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兰彬（1816—1895）在79年的生涯中，经历了清朝五个朝代：嘉庆、道光、咸丰、同治和光绪朝。嘉庆、道光年间，是陈兰彬的青少年时代，他出生在诗书世家，从小聪敏过人，理所当然地走上科举之路。咸丰年间，是陈兰彬科举成名，初露锋芒的时期。同治和光绪年间，是陈兰彬一生中最有作为，也是对国家有所贡献的时期。
每个时代都有每个时代的特征，陈兰彬在19世纪70年代活跃在国内外政坛上，那个时代的特征，用当时人的话来说，就是：中国面临“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再简单地说，“变”就是当时的时代特征。无论动机如何，朝野上下愿意与否，“变”已经成为事实。所谓变，就是过去没有做的事，现在做了。陈兰彬恰好生活在大变局的时代，又奉清政府之命走向世界，做的是前人未做过的事。
这个时代无论世界或是中国都发生巨变。工业革命使西方国家无与伦比地强大起来，随之也叩开中国的大门。列强用洋枪大炮敲开了中国的大门，这些曾被称之为“夷狄”的人用大炮向中国说明，他们不是贡使。在战争的整个过程里，“中国以中世纪的武器、中世纪的政府、中世纪的社会来对付近代化的敌人”陈旭麓：《近代中国”社会的新陈代谢》，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2年版，第65页。，战争以严酷的事实暴露了东西之间的差距，也把中国轰出中世纪。自此以后，外人破关而入，无孔不钻，东突西撞，令清政府来个措手不及。文学家钱钟书形象地说：“咱们开门走出去，正由于外面有人推门，敲门，撞门，甚至破门跳窗进来。”钟叔河：《走向世界——近代中国知识分子考察西方的历史》，北京：中华书局1985年版，钱钟书序。外国人来了，哪怕我们不情不愿，也只好走向这个世界，因为我们绝没有办法走出这个世界。
在先进的西方和落后的东方的国际格局下，中国显得无可奈何、措手不及但也无法抗拒，于是，就以小变应对万变，开始了变法图强的洋务新政，变得快，变得广。19世纪60年代以后，部分士大夫已认识到中国面临着几千年未有之大变局。有人称之为“变动”，亦有人称为“变端”、“创事”、“创局”等，不过称之为“变局”较普遍。广东巡抚黄恩彤说，中国已经面临几百年来最大的一次变动。丁日昌断言，中西接触的扩大是一千年来所发生的最大的一次变化。李鸿章在一封信中写道，中西杂处之势方兴未艾，这种情况是不可变更的。王韬亦指出，“现在，外国人从地球上的各个角落向中国聚集，这的确是史无前例的事件——天下的大变局”费正清、刘广京编：《剑桥中国晚清史（1800—1911）》下卷，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3年版，第186页。。无论怎么个说法，总离不开一个字：“变”。也就是说，部分中国人已意识到世界在变，中国不得不变。古代史往往几十年、上百年并无多大变化，近代每几年、每十年就来一个大变化。这是古今的不同，如何地面对变幻莫测的世界风云？郭嵩焘认为，新形势就像一把两刃刀。它可以加害于中国，也可以有利于中国，这要看中国是否能因势而利导。费正清、刘广京编：《剑桥中国晚清史（1800—1911）》下卷，第191页。于是，从19世纪60年代至90年代，中国掀起了“洋务运动”，又称“同治中兴”、“同光新政”，海外学者则多称“自强运动”。这是“采用资本主义外壳以保持封建主义统治的一种自救运动”，是中国早期的近代化运动。为期三十多年的洋务运动，对19世纪后半期的中国历史产生过一定的作用。就洋务运动的内容看，它建立了一批近代化军事工业和民用工业；创置了科技、文化、教育方面的近代设施。这些内容以及相关观念的变化，构成了近代化一小步。从人的角度看，办洋务关键是人才，要有新型的人才。培养一批懂洋务，通达外情，理解科学的人才尤为重要。国内同文馆、西学堂纷纷建立，为广开渠道培养人才，又开始了派出去培养人才的途径。留美教育就是在这改革时代应运而生的新事物，陈兰彬也就在这个变革的时代被推上前沿，成为活跃在国际舞台上的风云人物。
新局势给中国带来了外交问题，也带来了晚清外交的转型。薛福成、丁日昌、王韬等一些有识之士意识到，中国必须抛弃与外界打交道的传统方法，以便寻求新的方法。19世纪中叶以前，中国与西方国家没有发生近代意义的外交关系，更谈不上建立近代意义的外交机构。然而，当中国固步自封的时候，世界却一日千里地发展。西方早在17世纪就走出中世纪，步入近代。近代的外交制度与外交理论在原来传统的基础上已发生了演变。各国先后建立了主管外交事务的中央机关，也逐渐产生各国主权平等的外交理论，形成近代外交新概念。尽管不同国家对外交理念有不同的解释，但都能理解为外交是各独立国家，基于主权平等的原则，通过谈判交涉的方式，解决国家与国家之间的关系。面对如此大的差距，随着中外交涉的日益频繁，中国不得不对外交来一番大动作的改革。
晚清外交的变化首先表现在外交体制的变化。鸦片战争前，中国并无近代意义的外交，也没有建立专门的外交机构，只由礼部、理藩院、鸿胪寺等机构负责接待外国朝贡使臣。从1757年至鸦片战争，中国只准外商在广州一隅通商，由两广总督兼理对外交涉。鸦片战争后，对外交涉由广州扩大到五口通商口岸，先后由兼任五口通商大臣的两广总督和两江总督办理。随着通商口岸的扩大，由南北洋大臣办理对外交涉事宜。随着中国外交往来日益频繁，清政府觉得有设立外交机关的必要，1861年建立了总理各国事务衙门，又称“总理衙门”、“总署”或“译署”。这是我国历史上第一个具有与外国进行对等交涉的中央外交机构，它是中国门户向外国开放的产物，是适应变化了的情况而建立的涉外机构。1901年，总理衙门为“外务部”所代替，内部组织也加以革新。
随着外交的开展，中国人的国际意识也在提高。1860年以后，中国逐渐吸收西方的国家主权和国家平等的观念。国家主权观念的增强是用血的教训换来的。一方面，中国主权的丧失，是列强侵略所致。一系列不平等条约的签订，使中国与西方列强之间建立了一个所谓“条约制度”的关系，中国不得不接受帝国主义强加于中国的不平等“契约”，而这些条约，也支配了中国与西方列强之间的外交关系。这样一来，中国的主权在一系列的条约中受到了损害，外国人总是用条约维护他们在华的既得利益，并进而扩大其特权，中国不但不能利用条约来达到自己的目的，反而受到条约的束缚。另一方面，中国一些主权的丧失也与清政府官员的无知有关，由于对利权观念的淡薄，列强所得的特权中，有些是清政府官员主动奉送的。在如此残酷的现实面前，中国人觉悟到要致力于争取中国在国际事务中的平等地位。吸取了一次次外交失败的教训后，中国尤其关注使中国主权受到巨大损害问题上，诸如治外法权、最惠国待遇、关税税率等。国际意识的增强，使中国人开始利用国际法去争取中国在国际间的平等地位。
晚清外交行为变化的重要表现是中国驻外公使的派遣。它体现了晚清外交的新格局，也是中国逐步走上外交近代化的缩影；它标志着中国传统体制的转变，中国逐步加入了国际社会；也标志着中国放弃以前的天朝观念，接受了西方的主权国家观念。光绪元年（1875年8月），清政府任命候补侍郎郭嵩焘、候补道许钤身（后改为刘锡鸿）为出使英国的正副使。年底，任命陈兰彬、容闳为驻美国、西班牙和秘鲁的正副使。第二年9月，又调任原为驻英副使的许钤身、翰林院编修何如璋为驻日本正副使，后因许钤身丁忧未赴任，由何如璋、张斯桂充任正副使。早期三个驻外使节的委任，标志着晚清中国驻外使馆的建立。这里说的“公使”，在清政府文书中称“钦差大臣”或“使臣”。晚清中国驻外公使的派遣是属于一个新的官方的群体，是19世纪中叶中国向外开放后的重要团体。当第一批外交官走向世界时，既要超越只有朝贡而没有外交的传统观念，又要了解和适应当时流行的国际法规。无论如何，他们都是从被动的外交适应开始走过来的，这是一个艰难的外交历程。
由此可见，走向世界是时代赋予近代中国人的历史使命，而晚清第一批驻外公使则是真正意义上走向世界的一个突出群体，陈兰彬就是属于他们当中的早期外交官，首任驻美公使。他们在无前人经验可循的情况下走向世界，代表中国办理外交事务，对他们的研究正是对近代中国外交史、中外关系史研究的重要探索，均有重大的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