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世纪末，清政府开始向西方列强各国派出留学生，寻求科学救国之道，美、日、英、法等国成为留学的核心之国，而以理工、军事、教育著称的德国更是中国精英的荟萃之地。留德期间，盛彤笙通过他一位远亲朱江户，结识了在柏林的乔冠华、王炳南、江隆基、陆达等一批中共人士，这些人后来都成为新中国外交和教育战线的杰出人物、职业革命家。当时正是希特勒统治时期，共产党无法公开活动，他们通过党的一个外围组织———反帝大同盟，进行半公开的活动。1935年，盛彤笙和同时留德的好友屈伯传加入其中。在盛彤笙的档案中，还留有这样的一纸证明，“文化大革命”的1968年，他所在的单位外调，曾找过时任外交部办公厅主任、后任副部长的王炳南同志，了解盛彤笙在留德期间的情况，王炳南证实：
“盛彤笙在德留学期间，参加了需经介绍并履行通过手续的‘反帝大同盟’及‘旅法华侨抗日联合会’这两个反蒋抗日组织，做了大量有益的工作。”
盛彤笙和王炳南、乔冠华等保持了真挚的友谊。1946年5月，中央大学从成都迁回南京，当时国共两党正在进行和谈，王炳南同志为中共和谈代表团的发言人，常驻南京。盛彤笙和他在德国分手后又得以在宁聚首，过从甚密，有时间还经常上上馆子，畅谈一番。1947年3月下旬的一天，《中央日报》发表一条消息：“和谈破裂，政府驱逐中共代表团于明晨飞返延安。”盛彤笙当时正在南京继续给学生讲授未上完的课程，他当时怀着不知何时才能再见的心情，于傍晚时分前往梅园新村送别，想为他们饯行。王炳南见后，十分骇然，说：“你好大胆子，今晚还敢上馆子？我们的四周都被特务包围了，你现在出去都困难了。”不料盛彤笙镇定地说：“你们为民族奔走，为和平呼号，不惧安危，你我同窗之谊，君子之交，危难之际，当知交情，能有不送之理！”王炳南听后十分感动，紧握着盛彤笙的双手，连声说：“你是个仁义君子！政府驱逐中共代表团，你却冒险上门，为我们饯行，说明我们并不孤立。”当时幸亏还有两个澳大利亚记者在楼上采访，王炳南在他们辞行时，让盛彤笙坐在他们的吉普车后面混出去。临别时，盛彤笙问道：“你估计我们何时可以再见面？”王炳南满怀信心地说：“全国人民要求和平，但国民党一定要同我们打嘛！他们的士气一点都没有，怎么打？我们很快就可以重见的。”他坐的车子走到办事处的大门口，便有五六个特务蜂拥而上，放过了澳大利亚记者，集中盘问了他的姓名、身份、来访目的等，并让他在本子上亲自写了下来，他据实说明了与王炳南是留德同学，特来此送别的，才被放行，但事后还是长期受到特务的盯梢和监视。果然不出王炳南所料，两年多后，南京即告解放。1950年冬盛彤笙到北京开会，又与王炳南，还有乔冠华、江隆基、陆达等人再度聚首。
当年中共地下党在巴黎还出版了一份《救国时报》，这是我党在欧洲的一份重要报纸，在华侨和留学生中影响很大。因为留德学生的经费比较充足，一个留学生的费用，相当于德国一个讲师的待遇，盛彤笙经常捐赠节余的留学经费办报，宣传抗日主张。
20世纪30年代留德的中国学生并不多，住在柏林的中国人很有限，所以基本上大家都互相认识。当时国民党政府驻德使馆组织了一个官办的“中国留德同学会”，所有留德学生都是会员，其中的成分十分复杂，形成了左、中、右三派，各种政治倾向进行着尖锐的斗争。一次开会讨论国内时局时，以盛彤笙为首的左派同学坚决主张团结抗日，而右派中的“蓝衣社”学生则坚持“攘外必先安内”，在激烈的辩论之后，演变成互相用投掷茶杯和墨水瓶的武斗来捍卫自己的主张。据盛彤笙自己评价，如果说在中央大学参加学潮还属于一种自发的“反叛”性质，那么在德国参加党的外围组织的活动，就是在党的领导下进行的一种有组织的行动了。
留德期间盛彤笙还遇到这样一件事，使他深受启发。有一位生意做得很成功的中国商人，从国内组织了一个杂技团到德国演出。首演那天，这位商人留了最好的包厢招待几个在柏林的中国留学生，盛彤笙也在其中。开演前几分钟，忽然下面坐池里的观众骚动起来，人们纷纷起立向他们包厢的方向张望，几个中国人觉得奇怪，不知所以，也左顾右盼，才发现人们是在看隔壁包厢刚进来的几个人，而当中的一个正是希特勒。人们向希特勒欢呼，久久不肯落座，希特勒只好站起来示意，让观众坐下来。当时德国人对希特勒的崇拜到了狂热的地步，导致他的极端独裁，没几年就把这个国家引向了劫难的深渊，并让世界上许多国家付出难以想象的代价，可见受多数人拥护不见得一定正确。以后盛彤笙曾引用过一位名人的话：“德国人作为个人，个个可敬（指一般德国人诚实、勤恳、认真的品格），作为一个民族，实在可悲（发动了两次世界大战，均以失败告终）。”他觉得，再优秀的民族，若由狂人领导，后果总是可怕的。
在共产党人的熏陶下，盛彤笙成为一名爱国反帝的革命斗士。1938年8月在瑞士召开了第13届世界兽医会议，年仅27岁的盛彤笙受国民政府派遣参加了这次会议，他以一种初生牛犊不怕虎的精神，在当代兽医学界权威云集的大会上，用德语和英语发表演说，控诉和谴责日本帝国主义对中国的侵略罪行：
“各国同道，女士们，先生们，朋友们：我受中华民国政府所委派，向大会表示诚挚的祝贺，此次世界兽医大会实乃兽医界之盛事。当我们论及兽医臻进人类营养健康、造福人类之时，千万不可忘记目前人类受到的威胁与灾难。战争祸起，相互惨杀，生灵涂炭，殃及无辜，胜瘟疫之百倍。我们谈论动物的防疫救治，而人类却在惨遭屠戮。人为万物之灵，人为万物之主宰者，人尚且如是命运，况乎动物？诸位众所皆知，众目所睹，日本帝国主义自1931年侵占我中华东北三个省以来，去年又发动全面侵华的“七·七”卢沟桥事变，震惊中外。日本军队在我中国领土上烧杀掠抢，实行惨无人道的‘三光’政策，我之国土烽烟四起，血流成河，实乃世之所罕。‘罄南山之竹，书罪未穷’：日军之兽行，野兽之所不能及、药物之所不能治、兽医亦所不能救。我国同胞所受之灾难，亦为人类的灾难，我国同胞所付之牺牲，亦为人类的牺牲，故我同胞之命运与世界人民之命运无异也。今日本已成战争策源地与战争机器，与我等世界进步势力水火不能相融，冰炭不能同炉。日本帝国主义以暴力施虐、以杀戮取乐、以血腥洗劫，反人类、逆人性，自取灭亡之道。今日本代表怎能与我等同堂而坐，同席论道？中国自古有‘道不同不相与谋’的宏论，况日本奉行杀戮之道，与‘医者仁术’相去南辕而北辙，其悖人伦而灭苍生，弃人性而图兽欲，十恶不赦，大逆不道。在侵略者无情炮火攻击之下，我国各种教育学府及研究机构均遭破坏与牺牲，中国兽医界亦被迫不得不移入内地，在更困难之环境下进行其伟大艰苦之工作。此不独为中国兽医界之损失，亦即全世界兽医界之损失！盛某作为中国政府的代表，呼吁与会各国代表，兽医同道，驱逐日本代表，以表强烈抗议，以示和平仁爱，以免杀戮荼毒，以彰人类尊严！盛某还呼吁各国同道对中国兽医事业给予支持，请捐助经费俾中国得重新建设各种兽医学术机关；请捐助图书仪器及其他教育用品以补充中国各兽医学校之设备；请筹设奖学金名额俾中国得遣派学生赴各国研究兽医学术。”
他对祖国和对事业的赤诚感动了每一位代表，全场报以热烈掌声，对这位年轻英俊的中国代表盛博士投以敬慕的眼光。而日本代表迫于全场声讨的压力，无地自容，慌不择路离席而去。会后，各国学人纷纷捐款，支援中国的抗日战争和兽医界的重建。
在抗日战争的岁月里，各方面困难至极，我潜心教学、研究和编译工作，并不以为苦，反而觉得其乐陶陶。
———盛彤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