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是盛彤笙先生诞辰一百周年，甘肃农业大学胡云安、陈贵仁、赵西玲所著的这部《远牧昆仑———盛彤笙院士纪实》，表达了对盛彤笙先生的深切缅怀和崇敬之情。本书全面回顾了我国杰出的畜牧兽医科学家、教育家，新中国畜牧兽医科学事业的开创者———盛彤笙先生不懈奋斗的一生，以及他为我国畜牧兽医事业做出的科学贡献和创立的学术思想。
上世纪70年代后期到80年代初，我在江苏省农业科学院工作时，与盛彤笙先生有过三年多的共事经历。时隔30多年，他儒雅睿智、庄重沉稳、一丝不苟的大家风范仍深深地留在我的印象中。
记得是在1978年下半年，江苏农科院的兽医专家何正礼先生向我介绍，他在中央大学的校友，当时畜牧兽医界久负盛名的专家、中科院学部委员盛彤笙先生，因身体原因，想到南京工作，看能不能调入我们院。何先生同时还介绍了盛彤笙先生的一些情况，如早年留学德国，回国后曾在江西、陕西、四川等地的多个大学任教；1946年在兰州创建了国内唯一的独立兽医学院，专门从事兽医高级人才的培养；新中国成立初期担任西北军政委员会畜牧部副部长，组织扑灭了大西北猖獗一时的畜群瘟疫；1954年，作为中国科学院西北分院筹备委员会副主任，组织筹建了中国科学院西北分院；1955年被选聘为中国科学院学部委员等等。其时正值粉碎“四人帮”不久，我院各项工作百废待举，各类人才均很缺乏。院领导班子在了解了盛先生的情况后，觉得这是一个不可多得的人才，均同意调入到我院。
盛先生到江苏农科院工作后，院里一些重要性的会议都请他参加。在一次院学术委员会会议上，请院内的老专家讨论农业部农业科学发展规划和江苏农科院1981—1985年发展规划，盛先生当即以他缜密的思维，对两个规划发表了精辟的见解。他认为规划很有远见，切实可行，只要认真施行，我国的农业科研事业就大有希望。
中国科学院第四次学部委员大会后，盛先生的一些职务得以恢复，新委任的职务也逐渐增多，出席全国性会议日益频繁，如全国政协、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农业部和中科院学部委员会等部门的会议，工作非常忙碌。江苏农科院也尽可能地为盛先生的工作生活提供一些必要的条件支持，在住房极为紧张的情况下，在“高知楼”腾出了一套住宅，在居室安装了电话，以便他能在家中处理外部事务。在盛先生接受了辞书编纂任务后，院里还为他配备了一名研究员作助手，全力协助他的工作。
1982年，中央调我到中国农业科学院工作。我到北京后，与盛彤笙先生的接触相对少了许多，但在一些全国性的会议上还能见面，还能听到他鞭辟入里的分析和富有远见的建议。
如今，在拿到纪实盛彤笙先生的《远牧昆仑》这本书稿后，我认真地阅读了一番。该书以翔实的资料、感人的事例、流畅的文笔、真挚的情感，对盛彤笙先生作了全方位的展现，让我们看到了一个忧国忧民、以天下为己任的知识分子的抱负与情怀。
1938年，盛彤笙先生在德国先后获得医学和兽医学两个博士学位后，怀着一片赤诚的爱国之心和报国之志，义无反顾地回到了战火纷飞的祖国，投入到了科教救国的神圣事业中，把自己的前途与国家命运紧紧地联系在一起。
盛彤笙先生一生为科学献身，长期从事畜牧兽医教育和科学研究工作，先后开展了猪喘气病、乳牛布氏杆菌病、乳牛结核病、马鼻疽、羔羊疾病等的治疗研究，在世界上首次证实水牛脑脊髓炎是由病毒引起和磺胺类药对马鼻疽杆菌的杀灭作用。主政西北畜牧部时，他提出了在牧区“划区轮牧，贮草备冬，改良畜种，防重于治”的方针，对西北地区畜牧业的发展起到了促进作用。被错划为“右派”后，尽管遭受了许多不公正的待遇，但他没有抱怨，没有消极，仍然怀着对祖国、对事业的忠诚，通宵达旦地翻译了匈牙利科学家的德文名著《家畜特殊病理和治疗学》，为我国兽医教育界提供了一部优秀的教材和参考书。晚年之时，他还抱病主持了《中国大百科全书·农业卷》兽医学部分及《中国畜牧兽医辞典》的编纂工作。他认为自己的知识是祖国培养的，理应回报社会，只有这样，才能“对得起知识分子的良心”。
作为一名教育家，盛彤笙“学为宗师，人为楷模”，培养了一大批畜牧兽医高级人才，为发展我国畜牧兽医事业做出了重要贡献。
盛彤笙先生历经了艰辛、走过了荣耀、受尽了坎坷，但不管何时，他对我国畜牧兽医事业的一颗赤诚之心始终激荡于胸。在他的身上有一种浩然正气，有一种捍卫真理的勇气。他一生信奉“求实、严谨、豁达、澄澈”的信念，并将它作为自己的座右铭。他是这样说的，也是这样做的。他波澜起伏的一生体现了一名知识分子的学识和良知，不仅给社会留下了知识成就和创新思想，而且还给予后辈以人文熏陶和道德追求，树立了一个学者的典范。
谨以此文纪念盛彤笙先生！
2011年5月于北京
（卢良恕系中国工程院院士、原中国工程院副院长、原中国农业科学院副院长、中国农业专家咨询团主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