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公营建新都
武王一举消灭商朝后，班师回到镐京，在那里建立了周王朝。武王心里明白，尽管他灭亡了殷商王朝，但并未彻底摧毁商朝的力量。为了便于控制东边的殷商残余势力，避免殷商遗民反叛，武王决定在东面营建新的都城。他亲自前去察看地形，最终决定将新都建在洛邑。
洛邑位于伊水和洛水流经的伊洛盆地中心，气候温和，地势平坦，土壤肥沃，是天然的粮仓。它南望龙门山，北倚邙山，群山环抱，地势险要。它东有虎牢关，西有函谷关，据东西交通的咽喉要道。伊、洛、湛、涧四河蜿蜒汇流于其间。从洛邑顺大河而下，可达殷人故地。顺洛水，可达齐、鲁。南有汝、颍二水，可达徐夷、淮夷。所以，洛邑被看做是天下的中心，确实是定都的好地方。
不幸的是，新都的营建工作还没来得及展开，武王就身染重病，卧床不起。临终前，他托付周公办理此事。可是，由于国无宁日，周公也一直未能将此计划付诸实践。
管叔、蔡叔二人勾结武庚的谋反，为周公敲响了警钟。他深感镐京离东方太远，东都的营建势在必行。所以，当他挥师东进、平息了管步、蔡叔叛乱之后，立即着手帮助成王完成武王建立新都的心愿。
周公先是命召公进一步为新都选址。召公先来到洛邑，经过占卜，把城址确定在涧水和洛水的交汇处，并进而规划城郭、宗庙、朝、市的具体位置。然后，他重新占卜。卜兆表明湛水西和湛水东，洛水之滨营建新都大吉。于是，他向周公做了汇报。
周公得报，又亲自进行了实地勘察。然后，他向成王敬献所绘的地形图并汇报了占卜情况。得到成王的首肯之后，周公组织起了大量人力，亲自率领他们前往目的地，展开都城的建造工作。
经过一年左右的时间，新城终于建成。城方一千七百二十丈，外城方七十里，城内宫殿富丽堂皇。新都叫“新邑”或“新洛邑”，因此地原有鄂邑，北有郏山，故又称“郏郫”。
至于建造成周的具体时间，《尚书大传》的说法是周公主政五年，《史记》的说法则是周公主政七年。《尚书·洛诰》记载说“惟周公诞保文武受命，惟七年”，按照王国维的诠释，上句是说周公为巩固文王与武王创下的基业，停留洛邑控制东方一带，下旬采用的是周朝灭商的纪年，即武王灭商后第七年，也就是周公主政五年。1963年，在陕西宝鸡发掘出何尊，其上的铭文证明王国维的推断是正确的。
建成洛邑后，由什么人在此管理的问题提上了周朝的议事日程。周公和召公都期待成王能够居住洛邑，处理朝政治理天下。成王考虑到民意，觉得百姓仍怀二心，必须让周公接着居住在洛邑方能震慑东方。
关于此事，成王和周公一再斟酌，最终决定让周公仍旧居住在洛邑，统治东土。成王七年，在洛邑举行隆重的冬祭活动时，成王乘机公布了这个重要决定。史官记录了周公与成王多次商讨的谈话内容和洛邑冬祭的场景，并编辑成《洛诰》，诏告四方。通过他们的谈话，可以看到周公的精忠报国与成王对周公的信任依赖，谈话也反映了群臣无猜忌的和谐关系。一些诸侯闻悉《洛诰》的内容后，打消了叛逆之心。《洛诰》是维护周朝政权的重要文诰，也为“成康之治”打下了坚实基础。
周公逼迫“殷顽民”，也就是殷人当中的上层分子迁徙至洛邑。他此举的目的，一来是使他们脱离原来的住地，失去社会影响力，二来是为了便于看管。周公命人对他们进行严密的监视，告诫他们要做周王室的顺民。另外，他又安排了“成周八师”（每师二千五百人）驻扎防守。于是，洛邑成为管理东土的基地，对于周王朝管理整个国家，起到了突出的作用。
姜太公治齐
武王伐商后，经过与姜太公、周公旦等人商量，将全国划分为许多地块，然后一一分封给在伐商中战功卓越的姬姓亲族和功勋盖世的大臣，让他们在封地建诸侯国，以便拱卫周朝的统治核心，此即“封建亲戚，以藩屏周”。
姜太公由于在伐商中作出了卓越贡献，而率先被封到齐地营丘，即今天的淄博市临淄区。太公成了齐国的开国之君，保卫着周朝的东大门。
太公领旨后，向东出发去自己的封地，由于年迈体衰，他每天不到黄昏就歇息，上午迟迟才动身，走路迟缓，每宿都逗留。
有人便对太公说：“听人说机不易得，失去却不难，你是一个过客，却在途中的旅店中享受安逸，一点都没有走马上任的架势。”
一席话令太公翻然醒悟，于是他日夜兼程赶往营丘。
黎明到来时，姜太公一行人终于风尘仆仆地抵达营丘，恰巧碰到莱国部队渡水跑到营丘来。
莱国原本是商朝的方国，和营丘距离不远。这次，莱侯想趁太公初来乍到之时，侵占营丘。于是双方人马在淄河西岸进行了决战，姜太公谈笑自如，运筹帷幄，指挥兵将们奋勇杀敌，将莱军杀得落花流水，溃不成军。
由于姜太公及时赶到，平定了叛乱，齐国的新政权得以稳固。
作为齐国的开国之君，姜太公治齐第一步就是依法治国，稳定人心。据《春秋繁露》说，姜太公曾请教表里不一的司寇营荡怎样治理齐国，营荡认为应当靠仁义治理齐国。姜太公接着问什么是仁义，营荡回答仁义便是“有子不食其力，妻长而夫拜之”，姜太公听了大怒，觉得营荡胡说八道，蛊惑人心，当即将他斩首，以正视听。姜太公为何如此气愤呢？因为营荡并未遵守“父父子子”的“亲亲”原则、“妻子应当遵从丈夫”的“尊尊”原则，而是坚持“父子地位平等，丈夫应当尊敬妻子”，这与周礼背道而驰。由此可知，姜太公具有相当强烈的宗法制理念。
《韩非子》也说，东海上有狂矞、华士两弟兄，被世人尊为“贤人”，这兄弟俩“不臣天子，不友诸侯”，隐居乡里，但愿自力更生，不想出山为官，对新建的齐国，他们态度消极，既没有奋起反抗，也不肯迎合，姜太公觉得他们以利己主义为中心，心胸狭隘，不愿为国家贡献力量，是“害群之马”，便置周公“勿杀贤者”的警告于不顾，借口“不仕则不治，不任则不忠”将他们杀掉了。自此，齐国人再也不敢违法乱纪不遵政令，齐国呈现出安定的社会局面。
齐国建立后，姜太公开始执行尊贤尚功的方针，就是重用有真才实学的人，他从本地东夷土著中选拔了大量的栋梁之才管理国家，这些人担任国家的官职，积极参与到齐国的经济建设中去，使社会呈现出“我中有你，你中有我，不分彼此”的安定团结局面。姜太公任人唯贤，凡是经过考察称得上贤才的人，无论身份地位如何都量才使用，让他们得以施展抱负。原本，西周的用人政策遵循以血缘关系为基准的“尊尊亲亲”传统，太公这种选拔人才的政策摆脱了原有的桎梏，导致“民归齐若流水”，齐国的政治经济开始平稳发展。
姜太公出身于东夷，原本就很清楚齐国的民俗风情。等齐国平稳发展以后，他着手进行政治制度的革新。在姜太公看来，假若在齐国强制推广周礼，可能会导致民族冲突，破坏国家的安定团结。他审时度势，决定尊重民俗，逐一简化周朝的烦琐礼节，执行“因循为用”的务实方针。
齐国的自然环境非常恶劣，但却拥有丰富的矿藏、鱼盐等自然资源。姜太公从实际情况出发，一边大力培植粟、稻等农作物，一边重点发展冶炼业、丝麻纺织业、渔盐业等工业；他还充分发挥齐国交通使捷、商业发达的长处，积极扶持商业，充分开展与各诸侯国的贸易。
由于齐国执行“农、工、商”三宝并重的宏观经济政策，齐国的服装、鞋履到处盛行，鱼盐也畅销各诸侯国，齐国的黎民百姓衷心拥护太公，各路诸侯也争相朝拜齐国。齐国早已不是偏远荒僻的贫穷弱国了，而变成了盘踞东方的富强之国。太公仅用了五个月便去向周公“报政”，也就是向周公报告自己治国的政治功绩。
周成王统治期间，管叔、蔡叔二人叛乱，淮河一带的土著认为有机可乘，也发动了叛乱，周公命令姜太公：“东起大海，西至黄河，南起穆岭，北至无棣，不管是侯王还是伯男，如有叛乱，你均有镇压他们的特权。”此后，齐国逐渐发展成一个大国，拥有的国土愈来愈多。
姜太公建立齐国后，在镐京度过了很多岁月，担任周朝政权核心的“太师”，悉心辅助周成王姬诵。周成王逝世之际，托孤于姜太公父子，太公父子又拥立太子姬钊即位，姬钊便是历史上的周康王。姜太公享年一百多岁，但后人不知他葬于何处。
姜太公深谙兴国安邦之道，他给齐国制定了“因其俗，简其礼，通商工之业，便鱼盐之利”的国家政策。此后的几百年中，历代齐国君主都执行这一政策，使齐国繁荣富强，不但创造了光辉灿烂的齐文化，而且为春秋时代齐桓公“九合诸侯，一匡天下”，成为“春秋五霸”之首打下了雄厚的基础。
姜太公辞世已有三千多年，人们怀念他的杰出贡献，佩服他的高风亮节，所以用满腔真情赞美他，为此创造了许多关于姜太公的神话故事。传说姜太公曾学道于昆仑山，后来遵师父之命下山扶周伐商，倾商后又遵师父之命张榜封神。在《太平御览》和《封神记》等书中，太公逐渐被神化。至明代，许仲琳对太公的崇拜已无以复加，他编撰了一部古典文学巨著《封神演义》，声称太公是众神之首，掌管天下所有的神。太公神秘奇特，威厉而严肃，已化身为扶正祛邪的偶像。尽管这歪曲了历史真相，但却从侧面体现出姜太公在百姓心中的位置无与伦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