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先在北京城里，似乎只要稍稍踮一踮脚，就可以看见远处的西山。杨东平在《城市季风》一书中描绘道：“这是一座水平展开的城市。景山和白塔、城墙和城楼构成了城市的天际轮廓线。在城内各处，由东向西的开阔的视野走廊，使如画的西山尽收眼底。”行走在闹市，手搭凉篷，眯缝起眼睛（并不需要借助望远镜呀什么的），起伏的西山就会像屏风上的木刻图案一样浮现——这是真的还是假的？今天的我们绝对不相信会拥有这样的眼福。是的，北京的变化最可以用“沧桑”一词来形容，那推门见山的景象已如海市蜃楼般虚幻，目之所及尽为钢筋水泥的人工建筑。杨东平也不得不承认良辰美景之短促：“北京古都风貌消失的程度和北京市的建设速度恰成正比。当城市的天际轮廓线终于被高楼和烟囱取代，城市与自然环境的和谐受到严重的挑战。”
景山、白塔呀什么的再也算不上一览无余的制高点，而今有着比之高若干倍的宾馆商厦（譬如朝阳门外的京广中心）。至于一望无际的城墙和城楼，早已经夷为平地，属于被删节的内容。那我们能看见的是什么？除了高楼还是高楼。现代化的高楼太多，把古典的西山给挡住了——料西山同样也看不见你我。市民的视线怎么突围也无法回归自然之中，所以变举头为低头，看人工培植的绿池——聊胜于无吧。
但在过去的时代，北京人确实不劳远足即可看见西山。崇文门外原有一座始建于金代的法藏寺塔，共7层，高10丈，八面有窗，是南城居民重阳登高的佳选——北城的居民一般去爬阜成门真觉寺的五塔金刚宝座台。在城东南的宝塔上，向西北望，最远“可见西山起伏的山峦，横卧在碧空白云之间”（陈德光语）。这是一个大对角呀！让视线横跨整座北京城，居然还能与郊野之外的西山会合。别说看了，想一想都觉得有福。只是如今，这是让人想也不敢想的事情了。
上世纪50年代，梁思成为反对拆除牌楼的行动，特意给周恩来总理写信，以帝王庙前景德街牌楼为例，详细描述了每逢夕阳西下，西山的峰峦透过牌楼和阜成门城楼所融汇而成的绝妙好景。可见那时候，走在牌楼下面，不用出城门即能眺望到西山的远景。现在，不仅牌楼、城楼没了，视野中的远山也没了。当然，西山并没有消失，只不过显得更远了。简直与我们的市井生活毫无关系。
历代北京人对西山皆有深厚的感情。在我眼中，蓬松的西山是北京做梦的枕头。一座古都头枕着西山做了千百年的梦。还是林语堂说得好：“一个城市即使尚未臻于完美，人们也依旧会喜欢它，还要留恋其旁的山峦、河流。即使人们很少去游览，有关那些胜地的古老故事也会使整个城市充满活力。北京城距西山十至十五里，西山越往远处越显高峻，上有数百年的古庙，从汨汨山泉中流出的清澈溪水，一直流淌进城中的太液池。香山狩猎公园占地面积广大，其中还建有许多富家别墅。如今要到此处，从西直门乘车只需半小时。玉泉山上用白色大理石建成的白塔，在阳光下灿烂夺目。颐和园中的万寿山也总是遥遥相对，依稀可见。北京城内的小溪都源于西边山中……”听他这么一说，西山又像饱满的乳房了，以甜美的汁液哺育着山脚下的城市与居民。
然而我们离西山仿佛越来越远了。临窗凭栏，再也看不见日落西山的壮烈场面。只能欣赏到楼群间的落日与弦月。西山不见使人愁。
究其原因，估计有两种。主要是因为城市长高了、变胖了，像个躺着的胖子，视线被臃肿的肚皮给挡住了，这是类似于一叶障目不识泰山的悲哀。城市的天际轮廓线因之而变得复杂且压抑。在密不透风的水泥丛林里，说到底我们都是些井底之蛙。老舍曾指明旧日北平的好处在于处处有空儿，可以使人自由地喘气：“不在有好些美丽的建筑，而在建筑的周围都有空闲的地方，使它们成为美景。第一个城楼，第一个牌楼，都可以从老远就看见。况在街上还可以看见北山与西山呢！”遗憾的是现在的北京很少有空儿了，拥挤不堪。还有一个原因也不可忽略：环境污染造成的空气质量差，悬浮颗粒增多，二氧化碳浓度超标……仅据上世纪80年代的统计结果，全年的烟雾日由50年代的60天上升为150天左右。更别提愈演愈烈的沙尘暴了——最厉害的时候可视率只有几百米。再这么发展下去，就差伸手不见五指了。北京的天空越来越缺乏透明度，城市的瞳仁逐渐变得混浊、布满云翳，所以城里人不仅看不见西山，许多更亲近的景物都显得模糊。
林语堂当年说人们站在西山卧佛寺或碧云寺，就得以鸟瞰辉煌的城市：五里长厚重的灰墙清晰可见，若在晴天，远处门楼看起来如同灰色大斑点，惊人的大片绿色呈现于闪烁的金黄色殿脊间——那就是远处的太液池（北海和中南海）……我前些天特意爬上了香山的“鬼见愁”（顶峰），俯瞰北京城——就像搁在蒸屉里的一盘饺子，被浓重的烟雾所笼罩。我差点怀疑——雾气中究竟有饺子没有？在我的视野里，北京城也变得子虚乌有了。
在城里，看不见西山。在香山，同样也看不清北京。
林语堂在《京华烟云》里歌颂过北京那如同明镜高悬的天空：“城外环绕着清澈的玉泉河，远处有紫色的西山耸立于云端。天空的颜色也功劳不小。天空若不是那么晶莹深蓝，玉河的水就不会那么清澈翠绿，西山的山腰就不会有那么浓艳的淡紫。”可惜这快要成为过时的赞美。我们总有一天会明白：保护天空、保护自然，和保护文物同样重要。说到底，我们是在保护自己的眼睛和心灵。是该把蒙满灰尘的眼镜取下来，好好擦一擦了——为了能够看得更远些，更清晰些。
当然，有些景物是再也看不见了，而不仅仅是被挡住了（像远处的西山那样）。譬如林语堂曾在西山一侧鸟瞰的厚重的灰城墙，就已成为太虚幻境。即使站得更高，或站得更近，也看不见老北京的城墙和城门——这与我们的视力无关。
北京原本有三重城墙：中央是宫城（紫禁城），第二层是皇城，第三层是京城——分为内城、外城（即南城）。至于远方拱卫的长城，只能算编外了——三重门之外的“城外城”。里应外合的三道城墙，如今只剩下了孤零零的紫禁城。另外两道先后被拆除。最外层的京城虽然是解放后消失的，中间的那道皇城的夭折则要早得多。几乎可以是伴随着20世纪的抵临而敲响了第一记丧钟：1900年，东安门在曹锟的“壬子事变”中被烧毁；左安门又于1912年倾塌；1917年拆除了东安门南段皇城城墙、西皇城根灵清官一带皇城城墙；1923年后又拆除了除中南海南岸经天安门至太庙以外的其余东、西、北三面皇城城墙……从此，皇城基本上就名存实亡了。北京人经常念叨的皇城根儿，确实只剩下“根儿”了。或者说，北京人只能凭借记忆来“寻根”了，寻找那被铲断的根。
外城墙遭到破坏，也同样始于解放前：1915年为在正阳门（即前门）瓮城两侧修建火车站，拆除了雄伟壮观的瓮城；后来修筑内城环城铁路，又陆续拆除了朝阳门、安定门、德胜门、东直门、宣武门的瓮城及朝阳门、宣武门城楼，并挖开了许多道“豁口”以辅导交通。当然，北京城墙遭受的致命一击，还是在上世纪五六十年代。北京城被彻底“解除了武装”，解甲归田。它的面貌显得有点陌生。
其实城墙并不懂得疼痛，懂得疼痛的是人心。台湾作家林海音，不敢面对自己的“城南旧事”——那已是一座纸上的空城：“我常笑对此地的亲友说，北平连城墙都没了，我回去看什么？正如吾友侯榕生（1990年故）十年前返大陆探亲，回来写的文章中有一句话我记得最清楚，她说，我的城墙呢？短短五个字，我读了差点儿没哭出来。”哭有什么用？假如孟姜女确曾哭倒过长城，难道我们的哭——就能使城墙重新站立起来？更值得一哭的并不仅仅是城墙的垮掉，而是在拆城墙时肯定曾有人欢呼：倒也，倒也！最令人悲哀的应该是精神上的损失与残缺。
我们的城墙呢？我们的良知呢？
另一位台湾女作家，有“龙卷风”之称的龙应台，于上世纪80年代叩访北京后颇为惆怅：“新建筑给我的整体印象是毫无个性、特色和美感，把古城温馨、传统的氛围破坏了，使老北京荡然无存。这些古迹属于整个中华民族，也属于我。我有一种被剥夺的感觉。好像趁我不在的时候，有人把它毁掉了。”促使她直言相谏的，其实是一份更为深沉的爱——“为什么我的眼中常含泪水，因为我对这土地爱得深沉。”（艾青诗句）北京城是所有中国人的老家。
良药苦口，忠言逆耳。在重建北京城的过程中，我们确实应该多听听批评性的意见，哪怕这已是迟到的警钟。但亡羊补牢，未为晚也。对于古老的记忆，必须更为殷勤地挽留。据说一位“老外”也毫不客气地发表过一番“酷评”：“由于外国的侵略，如今圆明园一片废墟。但是古老的北京城连同它的城墙、宫殿、寺庙、公园这些文明的象征横遭破坏，则要由中国人自己负责了。现在的北京，与其说是一座城市，毋宁说是街道、建筑物和空地的堆砌，沿马路走上几个小时，竟然看不到一座前两个世纪留下的古建筑物，更不用说具有引人注目的建筑风格了。”（转引自《城市季风》一书）说实话，听此言，我的脸还是有点红了。我觉得，比自责更重要的，是自省。自省才能自强，自强才能自尊。
北京的自尊心，再也容不得伤害了。北京，再也容不得伤害了。该怎样抚慰这颗饱经沧桑的古老的心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