进入改革开放新时期，转变观念、解放思想成为冲破一切精神禁锢的历史潮流。但在发展畜牧业的问题上仍存在不少思想阻力，各种看法争议不休，“以粮为纲”还占据正统地位。在1980年3月西安召开的讨论黄土高原的生产方式会议上，盛彤笙开始了向“以粮为纲”发出挑战。他与任继周联合作了《黄土高原的土壤侵蚀与农业格局》的发言，提出在西北通过合理地利用土地资源，将种草养畜作为改变黄土高原面貌的根本大计，使畜牧业总产值达到或超过农业总产值50豫的“以牧为主”的观点。
这个观点一提出，就像沸腾的油锅里撒了一把盐，噼噼啪啪的响起，报刊上和学术界顿时热闹了起来。这年9月，《人民日报》发表一篇《以畜牧为主的道路在我国行得通吗？》的文章，对“以畜牧业为主”的观点进行批驳，从多方面阐述了我国的农业发展，还必须坚持“以粮为纲”，在有限的耕地上生产出更多的粮食和经济作物，满足工业发展和人民生活的需要，在目前粮食供需矛盾突出的情况下，要拿出足够的粮食来发展畜牧业是不现实的，也是行不通的。文章还举例说：“西德畜牧业之所以能在农业中占很高的比重，主要是由于20世纪70年代混合饲料工业的发展，而混合饲料工业又是依赖于进口粮食的。”对此，盛彤笙在一篇文章中反驳说：“据我所知，西欧从中世纪起，就重视发展畜牧业，到20世纪50年代，西德畜牧业产值的比重在农业总产值中，就已占到50豫以上，并不是由于混合饲料发展之后才得到这样的成果的。”当他得知任继周要到欧洲访问时，还要求他：“这次你到西欧去，希望能留意一下他们发展畜牧业的历史经验，搜集一些这方面的材料和数字，以便驳斥这种错误论点。”
1980年12月，《人民日报》发表一篇《抓紧粮食生产 搞好多种经营》的社论，更是官方对“以牧为主”观点的正面回应。社论说：
“调整农业结构，规划农业生产，把粮食生产摆在什么位置上？如何发挥粮食生产的优势，做到农林牧副渔全面发展？这是一个关系农业全局、关系整个国民经济的重大问题。
实践说明，各种优势的发挥，都不能不以粮食生产的发展作为基础和前提。调整农业布局，要十分重视粮食生产。我国人口众多，解决10亿人口的吃饭问题是一个严重任务。现在全国每人平均占有粮食还只有600多斤，是一个很低的水平。相当一部分农民口粮不足，城市用粮标准也不高，这是一个不容回避的实际困难。我国人民的食物构成以粮食为主，动物性食品少，应当逐步改变。我们应当充分利用草原、草坡和人类不能直接食用的农副产品发展畜牧业、渔业；发展畜牧业、渔业又需要大量粮食。如果每人平均占有粮食的数量不能逐步增加，也就拿不出足够的粮食来发展畜牧业、渔业，改变食物构成也就是一句空话。”
社论还特别强调要注意防止从一个片面走向另一个片面，把粮食生产放到无足轻重的地位。农业的调整要在量力而行的思想指导下既考虑需要，又考虑可能。态度要积极，步子要稳妥。
盛彤笙在看完这篇社论后，在记事本上记下了这样一段话：
“这种论调经常可以在报刊社论上看到，貌似公正，很有迷惑人心的作用。‘既考虑需要，又考虑可能’，实则是排斥畜牧业。到本世纪末，人口将增加到12亿，耕地面积还会缩小，单打一搞粮食生产，肉食还会进一步减少，尽管别的方面已经现代化或者接近现代化，但是食物组成上恐怕更会向‘古代化’倒退，退到孟子的理想‘七十者可以食肉矣’的水平上，这将是对我们农业工作者和畜牧工作者的一个极大的讽刺。”
1980年底，中国农科院提出一个设想，计划20年后，也就是到20世纪末，我国人均年占有肉量52斤，略超出1979年的世界人均水平，人均占有粮食800斤。全国一些农牧学家在讨论这一规划时，盛彤笙在发言中说，52斤的食肉量，充其量是1960—1970年世界水平，假如到20世纪末，我们才停留在这个水平上，那只能算是“近代化”，不能算是现代化。当时有个畜牧学家在讨论中说：“假如粮食人均只有800斤，肉占有量决达不到52斤，还谈不上大力发展畜牧业，没有粮食无法吃肉啊！”对畜牧学家还持这种论调，盛彤笙感到难以理喻。
1981年2月，有个学者在《光明日报》发表《十亿人口的吃饭问题仍然是第一位大事———必须注意发挥我国的粮食优势》的一篇文章，指出无数次的实践证明，哪一个阶段不重视农业，不重视粮食生产，哪一个阶段国民经济就处于极为糟糕的时期。对于中国来说，人口众多的现实，使重视农业特别是粮食生产有着极端重要性。养活10亿人口需要有充足的粮食，而且还主要依靠自给，而不能依靠进口。把10亿人口的口粮依托国际市场或者说其他国家，是靠不住的，也是相当危险的。中国这个最为基本的国情就决定了10亿人口的吃饭问题仍然是第一位大事。
同年的《经济参考》上还有一篇文章说，“花生蛋白乳……营养价值可与牛奶媲美”，主张多吃植物性蛋白质，不要多吃动物性蛋白质，以免造成动脉等心血管硬化的恶果。盛彤笙看后批注：“这是想用发展大豆种植这种‘中国式’的现代化来代替畜牧业的发展，是一朵一现的昙花，经不起时间、实践和科学的考验。我们中国人在很长一段时间里，将忧虑营养不良，动物性蛋白质和动物性脂肪不够的问题”。
基于上述种种论调，盛彤笙认为是“以粮为纲”这个“幽灵”仍然在到处徘徊。放着通衢大道不走，至今仍然片面强调“以粮为纲”，实在是形而上学的思维作祟，现在应该站出来说话了。1981年3月，在中科院学部大会上，他将自己多年来对发展畜牧业的思路系统地进行了梳理，作了一个长篇发言，提出我们除应树立“大农业”和“大粮食”的观点之外，还应当树立“大畜牧业”的思想。这一新观点的提出，真可谓振聋发聩，耳目一新。发言当天，他在记事本上写道：“讲完之后，反映很好，认识与不认识的，都向我表示赞同。”《人民日报》记者在现场采访，也很敏锐地抓住了这篇发言，预见到这将是一个影响深远的观点，随后刊登播发全国。因为这一观点后面还要专题叙述，此处不再赘言。
当然不是一两篇文章，一两次讲话就能扭转固有的思维，但他决心坚定不移地走下去。当他听说草原学家任继周担任《中国大百科全书》畜牧方面的第一副主编时，极为高兴，他在给任继周的信中说：“有许多事情，我们可以共同努力，一定要鼓吹不完全靠粮食即能发展畜牧业的观点。你在编辑百科全书过程中，也要小心有些人将此谬论出现在举世瞩目的全书之中。责任极其光荣重大，将对我国的畜牧业发展起到深远的影响，请勿等闲视之。我建议我们今后要把宣传发展全国（特别是‘农区’）畜牧业这一任务担当起来，多朝这一方面思考、研究、写作、发言，这是时代摆在我们身上的光荣职责。我们应当不放弃任何机会，鼓吹畜牧业的发展才是。”
由于盛彤笙等一些畜牧兽医界有识之士的共同努力，更由于经济发展和人民需求的大势所趋，加速我国畜牧业发展的呼声终于得到高层认可。1982年，当时的一位中央主要领导说“畜牧业发展了，粮食的消耗量肯定会减少的。中国应当逐步成为粮食消耗少的国家，逐步降为每人300斤。农业要研究战略，这就是战略”。时任农业部部长的何康也在一次会议上说：“我国的耕地面积少，不利于单搞粮食，要搞多种经营，全面发展。过去片面强调‘以粮为纲’，带来很多弊病。”也就是说，中央领导层在解决吃饭问题上，不再坚持“以粮为纲”了，还可以探索多种方式、多种途径，而畜牧业应该作为战略来进行研究。盛彤笙看后深受鼓舞，他在记事本上写下了这样一句话：“至少是许多年来从来没有听到过国家领导人明确地说这样的话。我们应当趁热打铁，做文章鼓吹这种正确的战略。”
连中央领导也加入到挑战“以粮为纲”的行列，这样一来，风向就发生了根本的改变。
1983年8月，时任中共中央总书记的胡耀邦同志来甘肃视察。他说：
“我到甘肃来，不唱天，不唱地，专唱一本草木记。甘肃省委提出要治穷致富的问题，治穷致富的关键在哪里？这两天我们共同商量的结果是；一个要种草，一个要种树，叫种草种树，治穷致富。经过二三十年的努力，把甘肃变成一个全国第一流的林业基地和牧业基地。我们不提什么粮食基地，没有粮食怎么办呢？林业搞上去了，牧业搞上去了，粮食自然会搞上去的。我看了你们一个舞蹈，叫‘反弹琵琶’。没有粮食你老是抓粮食，总是抓不上去。所以粮食我索性不谈，来个“反弹琵琶”。就是把调子变过来，不能老是老办法弹。现在不‘弹’粮食，要‘弹’种草，‘弹’种树，‘弹’林业，‘弹’牧业。昨天我编了个顺口溜：甘肃农业要开花，要来它个‘反弹琵琶’。你现在着急搞粮食，反而搞不上去。现在来个‘反弹琵琶’，这无非是十年，十五年，甚至二十年粮食不够吃。过去粮食不够吃没有办法，现在全国有办法。你们说中央每年补给你们十二亿斤粮食。十二亿斤算个啥！就是四百三十个列车嘛，一年下来，一天还不到一列车半。所以，中央多给你们几年粮食问题不大。但是，林业搞不上去，牧业搞不上去，老百姓就富不起来，粮食也永远搞不上去。甘肃把林业、牧业搞上去，把草种起来，树种起来，意义可不简单！”
胡耀邦还说，我们思想来一个大转变、大解放，就是不从抓粮食去抓粮食。先有了草，有了树，才能多喂牲口，喂了牲口就有肥，有了肥就有粮。你没有牛，没有猪，没有羊，就没有肥。你要搞粮，连烧的都没有，还搞什么粮！今天我讲两个口号：一户人家“十亩草山两亩林，子子孙孙不再穷”；“两头牲口十只羊，光景一年比一年强”。
在视察中，胡耀邦还题词：
“种草种树、发展畜牧是改变甘肃面貌的根本大计”。
盛彤笙从1963年提出种草养畜，加快畜牧业发展的建议，到中央领导接受这一意见，大念草木经时，已过了整整20个年头。其间从批判、排斥、不被理解，再到提升为战略高度加以肯定，走过了一段漫长而曲折的道路。他并没有因一时的不理解甚至批判而沮丧过、动摇过、灰心过，为了“强壮一个民族”的崇高目标，他始终是矢志不移、孜孜不倦，一往无前。当得知胡耀邦等中央领导在甘肃视察时的有关讲话后，他十分感慨地说：“领导上能够提倡先从种草、到处种草做起，这就很好。有了草就不怕畜牧业得不到发展，有了草我们就会有做不完的事情。”
一个科学家的胸襟就是这样博大而澄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