崇侯虎丧命，攻破祟城
其实当祖伊劝阻纣王的时候，纣王同样意识到了事态的严重性。他也采取了应急措施。但是，由于他刚愎自用和自恃聪明的个性而拒不纳谏，在他看来，大臣们的意见真是浅薄至极。约王命令军队在黎国集结，准备同姬昌进行决战。这就是《左传·昭公四年》所记载的：“商约为黎之茧，东夷叛之。”
东夷，分布在今河南东部、山东南部、江苏西部和安徽境内。它与商的战争由来已久，是商王朝的心腹之患。东夷，历史上也称为“东夷民族集团”，是周朝以前仅次于中原华夏民族的第二大民族。东夷的本意为东方之人，是中原华夏民族对当时东方各民族的统称。主要分布在今山东、江苏一带和长江、淮河流域。东夷历史上曾经非常强大，是势力仅次于中原华夏民族的第二大民族，是当时中原民族最主要的竞争对手。
中原地区的华夏民族曾经多次和东夷爆发大规模的战争，如中国历史上著名的炎帝、黄帝同蚩尤之间的战争就是华夏部落与东夷最早的大规模冲突。东夷与中原民族之间的关系非常复杂，既有战争，也存在合作与融合，例如中国历史上著名的大舜就是东夷部落首领，双方共同创造了中华民族早期灿烂的文明。但总体来说，双方的冲突更多些。历史上，当中原地区的力量强于东夷时，东夷就臣服于中原王朝。而当中原地区的力量衰落时，东夷就立即转为进攻。中原地区的民族和国家与东夷始终是处于“时战时和”的拉锯形式。东夷也成为始终威胁中原王朝最大的力量。这种局面到商朝末期更加明显。伴随商朝的衰落，东夷开始大举西进入侵商朝。因此，纣王帝辛面临要么妥协要么反击的选择。他选择了反击。但纣王帝辛面临着艰难的局面，西方有周，尽管周再次臣服，但难保他不复反。如果此时进攻东夷，有可能出现商被东西夹击的局面。但东夷问题已经到了必须有个了解的地步，于是纣王帝辛在西部部署了一部分兵力，联合忠于他的方国监视周。同时，调集大军开始远征东夷。
商末以来，尤其在帝乙和纣王时期，双方的战争始终未曾间断。这一次，东夷的进攻真是对纣王的致命一击，给商朝急剧恶化的形势雪上加霜。大敌当前，封王企图先彻底击败东夷，巩固后方，回过头来再与姬吕决战。他率商军主力向东夷进行大规模讨伐，意在速战速决的封王没有想到，他陷入了与东夷互为攻守的拉锯战中，不仅宝贵的时间被无情地耽搁，而且严重削弱了商王朝对周军的防范力量。东战东夷成了纣王帝辛重大的战略失误。
姬吕抓住这个时机，飞速南下，急趋朝耿，不久即攻取了招（今河南沁阳）。招是商王的田猎区，地处商朝腹地。招被周军占领，成为周商势力对比转换的标志，因为该地一失，周军即出现在河南平原上，无地势阻碍，可宜直驱朝歌。
然而，前面便是祟侯虎的封地，祟是商肩下与之关系密切的大国。
昔日崇家先祖在崇州抵御鬼方和犬戎，为商汤立下汗马功劳，得封北伯侯，世袭罔替。
崇侯发现崇州一带山势险峻，矿藏丰富，为绝蛮夷祸乱，带领百姓建关筑城，欲图凭借人力打造一座坚不可摧的雄关。百姓苦于鬼方与犬戎扰乱，闻言无不欢欣鼓舞，纷纷跟随崇侯全力营建。
不想工程浩大，虽本意抵御外敌，却连年耗费钱财，扰民生计，致使崇州民不聊生，苦不堪言。
崇城固然重要，但崇侯深知百姓之重，虽然难以取舍，最终还是停止了崇城的修筑，并定下祖训不可再筑崇城。百姓因此得以休养生息。
许多年过去了，一直到崇侯之位传至崇家后人崇侯虎。
崇侯虎为人残忍暴虐，对纣王唯命是从，对百姓则血腥压制，商纣的暴政致使鬼方和犬戎又有来犯之意，崇侯虎为保商纣安心，不顾祖训，强行征召百姓，加大税赋，重新修建废弃多年的崇城。
此次崇城的修筑，可谓是崇州百姓的一部血泪史。崇城建筑的地理位置险峻，动工十分危险，但崇侯虎却一再逼迫工期，不少工匠坠入深渊，命丧黄泉。崇侯虎怕百姓哗变，在崇城布置了重重机关、步步关卡，崇城的地下，不知掩埋了多少白骨，以至崇州境内怨气冲天，风云变色。
崇侯虎之残暴不止于此，他更是以邪术将众多工匠魂灵困于崇城，使其无法踏入轮回，以魂灵的怨恨为崇城又增添一道屏障，却也种下自己不得善终的恶果。
据说崇城竣工之日，电闪雷鸣，黑云压境，就连镇压黑龙的女娲神像也流下了眼泪，百姓哭声载道祭奠自己死去的亲人，崇侯虎却在崇城内歌舞升平大肆庆祝，百姓敢怒不敢言。
崇是周人向商统治中心朝歌推进的最后一个也是最大的一个障碍。姬昌伐崇注定是一场硬仗。崇侯虎依城固守，等待纣王回师西线，里应外合，彻底击败姬昌。
崇周两军在祟城之下一直相持达3旬之久。这是姬昌兴兵伐商以后历时最长的一次战役。崇侯虎期盼的纣王主力部队始终未能出现，崇最终被攻破。
朝歌门户洞开，敞开在雄心勃勃的姬昌及其盟友面前。至此，周军已完成对商统治中心区域的包围，并形成钳形攻势。
姬昌临前托孤
姬昌杀了崇侯虎父子之后，占据了崇地。清点府库，得到了无数钱财粮食，军威大振。
占领崇城之后，姜尚曾建议迁都崇城，因为崇地沃野千里，物产丰富，粮食充足，不仅军事上有战略意义，也是重要的经济中心。
姬昌认为刚刚攻打收复了崇城，崇城人心未服，不可以作为都城，最后姬昌选择了在丰地，丰水西岸兴建都邑。
丰邑城的建立，把周族的政治中心从周原的岐邑东迁，在丰（今陕西省西安市西南）树起了周的旗帜。至此，姬昌经过几年的西征东伐，实际上已经完成了对商都朝歌的战略包围，达到了古书所说的“三分天下，周有其二”的局面。周族对商王朝形成了咄咄逼人的威胁。
正当姬昌欲大展宏图之志的时候，却一病不起。眼前总是浮现出崇侯虎被杀的时候那狰狞可怖的人头模样，寝食不安，眼见得病情一天比一天严重，文武百官问安，接踵而来。
有一天，姜尚进宫问安，见姬昌枯瘦如柴，力不能支，不禁落下泪来。
姬昌知道自己的时日已经不多了，于是命人将自己的次子姬发叫到床前，慎重地将自己的次子托付给了姜尚。
姬发听从姬昌的话，拜姜尚为师，姜尚因感激姬昌的知遇之恩，一直竭尽全力地辅佐姬发。
《尚书·无逸》和《吕氏春秋·制乐》都说姬昌享国50年，称王前立国43年。死后葬于毕（指陕西长安县与咸阳之间渭水南北岸，境域较广）。周文王在中国历史上是一位名君圣人，被后世历代所称颂敬仰，《诗经·大雅》中有颂。
中国古人普遍有崇古心理，效法上古圣贤之君、效法“三代”之法，是古人津津乐道的话题。周文王就是人们心目中的完美形象。孔子称周文王为“三代之英”，还感慨道：“郁郁乎文哉，吾从周！”孟子称文王这样的圣人500年才出一个。历代以复周礼为己任的人就更数不胜数了。其实，由于年代久远，文献残缺，人们对周文王的了解未必很多，周礼也未必很完美，但是作为人们对清明之君、清明之制的一种向往，它的意义还是积极的，所以说抽象意义的周文王影响了中国历史两千多年，是一点也不过分的。
后世的儒家，为了把道德与政治联系起来，把文王当成一个“内圣外王”的典型加以推行，文王的影响就越来越大了。孔子就特别推崇文王，他做梦都想恢复“郁郁乎文哉”的周礼。但文王的言论今天已经所见无几。据说文王善演周易，今天的周易就有文王的整理之功，也许从那里，我们可以看出文王的一些政治理念。
姬昌死后，其子姬发于公元前1076年继位，是为武王，尊其父姬昌为文王。他继续完成文王的没有完成的事业，灭商的大业进入了最后的实施阶段。
此时，殷商日益严重的危机，已经处于不可挽救的地步。在此之前，由于周人在西方的不断进逼，使殷商的臣下普遍感到有覆灭的危险。同时，各地诸侯也纷纷叛离。商纣王就把他的主要兵力调往东线，全力进攻东夷各部。但是，由于东夷的地域辽阔，东夷各割的力量也比较强大，使得商王用了好几年的时间，才取得了对东夷各部战争的胜利。商纣王用兵东夷，虽然取得了胜利，也俘虏了“亿兆夷入”，掠夺了大批财物，但却消耗了殷商王朝的大量人力、物力，加重了人民的负担，进一步激化了社会的矛盾，为周人的发展壮大提供了契机。
武王自称太子发，不称王，不改年号，以示奉文王之命。西伯侯在周国和诸侯中有很高的威望。武王一登基，打着文王的旗号，充分动员军民群众和各诸侯国。周武王尊西伯侯为文王，制作了一个木雕神主供奉在大殿上。周武王宣称要发扬光大西伯侯事业，灭殷是西伯侯的遗忘。这一着棋很灵，文王的精神把周国人民及诸侯们都团结起来了。
姬昌死的时候，纣王正在饮酒作乐，听说姬昌死的消息之后，十分高兴，更加感觉自己就是天命的帝王，谁也无法推翻。
当时朝中的大夫姚忠曾建议纣王趁姬发根基未稳，发兵讨伐，一举灭周，以除去后患，但是纣王过于狂妄自大，认为姬发不过是一个乳臭未干的黄口稚子，不足为惧。
姚忠认为姬发虽然年轻，但是聪慧过人，素来心怀大志，而且有姜尚、南宫适、散宜生等一班文臣武将辅佐，不可轻视。
但是纣王却认为姜尚不过是一个鼓刀屠夫、算命先生，并且已经年老体衰，南宫适只是一介武夫，姚忠不过是庸人自扰。不但没有采取任何措施，而且在朝中大摆宴席，庆贺姬昌的死。
这一失误，最终导致了商朝最终的灭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