比。他是一位教育家，其主持兴办的新式学堂，多到上百所，在中国历史上，也是独一无二的！
张之洞主持的班子集中在长椿寺内，开始修订学堂章程。他们广泛涉猎有关各国教育制度的书籍，汲取中国现实所适用的部分。但各级学堂章程，基本上是仿照日本的学制而修订的。因为经过明治维新的日本，教育仍具有浓厚的封建性。同时，日本各级学校仍宗孔子，学习孔子言论。张之洞亲自撰写《学务纲要》，并随时指导修订工作，于学堂章程中具体贯彻他《劝学篇》的教育思想。
这年闰五月十五日（7月9日），朝廷任命张之洞等8人为经济特科阅卷大臣，张之洞为首席。这可非同寻常。阅卷大臣向来由朝中的大学士、尚书等大臣来担任，由外臣出任领首，还是清朝立国以来的头一次。因为这一科取士，非由张之洞，非由这位卓有实绩、享有盛誉的洋务派领袖主持，不能体现经济特科选拔洞达中外时务人员的宗旨。
这天，应特科考试的180余人来到保和殿。暑热特甚，应试者挥汗如雨。一直等到辰刻，正场试题才由光绪帝和太后驻跸的颐和园送到。拆封一看，朱笔灼然，是光绪皇帝的御笔。光绪出的试题是：
大戴礼，保，保其身体；傅，傅之德义；师，导之教训。与近世各国学校德育、体育、智育同义论。
第二场试题是：
汉武帝造白金为币，分为三品，当钱多少，各有定值。其中白金渐贱，钱制以屡更，竟未通行，宜用何法整齐之。
3天考完，很快卷就看完了，张之洞奉召复命。他陈述阅卷情形，呈上预选名单和前3名的试卷。共录取127人，列一等的是梁士诒、杨度、宋育仁等48人；列二等的是缪荃孙等79人。奏罢，光绪皇帝非常满意，在御前赐宴。宴罢，又赐他乘轿游览万寿山。他满心喜悦，颇为自得，哪里想得到后面出事呢？
7月13日，光绪帝在殿试以后，在入选人员的奏折上朱笔签字。随后，司礼官唱罢入选名单，便把黄榜挂在天安门前的金水桥东边。名列榜首的是梁士诒，第二名是杨度。
中试的士子喜气洋洋，陶醉在怀才得遇的憧憬里。而张之洞却忐忑不安起来。皇上出的试题，一为论教育，一为论货币改革，均是当今急务，寓意颇为深远，可见皇上求才思治，确想有所作为。可是，召见复命和殿试，太后都没有露面，会不会别有原因？虽说庚子以后，皇上的境遇稍有好转，但凡事并不敢做主，总要看太后的脸色行事，他朱批的黄榜能算数吗？
凭着他深厚的阅历和睿智的敏感，张之洞做出了种种猜测。
果然，黄榜引起人言啧啧，交章弹劾。但张之洞万万没有想到是如此的荒唐和可笑：有人说梁士诒的姓，与梁启超的姓，都是“梁”；而其名“士诒”又和康有为的原名“祖诒”之末字同字，这不是“梁头康尾”么？必是康梁同党！又说杨度和谭嗣同是湖南同乡，也有“康梁余党”的嫌疑等等。太后听军机大臣瞿鸿禨面奏此情，竟然怒火中烧，马上传旨，说特科考试选士不严，品流庞杂，命撤换阅卷大臣，严格复试入选人员，还要追查梁士诒、杨度二人是否康梁同余党。
第二天，黄榜被撤掉了，8名阅卷大臣被撤换了一半。张之洞虽未被撤，却被免去了首席的头衔，改由荣庆任首席阅卷大臣。梁士诒不敢再应复试，杨度也避嫌自退。张之洞愤懑难平，但是只能隐忍于心。
荣庆主持复试，一等录取了9人，二等18人，一共27人，整整砍掉了100人。荣庆很赏识袁嘉毂的文章，拟列为第一名。张之洞力持不可，认为他的文笔虽然圆畅，而内容空疏，废话连篇，文如其人，此人必无真才实学，不合经济特科取士之意。但争也无用，荣庆固执己见，仍将其列为一等第一，面奏太后批准，又一次张了黄榜。
经济特科考试，竟然是一场荒唐的闹剧！有识之士由此看清了清廷变法的骗局，大为心寒。一些复试落选的士子，纷纷来见张之洞，向他诉说心中的郁愤和不平。张之洞心里也不痛快，但他能说吗？说出来就要获罪。只是给梁鼎芬电报时，才略露心迹：
“特科，鄙人江、鄂所保数十人，只得半人，直隶无一。此事意外，阻力太大、太巧，闷闷。”
这天杨度来看他，他在慨叹、失望之后，将刚刚写成的一首诗给杨度：
国势须凭杰士扶，
大科非比选鸿儒。
阮文兆武我何敢？
忠孝专求郑毅夫。
杨度知道，张之洞是借北宋顽固派郑侠反对变法、把水旱灾害都归罪于新法的故事，抒发对当今顽固派杜撰“梁头康尾”的谬论、阻挠选拔真才的愤懑。
杨度说：“老座师不要为此介意，多多保重身体。我要去日本暂避一时，免得惹出别的乱子。”
张之洞说：“别无良策，也只有如此了。”然后又是一番叹惜。
他此时也醒悟了：留在湖北的打算是对的；自己的竭诚努力，往往不对太后的心思。还是早些回去，免得一着不慎，祸从天降……
秋末冬初，张之洞主持的各类学堂章程修订出来了。此间，与张百熙志同道合十分愉快，对荣庆也虚衷协商，凑凑合合。荣庆倒也通融合作。可是二张想趁呈章程之机，再次奏请递减科举时，荣庆却摆出许多难题。
张之洞开诚疏导，详陈学堂之利，并说：“凡科举选才之法，皆为学堂采用。所以科举名为停罢，实际是科举、学堂合并为一而已。文士寒儒，都筹措了出路，各适其用，不至失所。”
荣庆终于同意了。张之洞又做了各位军机大臣的疏导工作，恳请他们支持递减科举的奏议。
年底，张之洞合同张百熙、荣庆奏呈的《学务纲要》、《奏请递减科举注重学堂折》、《请奖励职官游历游学片》、《筹议约束鼓励游学章程》和重订的18个学堂章程，因事先遵旨与政务处王大臣会商，意见相同，得到太后、皇帝的比准，降旨将学堂章程颁发全国，次第推行。并准自丙午科为始，将乡会试中额及各省学额，逐科递减，待各省学堂明著成效，再将科举学额分别停止，以后均归学堂考取。为了废除延续一千三百余年的科举取士制度，张之洞做出了艰辛的努力。他所主持制定的“癸卯学制”，奠定了中国半封建半殖民地教育的基础，是我国历史上第一个正式颁布推行的学制，直到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前，实行的基本上是这套学制。
张之洞离京返任前，陛辞时向太后奏言，力请化除满汉畛域，主张将军、都统等兼用汉人，驻防旗人应和汉人同罪同罚，不加区别……
太后听了很不高兴地说：“朝廷本无畛域之见，乃无知之徒妄加揣测。”
张之洞心上一懔，脊梁发凉，不好再说什么，便怏怏地向太后请假回乡祭祖，然后再回任湖广。太后立即准假，并赏他白银5000两。
张之洞行至天津，又收到光绪皇帝赏赐的绸缎4卷，豹皮8张。到了沧州，又收到光绪皇帝赐的御笔“福”字和太后赐的亲笔“福”、“寿”、“融和”等字。但叠至的恩赏越发增添了他对国事的忧伤。直到腊月二十六日回到南皮，才在温馨的乡情里平静下来。
他已有20多年没回家乡了，其间虽和家乡音信不断，且有乡亲专程或顺道去武昌看望他，总难遣散对家乡的思念。光绪二十年（1894），他遵照父亲设义庄、赡养本族的遗训，拿出15700多两银子，在南皮大李庄、李习庄购地1300多亩，取名“合族义庄”（后改名五福堂义庄），亲定庄规，选择公正族人经管。规定用义庄的租金，周济本族贫苦之家、老疾孤幼和丧葬无措、幼学无力和考试无资者，将义庄红契抄县衙存案，永杜后人典质。同年光绪帝传谕表彰他“捐田赡族”，赐给“锡类推恩”的御书匾额。
张之洞在南皮城里祭宗祠，又到毕家塘祭了家祠。回双庙这天，他乘轿出城，行到距村口2里地的路口，便屏去仪从，弃轿步行，以示对桑梓父老的敬重。他送给每家一块铺炕的红毡。初一，又治宴款待族人和辈长的佃户。
他和乡亲拉家常时，听说庄稼歉收，经商无本，生计艰难，便用《中庸》专百工而财足的道理启发大家，出资嘱族人开办工艺局，教乡亲们织帽辫等，多造土货广开财源。他倡议村办学堂，捐出太后赏的5000两和历年的廉俸银2.2万两，用1万两购地兴工，在村外建造一所中等学堂和一所高等小学堂，两堂共处一院出入一门。高小招收60人、中学招生30人，张姓和外姓各收一半。课程年限均照学堂章程。他命孙子张厚景回乡经理此事。另用1.7万两购地17顷。后来他又捐出1万两，存入南皮商号生息，用收入的田租、利息充作学堂经费，永远不准挪用。翌年，学堂建成开学，他咨请直督袁世凯奏明立案，奉旨颁赏光绪帝御书“慈恩学堂”匾额一方和太后笔书“振民有德”匾额一方。学堂因此定名为“慈恩学堂”。其造福乡里之业绩，至今仍为人们传颂。
张之洞返任之后，率先推行新学制，整顿和发展湖广教育，成为他一生中大办教育的一个重要阶段。学制颁行全国后，各省一哄而起，掀起了兴办教育的热潮。经过他不务虚名、扎实有效的督导和统筹，省属和各县官办、民办的各类学堂蔚然林立。省会仅小学就办起60所，各级各类学堂应有尽有。湖北的教育为全国瞩目，各省考察教育必到湖北，延聘教员也必于湖北延聘，外省学生竞相来湖北求学。他把振兴教育的喜悦之情和自己的办学宗旨，写进发给各学堂传唱的《学堂歌》：
天地泰，日月光，
听我唱歌赞学堂。
圣天子，图自强，
除却兴学无别方。
教体育，第一桩，
卫生先使民强壮。
教德育，先蒙养，
人人爱国民善良。
教智育，开愚盲，
普遍知识破天荒……
庚子年，拳匪狂，
北省兵火三次殃。
湖北省，合约倡，
长江人民享安康。
派赔款，搜索忙，
各省分派民与商。
湖北省，免捐项，
早兴学，民盼望，
各省开办无定章。
湖北省，二百堂，
武汉学生五千强。
派出洋，学外邦，
各少官费数不广。
湖北省，采众长，
四百余人东西洋。
我同学，生此方，
切莫辜负好时光……
张之洞倡办新学，打开了一扇面向东西方现代文明的窗子，在科学之风吹进的同时，民主的气息也吹进了这古老而闭锁的国度，成为现代知识分子的思想基石。他们超出了张之洞忠君思想的局限，成了中国独立、富强、进步的实践者。这比张之洞的强国梦所企盼的，更加灿烂辉煌。脱胎于斯，“羽化而登仙”，当为张之洞记下一份功劳。老夫子地下有知，不知作何感慨！
光绪三十二年八月初三，是张之洞70岁诞辰。光绪皇帝颁赏御书“望重耆贤”的匾额一方，“福”、“寿”字各一方，无量寿佛一尊，嵌玉如意一柄，蟒袍面一件，各色纱十六匹。慈禧太后赏赐亲笔“福绥南纪”匾额一方，“福”、“寿”字各一方，画牡丹直幅一轴，画梅花挂屏四副，无量寿佛一尊，嵌玉如意一柄，蟒袍面一件，各色绸缎十二匹。尤其让张之洞高兴的是慈禧太后圣书的那副对联：
宏总上流宣盖略；
赞襄新治重耆英。
张之洞感戴圣恩，在谢恩折上照例自谦一番。
武汉学绅商各界贺寿的络绎不绝，省外大吏、门生也发来贺电寿文。张之洞平生喜好诗，更酷爱对联，每有寿文、寿联送到，便和幕僚细细评赏，笑论长短，给喜日增添了无限的乐趣。
樊增祥的寿文长达两千余字，却不一下子寄来，为了让老夫子高兴，分日用电报拍发到武昌，直发了两个月。此时的樊增祥（1846～1931）已是声名大噪，成为著名诗人，官至江宁布政使、护理两江总督。他发挥自己工于骈骊的特长，匠心独运，妙语连珠，天天让他老师看了笑得合不上嘴。生日这天，又发来了一段，张之洞看了心花怒放，说：“云门真是可人儿！”
梁鼎芬、辜鸿铭接过寿文一看，最精彩是两个对仗骈句：
不嘉其谋事之智，而责其事成之迟；
不谅其生财之难，而责其用财之易。
云门是樊增祥的号。他道出了张之洞兴办各项事业，备尝的艰辛和委屈，谴责了顽固派对他的诋毁和责难，太对张之洞的心思了，也确比众多的寿文高出一筹。
更让张之洞高兴的是，朝廷下旨，要他创练的湖北新军去河南彰德，参加南北两军的会操。“北军”会操的是直隶总督袁世凯编练的第三镇，统制为段祺瑞；“南军”则是张之洞在湖北编练的第八镇，统制为张彪。这是新军之冠的南北两强。
南军行前，张之洞亲率司道官员到演兵场检阅壮行，各国驻汉口领事也应邀参观。但见新军身躯精壮，戎衣整齐，军械精良，马、步、炮各兵种技艺娴熟，攻防战术运用得当，不仅令中国官员耳目一新，也使各国领事拍手惊叹。张之洞心中十分欣慰，10年整军经武的心血没有白费！
此时的湖北新军，已经定为常备军，按照统一番号，改称陆军第八镇（相当于师）和陆军第二十一混成协（相当于旅），统称湖北新军。第八镇辖两个协，步兵2个标（相当于团）、12个营、48个队（相当于连）；骑兵1个标、3个营；炮兵1个标，3个营；辎重兵1营，军乐队1队，共官兵12560人。第二十一混成协协统黎元洪，按镇的架子配备，辖2个标、6个营、24个队，马队、炮队、工程、辎重各1营，共官兵5188名。新军使用汉阳兵工厂自造的山炮，新式后膛枪和子弹，配有从国外购买的野炮，是数量上仅次于袁世凯“北洋陆军”、全国第二的强大陆军。另外，张之洞还编练了一支拥有新式装备和攻防能力的8000多人的新型水师，兵轮、炮舰、雷舰、舢舰，一应俱全。
极有意思的是，就是张之洞编练的这支湖北新军的战士，在1911年10月10日，打响了武昌起义的第一枪，宣告了清王朝的最后灭亡。也同样是“种豆得瓜”吧！这是后话。
与曾国藩、左宗棠、李鸿章、袁世凯等清末手握兵权的人不同，张之洞不拥兵自重，不以军队为自己的政治资本和私有势力。他改革军制、编练新军，同他改革政治、经济、教育等诸方面内容一样，是他改革思想的一个组成部分，目的是为了国家强盛，是他忠君爱国思想的重要体现。同以军队为私有财产的李鸿章、袁世凯相比，更见张之洞的光明磊落。1903年，张之洞把他的湖北洋操队8营，调到广西去，交给了岑春煊；同年末，为了加强京师防务，他又把湖北新军一协，调给了直隶；1907年之后，他调任军机大臣，干脆离开了自己编练而偏爱的军队。张之洞没有成为军阀，没有像李鸿章、袁世凯练兵那样造成恶劣的后果。他的军队有着镇压人民反抗的事实，也有抵制侵略、修备自强的意义。
他生日过后三月，湖南爆发了革命党人策划的萍乡武装起义。清廷谕令两江总督端方和张之洞派兵围剿，起义领袖蔡绍南、肖克昌、刘道一等人或阵亡或遭捕杀，清军杀害义军和群众万余人，起义被捕灭。“日知会”领导人刘静庵、胡瑛等人正待在湖北发动起义，策应湖南，起义计划事先被侦知，张之洞派兵查封“日知会”，逮捕了刘静庵、胡瑛、朱子龙、张难先等人。其中胡瑛、朱子龙均为孙中山派遣，刘静庵是湖北新军第二十一混成协的军官，曾给黎元洪当秘书。看来，张之洞镇压革命党人也是不遗余力的。
次年五月，朝廷授张之洞协办大学士，仍留湖广总督任。
这天，他又来到黄鹤楼观赏，心中异常激动。他此前曾两次在黄鹤楼题联。第一次是从贵州赴京会试途径武昌，联曰：
爽气西来，云雾扫开天地憾；
大江东去，波涛洗尽古今愁。
第二次则是任湖北学政时，联云：
江汉美中兴，愿诸君努力匡时，莫但赏楼头风月；
輶轩访文献，忆早岁放怀游览，曾饱看春暮烟花。
这次又想有所题留，略一思忖，有了，叫人取出笔墨，当场写下一联：
昔贤整顿乾坤，缔造先从江汉起；
今日交通文轨，登临不觉亚欧遥。
有了这副对联，其以湖北各业的兴起、军队的强盛和京汉铁路铺通，而产生的欣慰之情，已然表露无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