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从1999年以来，有关美国导弹防御计划的争论无疑是国际安全研究中最重要的热点，也是全球政治最火爆的话题。几乎当今世界上所有重量级的国家，都卷入了这场争论。从二战结束到现在的56年中，甚至更长远一点说，在人类已有的历史中，从来没有一项武器技术像美国的导弹防御计划那样，如此复杂、艰难并充满了国内和国际的争论。战后美国历史上也没有任何一位美国总统，要像克林顿那样，在一项防务计划的部署决定上如此地犹豫和斟酌。
武器技术的革新和发展，历来对国际关系的演进产生着深刻而又重大的影响。笔者不是“唯武器论者”，更不是“技术决定论者”，但翻开国际关系历史，我们不难发现，武器技术的革命性变革，往往是开创国际关系新时代的开始：没有坦克和坦克战，二战欧洲战场前期的局势将会重写；没有舰载机和航空母舰，可能不会有“珍珠港事件”，也就不会在1941年的12月爆发“太平洋战争”；没有核武器，二战可能不会在1945年8月15日结束；而没有战略性洲际导弹的出现以及人造卫星的发射，冷战可能不会持续45年之久；如果这些假设都可以成立，那么，二战后的国际关系的发展还会像我们今天看到的那样吗？国际关系学者都不会否认，二战后军事技术的日新月异，是导致大国间没有发生持续性战争的根本原因之一。因为武器技术的发展十分迅猛，战争完全变成了屠杀生灵和毁灭文明的工具。人类因为“怕”而抑制了自从15世纪地理大发现之后殖民主义和帝国主义的贪欲，世界也纷纷在更重视市场竞争和契约关系中走入了一个全球化的时代。汉斯·摩根索指出，国际政治本质上受根植于人类本性的自然规律的支配，因此也像一切政治那样，是追逐权力的斗争。①武器技术的革新往往会为人类创造或改变权力追求的方式，并随着技术的变化，抑制某种本性的同时激活另一种本性。近代以来的国际关系证明，代表生产力的技术和科技因素，不断创造了人类经济活动的空前繁荣和相互依赖，也在军事和安全领域创造了相互不可分离的依赖关系，从而极大地改变了传统权力政治的思维框架，为各国的外交关系和军事战略塑造了新的原则和行为模式。军事科技的发展，本质上是人类生产力发展的产物，它除了在经济领域中表现得具有决定性之外，在安全领域让人们去接受生产力这一最活跃因素的支配，从而为国家间的安全关系带来革命性的变革。
今天，人类的历史再一次走到了一项新的武器技术革命的门口。未来国际关系的前景，在导弹防御计划部署之后，又将会如何展示呢？至少两种尖锐对立的不同看法已经存在：美国和日本认为，导弹防御计划只是“防御性武器”，将会增加世界的安全；而反对者则认为，导弹防御计划将打开“潘多拉的匣子”，国际社会和平与发展的前景将从此暗淡。如果导弹防御系统的部署对美国来说可以确立自己不受挑战的军事力量地位，并按照自己的意志更为自由地去追求自己的权力的话，那么，21世纪的国际关系将没有什么可以令人值得乐观的理由。
美国的导弹防御计划之所以遭到如此普遍的反对，一个根本原因是它绝非一项或者若干项武器技术那么简单。在导弹防御计划完成部署之后，可能国际军控事业、威慑战略、国际战略稳定以及大国关系，都将发生微妙而又显著的变化。一个国际安全的新时代，可能即将来临。这个时代将可能比我们现在所处的这个时代更加动荡，武器技术影响人类和平命运的主题可能再一次变得清晰和残酷。法国总统希拉克在1999年12月曾经精辟地指出：“如果你看一下世界的历史，甚至从人类产生战争开始，你都会看到剑和盾之间的竞赛就从来没有停止过。剑总是获得胜利。想要防御剑的各种手段改善得越多，剑本身就变得越锋利。如果我们一旦拥有了导弹防御系统，那些剑的制造者将变得更加勤奋，也变得更加努力。”②
冷战结束10年了，随着美俄核裁军的深入，世界好不容易奋力掀开已经压在人类头顶长达55年的核大战危险。核不扩散条约（NPT）机制的无限期延长、全面禁止核试验条约（CNTBT）的通过和世界无核地区（NFZ）的扩大，都意味着尽管未来的核裁军道路还依然漫长，但无核武器化世界的前景毕竟从来没有像今天这样光明。然而，导弹防御计划将使得世界渴望和平与安宁的人们又一次受到打击。一旦美国部署国家导弹防御系统，将对国际军控和裁军事业、防扩散的国际努力、国际战略平衡、区域层次上安全合作与对话的发展以及大国关系的协调与稳定，带来沉重打击。从这个意义上来说，美国的国家导弹防御计划应该被称为“捣蛋计划”。这一称呼事实上既形象，又贴切。
我们同样不能忽视的一个事实是，在导弹防御计划背后，是今天美国强大的、俯瞰世界找不到对手的实力地位。人类历史终于走到了这样一个时刻：国际体系从来没有如此广泛而又深入地受到一个国家的影响，世界的每个角落都或多或少地在受着这个霸权国家的挑战。弹道导弹防御计划正是建立在美国今天超强的实力地位的基础上的，导弹防御计划也是美国今天所追求的“霸权和平”的一部分。要了解今天这样一个国际“霸权体系”的特征，分析导弹防御计划将给我们提供一些非常有帮助的思路。国际社会和学术界对美国“霸权国家”的特征存在着不同的争论。不管美国是一个“良性霸权”（benign hegemony）也好，还是一个“柔性霸权”（soft hege-mony）也好。霸权国家必然注定要有霸权国家的特征。美国现在从事国家导弹防御计划的研制和部署，恰恰是这样一个霸权国家特征的具体表现。
建立战略性导弹防御系统是美国由来已久的愿望。美国历史上曾经出现过三次有关导弹防御问题的争论。一次是在60年代，结果是美国放弃了，并产生了《反弹道导弹条约》；第二次是在80年代，里根政府提出了星球大战计划，但该计划始终都处于研究阶段，并由于冷战的结束没有具体付诸实施；第三次是在90年代，尽管面对着国内巨大的反对声浪，克林顿政府曾经有过犹豫，但还是一步步地将国家导弹防御计划推进到了部署阶段的边缘。这是霸权逻辑的必然结果。在这一逻辑的支配下，今后美国具体部署国家导弹防御计划将是一个挡不住的进程。但是，国际社会仍然可以有所作为，可以尽量降低美国国家导弹防御计划的部署规模，并减少由此而给国际安全带来的消极作用。由此，国际社会将在21世纪面临一个迫切和无法回避的话题：那就是如何帮助美国自律。美国虽然是目前世界唯一的超级大国，但是美国的力量也是有限的，美国再强大也无法强迫世界上大多数国家接受美国的意志。美国同样需要在一个合作的、安全的世界中追求和实现自己的利益。帮助美国自律的过程，将是国际关系中各种力量团结与合作过程的新的开始。21世纪的国际关系不会缺乏困惑和曲折，但团结与合作将使它依然充满生机。
中国是美国导弹防御计划坚定的反对者，因为导弹防御计划背后隐含着对中国国家安全的打击，也因为战区导弹防御计划（TMD）入台可能给我们统一大业增添复杂性，更因为导弹防御计划将给国际安全带来消极作用。显然，导弹防御计划对中国国家安全、外交政策、统一大业和国家发展战略所带来的各种冲击和挑战，将是我们在21世纪无法回避的一个问题。所以，本书旨在从美国的弹道导弹防御计划的历史起源、威慑概念、美国后冷战时代的军事战略和国内政治的关系、国际军控、地区安全、双边关系等角度出发，进行一些及时和系统的介绍和分析；廓清一些有关导弹防御计划的认识和学术争论中背景性和方向性的问题；更希望能够从学理上加深对美国导弹防御计划国内讨论的深度。
全书的框架是按照纵向和横向这两条线来设计的。从纵向的角度来说，本书回顾和探讨了核威慑与美国军事战略在冷战时期的结合与发展过程，也涉及到了美国战略防御思想的历史沿革以及后冷战时代美国国内政治与导弹防御计划之间的关系，包括对二战后军控的历史也作了一些基本的介绍和总结。笔者在自己的研究中深切地感受到，不了解威慑的概念、历史和理论，就无法了解当代军控问题，也就无法把握弹道导弹防御计划对国际关系所带来的冲击。同时，不了解美国国内政治以及不同观点在战略防御和战略进攻问题上的争论，也无法建立起我们当前对该计划的“美国背景”的客观认识。从横向的角度来说，本书涉及了国际军控、导弹管制国际机制、美俄关系、美欧关系、中美关系以及东亚地区安全等若干领域。作者希望能够就弹道导弹防御计划对国际安全的冲击作出比较全面的论述。
我本人对弹道导弹防御计划的研究始于三年以前。这三年来，一个强烈的感觉促使我始终保持了对该课题的学术热情。我认为，导弹防御计划对新世纪国际安全以及国际关系的挑战是综合性的，而这个挑战可能才刚刚开始。因此，我更希望这本书能够抛砖引玉，能够为推动国内有关军控、安全和弹道导弹防御计划研究的进一步深入和发展尽绵薄之力。
本书也尝试进行了一些对策性研究。作为一个中国学者，“中国本位”是我自己学术努力的准则和基础。为此，在最后一章中所提出的一些看法，例如我强烈支持中国继续保持有限核威慑力量，从理论上也论证了保持核威慑的必要性。这并不等于说我在宣传“核武器优越论”，或者反对无核武器化世界的目标。中国政府和人民都认同世界和平与发展的进程，终有一天核大国的均衡裁军将会到来，人类所遭受的核威胁将会得到彻底解除。但国际关系历史的发展充满了曲折性和复杂性。只要存在着像美国弹道导弹防御计划这样的“捣蛋计划”，对抗威胁的手段只能是自我实力的发展，而不是善良的愿望。我更坚信，一个稳定、繁荣与强大的中国，是我们国家安全的根本保障。在美国弹道导弹防御系统接近部署之际，我们同样需要稳住阵脚。
我一向认为，军控问题的讨论应该公开化。这既有利于加强对我们为什么要反对弹道导弹防御计划的宣传，也有利于培养和增强人民的国防和安全意识，更有利于提高国内的学术研究水平，壮大研究队伍，促进学术研究与决策运用之间的相互结合。本书在最后一章中的一些对策分析，希望能够促进军控讨论公开化的实践进程。
在本书的写作过程中，我曾经得到了许多老师、专家与朋友的支持和帮助。我非常感谢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的领导在1998年9月派我去日本进行了一年的学术交流。本书的基础研究工作就是我在日本的一年中完成的。我特别要感谢华东师范大学人文学院院长冯绍雷教授。冯教授是我的良师益友。没有冯教授在过去一年的时间中对我的指点和鼓励，我是无法完成本书的。特别是在本书初稿出来以后，冯教授组织专家对我的书稿进行了审阅，提出了许多非常好的修改意见，才得以使本书能够有今天这个样子。作为“当代国际政治丛书”的主编，冯教授严谨的治学和工作作风，使我受益匪浅。
我还要特别感谢复旦大学美国研究中心副主任沈丁立教授。我一直认为，沈教授是中国国内最好的军控问题专家之一。沈教授不仅通读了本书的初稿，而且还提出了许多非常中肯、及时和到位的修改意见。在我修改本书的过程中，沈教授也随时给了我许多指点和帮助。本书中凝聚了冯绍雷教授和沈丁立教授的心血。对于他们两位，我的感谢是很难用语言表达的。
新华社世界问题研究中心副主任钱文荣教授给我提供了非常有用的资料帮助。在此，我想对钱老深表谢意。我还要深深感谢清华大学国际问题研究所李彬教授。作为中国国内年轻一代中最有实力的导弹防御技术专家，李教授对我的指教丰富了我对导弹防御计划问题的许多看法。我非常感谢中国社会科学院美国研究所副所长、军控中心主任顾国良教授。顾教授的指点同样让我获益良多。
我由衷地感谢上海人民出版社的范蔚文先生。作为本书的责任编辑，范蔚文为本书的出版倾注了大量心血。他还为本书提出了不少非常好的修改意见。蔚文兄严谨、细致的编辑作风，给我留下了深刻印象。
我还要感谢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资料室的潘京初、戈雁生两位老师，他们对我的资料收集工作给予了很多支持。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电脑室的骆革委老师在电脑和网络使用方面也给予了我很多帮助。
在本书写作的一年时间内，我得到了外交部军控司、总参二部和三部、北京中国国际战略学会、国防大学、中国人民和平与裁军促进会、社科院美国研究所、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欧洲研究所和亚太研究所、中国国际问题研究所、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所等许多专家、老师和朋友的指点和帮助，在此我想一并表示深深的感谢。
最后，我最需要感谢的是我的家人。在完成书稿的一年中我几乎没有时间顾及家务，而我的孩子尚幼。对家务和孩子的照顾几乎都由年迈的岳父岳母来操劳。二老对我的亲情，我将永远铭刻在心。我也想借此表达对我妻子的深深谢意。这么多年来，不管我处于什么境地，我妻子都一如既往地支持和关心我。这使我深受鼓励，也深感骄傲。
由于本人水平有限，书中的一些疏漏和错误在所难免。敬请各位读者、专家批评指教。全书所有的观点仅仅代表我个人。
朱锋
2001年2月8日于北京大学燕北园
注释
①汉斯·摩根索：《国家间政治——寻求权力与和平的斗争》，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1990年版，第35页。
②“With a Dont Be Vexed Air，Chirac Assesses U.S.，”New York Times，December 17，199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