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震
“摘要”
东汉末年，道教正式出现，随即传入河陇地区。从秦陇氐、羌族定居的范围沿着河西走廊一路向西，并沿途吸纳了当地本土民众，最终在魏晋时期遍布河陇。河陇地区素有巫鬼道、方仙道传统，与道教思想有着内在的联系，所以当道教在河陇地区流播时便体现出一定的特殊性。同时河陇地区的独特人文气质也浸染入道教思想体系本身，成为道教思想内涵的一部分。本文即讨论东汉末年道教传入，至南北朝道教大张这一时期河陇地区道教流播时所体现之特征。
中国道教形成于东汉后期（约公元2世纪），首先出现的教团有太平道和正一道。东汉末年，张角始创太平道，十余年间便“连结郡国”，信徒达数十万，传播于中原地区的青、徐、幽、冀、荆、扬、兖、豫八州。张陵则创正一盟威之道，简称正一道，亦称五斗米道、天师道，其传播范围则在西南益州的巴蜀、汉中地区。
至北魏太平真君年间（440-450年），嵩山道士寇谦之自称奉太上老君的意旨，授以天师之位，并赐他《云中音诵新科之诫》二十卷，令他“宣吾《新科》，清整道教，除去三张伪法，租米钱税，及男女合气之术……专以礼度为首，而加之以服食闭练”。寇谦之以此作为宗旨，经过一系列改革后，将一个民间宗教改造为符合封建统治阶级需要的士族宗教。此道派被称为北天师道，并在宰相崔浩的支持下得到了北魏统治阶层的尊崇，魏太武帝“崇奉天师，显扬新法，宣布天下，道业大行”，北天师道俨然成为北魏国教。
《广弘明集》卷四《废李老道法诏》记载，继寇谦之之后，南朝宋有庐山道士陆修静，在宋齐两代，“祖述三张，弘衍二葛（葛玄、葛洪）”，搜罗经诀，尽有上清、灵宝、三皇各派经典，遂总括三洞，汇归一流，并编制了《三洞经书目录》。又在总结自天师道以来原有各种斋仪的基础上，吸收佛教的修持仪式和儒家的礼法，为道教广制斋醮仪范，编制《道门科略》。扭转已经涣散的组织状况，建立和健全道官祭酒依功受箓和按级晋升的制度，废除父死子继的陈规，禁止道官自行署职，以对道官祭酒进行认真的整顿，改变当时道官祭酒良莠不齐的局面。经过陆修静所改革后的天师道被称为南天师道。
道教的教规教戒、斋醮仪范经过寇谦之和陆修静修订之后，便逐步定型，各种规章制度更为健全，道教组织也较为严密了。在此基础上，齐梁时茅山道士陶弘景继续接收儒、释两家的思想以改造和充实道教的神仙学说和修炼理论。
经过寇谦之、陆修静、陶弘景的一系列改革之后，道教作为一种宗教团体得以逐步成熟，教理教义、科仪规范等也更加完备，从而改变了早期道教那种比较原始的状态，并由民间宗教转化为上层化的为封建统治服务的士族贵族道教。
道教作为一种中国本土生长的宗教形态，有着区别于其它外来宗教的独特个性，在其早期发展过程中“综合进古老的巫史文化、鬼神信仰、民俗传统、各类方技术数，以道家黄老之学为旗帜和理论支柱，囊括儒、道、墨、医、阴阳、神仙诸家学说中的修炼思想、功夫境界、信仰成分和伦理观念”，其思想体系“上承古代神秘信仰的传统，下启后来道教最常用的知识和技术”。因此，早期道教的出现与传播都与这类民间巫术、鬼神信仰有着密切关系，并将之转化为自身的理论思想成分，或以之为载体促使道教迅速传播。
建安二十年（215年），汉中张鲁政权为曹操所灭，大批信奉天师道的汉中民众随曹军北迁至陇右、略阳地区，“内徙者亦万余家，散居陇右诸郡及三辅、宏农”。天师道教即进入河陇地区。之后便沿着氐、羌族定居的范围一路向西，并吸纳了当地本土民众，在这片拥有原始道教思想基础的沃土上广泛流播。最终天师道在魏晋时期遍布河陇，普建道观，在秦陇地区与西部河西走廊逐渐形成一片广阔天地。进入魏晋南北朝时期，北天师道在河陇地区更加广泛流行，在当地独特的人文环境之下形成了自己独特的时代、地域特征，为隋唐之后道教的繁荣奠定了坚实基础。
一、道教思想与当地民间西王母信仰、“阴阳五行”方术紧密结合
西王母信仰在河陇地区由来已久。北魏太和（477-499年）末年，便有泾州刺史抱嶷所开的王母宫石窟（化政寺石窟）。虽历经千年，至今仍为海内外信众所敬仰。
史籍中西王母信仰最早见于西汉。《汉书·哀帝纪第十一》载，汉哀帝建平四年春，“大旱，关东民传行西王母筹，经历郡国，西入关至京师。民又会聚祠西王母，或夜持火上屋，击鼓号呼相惊恐”。《汉书·五行志第七下之上》记载则更加详细：
建平四年正月，民惊走，持稿或蒵一枚，传相付与，曰行诏筹。道中相过逢，多至千数。或被发徒跣，或夜折关，或逾墙入，或乘车骑奔驰，以置驿传行，经历郡国二十六，至京师。其夏，京师郡国民聚会里巷阡陌，设祭，张博具，歌舞，祠西王母。又传书曰：“毋告百姓：佩此书者不死。不信我言，视门枢下，当有白发。”至秋止。
至魏晋时期，西王母信仰仍然流行与河陇，据《晋书·列传第五十六》记载，东晋永和元年（345年），张骏：
以世子（张）重华为五宫中郎将、凉州刺史。酒泉太守马岌上言：“酒泉南山，即昆仑之体也。周穆王见西王母，乐而忘归，即谓此山。此山有石室玉堂，珠玑镂饰，焕若神宫。宜立西王母祠，以裨朝廷元疆之福。”（张）骏从之。
《晋书·沮渠蒙逊载记》称，沮渠蒙逊：
遂循海而西，至盐池，祀西王母寺。寺中有《玄石神图》，命其中书侍郎张穆赋焉，铭之于寺前，遂如金山而归。
近年发掘的十六国五凉时代酒泉丁家闸五号墓壁画，有西王母、东王公等神仙形象。在敦煌莫高窟的北魏249窟、西魏285窟顶部壁画也绘有东王公与西王母分别驾龙凤车出行、前方有方士开路、后有神兽随行的场面。可见河陇地区崇奉西王母由来甚久，即便在魏晋十六国时期，仍在当地有着根深蒂固的推重与信仰。
在民间信仰中，西王母“司天之厉及五残”，是掌管灾厉（瘟疫）和刑罚的神仙，自然能干涉人的生死。黄老思想则认为，西王母有使人长生不死之能力。此说出现甚早，据《穆天子传》记载，西王母曾为周天子谣曰：“将子无死，尚能复来。”《淮南子·览冥训》讲：“羿请不死之药于西王母”，可见西王母处可求得长生药。收录于《道藏》、托名汉代班固所著的《汉武帝内传》中，称这种不死之药为“仙桃”（蟠桃），此桃“大如鸭卵，形圆色青……桃味甘美，口有盈味……三千年一生实，中夏地薄，种之不生”。
这种西王母与长生的联系成为道教长生久视理念之滥觞，西王母自然成为早期道教信奉的神仙。明代王士贞著《列仙全传》第一卷记载：“西王母即龟台金母也，以西华至妙之气，化而生于伊川……配位于西方，与东王公共理二气，调成天地陶钧万品。”天地所有女仙皆归西王母管理。《老子中经·上》列东王父为第三神仙，西王母为第四神仙。
阴阳五行学说是我国古代朴素的唯物论和辩证法思想。它认为世界是物质的，在“阴”、“阳”二气作用的推动下孳生、发展和变化；同时认为金、木、土、水、火五种最基本的物质是构成世界的元素，并由此引申为世间一切事物都是由这五种基本物质之间的运动变化生成。这五种物质之间，存在着既相互滋生又相互制约的关系，在不断的相生相克运动中维持着动态的平衡。这种理论在春秋战国时已经形成，当道教诞生时就自然而然地和道教理论紧密结合在一起。
《敦煌汉简》中收录了一枚道教木简，其正面上书：“仙师敕令三齎都星镇定空炁安”，反面书：“金木水”三字。根据陈槃先生《敦煌木简符箓试释》一文考证，这枚木简是非常典型的天师道的符箓，大约为三国时期魏元帝景元四年（263年）之物。观其形制、书写范式与现在仍然通行的道教符箓几乎完全相同，只不过材质有所差异而已。
符箓反面仅存“金木水”三字，疑似后应有“火土”二字，这正是阴阳相生相克之“五行观”在道教方术中的体现。天师道符箓与阴阳五行观念的结合，说明了道教创始初期，仍然遗留着民间巫术中常用的五行相生相克之“厌胜术”。可见，天师道传入河陇地区之后，因其思想体系还没有完全成熟，有着巫鬼道术思想的残留，传播时往往与当地文化习俗相结合，时常辅以巫鬼道术、方仙道术，以获得民众支持，加速其广泛流播。
二、氐、羌族与道教关系紧密，道教谶言成为民族起义的号召力量
天师道教本由巴氐传入河陇地区，魏晋南北朝时期，河陇地区氐、羌等少数民族力量大张，道教信仰流播更是广泛。
收于《道藏》的北周道经《无上秘要》是一部道教类书，引录了大量经典来说明各种道教斋醮科仪的节次、做法。其中卷五十《次卫灵神咒》载“出官仪”，就有召少数民族老君汇集法坛，以共行济度之法的文字：
甲子诸官将吏、考召君、东九夷胡老君、南八蛮越老君、西六戎氐老君、北五狄羌老君、中央三秦伧老君、五岳四渎丘沼君。
唐末杜光庭编《太上正一阅箓仪》“出诸部将军兵马仪”中亦有此类记载：
出东方胡老君反甲逆鳞兵九十万人，出南方越老君火营骑吏火烛兵十万人，出西方氐老君炼杖金精兵六十万人，出北方主老君扁鹊乌丸兵五十万人，出中央三秦伧老君二十五万官君兵士百二十万人。
足以见得当时信道民众中夷胡、蛮越、戎氐、狄羌、秦伧之类名称的少数民族极多，因此对当时撰写道教经书的作者产生巨大影响，在此后的道教科仪中亦将请“四夷”神将吏兵作为不可或缺的重要环节。上世纪90年代，陕西省文物普查队在耀县新发现了一批造像碑，其中有一块被称为《北魏荔非周欢道教造像碑》，碑文主要供养人题名多为荔非氏家族成员，研究显示此碑为魏晋羌族大姓荔非氏家族所造，可证道教信仰此时已经在羌族中间形成了庞大的信仰团体。
天师道教在河陇地区少数民族中间广泛流播，致使在魏晋南北朝社会动荡不安的时期，众多民族起义纷纷借助道教信仰，以应“天数”。常常以老君降世化名“李弘”，宣扬新的王朝即将建立，以此进行起义前鼓动宣传。《道藏·老君音诵诫经》中就记有当时众多李弘领导的起义：
九州四海之内土地真神，五岳官属，尽集对各说土居好德异同，林言事实，称今世人恶，但作死事，修善者少。世间诈伪，攻错经道，惑乱愚民，但言老君当治，李弘应出，天下纵横，返逆者众。称名李弘，岁岁有之，其中精感鬼神，白日人见，惑乱万民，称鬼神语。愚民信之，狂诈万端，称官设号，蚁聚人众，坏乱土地。称刘举者甚多，称李弘者亦复不少。
史籍中也有大量“李弘”起义的记载，例如在《晋书·帝纪第八·海西公纪》中记载了东晋太和五年（370年）九月一起以预言中下凡老君化身“李弘”为首的起义：
广汉妖贼李弘与益州妖贼李金根聚众反，弘自称圣王，众万余人，梓潼太守周虓讨平之。
之后此类起义层出不穷，《晋书·列传第二十八》载，魏太武帝始光年间（424-428年）：
太和中，蜀盗李金银、广汉妖贼李弘并聚众为寇，伪称李势子，当以圣道王，年号凤皇。
河陇地区亦有此类民族起义。《魏书·列传第三十九·封敕文传》记载：
又仇池城民李洪，自称应王，天授玉玺，擅作符书，诳惑百姓。
汉魏时期，氐人聚居地域主要分布在今甘肃省东南、陕西省西南、四川省西北交界处，包括渭水、汉水、嘉陵江、岷江、涪江诸水源头，在氐族聚居区设有武都郡、陇西郡、阴平郡等，并置十三氐道。仇池属武都郡，是氐族聚居区之一。足见汉魏之后河陇地区成为天师道教流播、信仰的一个中心地带，天师道在当地氐、羌族的流传更是进入了一个空前繁荣的时期，同时氐、羌族文化对后世道教的发展产生了巨大影响。
三、士大夫修道者渐多，尚保留汉代方士与隐士性格
个人修道为道教初创前后之一大特征。东汉末年有陇西封衡，亦名封君达，常驾一青牛，“号青牛师”，“人有病，不问识与不识，便以腰间竹管中药与之，或下针，应手立愈”。魏武帝时曾招至京师，询问“养性大略”，后入玄丘山隐居。
《直隶秦州新志·人物志》亦载，东汉“姜岐，上邽人，守道隐居，名闻西州”。同时见于史籍的著名方仙道士，如东汉时在沈黎郡（今四川汉源）修道的陇西人山图，魏晋著名高道王嘉，“游岐陇间”的葛用等等。
晋代修道之士开始出现上层化的特征，原因是道教开始在皇家的支持下传播于世胄高门，使大批高级士族加入道教，成为它的信徒，或个人修道、或出现了一些所谓的天师道世家。陈寅恪先生在《天师道与滨海地域之关系》一文中，曾对此作过考证，此处不再赘述。高级士族大量涌进道教，必然将其思想也带到道教中来，引起道教内部在思想和组织上的变化，河陇地区亦是如此。
《晋书·列传六十四·隐逸传》记载，前凉张茂统治时，敦煌有隐士索袭：
虚靖好学，不应州郡之命，举孝廉、贤良方正，皆以疾辞。游思于阴阳之术，著天文地理十余篇，多所启发。不与当世交通，或独语独笑，或长叹涕泣，或请问不言……弃众人之所收，收众人之所弃，味无味于慌惚之际，兼重玄于众妙之内。
索袭之行为举动，俨然道学大师风范。索氏本为敦煌大族，敦煌遗书中有不少索氏族人抄写的道经。如最早建衡二年（270年）抄写《老子道德经》者便是索姓族人索紞，至唐代仍可见大量索姓道士所抄道经写本。
又据《晋书·文学传》记载，十六国时期著名道士王嘉：
字子年，陇西安阳人也。轻举止，丑形貌，外若不足，而聪睿内明。滑稽好语笑，不食五谷，不衣美丽，清虚服气，不与世人交游。隐于东阳谷，凿崖穴居，弟子受业者数百人，亦皆穴处……其所造《牵三歌谶》，事过皆验，累世犹传之。又著《拾遗录》十卷，其记事多诡怪，今行于世。
足见此时期之修道，已从民间转向士人与世家大族。常以成仙飞举、长生久视为修道之信念；大多是以“方仙道”思想为主的个人行为。此时期道士的修行方式比较自由，尚保留着汉代方士的修炼态度。上述提到的著名道士都没有固定的修道场所，往往行踪不定，游方各地，随山水优美、聚天地灵气之处而居，具有典型的隐士风范。
葛洪在这个转变关头，对战国以来的神仙方术思想作了系统的总结，在其《抱朴子·内篇》中为道教构造了种种修炼成仙的理论和方法，提出以神仙养生为内、儒术应世为外的主张，将道教的神仙方术与儒家的纲常名教相结合，建立了一套长生成仙的理论体系，使道教的神仙信仰理论化，丰富了道教的思想内容，为上层化的士族贵族道教奠定了理论基础，对后世道教的发展有较大的影响。
四、新道派出现，官方开始大修道观
在张鲁道团北迁之后，天师道内部也开始分化。北方各地天师道流传情况在其发布的一些道教戒令《大道家令戒》、《阳平治》中也可发现其端倪。于是，北迁后的诸祭酒便“人人称教，各作一治，不复按旧道法”办事，各自立治传教。这样便使天师道的势力扩展到北方，在中原地区广泛传播开来。张鲁迁邺后的第二年便去世，五斗米道失去了统一的领导。于是道书的造制日益增多，新的道派也相继出现，河陇地区则有“楼观道”。
楼观道形成于北魏时期，其地处盩厔（周至）县终南山麓，本为老子西游时尹喜索书后修道之所，建有楼观台，后王嘉率徒来此，大加修葺，从此楼观道派大兴，终南山成为魏晋南北朝河陇地区道教活动的一个中心。最早为三国末的郑法师（履道）在此地隐居修道。继之有其弟子梁谌，活动于西晋，卒于东晋初。接着又有王嘉、孙彻、马俭等，活动于东晋十六国时。
楼观道真正的繁荣则在北魏太武帝拓跋焘时，《历代真仙体道通鉴》卷三十载，太武帝始光（424-428）初，道士尹通事马俭法师于楼观，其后道术精进，“太武好道，钦闻其名，常遣使致香烛，俾之建斋行道。自是四方请谒不绝”。之后，道士牛文侯、尹法兴等人接踵而至，道士人数大增。北魏孝文帝太和（477-499）中，道士王道义又从姑射山率弟子六七人来楼观，并大修观宇，土木工匠就役者，日常百数。楼观坛宇，一皆鼎新。王道义又“令门人购集真经万余卷”，置于楼观。于是在北魏时期，楼观道在统治者的支持下，形成了一个拥有相当数量的徒众、有一定影响力的北方道派。
天师道教传入河陇伊始，道观的建设在不自觉中已经开始。《三国志·魏书四·三少帝纪》载：魏元帝咸熙二年（265年）八月，司马炎袭晋王爵，欲图篡魏，“是月襄武县言有大人见，长三丈余，跡长三尺二寸，白发，著黄单衣，黄巾，拄杖，呼县民王始云：‘今年当太平’。”
当年十二月，司马炎果然代魏称帝。《晋书·志第十九·五行下》亦曰：
魏元帝咸熙二年八月，襄武县言有大人见，长三丈余，迹长三尺二寸，发白，著黄巾黄单衣，拄杖呼王始语曰：“今当太平。”晋寻代魏。
杜光庭《历代崇道记》中亦有详细记载：
先魏末，陇右临洮郡有神人长三丈，著白衣，垂素发，戴金冠，现于襄武县，告县人王始曰：“不久当见太平。”及武帝受禅，果天下一统。帝乃令于所现处造告平观，即李宗之故居也。
随即修建的“告平观”，亦名“太平观”，文献记载中应为河陇地区最早设立的道观。此观位于临洮岳麓山，其中供奉有老子的画像，明初毁于战火。嘉靖四十一年（1562年），有当地人御史雍焯撰碑记其始末。同时期修建的还有秦安县王家山慈航宫等，有些道观进行了扩建维修，如崆峒山几处道观和回中山王母宫等。不少地区的北魏北周时代的石窟壁画，都有道教的内容，敦煌莫高窟、安西榆林窟、天水麦积山石窟、永靖炳灵寺石窟，其中都有不少道教塑像、壁画。因此，魏晋之后河陇地区道教的流播进入了一个具有规模性的组织化阶段，为以后隋唐道教的发展奠定了坚实基础。
五、结论
总之，河陇地区有着独特的民族环境与人文背景，这为天师道教传入河陇地区提供了适宜的软环境。当天师道教进入河陇地区之后，便在此地沿着巴氐、羌族聚居地一路向西，并吸纳了当地本土民众，在这片拥有原始道教思想基础的沃土上广泛流播。最终天师道在魏晋时期遍布河陇，普建道观，在东起秦陇、西至河西的狭长地带形成一片广阔天地，并且形成了自己独特的时代、地域、民族特征。在流播过程中结合当地民间信仰、民风习俗，为后期道教思想之成熟与发展注入了新鲜的有机成分。
（作者：张震，西北民族大学历史文化学院2008级硕士研究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