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见她自己带来的医疗转介单时，这位医师并没有太大的兴奋或注意，只是例行地安排应有的住院检查和固定会谈罢了。
会谈是固定时间的，每星期二的下午3点到3点50分。她走进医师的办公室，一个全然陌生的环境，还有高耸的书架分围起来的严肃和崇高，她几乎不敢稍多浏览，就羞怯地低下了头。
就像她的医疗记录上描述的：害羞、极端内向、交谈困难、有严重自闭倾向，怀疑有防卫掩饰的幻想或妄想。
虽然是低低垂下头了，还是可以看见稍胖的双颊有明显的雀斑。这位新见面的医师开口了，问起她迁居以后是否适应困难。她摇摇低垂的头，麻雀一般细微的声音，简单地回答：没有。
后来的日子里，这位医师才发现对她而言，原来书写的表达远比交谈容易得多了。他要求她开始随意写写，随意在任何方便的纸上写下任何她想到的文字。
她的笔画很纤细，几乎是畏缩地挤在一起的。任何人阅读时都是要稍稍费力才能清楚辨别其中的意思。尤其她的用字，十分敏锐，可以说表达能力太抽象了，也可以说是十分诗意。
后来医师慢慢了解了她的成长。原来她是在一个道德严谨的村落长大，在那里，也许是生活艰苦的缘故，每一个人都显得十分的强悍而有生命力。
她却恰恰相反，从小在家里就极端怯缩，甚至宁可被嘲笑也不敢轻易出门。父亲经常在她面前叹气，担心日后可能的遭遇，或是一些唠叨，直接就说这个孩子怎会这么的不正常。
不正常？她从小听着，也渐渐相信自己是不正常了。在小学的校园里，同学们很容易地就成为可以聊天的朋友了。而她也很想打成一片，可就不知怎么开口。以前没上学时，家人是很少和她交谈的，似乎认定了她的语言或发音之类有着严重的问题、家人叹是叹气或批评，从来就没有想到和她多聊几句。于是入学年龄到了，她又被送去一个更陌生的环境，和同学相比之下，几乎还是咿呀学语的程度。她想，她真的是不正常了。
最年幼时，医生给她的诊断是自闭症；后来，到了专科医院，也有诊断为忧郁症封：到了后来，脆弱的神经终于崩溃了，她住进了长期疗养院，又多了一个精神分裂症的诊断。
而她也一样惶恐，没减轻，也不曾增加，默默地接受各种奇奇怪怪的治疗。
父母似乎忘记了她的存在。最初，还每月千里迢迢地来探望，后来连半年也不来一次了。就像从小的时候开始，4个兄弟姐妹总是听到爸爸的脚踏车声，就会跑出来纠缠刚刚下班的爸爸。爸爸是个魔术师，从远方骑着两个轮子就飞奔回来了，顺手还从黑口袋里变出大块的粗糙糖果。只是，有时不够分，总是站在最后的她伸出手来，却是落空了。
从家里到学校，从上学到上班，她都独立于圈圈之外。直到一次沮丧，自杀的念头又盘踞心头而纠缠不去了。她写了一封信给自己最崇拜的老师。
既然大家觉得她是个奇怪的人，总是用一些奇怪的字眼来描述一些极其琐碎不堪的情绪，也就被认定是不知所云了。家人听不懂她的想法，同学也搞不清楚，即使是自己最崇拜的老师也先人为主地认为只是一堆呓语与妄想，就好心地找来自己的医生朋友来探望她。这就是她住进精神病院的原因。
医院里摆设着一些过期的杂志，是社会上善心人士捐赠的。有的是教人如何烹饪裁缝，如何成为淑女的；有的谈一些好莱坞影歌星的幸福生活；有的则是写一些深奥的诗词或小说。她自己有些喜欢，在医院里又茫然而无聊，索性就提笔投稿了。
没想到那些在家里、在学校或在医院里，总是被视为不知所云的文字，竟然在一流的文学杂志刊出了。
原来医院的医师有些尴尬，赶快取消了一些较有侵犯性的治疗方法，开始竖起耳朵听她的谈话，仔细分辨是否错过了任何的暗喻或象征。家人觉得有些得意，也忽然才发现自己家里原来还有这样一位女儿。甚至旧日小镇的邻居都不可置信地问：难道得了这个伟大的文学奖的作家，就是当年那个古怪的小女孩？
她出院了，并且依凭着奖学金出国了。
她来到英国，带着自己的医疗病历主动到精神医学最著名的Maud-sly医院报到。就这样，在固定的会谈过程中，不知不觉地过了两年，英国精神科医师才慎重地开了一张证明无病的诊断书。
那一年，她已经34岁了。
只因为从童年开始，她的模样就不符合社会对一个人的规范要求，所谓“不正常”的烙印也就深深地标示在她身上了。
而人们的社会从来都没有想象中的理性或科学，反而是自以为是地要求一致的标准。任何逸出常态的，也就被斥为异常而遭驱逐。而早早就面临社会集体拒绝的童年和少年阶段，更是只能发展出一套全然不寻常的生存方式。于是，在主流社会的眼光中，他们更不正常了。
故事继续演绎，果真这些人都成为社会各个角落的不正常或问题人物了。只有少数的幸运者，虽然迟延到中年之际，但终于被接纳和肯定了。
这是新西兰女作家简奈特·弗兰的真实故事，发生在四五十年代的故事。她现在还活着，还孜孜不倦地创作，是众所公认的当今新西兰最伟大的作家。
压力宣言
每个人是社会的人，同时也是个体的人。若抹杀了一个人的个性，那人还剩下什么？坚持自己的风采，顶住格式的压力，我们就一定会幻化成最美的蝴蝶，赢来人生的春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