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一次河口失败以后的情形，确是太糟了！黄明堂等本想假道安南，开往广西边境，但许多士兵，拿到了饷就赌博起来了，有些把枪卖给安南人，军纪坏得不成样子。法国总督知道这乱子，就严重警告道：“照你们这样做法，简直不是搅你们的政府，是要搅我们的安南了。”一面命令他们的警兵勒逼缴械，明堂等当然不能答应，于是竟和法兵开战起来了，这很奇怪的，他们没有战胜满清的军队，却把法军搅得疲于奔命，因为他们原来都是游勇出身，出没无常，于是把战线从宝胜、老街，一直延长到太原、左州，使法军无法兼顾。这样相持了很久，法军总督无法应付，就请了一个当地土豪出来调解。两方战事才算停止，但革命军的枪械，到底还是缴下来。余下二百多人，由安南政府发旅费，照例地又送到新加坡来。孙先生接到这个报告，知道事情坏了，但依然极力设法安排他们，一面去电安南总督询问真相，并且说凡是在安南有职业的革命党人，不应该也当作军人。一律要他们出境，这意思是在防止他们继续扰及在安南的其他同志。安南总督就答复道：“这二百多人，是最后一批的人了。以后再不会有了。”于是一面向新加坡总督署交涉，要他们仍照上一回交保的手续，使这许多人安全登岸。这一切都办理妥当，所以这二百多人一到埠头，孙先生已派人拿价值五万元的契约作担保品，将他们照从前一样地保出。保出了，他们也穿了一式的服装，列队游行，兴高采烈，慷慨激昂，几乎忘掉这里是人家的殖民地。孙先生又因为上一回送来的四百人，已经把陈楚楠的住宅占满了，于是又借了振南街张振东的二间房子，编为第二宿舍。从这时起，这六百多人的每天伙食和其他费用，数目是很大的，都由各华侨同志分担，孙先生擘划分配，也非常辛苦。不久，汉民也从安南秘密地离开而到新加坡来了，克强却早已到日本去了。汉民来后，孙先生就得了一个助手。后来孙先生因为这六百人，坐食无事，而许多华侨同志的负担已经很重，这不是长久之计。因此和张永福商量，集资三干元，利用他蔡厝港一千亩的山地，开办一个中兴石山公司，以便容纳这许多同志。一面派汉民到各埠去劝募股本，一面派张永福和林义顺积极筹备。永福深恐缓不济急，竟非常慷慨地愿意先垫出股本做开采费，于是这事情的进行，更见顺利了。
我们如果把孙先生的历史，划分时代起来，从纪元前五年到四年（1907年到1908年）是革命运动最艰苦的时期，如黄冈起义到镇南关占领，孙先生没有一天不是在艰苦的生活中，四面八方都闷闷着，使他无一线曙光可见。但从镇南关失败出来，一直到现在，孙先生的革命生活，更陷入苦闷的境地了，因为几年来惨淡经营的最便利的根据地，既然完全失去，又非短期内所能恢复的，同时更因实际运动的进展而引起的党务纠纷和反对派的进逼，也在这时期开展起来，更使孙先生苦于应付，要不是像他那样具有沉毅的魄力，坚定的意志，准确的识见，恐怕早就灰心了！现在我们把这时期孙先生所遭逢的事实，分几方面来说。
我们首先要说的就是前年，孙先生离开东京时所引起的纠纷，到这时章炳麟等又扬起已熄的残灰，燃烧起来了；东京同志间的笑话也很多，像汪公权的受端方贿赂，充作满清政府的侦探，陷害同志张恭、陈陶怡等，因此王金发在上海把他枪杀。刘光汉也向端方自首，并想暗杀孙先生和其他同志来立功。章炳麟虽没有跑到满清政府，但也托刘光汉向端方要求二万元准备到印度去。可是他们两人不多时又发生意见，刘光汉就把章炳麟这种秘密向克强等宣布了，这样儿戏似的闹得很久。但章炳麟一方面还是想把《民报》当他的万世一系，这时候，忽然派陶成章到新加坡来向孙先生要求拨款三千元为印刷费，并要求增加维持费。孙先生正忙着招呼镇南关的河口失败退下来的六百多同志，天天在筹款，天天在困难中，哪里还有方法来张罗这样一笔巨款？在这焦急中，只得把自己的手表和其他东西，要成章去变卖，以救燃眉之急。但是孙先生这样的苦心，竟不能获得成章的谅解。他原是光复会的重要分子，到这时就抛弃了同盟会的面目，在南洋挂起了光复会的招牌，把同盟会的同志如许雪秋、陈云生等都拉了进去。章炳麟在东京，不待说，当然要反对孙先生了。这时《民报》因为发表了一篇反对满清政府的联美政策的文章，给清使馆要求日本政府把它封闭，这鼓吹革命有力的刊物。就在二十四期以后暂告停版了！
东京《民报》停刊了，在孙先生革命的宣传上，只是失了一个机关，因为这时新加坡的《中兴日报》，已经很有基础，很可代替《民报》来鼓吹革命了，这《中兴日报》是前年（丁未年）孙先生到新加坡时和张永福、林义顺等筹议创办的，出版时，孙先生适在安南，但一切进行办法，也有很多指导。不久，《民报》社的同志都因停办而到新加坡来，于是都加入《中兴日报》工作，革命的重心，就渐渐地有移向新加坡来的趋势。然而，另一方面，反对派进逼革命党，也移转锋芒到这里来了。那时新加坡和《中兴日报》对立的还有一家《南洋总汇报》。这报纸最初也是由林义顺等创立的，但曾一度停办。现在许雪秋等因为陶成章的煽惑，反对同盟会，竟丧心病狂地又约了保皇党的朱子佩来加股合办，于是康有为的门徒榘中、徐勤、伍宪子、袁寿民、陈介叔等都陆续来了，凭借了这个报纸，向孙先生一派的革命党大肆攻击，变成了纯粹的保皇派的机关报，两方面斗争的情形，和当年东京《民报》与横滨《新民丛报》的笔战，有同样的热闹。
我们从过去事实中可以看见革命派与保皇派理论上的斗争。革命派因为立场的稳定，总是获得最后胜利的。过去，《新民丛报》向《民报》挑战的，是承认满清政府就是中国政府，所以非难种族革命：承认中国人民没有政治能力，所以反对民权的政治革命，但这些论点，都给《民报》驳斥得体无完肤，他们早已没有答复的余地了。现在他们就调转方向，集中在中国革命可以召瓜分的问题，大发议论，想从国际方面来说明中国革命的危机，于是这一次新加坡笔战的阵线，就依着这目标而开展了。关于这问题，孙先生前年（甲辰1904年）在美国时，早有一篇《中国问题之真解决》，说得非常透彻，精卫和汉民在《民报》上也根据了这个论点，做过很长的文章，向保皇党和一般国民解释。然而已成强弩之末的保皇党，为要支撑门面，还是把这个问题提出来为难革命党。这是太巧了，在保皇党正得劲的骂中国革命可以惹起瓜分大祸的时候。素称近东病夫的土耳其也掀起了革命的风潮。这一年七月二十三日以安弗尔为领袖的少年土耳其党在萨隆尼加起事，废黜土皇亚伯都哈密德第二而夺取政权，并且进而欲收回1878年柏林会议所决定的波斯尼亚与黑塞哥维那二州的主权。同时，在法德两国角逐下的非洲摩洛哥革命军也起来倾覆摩洛哥国王阿都亚斯的全军，而引起各国对于摩洛哥干涉问题的讨论，德国报纸并且很明白地表示应该承认新王。这两国的事实，很可以拿来解释中国的革命问题，因此汪精卫在《中兴日报》写了《申论革命决不召瓜分之祸》和《革命可以杜绝瓜分之实据》这两篇文章，把这个问题的内容，剖析得非常明白。孙先生也接着化名“南洋小学生”发表了一篇论惧革命召瓜分者乃不识时务者也，借了精卫的论据，发挥他的意见，中间有这样几句话：
“今者近东病夫之土耳其，瓜分问题，已由革命而解决；无名摩洛哥，干涉问题，亦由革命而解决，中国岂异于是哉。”
这是很确切的见解。世界上只有萎靡不振的国家，才引起了强邻的觊觎，而造成在国际上许多纠纷的事实，同样的，这种国际的纠纷，也必有待于这萎靡不振的国家的复兴，才能解决。中国是否被列强瓜分，当然也决定于革命工作的能否完成，孙先生这个论断，在日后土耳其革命成功后摆脱国际羁绊的事实中，更获得坚定的证明。保皇派经孙先生等这样严正的驳斥以后，于是又无话可说了。但他们还是想强辩，知道自己的理论不完备，竟倡言自然主义，以为中国未来的命运，只有听诸天命。有一个笔名叫做“平实”的，在总《南洋总汇报》上引孔孟天命之说，大发议论，他说：孟子言时势，以为莫之而为者天也，莫之而致者命也。又说：天与人事，不能截然区别，以至浅之理明之，夏葛冬裘，昼兴夜寐，何莫非因天时以为人事。又引老庄学说，说合天地人皆以自然为归，他以为这是很合赫胥黎的天演学说。这些话本来是他们的遁词，极幼稚而不足置辩的。孙先生因为他们一再胡闹，越说越不像样了，于是发表一篇平实尚不肯认错，笔名仍是用南洋小学生。劈头就说：他们既然引用孔孟天命之说，无怪以满人侵略中国，亦为天命之自然，而甘心媚之。但他们又何必说：今为救亡图存时代，因为天欲此时代而亡，他们已爱戴满清政府了。便可委心任运的听他亡好了，何必说救呢？同时又根据社会进化史说明人类从穴居野处进步到夏葛冬裘，暑扇寒火，是进化的事实，进化的程度愈高，便离去天然愈远，及至有历史的时代，则人事渐繁而理乱兴衰的事实毕现，然后乃有时势二字的名称。这就是说，人类到今天，绝不是由于靠天活命得来的。最后孙先生又说：
“时势者，人事变迁之态度，西名曰Circumstance，日本人译之为周遭之情状，而自然则曰nature，二者固绝然不同也。平实又引赫胥黎之天演论以自饰……而不知天演二字之原文为evolution，此字有数意，兵式操演之演，亦名曰evolution。译者乃海军学生出身（按指严复），惯于操演之事，先人为主，故译evolution为天演。而平实今欲文其错，并加以天演自然四字为一名辞，以辩其人事即天然为不错，其实evolution在赫胥黎之书，应译为进化乃合，译为天演则不合；以进化一学，有天然进化，人事进化之别也，若曰天然天演，人事天演，则不合也；因人事进化与天然进化，有相因的，亦有相反的也……”
这样论辩，好像和革命理论的本身，没有什么关系，其实也可看出两派立脚点不同的所在；孙先生这种勇往迈进的精神，不安于命而富于创造性的气魄，很明显地活跃于字里行间。然而，保皇派竟误解了天演学说，希冀由冥渺的主宰去支配他们的命运，这是多么怯懦而缺乏革命性，当然要处处和革命党冲突了。因此，孙先生这样地教训了他们一顿，竟引起了他们老羞成怒，抛弃了绅士的面目，在《总汇报》上破口骂孙先生是海盗。这是太侮辱了！同时也显出他们的穷凶极相，因为理论上的失败，而出之于无理的咒骂，真是无聊极了。
孙先生为要保全自己的尊严。非常气愤，亲到亚仑及忌烈稀律师事务所，延请鹅安氏律师，向法庭起诉，要求赔偿名誉损失。保皇报知道了很害怕，立刻派人向孙先生道歉，孙先生本来包容大度，目的是在要借这个惩罚，来灭杀保皇报的气焰，现在他们自知理屈，也就不再追究了。许多同志，看见孙先生这样大量的态度，都非常感动。
孙先生这时除在《中兴日报》宣传革命主义外，更为华侨的青年学生专门办了一种马来音日报，孙先生亲为定名日《阳明日报》，派郑提摩太主持报务。因为那时的华侨学生，认识本国字的很少，这种特殊报纸的发行，是很需要的。出版后，销路很广，青年华侨信仰革命主义的，日见增多；此后他们对于国内一切改革运动赞助的热忱，都是受了这报纸的影响。这也是孙先生一种苦心孤诣的表示。
孙先生在新加坡这样地努力宣传，努力联络，本来很可以促进革命的运动。但保皇派的活动不停止，以及由同盟会退出来的光复会一派的捣乱不消灭，处处可以牵制孙先生一切工作的进行，这是很可忧虑的。因此孙先生力排万难，振起了革命精神，除了文字的宣传外，更努力于党的组织工作，把新加坡同盟会分会，扩充而为南洋支部，使各埠分会都受支部管辖，以便指挥一切，派汉民为支部部长，积极进行，孙先生自己亲身到各埠去联络华侨，筹划款项。计自十一月二日从新加坡出发到芙蓉、吉隆坡、巴罗，更由巴罗到庇能所到的地方，华侨同志，都非常欢迎，但他们的团体组织，却都十分散漫，于是孙先生不惮烦琐，都一一加以指导，因此华侨倾向革命党的，如风起云涌。各埠分会组织，也日见严密。
十二月，又偕汉民、毅生、何克夫等数人到暹罗去，受到当地几百华侨的热烈欢迎。在中华会所开欢迎大会，孙先生演说革命主义，非常热闹。但第二天安南政府就出来干涉，限孙先生一星期内出境，并在此时期，不许再谈政治问题。原来安南政府还没有忘掉去年的事情，他们依然不许孙先生在他们的境内活动。驻暹美国公使对于这件事，却很为孙先生抱不平，他仗义和当地官厅交涉，于是孙先生的居留时间延长了几天，因此得以秘密地组织同盟会分会，然后仍安然地回到新加坡。
这次孙先生手订南洋支部的办法，有很多特殊的地方，也可看出这时革命党组织进步的趋势。第一是同志联络的严密，如通信办法的规定：一、各团体至少每二个月互相通信一次；二、团体通讯地址有移换时，须即通知南洋支部；三、以后如续有新立团体，即由南洋支部发信通知，各处接信后，即向新立的团体道贺，并且加以勉励。孙先生更在这通告后面加着这样几句话：“以上三条，望留心照办，以团结同志之精神，广通各处之情谊，是所至嘱。”可见这办法的重要了。第二是用军队编制来组织同志：以八人为一排。内举排长一人，共八人；以三排为一列，外自举列长一人，共二十五人；以四列为一队，外自举队长一人，共一百零一人；以四队为一营，外自举营长一人，共四百零五人。以各列长、队长、营长等人员，为会众之代表人。孙先生在通告上也注明这个办法的重要性及其效用：“注意，组织会众为营为队为列为排一条，为极紧要，有此则会员之感情，乃能密切，团结乃能坚固，不致如散沙。会中有事，由职员通传于各营长或各队长，各转传于其所属之队长或列长，则一人不过走报四人知，列长不过报三个排长，排长则报七人知，如此工夫易做。若收月费，收会费，会员交于排长，排长交列长，各列长交与理财员，亦事简而效大也。若不行此法，则他日每埠人多至一千或数千，则无人能辨识会员，而分会机关之职员，亦无从遍知各人之住址行踪也。故必当为排列，一排长识其所交好之七人不为难，一列长识三个排长更易，由营而队而列，犹身之使臂，臂之使指，节节脑筋相连灵活也。”这新颖而灵妙的办法，恍惚和现在的区分部、区党部、县党部和省党部中间的联系和指挥，有同样的妙用，不过那时是一种横的组织，还没有用到纵的方面来罢了，然而，孙先生这时对于党的组织的注重，也可想见一斑了。
孙先生这时在新加坡活动，满清政府非常注意，密令粤都张人骏派人到新加坡来，企图暗杀孙先生。这刺客就住在胡节律一一一号附近杨圻（云史）家内，天天侦探孙先生的行动，准备下手。杨圻是满清政府驻新的副领事，他和陈楚楠、张永福，以及《中兴日报》编辑田桐（梓琴）等都很熟悉。他知道清祚将终，对于满清政府这个阴谋，很不赞成，因此密告田桐，请孙先生预为防备，并且向这个刺客说明种种利害，刺客大为感动，竟放弃原定计划，掉头而去，孙先生因此安然无事。
我们对于孙先生这个时期的活动，已经说得很多了，但革命的进行。是走曲线，我们这里决不能把孙先生这时期的活动，描写得纤微毕现。那时，同盟会的会务，虽是渐渐地发展，但陶成章等的光复会势力依然存在于荷属东印度一带，当孙先生派汪精卫、邓子瑜等到文岛去筹款时，成章等就从中百般破坏，使精卫等无功而回，他那时是血气方刚，思想纯洁的青年，受了这严重的打击，气愤极了，就决心要去击一满清政府的重臣，以雪此耻。于是瞒着孙先生，秘密地回到香港，孙先生知道了，就向他苦劝，要他为顾全团体，做一个振聋发聩的木铎，万不可就做一座悲壮的血钟。克强这时刚到新加坡，知道精卫有这个计划，也和孙先生联名去劝阻，汉民也很不赞成他这样办法。后来孙先生又去电香港冯自由要他候精卫的轮船到后，就把他邀留。但精卫的决心既已下了，势难挽回。他到了香港，知道要给许多同志所阻止，于是就秘密地到日本去，准备实行暗杀满清政府的重要人物。一年以后，他就造成了一件轰轰烈烈的谋刺载沣的大事，这也是由于这时期环境的逼迫而发生的。
总之，从河口失败以后，表面上革命运动已经沉寂下去了，然而孙先生在南洋所活动的，没有一时一刻不想恢复革命军的起义，同时，因这活动所遭遇的种种困苦，也绝不是一般人所能知道的。那时可以给孙先生多少安慰的，就是这一年清帝后相继死亡，新加坡清领事通告各商店休业一天，以志哀感，革命党员所开设的商店，却都一笑置之，没有理会，保皇党因此贿通无赖，大起捣乱。造成两党党员冲突的事情。新加坡辅政司无法应付了，竟请孙先生以革命党领袖名义，张贴告示，制止党人。孙先生在旅途中，在一封给邓泽如等的信中，说到这件事：
“此）亦一奇事，想保党及满奴见之，转为骇然。英政府既认弟为有在星管束团体之力，则吾人势力多有可借此而谋扩充者，弟行匆匆，未及发挥，要可将来利用耳。”
这确是开历史上未有的奇例，也是孙先生在这时期中的一件趣事。
在清帝后死亡的丧乱期中，国内起了两个革命运动，一是熊成基、范传甲以炮队举义于安庆，一是谭馥、霭谦、严国丰等以巡防营起事于广州，虽是事情都很快地失败，但这时期内，也只有这两个运动，打破了沉寂的革命空气。我们相信，这两件事情，给孙先生也有不少的兴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