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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38章 余玠守蜀

余玠(1198—1253),字义夫,蕲州人。家贫落魄无行。喜功名,好大言。民族英雄,南宋抗蒙名将。出生于浙江衢州的开化县金水乡芳山村(今衢州的开化县村头镇小溪边村)。叔祖后裔定居蕲州,余玠宦迹至此,谱为同宗,《宋史》误作蕲州人。幼时家贫,就读于沧浪书院、白鹿书院。失学后投奔淮东制置使赵葵作幕僚,不久即以功补进入副尉,又擢升作监主薄。

1236年2月,蒙古军侵入蕲、黄、广。余玠应蕲州守臣征召,协助组织军民守城,配合南宋援兵击退蒙古军。1237年10月,余玠在赵葵领导下率部应援安丰军杜皋,击溃蒙古军,使淮右以安。次年,朝廷论功行赏,余玠进宫三秩,被任命为知招信军兼淮东制置司参议官,进工部郎官。同年9月,蒙古大帅察罕进攻滁州。余玠率精兵应援,大获全胜。

嘉熙三年(1239年),余玠因作战有功,授任直华文阁、准东提点刑狱,同时兼任准安知州和淮南东路制置司的参谋官员。淳祐元年(1241年),余玠因率兵救援安丰,授拜大理少卿,升制置副使。余玠上奏进对说:“如果要使宋朝各种各样的人,从上到下都办事认真、踏实,那么,人民会信服华夏,天人便会和谐。”又说:“现在世上认为不管是有才德的人、隐士、豪强还是其他,只要习武从戎,便被指责为像樊哙那样的粗野武夫。希望皇上对文武百官都要一视同仁,不能有所偏爱,偏重一定会导致过激的行为。文武之间互相争斗,对国家百害无益。”理宗说:“你对人物的议论独树一帜,文才非凡。过一段时间我便会重赏你。”于是,命他代理兵部侍郎、四川宣谕使。理宗亲切地慰劳他,派他上任。余玠为理宗对自己如此信任而振奋鼓舞。他表示将为朝廷效力,全面控制所有蜀地,并称达到这个目的的时候已经为期不远。

余玠到任后,大刀阔斧进行改革,废除政制弊端,使四川的面貌焕然一新。为了治理好四川和对付蒙古军入侵,也为报答朝廷的恩赐,他改变了封建王朝将相不和、分别称霸一方、独断专行的局面,发动百姓,设立招贤馆,广招贤人能士。

余玠在四川,开屯田以备军粮,整顿财赋,申明赏罚。修筑山城和抗蒙有功将士,都得到奖掖。违法的将官,受到惩处。利州都统制王夔凶残跋扈,号称“王夜叉”,不听余玠调度,到处劫掠。余玠依军法斩王夔。经过余玠的整顿,四川驻军声势大振。蒙古军多次自西蜀来侵扰,都被宋军打退。

余玠还整肃军纪,重新设防,移沔州守军驻防青居;调金州守军到大获,守卫蜀口,兴州守军先驻守合州旧城,后移守钓鱼,共同防止内水;迁利州守军驻防云顶,以备外水。这样的布防牵一发而动全身,首尾呼应,战斗时既利于指挥调动,又利于相互间的合作和支援,对守卫四川起了极重要的作用。后又命令嘉定、俞兴人到成都平原垦荒种地,四川人民安居乐业,日益繁荣起来。因此,淳祐四年(1244年)正月,枢密院特就余玠治蜀的情形上报理宗说:“大将余玠统领四川经过大小三十六战,对四川立有大功,应给予奖赏。”

淳祐十年(1250年),朝廷为了表彰余玠治理四川的功绩,理宗下文夸奖说:“余玠任职四川成绩显著。八年治理之功,敌人不敢近边,年年丰收,使四川人民安居乐业,望继续努力争取更好的成绩。”十一年六月又下文鼓励:“余玠治理蜀地,军纪严整,使边防固若金汤,无论农事战事都成绩非凡。”

戎州(今四川宜宾市)守帅要举荐统制姚世安行使自己的职务,而余玠早就想改变军队中这种不正之风,就没有批准戎帅的举荐,还调三千骑兵到云顶山下,命都统金某往代姚世安的职务。姚世安不但不遵从命令交出兵权,而且闭关不让使者进入,并说出许多难听的话对抗,怀疑余玠有意整他。此后,姚世安为了报复余玠,费尽心机,终于想出一计:向丞相谢方叔求助,以除掉余玠。而余玠对于姚世安的阴谋却毫无戒备,只集中精力治理四川和抗击蒙古军队。

朝廷上主和反战的官员,仍然拥有强大的力量。他们攻击赵葵不是科举出身,以所谓“宰相须用读书人”为理由,排斥赵葵任相。1250年,赵葵右相兼枢密使的官职,全被罢免。次年,谢方叔任左相兼枢密使。进士出身的谢方叔,是主和反战的一个代表人物。1252年,蒙古汪德臣(汪世显子,汪世显已死)部侵掠成都,围攻嘉定。余玠抗蒙战争中率部将力战,再次打退蒙古军。余玠抗战获胜,谢方叔却设法迫害余玠。

丞相谢方叔收受了姚世安重金贿赂,加上侄子受过姚帮助,不顾事实,在朝廷散布谣言说:“余玠不会治军,使利州的守军人心涣散,如果不去人调解,早晚要发生兵变。”还多次用姚世安的诬告之词游说理宗,由此使理宗对余玠产生怀疑。

谢方叔和参知政事徐清叟等向理宗攻击余玠掌握大权,“不知事君之礼”。宋理宗任命余玠去四川驻守。蒙古兵来侵扰,余玠接连战败。四川形势危急。参知政事董槐上疏说:“蜀事孔棘,已犯临战易将之戒,此臣子见危致命之日也。”他请求出师四川,理宗不准。赵葵罢相后,居长沙,任潭州通判,见四川危急,也上疏请求效力。理宗只准他备咨访。四川又处在了蒙古军的严重威胁之下。

宝祐元年(1253年)五月,参知政事徐清叟又火上加油说:“余玠在四川不从事君之礼,独断专行,虽有兵权却失去士心,应召他进京问罪。”理宗不问缘由,下令召余玠进京,同时又命知鄂州余玠为四川宣谕使。余玠得到命令,因疑虑重重竟郁闷生病。六月,四川制置司报告朝廷,余玠病重,于七月十四日晚,暴病而死。四川制置司在报告中写道:“余玠治理四川有方,量才而用,分工有方。任命都统张实负责军务事宜,安抚王维忠管理财政大事,监簿朱文炳负责外交事务。各部门的工作都井然有序。又办理学校培养人才,减少税收发展商业,减轻劳役发展生产,四川因此富裕起来。自宝庆以来,四川的守帅从来没有超过他的。”

宝祐二年(1254年)六月,侍御使吴燧诬陷余玠家中私藏金银等七条罪状,理宗不加以审查,就下令抄家,并且处于罚款三千万的处罚。余玠儿子余如孙,经过多年筹集,才缴清罚款。余玠的悲惨结局使将士心寒,人心涣散。不久,蒙古占领了整个四川。宋朝灭亡的命运已不可逆转了。

余玠守蜀,针对蒙古军骑术精良。善于野战的特点,采取守点不守线、联点而成线的方略,利用山险制骑,改变了被动挨打的局面,屡败蒙古军,为以后抗蒙作战奠定了良好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