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存世上的铜鼓数以千计，除了那些在山区民族中还在使用的以外，其他都来自地下埋藏。要发现地下埋藏的铜鼓却是很不容易但又是十分有趣的事。
由于民族的融合和迁徒，原来铸造和使用铜鼓的地区，后来不再用铜鼓了，铜鼓作为一种传统的器物，可能逐渐在这个地区的现实生活中消失，遂被后来的人们所遗忘。原先那些铜鼓，或者是连同铜鼓铸造工艺，被迁徒的人群带往他处，或者是被有意或无意地埋入地下。这埋入地下的铜鼓经过若干代，又由于人为或自然的原因重新暴露出来，被人们发现。当后世的人们发现这些铜鼓时，对它们已经不认识，甚至把它们视为圣物或怪物。
到唐代，广西东南部和广西西南部已逐渐与汉族融合，不再使用铜鼓了，但在广西的平南和广东的高州却有铜鼓从地下挖出。被刘恂当作怪异记入《岭表·录异》一书。
宋代范成大说：“铜鼓，古蛮人所用，南边土中时有掘得者。"周去非说：“广西土中铜鼓，耕者屡得之。这些都说明当时农民因耕田种地，掘获铜鼓已是常事。许多地方，因为掘获铜鼓而将其地山岭、河流、村寨命名为铜鼓"。
明代万历戊午年(1618年)端阳日，广西桂平白石山有人动土，无意中挖出一面铜鼓。奇怪的是，同一天，有人在该县浔江撒网打鱼，网撒下去以后拉不上来。是什么原因？这个渔民跳下水去摸，才知道网着一面大铜鼓，于是把左邻右舍一齐叫来，下水去抬。
当时的老百姓都把铜鼓看作宝物，不敢私自收藏，两处的发现者不约而同地把铜鼓抬到府城，献给官府。知府看了很高兴，他认为，两地同时出铜鼓，又同时献到官府来，是个祥瑞，于是借此大肆宣扬一番个人的恩德，把从白石山挖出的铜鼓放在观风楼，把从浔江捞起的铜鼓放在文庙，让大家观览礼拜。8年之后，浔州教官乐明盛为此写了一篇《双获铜鼓记》，见存于《浔州府志》。
112年之后，即清代雍正八年(1730年)秋天，又有渔人在桂平浔江从前网获铜鼓的地方打鱼，他提起网来刚想撒去，只听耳畔吼声若雷，眼前波涛翻滚？很像是有一个怪物在水底下冲撞似似的。他边忙把网收住，回去邀集了好几个人来，想一起下水捉怪。但摸来摸去？却又是一面铜鼓。这个地方由于两次出铜鼓，当地人就把它叫做“铜鼓滩"。
宣统元年(1909年)，有一个农民在南宁市北山下犁田。忽然‘啷'一声巨响，犁头碰上坚硬的东西，耕牛被吓得挣断缰绳撒蹄乱跑，是什么怪物挡住犁头呢？这个农民操起锄头就刨。拨开虚土，立即露出绿锈斑驳的铜片来、再住下挖，才知是一面沉睡在地下千年的大铜鼓。当地诗人刘元清有一首《铜鼓歌》象地记录了这件事：
君不见、邕城城北山下土，农民扶犁耕春雨。
磅砺牛却惊，浅剐深锹露铜鼓。
几人仄置空庭，谁谓深藏不肯语。
一朝物色博购归，拂拭沙泥纹尚微。
儿童戏击吼如鼍，摩挲余得日依依。
陶冶形模出鬼斧，周回法式随天机。
南北东西位蟾蜍，左右四耳分轮廓。
面平腰袅其脚，天然翡翠成斑驳。
吁嗟乎，宇内车书同一轨，神州赤县端歌吹。
越裳航海静无波，匈奴不敢南下窥。
铜鼓铜鼓胡为乎出哉？……
从各地地方志来看，明清时期出土铜鼓的情况比比皆是，以广西为例，明景泰三年(1452年)在北流县铜鼓潭获1铜鼓(光绪《北流县志》)，弘治十三年(1494)在博白博白县马绿堡铜鼓湾又获1铜鼓(《博白县志》)。万历十五年(1618年)端阳日，在浔州铜鼓滩和白石山同时各获1面洞鼓(《浔州府志》)。清康熙四十年(1701年)在岑溪六络山得1面铜鼓，雍正元年(1723年)在岑溪封贵洞又得1面铜鼓(《岑溪县志》)。
乾隆年间(1736～1795年)在邕宁县(《邕宁县志》)、灵山县(《灵山县志·金石》)、玉林城北谷山村(《郁林州志·金石》)也有铜鼓出土的记录。嘉庆二年(1797年)在北流石一里厐坡上(《北流县志·古迹》)、藤县二十五都祝村(同治《藤县志·杂记》)，三年(1798年)在钦州铜鼓岭，六年(1801年)在钦州石滩村(《廉州府志·金石》)，十年(1805年)在藤县随化里黄坡村(同治《藤县志·杂记》)，也有铜鼓出土。道光元年(1821年)在宾阳(《宾阳县志》)，博白三瑾堡，蟠龙山(《博白县志》)，五年(1825年)在宜山县交椅村铜鼓岩前田内(《宜山县志》)，六年(1826年)在北流县卞一里，十八年(1838年)在北流县扶来里大伦村(《北流县志·古迹》)，二十一年(1841年)在玉林城西荔枝根旺岭山旁(《郁林州志·金石》)，二十五年(1845年)在扶绥云横山(《同正县志》)，二十六年(1846年)在玉林腾龙堡，三十年(1850年)在北流新圩(光绪《郁林州志·艺文》)也有铜鼓出土记录。同治七年(1868年)在玉林镇武山，光绪初年(1875年)在灵山牯牛峰，光绪二年(1876年)在象州县(《象县志·铜鼓》)，四至五年(1878～1879年)在合浦县白龙烟墩岭下海滩(《合浦县志·金石》)，二十年(1894年)在灵山大化村(民国《灵山县志·金石》)，二十四年(1898年)在桂平县上秀里旺安村，(民国《桂平县志·古迹》)宣统三年(1911年)在灵山石塘练竹村(民国《灵山县志·金石》)，在钦州(民国《钦县县志》)，贵港(《贵县志·金石》)，还有铜鼓出土的记录。
雍正八年(1730年)在北流(《北流县志·古迹》)、在桂平铜鼓滩(《浔州府志》)，十年(1732年)在玉林县六西村(《郁森林州志金石》)都有铜鼓出土的记录。
乾隆年间(1736～1795年)在邕宁县(《邕宁县志》)、灵山县(《灵山县志·金石》)、玉林城北谷山村(《郁林州志·金石》)也有铜鼓出土的记录。嘉庆二年(1797年)在北流石一里厐坡上(《北流县志·古迹》)、藤县二十五都祝村(同治《藤县志·杂记》)，三年(1798年)在钦州铜鼓岭，六年(1801年)在钦州石滩村(《廉州府志·金石》)，十年(1805年)在藤县随化里黄坡村(同治《藤县志·杂记》)，也有铜鼓出土。道光元年(1821年)在宾阳(《宾阳县志》)，博白三瑾堡，蟠龙山(《博白县志》)，五年(1825年)在宜山县交椅村铜鼓岩前田内(《宜山县志》)，六年(1826年)在北流县卞一里，十八年(1838年)在北流县扶来里大伦村(《北流县志·古迹》)，二十一年(1841年)在玉林城西荔枝根旺岭山旁(《郁林州志·金石》)，二十五年(1845年)在扶绥云横山(《同正县志》)，二十六年(1846年)在玉林腾龙堡，三十年(1850年)在北流新圩(光绪《郁林州志·艺文》)也有铜鼓出土记录。同治七年(1868年)在玉林镇武山，光绪初年(1875年)在灵山牯牛峰，光绪二年(1876年)在象州县(《象县志·铜鼓》)，四至五年(1878～1879年)在合浦县白龙烟墩岭下海滩(《合浦县志·金石》)，二十年(1894年)在灵山大化村(民国《灵山县志·金石》)，二十四年(1898年)在桂平县上秀里旺安村，(民国《桂平县志·古迹》)宣统三年(1911年)在灵山石塘练竹村(民国《灵山县志·金石》)，在钦州(民国《钦县县志》)，贵港(《贵县志·金石》)，还有铜鼓出土的记录。
广东也不例外，明万历年间，“茂名县溪水陡发，涌出铜鼓"，清雍正五年四月，“鹤洞水冲出铜鼓一"，嘉庆间，郡人复得一铜鼓于雷州英山(民国《广东通志》卷二百十五)。
海南在明永乐年间，万州土官王惠用黎兵挖引多辉溪水，得一铜鼓(《琼州府志》)。
云南省也如此，明末，在丘北县万氏扎营处，黎姓人挖得铜鼓1面(民国《丘北县志》)，清乾隆三十一年(1766年)阿桂征缅，驻军大姚县诸葛营故址，掘出铜鼓2面；嘉庆年间，又掘获铜鼓。道光十年(1830年)冬，广南木贵寨汉民秦士凤锄地得铜鼓(民国《新纂云南通志》卷八十五)。昭通瑶堆中先后掘获铜鼓2面(民国《昭通县志》)。光绪八年(1882年)丘北县民于水沟中拾获铜鼓1面(民国《丘北县志》)。清末，车里宣慰使刀钧安修建土署时掘出铜鼓。
贵州，清嘉庆十九年(1815年)遵义县永安庄土人掘地得铜鼓(《遵义府志》卷十一)，开阳县蒲葵联保在清末一次大风拔树，于树根得一铜鼓(《开阳县志》)。
在四川，清雍正十年(1732年)润五月黄螂获铜鼓4面，乾隆四十年(1775年)庆符县(今四川高县境)农人耕田获铜鼓(《庆符县志》卷二)，嘉庆三年(1798年)宜宾县横江乡水洞坎土人掘获铜鼓，叙州天姑密乡人掘地得铜鼓(《叙州府志·金石志》)，西昌县德昌农人垦土得铜鼓《西昌县志·艺文志》)，盐边拉鹿河附近出土铜鼓(民国《盐边厅志》)；道光初年高县焦村人于土中掘得铜鼓(同治《高县志》卷五十)，咸丰二年(1852年)筠连县巡司场村人于土中掘得铜鼓(光诸《筠连县志》)，等等。
这些见于地方志的记录，只是众多铜鼓出土现象中的很少一部分，有关开荒种地，打井修渠，无意中挖到铜鼓的事例不胜枚举。考虑到当时信息闭塞，缺乏专门机构调查统计，漏掉的比记录下来的不知还多多少倍。真可以说“挂一漏万"。但就从这些零星记录可以看到，中国南方几省不断有铜鼓出土。又真如雨后春笋，层出不穷。清人谢启昆在《铜鼓歌》中说：
“唐宋以来代有作。罗获多从渔与耕"，正是铜鼓出土现象最好的概括。
生活在古代铜鼓分布地区的人们，随时都有发现铜鼓的可能，但是在什么地方发现，却总是出于意料之外。
铜鼓如此零落地分埋在荒山野岭、江流泽畔是什么原因呢？历史的记忆已失去了许多可贵的链条，周去非对宋代交趾居民从两广地区买回铜鼓复埋于山的事已经不甚了了，此后其他人再也不置一词。近人根据道听途说和主观想象，则作了种种猜测，似乎已弄成一笔糊涂账。
有人说，铜鼓沉入水是马援和诸葛亮所为，他们曾将铜鼓置于激流处，让流水冲击发出轰鸣，给敌人造成错觉，以为那里埋伏有千军万马。明代学者王阳明就有“偶承瀑布疑兵响，吓倒蛮兵退太阿"的诗句。
后来梁章钜在《铜鼓联吟集》中也说：“旧闻新息镇水底，舂涛能使蛮僚惊。"
有人甚至说，在广西桂平浔江铜鼓滩捞获的2面铜鼓是马援从交趾带回，路过该地，从船舱里掉下水中去的。
也有人说，诸葛亮征蛮时，打败了孟获，他要求苗蛮各族不得设置旗鼓，各族不敢违抗，只好把铜鼓全部分散就地掩埋起来。铜鼓就是这样埋入地下的。
这些都是无稽之谈，当然不可信。
有人又说，使用铜鼓的民族一般都居住茅屋，容易失火，为避免焚烧，他们常把贵重物品藏在山上，到使用的时候才去取回来，铜鼓所以常见于山。
从一些民族学调查材料可以看到，确实有些民族是把铜鼓藏在山上的。云南广南的彝族，只有在祈年乐岁的时候，才从山上把铜鼓找回来。用过以后，又将铜鼓埋于山中。为什么要把铜鼓埋于山中呢？他们说，主要是为了安全。缅甸勃固山区居民也是把铜鼓藏在山林中的，只有使用时，才从山林中把铜鼓找回来。那些藏在林中或埋在土中的铜鼓万一找不到的话，也就长期湮没在荒野里了。
除此，也有另外的，情况。铜鼓之所以见之于山林间，可能同民族间的矛盾有关。除了部族之间的战争以外，村寨之间也时有纷争和械斗。每当战争或械斗，失败的一方往往合族奔逃，甚至远徙他乡。寨中重器不可能全部带走，只好临时就地分散掩埋，以便有朝一日重返故土时再挖出来使用。但战事过后往往寨毁人亡，地盘为他人长期占据，失去了短期内重返故土的机会。或者是在返回故土之前，负责掩埋铜鼓的当事人已经战死，无人再知埋藏地点。这些铜鼓就长期埋藏了下来，年代久远：就再也无人知晓了。
当然，这些解释仍然使人疑莫能信。那么真正的原因在哪里呢？让我们拨开历史尘埃，看看远古人类的真实面貌吧。那时由于生产力低下，人们对周围的许多自然现象无法给予科学的解释，因而迷信鬼神，以高山大川都是鬼神的归宿地，久而久之，高山大川便成了人们心目中的自然崇拜神。为了求得神的保佑。他们常定期或不定期地举行祭把活动。在中原地区，常常于山麓或河岸发现商周时期的青铜器，就是当时人们祭祀山川神祗，就地掩埋的祭器。南方古代各族多信巫鬼，在山坡水畔祭祀时，常用铜鼓赛神、祭汜。铜鼓作为祭器不能抬回家去，活动的最后一步就是随地挖一深坑，将铜鼓投入土地神的怀抱。绝大部分铜鼓都是鼓面朝下。鼓底朝天，孤零零地分散埋藏，正是这种仪式的遗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