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什么意义上说，是人“创造”了自己的历史？自觉的努力，各种刻意的尝试；为自己解释世界，从中发现自我，从中获得所需，把手段用于目的，以个人或集体的方式表达自己的观点或描述所见所感和所思——理解、交流和创造，所有这一切都刻意说成工作和创造的类型。
——伯林
（一）定居点形成和分布
既往研究中，西道堂群体内部的组织问题，虽然已经得到部分学者的注意，但既往研究多是描述其经济的组织结构，并没有看到其内部有一个比较稳定的组织体系，因此，很难揭示其组织体系的整体性面貌。究其原因，多数研究者忽视了它所具有的一般性社会群体特征，也没有对它作一个整体地考察和分析。鉴于此，本书试图将它作为一个非正式社会组织来看待，具体讨论其是如何维系和延续。
在上文论述中，我们论述了它在地方社会中的遭遇，以及它和外部社会的互动。但是，本书认为，要全面认识它的维系和发展，还不能忽略其内部有序的组织体系。在社会生活中，这种组织体系是实体化的，体现在其群体规模以及成员们对群体的尊严的维系。在群体存在和延续上，这还具有一定的象征作用。在田野中，我们会听到西道堂人说：“我们的教门是很大的！”这种言谈不仅仅对外边的人说的，同时，也是在内部成员之间交流时说的。作为一个教生，将自己归属一个比较有尊严的组织，那么，也使自己能获得尊严。
西道堂的组织体系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定居点体系、清真寺体系和组织管理体系。具体考察这三种体系，不仅可以显示群体内部密切的联系性，更主要的，可以使我们对西道堂能有一个整体性的认识。
作为一个宗教群体，应该可以视为是具有族群性的非正式社会组织。它并非完全由固定聚居一地的人组成，有可能会由众多定居点上的人组成。定居点的建立，体现了一个宗教群体的扩张和发展。随着定居点建立和分布范围逐渐扩大，如何维系内部集体认同，就成为群体内部必须面对的一个重要问题了。
在西北回族伊斯兰教的教派和门宦中，西道堂教生的人数不是很多，可以说是一个少数派。不过，其教生分布却是比较广泛，目前看来，其教生的分布涉及甘肃、青海、新疆、四川等省区，拥有将近20个定居点。具体大致如下，即临潭城关、卓洛、长川、太平、汪家咀、什路、下藏、尕路田、合作、碌曲拉仁关、临夏马场、和政台子街、南岔、单家集、兰州、马营、乌鲁木齐、玛曲等，其总人数大约有万余人。最初建立时，西道堂教生主要来自临潭旧城、太平寨、卓洛、长川等地。由于集体性皈依，这些地方后来成为了西道堂固定的定居点。其后，为了发展农业，西道堂先后建立了13个农庄。具体有旧城农庄、卓洛农庄、长川农庄、他那农庄、坡岔农庄、白土农庄、新城农庄、汪家咀农庄、太平寨农庄、尕路田农庄、下藏农庄、什路农庄、敏家咀农庄。其中，旧城农庄，这是一个最大的农庄，以道堂本部为主，共有农业人口400多人，从事农业劳动的全劳动力70余人。耕地1005.7亩，出租160.3亩，救济地90.55亩，使役耕牛经常保持50头，骡马50匹，负责人马连喜。卓洛农庄，有农业人口75人，其中全劳力50人多，耕地1200.57亩，出租40.5亩，救济地60.8亩，负责人敏文祥。长川农庄，农业人口25人，耕地200.2亩，负责人丁色儿哥子。他那农庄，农业人口11人，耕地200.2亩，负责人敏惹哥。坡岔农庄，农业人口9人，耕地201.8亩，出租20.3亩，负责人敏奴哥。白土农庄，农业人口16人，耕地400亩，负责人丁正科。新城农庄，农业人口18人，耕地230.5亩，负责人丁正光。汪家咀农庄，农业人口9人，耕地400亩，负责人丁文焕。太平寨农庄，农业绕口36人，耕地250.5亩，出租10.9亩，负责人丁士俊。尕路田农庄，农业人口33人，耕地300.34亩，出租10.65亩，救济地4.5亩，负责人丁良弼。下藏农庄，农业人口27人，耕地640.55亩，出租330.15亩，负责人码六乙儿。什路农庄，农业人口20人，耕地250亩，负责人丁正奎。敏家咀农庄，农业人口9人，耕地200亩，负责人敏拉黑。
可见，这些农庄处在集体管理下，分别派有人员在各个农庄进行生产。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后，在这些农庄的土地被捐献或收归国有后，教生依然居住在原来的地方，遗留为今天西道堂人的定居点。除此之外，西道堂的商业经营，也使其在碌曲的拉仁关、玛曲、兰州、合作等藏区，先后建立了自己的定居点。碌曲的拉仁关，不仅一度成为西道堂躲避战乱的聚居之所，还是西道堂定居点中，对于维系西道堂的生存和延续比较重要的一个定居点。
目前，本书还无法做出这些定居点的编年。但是，从定居点总体分布看，西道堂定居点主要是集中于临潭县境内，其余一部分分布在藏区，另一部分则分布在一些城市中。由此可见，它的定居点并不是完全立足于农村社区的。
但是，相对城市的定居点来说，农村的定居点一般建立得比较早，也是比较稳定的定居点。如太平寨乡庄建立于1912年，当时，由于当地丁姓家族的加入西道堂，并将全部的家产输入西道堂内部，使西道堂有了发展商业的基础。在商业获得一定发展后，西道堂开始在太平寨建立乡庄，和原有的白土和什路两个乡庄实行统一核算，获得了经济上的发展。
卓洛乡庄的建立是由于当地敏姓家族的加入西道堂，同时全输家产进入西道堂，后来也于1916年建立了乡庄。当时，本地的西道堂人就随之进入衙门场道堂内过集体生活。时至20世纪50年代初，是该乡庄最为兴盛的时期，其耕地面积一度达到1597.8亩，各类牲畜有419头，另有水磨一盘。
与以上两个乡庄相比，尕路田乡庄是建立的比较晚的，它是1943年，在马明仁购买了田地后，派遣5户丁姓沿山放牧和发展农业而建立的。至于兰州定居点的形成，主要因为民国时期，西道堂在兰州西关什字购置的土地开展商业后，而奠定的基础。文化大革命后，在宗教信仰自由政策的保障下，恢复了西道堂的宗教产业，于是，这里再次成为西道堂经济发展的一个重要商业据点，带动一部分西道堂的教生，从乡村转移到兰州居住而形成了定居点。
从总体上，这些定居点在管理上一般都是属于各地的寺管或者堂管。从内部关系上看，尽管临潭城关西凤山下的总堂是西道堂发祥地，因而具有非同一般的神圣性，但各地定居点之间是没有隶属关系的。但是，教务管理上，基本上都统一在宗教代表人士的管理之下。当然，这并不是依靠宗教代表人士直接的管理，而是通过各地的寺管和堂管来进行具体的管理。
那么，面对分散的教生，如何保持对集体的认同呢？来自临夏的一个西道堂人说：“在家中，我们一般会教给孩子关于西道堂的历史，同时，在日常生活中，还要在细节上提醒他们。”除此之外，每逢大尔麦里的时候，各地的教生都不远千里赶到临潭城关，参与集体的宗教仪式。同样，因为城关是拱北的所在地，所以，在定居点的体系中，临潭城关就成为所有定居点的核心。对于这个核心的认同，是西道堂集体意识和凝聚力的一种体现。
（二）清真寺及经堂教育
和这些定居点相对应就是清真寺的建立，因为对于一个新的宗教群体来说，如果可以建立属于自己的宗教场所，那就意味着单立门户了。马忠维先生说：“现在西道堂有16座清真寺，有卓洛、长川、太平、汪家咀、什路、下藏、尕路田、合作、拉仁关、马坊、台子街、南岔、单家集、兰州、马营，可能就马营一个寺是中阿结合的。”当然，清真寺的数量和定居点不是一一对应的关系，因为不是所有的定居点，都有足够数量的人口。在没有属于自己教门的清真寺时，人们一般就近选择。清真寺的建立，不仅仅是教门建立和发展的象征，它也意味着一个定居点的人数，已经达到了相应的规模。因此，定居点和清真寺的增多，均是一个教门得到发展的体现。
同时，还应该注意的是，在门宦教派林立的地区，如果一个新教门没有自己的礼拜场所，那么，在其信仰和宗教实践遭到旧有传统的质疑和诽谤时，他们就会失去礼拜场所。同时，和信仰和礼仪上有差异的人在一个清真寺中礼拜，也会出现矛盾和纠纷。西道堂创立初期，上寺（北庄）就曾经拒绝皈依马启西的人进去礼拜。我到临潭的时候，当地的人告诉我，现在，当地伊斯兰教，开始又有新变化了。据说，在北边一个寺里，也开始出现了分离的情况，其中缘由是在宗教仪礼上，原来的寺管会对主持寺务的阿訇产生质疑，因而产生了矛盾，于是，出于对阿訇的反感，反对者就会联系本寺（本门宦）中和自己关系比较要好的一部分人，随时准备另立门户。当然，准备另立门户的群体，主要成员一般多以家族势力为基础。在分离活动中，主要原因一般都来源于宗教仪轨操作上的改变和反感。
一种形式的宗教仪轨，不论其是否具有神圣性的起源，一旦成为当地人的习惯，那么，就可能会在人们的实践中，被不断地强化、神圣化，最重要的，可能会将自己一直坚持仪轨本真化。这必然导致遵行传统宗教习惯的人，会将某一种宗教仪轨形式，视为是最正统信仰的外化，甚至会坚持认为，自己的祖先和自己遵循的，就是伊斯兰教最正统的正道。
如果清真寺搬来新阿訇要是给教生颁布新的仪轨，就必然引发一种寺里的冲突。因为，新仪轨会令那些坚持传统的人感到自己的信仰和仪礼受到否定，乃到伤害。比如，当新仪轨被阿訇极力推广时，这些人就会疑惑，以前做礼拜时，我们都是抬一次手，那么，现在改成了抬三次。如果抬三次是正确的，那么，我们以前的功课会不会得到真主的认可呢？如果不能得到认可，那我们以前的礼拜算什么呢？我们以前的功课又算什么呢？尽管当地人并不会对此作哲学性思辨，但是，在现实的变革面前，对新事物，他们会产生反感和排斥，或对其进行诽谤和谩骂，甚至会竭力维持自己原来就遵守的仪轨。这种情况正发生在临潭城关的另一个清真寺中。
据说，在南大寺中，现在开始有新的派别了，它的产生是因为赛来菲耶派的传入。目前，在中国西北回族伊斯兰教社会中，可能只有它历来积极主动地传教，在穆斯林民间社会，它被称为“三抬”。在西北回族地区，原来在礼拜时，传统习惯是抬一次手，而赛来菲耶是抬三次手。即，抬一次手的仪式，是一次礼拜中呼喊一次“安拉乎，艾克拜勒！”而在赛来菲耶的仪式中，一次礼拜中要呼喊三次，具体是礼拜开始的抬手、鞠躬和叩头时，三次抬手。如此，在南大寺中，现在已经分成了两种倾向了。
一般来说，新派最初都是少数派。因为人们对传统的坚持，和对新仪式的反感，于是，新派就有必要寻找新的礼拜场所。不过，在没找到礼拜地点，或新清真寺兴建起来前，怎么办？一些老人说：“在没有找到新的礼拜场所前，他们还是可以到寺里来的，但是在具体礼拜的仪式上，是各自按照各自的选择礼拜。不过，据说，他们（新派）现在已经在卓洛河滩里选了一块地，但清真寺还没建立起来。”可见，对于分离者来说，要想让自己的新的仪轨以集体性的实践延续下去，就需要一个固定的清真寺，和遵循此种新仪轨的阿訇。
就西道堂而言，和以上的情形有一样的地方，也有不一样的地方。不一样的是，西道堂教生最初不是在清真寺中闹分离，而是因为马启西讲学形式不同，在达子沟拱北讲学时，他传播伊斯兰教知识和汉克塔布的内容。当发生仪轨的争议时，临潭北庄门宦的热依斯不能给出相应的答复，而马启西可以给出判断，而当不同仪礼的实践方逐步形成后，随之而来的则是一个新的信仰群体从清真寺中分离出来。
西道堂教生从北庄上寺分离后，马启西最初的追随者多是在其家中听讲和礼拜，后来才开始兴建西大寺。其后，随着西道堂经济事业扩张，以及旧城西道堂教生移居到13个乡庄后，因为人口的不断增加，西道堂也就相继在一些比较大的乡庄建立清真寺。但是，十年动乱之中，所有的清真寺都被拆毁了，所以，现在西道堂的16个清真寺，都是在现任敏教长的带领下，重新修建的。
西大寺的重建，在西道堂人心中，都有比较深刻的印象。他们说：“清真寺的重建，是政策宽松之后的事情。当时，西道堂接受了政府退还财产后，有人要求首先修建道堂，但敏教长力主重新修建西大寺，给大家提供一个礼拜场所。于是，他号召大家自己动手，收拾旧窑，自己烧砖，要求在三个月内完成主体工程，要美观大方，有民族特色。具体动手时，包括教长本人在内，也亲自和泥倒砖坯，教长还亲自背石块，传递泥兜，柱子是自己浇铸的。烧出来的砖，一部分卖出，一部分自己用。我们凭自己的乜贴，将西大寺修建起来的。当时，妇女孩子一起上，吃的靠群众捐献的包谷面，城关的男女一律上，外乡的男人，可以在这里吃，城关的人不在这里吃。西大寺顶部的宝瓶是韩清一先生自己做的。”
凭着热情和双手，西道堂重建了自己的清真寺。相传过去西道堂中手艺人比较多，各种工匠都有，如砖匠、马德元及其子负责砖雕；木匠丁重喜，盖了厨房。来自临夏的马先生也说：“修建西大寺的时候，我的父亲也来了，一般是外坊出男劳力，本地坊上男女都出，由于政策刚刚恢复，人们的宗教热情高。为了修建西大寺，自己专门建了一个砖窑烧砖，跟不上用，妇女们赶紧将刚出窑的砖，还很烫手的砖，放进背篼里背到工地上，工地上每天有几百人参加义务劳动。”
每当谈及以往西大寺重建时，西道堂人很自豪地对我说：“当时，在临潭，我们西大寺是恢复最早的清真寺，是甘南地区用去木料最多的一个清真寺。”我去马忠维先生家时，一进院门，他微笑着指着门边一个废弃的花砖说：“你看，这个花砖是韩老师的手捏出来的，也是当年修建西大寺剩下的。”在西大寺参观时，马忠维先生说：“你看这上面的花纹，这多是我们自己人做的，并非全是请外来工匠。”可见，清真寺的建立，对于一个宗教群体来说，不仅仅是恢复宗教场所的问题，在地方社会中，清真寺修建的规模大小、质量好坏，也是一个群体的尊严所在。
今日的西大寺坐落在城关镇西凤山下。光绪十六年（1890年），马启西在其宣教场所修建了一座清真寺，历时30多年，后来毁于兵祸。民国十一年（1922年）第二次修寺，三年后落成，立名为“清真西大寺”。1929年，地方变乱时，西大寺被烧毁。经过十年筹划，1944年重建了西大寺，占地面积约7.5亩，房屋总数达到200多间。由四座完整的四合院和其他一些亭台楼阁，交织成一个气势博大，蔚为壮观的建筑群。其主体分敞殿、大殿、后殿三部分，组建成为一个系统的建筑物群体，可容纳1000多人礼拜。大殿右侧，附设经学院、经书馆、宿舍、浴室、厨房等建筑。
1980年，落实党的政策后，由全体教生自力更生，献工献料而在原址上重建。1981年竣工，大殿采用钢筋水泥及砖木结构，是古今结合，风格别致的新式建筑。前为前殿，后为正殿。殿前天并两侧配有带出廊厢房，经学堂是一座9间的两层大楼，雕梁画栋，富丽堂皇，另有浴室、宿舍、厨房等55间，总占地面积共7亩。
近年来，该寺因殿小人多，又仿照1944年大殿式样，重修大殿。1993年新大殿落成，花岗岩台基，绕以雕凿石护栏，正殿为重檐歇山式，前殿为重檐卷棚式，正殿面宽7间，前殿面宽5间，俱绿琉璃简瓦覆顶，飞檐高挑，气势宏大。在大殿顶部立有三个宝瓶，中间一个较高大，且顶端装饰有新月，在阳光的照射下熠熠生辉。这座礼拜殿是座砖木结构的中国古典宫殿式的建筑。
后来，到了卓洛寺、太平寺时，我觉得西道堂的清真寺，好像都是中国式古典宫殿式建筑。在问及他们的清真寺是否都是这种建筑样式的，得到的回答是：“只有马营寺是阿拉伯式的，因为现在国家是封山育林，木材紧张。”可见，对西道堂来说，其清真寺建筑风格虽有既定的认同取向，但当现实条件改变时，建筑风格则随之改变。
单纯从建筑风格上，大致可以看出，西道堂的清真寺基本上保持一致的倾向。但从寺和寺之间的关系来看，在西道堂人心目中，临潭城关的西大寺有非常重要的地位。最初，西道堂清真寺的管理是和老教格底目一样，是单独寺坊制，彼此之间没有隶属关系，而且也没有自己的经堂教育，所以，还会从老教中聘请阿訇。随着人数的增加，自己经堂教育的创办，也逐渐开始实行海乙寺制度。
但是，它的海乙寺制度和伊赫瓦尼的不同。在伊赫瓦尼中，海乙寺实际上是宗教和社会事务真正的管理核心。而在西道堂中，其海乙寺主要是宗教活动上的中心，具有一定的象征性。在其他社会事务的管理上，西道堂还有自己的管理委员会。当然，这个管理委员会是在教长领导之下的。临夏的马先生说：“西道堂的海乙寺制度和伊赫瓦尼的不同，我们的海乙寺与其他寺并无人事上的隶属关系，甚至，总堂管委会与地方清真寺寺管也没有隶属关系。但是，在信仰上，有崇拜的倾向，教生一般每年得上一次海乙寺，再就是，在地方，如果有德高望重的人无常了，或其他重大活动，可能会请海乙寺的阿訇一起参加丧礼，站个者那则。总之，海乙寺在人们心目中是比较神圣的，是大家心中向往的一个中心。”斋月里，我去西大寺和大家一起做礼拜的时候，经常看见寺门口停着很多摩托车。后来，我才知道，在斋月或者主麻日，城关附近的卓洛、油坊等地的西道堂人，一般都会到西大寺和城关的人一起做礼拜。这反映西道堂的海乙寺是宗教生活的核心，而不是社会事务组织管理的核心。
但是，西道堂的清真寺并非没有管理制度。在阿訇聘请上，多是由寺管聘请，如果本派中有，那更好，如果没有，那也可以聘请其他教派的阿訇。西大寺和马营西大寺都曾经聘请其他教派的阿訇。更多情形表现出，一般都是来自老教的（不是伊赫瓦尼的），聘请议程订下之后，报晓老人家知道，老人家一般不干涉，因此教务管理上还是比较民主的。虽然有海乙寺制度，因为不存在寺坊之间的隶属关系，开学阿訇没有资格指定下一级寺上的阿訇。外地定居点上一般是没有堂管的，只有寺管，兰州例外，因为那里没有清真寺，所以就成立了一个堂管会。各地的寺管由地方民主选出之后，报给老人家知道，并请其裁定，一般情况下，老人家是比较尊重大家的意见，由于老人家不可能直接管理很多的事务，所以在堂管与寺管之上，特别重视人才的选用。
西大寺现有开学阿訇一名，是凯马伦丁·马德春，今年63岁，他的阿拉伯文书法在甘南是一绝，现在每一周都给满拉们讲书法课。寺中还有一个二学阿訇，今年35岁，另有散班阿訇10多名。二学阿訇除了领拜外，还给满拉上课。在调查中，我见到了他们的课表，主要科目是语文、阿拉伯语、《古兰经》、教义学、词法、语法和杂学。历年来，西大寺已培养了许多阿訇，现任教长敏生光是其中一位。在兰州，我遇见了西道堂两位刚刚毕业于兰州经学院的年轻阿訇。他们说，自己先是在西大寺学习，后来到兰州学习，在念经上，西道堂特有的念法是在西大寺学会的。因为，要是在西道堂其他的清真寺就任的话，那么必须熟悉西道堂内部念经的内容和腔调，也就是说，西大寺阿訇在经堂教育毕业后，还可以参加国家和地方主办的经学院学习，然后才在教长和地方寺管的协商下，主持西道堂某个寺中的教务。
由此可知，清真寺体系是西道堂作为一个单独宗教群体的外在体现，也是其各地定居点具有相应规模的反映。同时，由于西大寺象征性的核心地位，使其成为集体崇拜和向往的中心之地。这在一定程度上，也使临潭城关西道堂定居点就更加具有神圣性。
随着西大寺经堂教育的发展，将来西道堂清真寺所聘宗教职业者，往往就是西大寺经堂教育中培养的。因此，西大寺在作为一个集体认同核心时，也是西道堂后续培养宗教人才的重要基地。作为海乙寺的西大寺，在清真寺的体系中不仅独具其核心地位，而且也承担为其他清真寺输送宗教人才的重任，这也就相应地使西道堂宗教生活的传统在西大寺中得以传承，并延伸到各个不同定居点和清真寺中，并维系了西道堂集体生活中传统宗教价值和仪式。
（三）管理机构和组织化管理
在西道堂内部组织体系上，除了以上两种限于定居点和清真寺体系之外，还有一个极为重要的一面，那就是自马明仁以来，订立的严格的组织管理制度。这是西道堂发展目标得以实现的基础，也是其激发和唤起其集体群体凝聚力的基础。
今天，在总堂管理委员会办公室中，你会看见墙上的落款为“西道堂西大寺管委会”的工作安排如下：
伊斯兰教西道堂管委会工作安排及人员分配表1.大楼维修：组长马杰，组员马尕曼、马顺喜、马艾卜力、马正图、穆国忠、敏贤忠、马文海。
2.加固拱北台阶（包括学校围墙）：组长马自新，组员马亥比布、马麻南、马廷贵。
3.大寺烧瓦负责人：组长马尕曼，组员马尔沙。
4.采购（伙食）：组长马文耀、马吉庆，组员马福哥、马文蔚。
5.房地产管理负责人：组长马文耀、马吉庆，组员丁祥福、敏元德、马德元。
年终收取五术勒安排人员
1.达子沟西庄子：组长敏元德，组员丁祥福、马麻南、马正图。2.大坡桥、高崖：组长马文蔚，组员敏贤忠、马尕曼。
3.教场、范家咀等地：组长马亥比布。堂管会的组织1.顾问组：马逢春。
2.接待组：马逢春、丁谦、韩清一先生、马忠维先生。3.财务管理：丁士惠。
4.各项工作的总体负责人：宋发科、马杰。
5.西道堂与西大寺的房地产负责人：丁士惠。
说明
1.以上工作统一在管委会的领导下，分工合作，各负其责，责任到人，团结一心，共同完成。
2.从二〇〇四年四月十二日起，各组按部就班，准时开展工作。
3.工作中遇到难以解决的问题，及时请主任共同协商。
4.未尽之事宜随时通知，或开会，或商量，或调整具体的问题具体对待，认真解决。
城关各组组长名单
1.达子沟片：敏元德、丁祥福。2.西庄子片：马顺喜、丁克明。
3.教场片（包括杨家桥、下庄子、土毛滩）：马亥比布、汤新民。
4.范家咀片（包括油坊、瓦窑）：马松奇、马素麻。
5.大坡桥片（包括教口、高崖、对坡根、敏家巷、上河滩）：敏贤忠、马尕曼。
这些工作安排，均是2004年制订的，显示出在具体工作安排上，西道堂的组织性很强。具体的组织工作是由西道堂管理委员会安排的，也就是说，管理委员会是西道堂基层管理机构。由于各地一般是没有堂管委员会的（兰州除外），所以，在西道堂的管理机构，主要就是临潭城关设立了堂管会，其他各地都是寺管会各自执行各项事务，因为上文提及寺管之间是没有隶属关系的。
就以上表的安排看来，西道堂的堂管成员主要由临潭本地的教生组成。其主要责任是管理临潭城关总堂和西大寺的事务，同时负责接待外地教友。宋哈吉说：“解放前寺管和堂管会是不区分的，改革开放以来，曾先后有西大寺管委会5人，西道堂管委会7人，近年来，这两个组织基本上合并为一，在事务上，主要还是由这么几个人来处理。”而具体事务上，并不仅仅依靠管理机构的意志来进行管理，而是应该在征询教长允诺的前提下，才能实施。因为自马明仁教长以来，就规定了教长的职权是：“领导本堂以下的全体教生，遵守国家法律，以尽国民之义务；遵守本堂宗教宗旨，领导全体教生，掌理本堂一切的社会事业。”淤在2004年为纪念马启西归真的“纪念五·十九执事人员表”中，这种严密的组织性得到集中的体现。
在这个表中，尽管这是一种临时安排，但是其细密周全的安排，集中体现了其集体内部组织性之强。不过，也正是有效的组织，最终保证了整个仪式按部就班地实施，以获圆满成功。在安排中，主要动用了临潭境内各地的教生，以及各地寺管的负责人，使大家精力都投注于这个盛大的宗教仪式中。
如此注重组织性，应是得益于对其过去的集体生活管理经验的延续，在集体生活解散前，其内部曾经有井井有条的管理制度，来维系其集体生活的经营。具体情形，见下西道堂组织机构表（1949年）。
于
同时，在这个管理体系中，不仅对教长和总管等人的权利和义务有相应的要求，甚至对每个成员都有一定的规范。据高占福的调查，在过去的集体生活中：
1.实行教长同意领导下的经理责任制（1）教长的产生和传承：西道堂教长的产生，是从宗教功修修持的贤能者中选举产生，教长得到广大信教群众的敬仰、拥护才能荣膺此任。其职能是领导全体教生遵守国家法令以尽国民之义务；遵守道堂规章，严格履行教法教规，以尽穆民的人生职责；拜功善举，皆为纯真信仰唯一真宰为最终目的；处理宗教生活与社会生活的重大事宜。
（2）教长职权：领导西大寺进行宣教布道，开展经堂教育和宗教活动，兴办教育，直接管理西道堂学校教师的聘请和教育工作，解决存在的问题，主持殡葬礼仪。对外代表西道堂整体，对内领导和决策西道堂的各项事业，检查听取各项工作的计划进展情况，并督察完成各项工作任务。
（3）教长之下设总经理、副总经理各一人，担任经理的一般条件是：谨守教义、德高望重、才思敏捷，具有相当程度的中阿文化知识，有管理和组织才能；品行端庄，体贴群众生活，讲民主，有忘我精神、不徇私情、廉洁奉公；办事干练果断，敢于负责任并有交际活动能力者。
2.总经理和副总经理的权利和义务
（1）总经理的工作范围：包括各种作坊、大家庭总务、各农庄、牧场、林场、商号、商队等部门的领导。
（2）统管财务，并有支配权。各行各业的现金收入全数上缴总经理处统一保管、统一使用，并根据需要购置土地、森林、生产和生活资料；建立商号、成立商队、修建清真寺、学校住房、“卧格夫”等。
（3）决定各行各业经理、各商场、各作坊负责人及各林场、牧场场长等重要人选，经请示教长同意后，在举行宗教活动聚会时向群众宣布。
（4）协调农、商、副、林、牧等各个方面的关系，决定经营范围、规模；审核资金结算，平衡粮食余缺，负责业务督促、检查及解决必要的问题。
（5）负责宗教、社会诸方面的外事活动及处理大家庭日常事务等。
（6）听取各行各业负责人的工作汇报，研究决定有关重大事情，并向教长汇报工作计划和进展情况并征求意见。
（7）掌管商品物资的收购，贮备牛、马商队，商号应需商品的分配和调拨。
（8）按照各农庄的粮食实收情况提取贮备粮，保证口粮、饲料的供应。
（9）凡事总经理须在广泛征求意见的基础上，先拿出初步方案向教长呈禀办理结果；副总经理协助总经理做好各项工作，在总经理出外时，代行总经理职权处理一切大小事务。”淤另外，总经理之下分设管农、商、牧、副、林的经理、场长或负责人（包括各个乡庄在内），他们组织安排劳力，从事当年农、商、牧、副、林等业的生产，管理宗教事务和日常生活，向总经理汇报生产经营完成情况。各乡庄及其行业配备总务、庶务一至二人，其职能是保管兼后勤，堂内教生的生活、教育、婚丧、赡养等均由道堂支配，庶务工作事无巨细，都得具体操办。他们有的专管一项，有的身兼数职，有的乡庄负责人通盘考虑，统筹规划。
其他方面的管理上，如酱醋坊、缝纫组、磨场、皮革场、油坊、木材站、砖瓦坊、菜园子、水磨、木材放运站等，分别任用一户或数户人家，由家长担任作坊的负责人。同时，历史上西道堂内部的集体经济生活也有具体分工。西道堂曾经有20个商队，还有15处商号、13座林场、3处牧场、12个农庄、5个作坊。为了很好经营集体生活，在日常事务中还设立了总务、伙房、饭厅管理、伙食管理、馍馍组、物资及粮油、面库组、驾驶运输组、劈柴组、清洁组、安全门卫、饲养组、老年人安置和直属农场等组。
每一个到过西道堂的研究者，几乎都受到了一些组织性比较强的接待和照顾。当来自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宗教研究所的学者到来时，西道堂人集体到沙冒沟冒雨迎接，打着标语，齐声欢迎，无不体现出西道堂集体感的强烈。对于此，一个在临潭生活了十几年的外地汉族人说：“比较临潭县城的几个寺看来，西道堂是最有集体性和凝聚力的一个群体。”而这种集体感和凝聚力的产生，除了归因于哈吉老人家的能力和魅力，宗教信仰的虔诚之外，也除开来自外界的压力和排斥，其内部的严密的组织性也是一个不可忽视的重要因素。
在历史上，西道堂在民国时期的经济成就，就是通过在生活和生产上对教生的组织和管理来实现的。而且，在组织管理中，尽量让所有的人都参与到集体生活的不同层面。使群体内部在共同生活、共同劳作的前提下，获得一种集体感。这种集体生活培育了其内部集体认同的一致性，从而将其所有成员整合成一个具有凝聚力的群体。总之，从其内部的组织体系看来，它的集体认同并不是单纯依赖于对信仰的选择，在一定程度上，其集体认同也是通过内部的组织体系来实现的。
如果说，宗教领袖是族群建构中极为重要的人的因素，那么族群内部的组织体系，也就属于“物”的因素。在宗教领袖成为族群认同符号时，他也就拥有了立法和执法的权威，这足以保证其在内部组织管理上，具有树立、修订或继承集体性行为法则的权利，并以此将族群成员动员起来，实现集体目标，以确保族群本身在地方社会中获得有利的地位和利益。和日常生活中族群性表达不同，宗教领袖的产生和传承，以及族群内部组织体系的建立和完善，在很大程度上，体现了族群认同表达中人的主体性，以及族群本身的组织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