元代把运河的水路一直延伸到天子脚下的积水潭，这是一个被大大扩张了的梦。
洪武二年（1369年），征虏大将军徐达指挥数十万北伐军云集德州，步、骑、舟三军沿大运河北上，一举攻克了通州。元王朝在大都立国，大运河这条补给线是其命脉所系——可这回，大运河给它送来的不是粮草布匹、珠宝玉器，而是一艘艘复仇的战船。百年的盛宴结束了，看来该到了让元朝的皇帝“买单”的时候。兵临城下。坐吃山空的元顺帝，只好骑上马儿逃回沙漠里去了。从此，运河的水声只能回响在梦中，溅湿他伤逝的眼神。
“自明改筑京城，与运河截而为二，潭之宽广，已非旧观。”（《宸垣识略》）大运河终点码头南移，不再是风光一时的积水潭，只在北京城东南角外的大通桥停泊、卸货了。前门外因而成为新兴的商埠。
无论作为元都、明都抑或清都，北京都是一座寄生性的城市，完全依靠大运河来“输血”——保障供给。“百司庶府之繁，卫土编氓之众，无不仰给于江南。”民以食为天——每年往返的粮船就有两万艘左右。况且明朝修建洋洋大观的北京城，砖木、玉石、琉璃瓦等建筑材料，基本上都由南方水运而来——甚至连给皇帝盖陵墓时也是如此。北京城的诸多“硬件”，都是靠大运河给一点点地背过来的，然后才平地而起，构筑成华丽的风景。大运河啊，旧中国的挑夫，大步流星，挥汗如雨，日夜兼程。这是多么温柔又多么坚强的一根民族脊梁！
北运河古称潞河，挟潮白河、榆河、浑河、闸河诸水，南流直沽，与南运河段衔接。自秦汉通漕运后，几乎就不曾好好地休息过。秦始皇“征琅诸郡之粮，转输北河”。汉朝的“边防司令”（上谷太守）王霸，为抵御长城外的胡骑侵袭，“省陆运辗转之劳，行舟榆河”——温榆河自居庸关一带经关沟流出，途经南口、昌平、通州等地，此航道便于由平原将军需品运入燕山山区。隋炀帝东征，唐太宗北伐，辽萧太后运“东京粮”，金海陵王南侵，都借了北运河的光。尤其这隋炀帝，是以挖运河而出名的：大业四年（608年），诏令河北诸郡百万民开永济渠（大运河北段）——加上其他地段开凿的通济渠、江南河、山阳渎等，一举沟通了海河、黄河、淮河、长江、钱塘江五大水系。“隋之疏淇、汴，凿太行，在隋之民，不胜其害也；在唐之民，不胜其得也。”大学士皮日休对隋炀帝的功过与是非评价得较客观。隋炀帝啊隋炀帝，什么也未留下，只留下了一条运河——他也正是因挖运河而身败名裂的。好在这笔浸透了血汗的遗产还是很有价值的。秦始皇修长城，隋炀帝挖运河——这是两位好大喜功的皇帝，为自己构筑了无字的纪念碑。
北京啊北京，西北有高楼（长城），东南有运河。一个是战争的产物，一个是和平的化身。运河的繁华曾经忠实记录过诸多的太平盛世——当然，它那富裕、自由、美满的梦想大都是在长城的呵护下诞生的。这就是战争与和平的关系。这就是中国的历史。所以在我的回忆中，长城与运河互为补充，长城不倒，运河不死，它们曾经是漫长的封建时代最重要的命脉（静脉与动脉），同时也为今人的追怀提供了沉默的证词。
然而，运河还是死了。自从清末铁路作为新生事物异军突起，运河便退出了历史的舞台：潮白河水断流、舟航罢止之后，不复修浚的北运河即成为排水河道，主要用于灌溉农田——那千帆竞渡、运货输粮的宏伟场面，已作灰飞烟灭，如同一个缥缈而原始的梦境。而今瞻仰大运河北端故道，只剩下浅浅的一脉污水，恐怕也只能载动小小舴艋舟——载不动，许多愁！真难以想像它曾经承荷过令人咂舌的历史重负。
北运河遗址，已快成为一个没有风景的风景点，一个没有游客的名胜古迹。无法挽救了。
我想，乾隆皇帝若目赌此情此景，会揉揉昏花的老眼，不敢辨认的。他会问：谁偷走了我的运河——抑或，谁杀死了我的运河？乾隆几度南巡，都借助运河往返的。龙舟率领着金描彩绘的附属船队直下江南，绵延数十里，威风凛凛。在运河沿岸，至今仍流传着乾隆的一些风流韵事：有关美食的，有关美女的，有关美景的……在大运河北端，有一座以燃灯为名的辽塔，高耸入云——属于通州大码头的标志性建筑，一如纽约港的自由女神像。据说天气晴朗时，高大的塔影远映数百米外运河之中，堪称奇观。南来北往的舟客，远远看见这无灯之“灯塔”，自然百感交集。甚至乾隆皇帝远航归来，一遇燃灯宝塔，顿有“到家了”的亲切感，大笔一挥，以“郡城塔影落波尖”的御诗，作为赏赐给古塔的重逢礼物。
燃灯宝塔今犹在，然而运河死了。于是古塔也像是满脸皱纹与悲伤的守陵人，高擎一盏虚无的长明灯。
我原本来拜访运河的，结果却变成了一场无声的祭奠。祭奠一条退役的人工河。祭奠那沦陷在黑暗中的往事。
据说曹雪芹的家就在通州张家湾。他对运河应该很熟悉的。在《红楼梦》中，江南的小姐林黛玉北上投亲戚，走的是京杭大运河的水路，终点站是通州府张家湾，再换乘车马进城：“黛玉自那日弃舟登岸时，便有荣国府打发了轿子并拉行李的车辆久候了……”林妹妹是穿越了一条漫长的大运河才遇见宝哥哥的。运河又有点像是银河。贾宝玉在上游无意识地等着她呢，就像等着一个影子。后来，当黛玉要回家探视身染重病的父亲林如海，贾母派贾琏伴送，“登舟回扬州”。这一趟趟的来去，运河里该滴有不少林妹妹的热泪吧。谁让她那么爱哭的呢？林妹妹已不在了，如今，又有谁会为运河的命运伤心、流泪？而运河本身，也已无泪可流。
北京的当代文人中，据我所知至少有刘绍棠和浩然是通州人。尤其刘绍棠，少年时即以写运河而一举成名，我记得他有一部代表作叫《运河的桨声》——你能说他的运气不是运河给的吗？所以运河的“运”字，在我感觉中已非“营运”本意，而接近于“命运”或“运气”的概念。虽然运河的产生并非天意，运河本身是人工开挖的。仔细想想，何必对自己纠正这种字义的错觉呢？生活并不是语文教师。这种美丽的错觉本身，即代表着我个人对运河最高的赞美了：运河，会带给你、带给我好运气的。它绝非一条平庸的河流。
运河死了，历史却永生。
《旧时王府堂前燕》
北京的王府多——当然，那些气冲牛斗的王爷早已不在了。就像紫禁城里，皇帝不在了一样。
皇帝是诸王之王（王中王）。而诸王的地位，绝对是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王府的规模与豪华程度，也就仅次于皇宫。杨东平在《城市季风》一书里赞叹：“曾遍布九城、建制宏大、精美考究的王府宅第是四合院民居样式的珍品，也是北京建筑文化遗产中的无价珍宝。京都自明永乐十九年（1421年）拓城始，修造了多少王府，已不可考。明代的王府今日已不可得，尚存的旧京王府基本是清代的。按清朝规例，皇帝之子成年后封王分府，根据不同的王位品级，按规定形制建府……”皇帝妻妾成群，其子孙自然形成庞大且复杂的根须——譬如仅康熙就有35个儿子，乾隆的儿子也多达16人。龙子龙孙，如此繁衍下去，确实成燎原之势。更别提其他性质的皇亲国戚了（七姑八舅、三侄六甥、公主驸马呀什么的）。真正称得上是华丽的家族！这种依靠血缘关系所构筑的集体荣誉感是牢固的、繁华的，达到了令人目眩的程度。甚至八旗子弟与之相比，都稍稍隔了一层——顶多算是远房亲戚。八旗子弟的尊贵与奢侈就已经够出名了，但若是跟“龙生贵子”的王爷们相比，只能说是小巫见大巫。
《红楼梦》里贾、史、王、薛四大家族，风光一时：“贾不假，白玉为堂金作马；阿房宫，三百里，住不下金陵一个史；东海缺少白玉床，龙王来请金陵王；丰年好大雪（薛），珍珠如土金如铁。”这富甲一方的四大家族，不过是跟皇族攀个亲家呀什么的，就沾了这么大的光。而王爷们的物质生活与精神地位，注定比之有过而无不及。曹雪芹粉饰描绘的荣、宁二府，哪能跟血统纯正的亲王府、郡王府相提并论！大观园里有再多的公子哥儿、淑女名媛、舞榭歌台、奇花异草，也赶不上藏龙卧虎的王府的区区后花园——自然，更赶不上紫禁城里皇帝独步的御花园了。
沪上女作家陈丹燕，写过一部畅销书，叫《上海的金枝玉叶》。我总怀疑：旧上海的富家子弟、名门小姐，能算得上金枝玉叶吗？不是我瞧不起——十里洋场，有真正的金枝玉叶吗？有三代以上的贵族吗？所谓的金枝玉叶，不会全是用美元英镑堆砌起来的吧？不会全是靠巴黎香水浇灌、意大利口红涂抹出来的吧？借助一双舶来的高跟鞋就高人一等的摩登女郎，其气质与胸襟是无法与天生尊贵的“还珠格格”们比较的。瞧人家“小燕子”（琼瑶电视剧里的女主角），伶牙俐齿，热血豪情，甚至在“皇阿玛”的龙颜面前也收放自如，不改“可爱的淘气鬼”形象——真够本色的。再加上那对天下无双的大眼睛（明眸善睐吧），能把你的灵魂都看化了……上海滩虽擅长美容术，也培养不出这么大的眼睛来。更培养不出这么大气的女孩——“还珠格格”们兜里从来不带钱包的（也不会精打细算），更不需要考文凭、驾照呀什么的。所谓“格格”，其实指王爷的女儿——她们是帝国的掌上明珠，一出生就拥有了五花马、千金裘，以及“高干子弟”性质的特权。
要想重温金枝玉叶的遗迹，还得到北京来。北京的金枝玉叶，可都是世袭的，可都是货真价实的。相当于“根红苗正”吧。靠祖上的基业就足以汲取无尽的肥料。“老子英雄儿好汉”的道理，怕是从明清时期的北京就流传的。
北京的王爷多，王子多。北京的“格格”多（其实“格格”属于北京的土特产）。北京的金枝玉叶，多如牛毛——这说法稍微有点夸张，但可想见其兴旺。
难怪北京的王府多呢。仅1920年（已是清帝退位后第八年）的《北京实用指南》，就记载了其时有名有姓、建筑尚存或可查的王公府邸合计74所。还不包括那些已废弃、湮灭或失传了的。
当然，北京的金枝玉叶，早已离散或失踪了（偶尔在电视荧屏上，有其回光返照）。借用毛泽东的诗句来形容再恰当不过了：“粪土当年万户侯”。北京形形色色的王府，也一律依偎于西风残照——要么已多年失修、尘埃满面，要么则改作民居或国营单位办公地，而有些运气好的（譬如什刹海西岸前海西街17号的恭王府），修复后开放，供游客参观——成为另一种意义上的公园。
我觉得，要想身临其境地了解清史，除了故宫之外，昔日王府也不可不看。那荒芜的台基、倾颓的殿堂、褪色的梁柱，可以帮助你想像：大清王朝的皇亲国戚们，是怎样在这偌大的庭院里锦衣玉食、生老病死的。
“旧时王谢堂前燕，飞入寻常百姓家。”原本是描写南京的朱雀桥、乌衣巷的，描写纨绔子弟的破落、名门旺族的衰败。以之来给北京的诸多王府作解说词，一样很贴切。旧时王府堂前燕（包括“还珠格格”化身的那只“小燕子”），如今已飞到哪里去了？王府堂前的燕子，是否也以“爱新觉罗”为姓氏（与其主人一样）？穿着世袭贵族的黑色晚礼服？
北京也有“乌衣巷”。
北京的王府多（是其他城市无法比拟的）。甚至其最热闹的一条商业街道，也是以王府井命名的。王府井大街确实是有一口井的，如今已用铁链围挡了起来，并且加了一面铜铸的井盖（像一枚巨大的铜钱）。我没查找到有关史料，不知这口大名鼎鼎的井原初属于哪一座王府——那位王爷绝对想不到全家饮水之用的井，日后会成为一条著名的商业街的特征与符号。
仅王府井周围，就有好几座王府，可谓一脉相承。
最出风头的是顺治年间摄政王多尔衮的睿亲王府，位于南池子北。有人说当时实际上的统治中心并不在紫禁城内，而是在摄政王府中，形成了“七载金滕归掌握，百僚车马会南城”的炽盛局面。但爬得高摔得也重——多尔衮死后，因罪削爵，被抄家了——不可一世的睿亲王府，改建为“玛哈噶喇庙”，后又变作普渡寺（乾隆赐名）。据说直到20世纪60年代前期，还有喇嘛居住；“文革”期间改作库房……多尔衮之冤案，后来得到“平反昭雪”。乾隆发下圣旨：“复还睿亲王封号，……其爵世袭罔替。”由其养子多尔博之六世孙淳颖嗣位承袭。并在东单牌楼北大街石大人胡同赐予新府。其子孙后代终于抬起了头，搬进新建的睿亲王府，重续被中断过的荣耀。直到民国后，被私立大同中学购为校舍。今为第二十四中学。王府的沉浮，不仅标志着家族的盛衰，而且最鲜明地体现了命运的变幻莫测——那确实是“一只看不见的手”，左右着人间的悲欢离合。王府啊王府，如同月亮，也有阴晴圆缺。
东单三条，有多尔衮的同母弟多铎为第一代的豫亲王府。清亡后卖给了协和医院。如今，只见医院而不见王府。许多排队挂号的病人，并不知自己是在某王府的遗址接受门诊。
御河桥东今正义路一带，有始主为皇太极长子豪格的肃亲王府。值得一提的是：这位肃亲王恰恰是被多尔衮革爵幽禁、逼死狱中的——直到多尔衮身败名裂，被剥夺的爵位才得以恢复（由豪格之子承袭）。王道成、吴永兴曾评论：“自从豪格的沉冤得到昭雪之后，他的子孙凭藉他的余荫，过了两百多年的安富尊荣的生活。随着清王朝的衰败，肃亲王府也一天天地走下坡路。”庚子之变时，因末代肃亲王善耆支持义和团围攻王府附近的列强使馆，肃亲王府遭到火烧与抢劫。当时有人赋诗追怀：“巍巍肃邸富收藏，劫火销为瓦砾场。骨董图书尽抛却，窖金千万剩空坑。”原诗尚有注解：“肃亲王府邻近英国使馆，珍藏宝石书画古帙，为都下首屈一指，富声甲诸皇族，今为洋兵所占，付之一炬。”八国联军依靠火与剑，强行将肃亲王府圈入使馆界——被日、意两国使馆占用，日本还在其中设置了耀武扬威的兵营。祖传的豪宅被异族的铁蹄占据，末代肃亲王也就无家可归，只好乖乖地搬迁到东西牌楼船板胡同——新家已非王府规制。看来他也只能这样凑合了。
正义路西，有康熙第七子允的淳亲王府。英法联军入侵北京后，在英国公使额尔金的要挟下，用作该国“驻京之馆”。东交民巷原努尔哈赤之孙岳乐的安郡王府，也因同样的原因成了法国使馆。
东单北极阁三条，还有康熙十三子怡亲王允祥的第四子的宅邸——宁郡王府。现为中国青年艺术剧院的仓库。
以王府井为圆心，画小小的一圈，就搜索出如此之多的亲王府、郡王府。可见北京城的王府之密集。又有哪一座王府井里没有井呢？北京城啊，南北东西，四处皆有王府，四处皆有王府井。只是不知道，从这古井里是否还能汲得出水来？不会已经枯了吧？想当年，这清冽的井水滋润过王爷们的雄心剑胆，梳洗过“格格”们的花容月貌……
前面提及的睿亲王、豫亲王、肃亲王，皆属于“铁帽子王”。因入关有功而“世袭罔替”、荫护子孙的“铁帽子王”，共有八位。这八大亲王是大清创业的台柱子，各霸一方，身后延续着八大家族。而八大王府里又繁殖了多少喜怒哀乐的故事？仅从第一代睿亲王、肃亲王的下场就可看出，所谓雷打不动的“铁帽子”，有时又像瓷器一样脆弱，说摔碎就摔碎了——当然，说补也就能补起来。说到底，皇帝才是真正的铁匠，手持重锤，而且很擅长掌握火候。譬如多尔衮刚死时，顺治命全民服丧，“亲奠于野”，哭写诏书：“太宗文皇帝升遐，诸王吁戴摄政王。王固怀为让，挟立朕躬，平定中原，至德丰功，千古无二，不幸仙逝，朕心摧痛，中外丧仪，合依帝礼。”可仅仅5年后，感到自己的江山坐稳了，便翻脸不让人，又推出一份诏书：“当睿王摄政之时，诛降滥赏，摒斥忠良，任用奸贪，国家钱粮恣意耗费，以致百姓嗟怨。”这不是自相矛盾吗？看来金口玉言也有不可靠的时候，不能全信。皇帝说话是从来不会脸红的。而到了乾隆那里，话又说回来了：“宵小奸谋，构成冤狱，岂可不为之昭雪？”
八大“铁帽子王”，分别戴着一顶“铁帽子”去见努尔哈赤去了，荣辱皆忘。八大亲王府，风水轮流转。
“八”似乎是老北京的幸运数字。还有八旗、八庙呀什么的。甚至后来前门外的“红灯区”，也要以“八大胡同”为总称（共有八条妓院林立的胡同）。
除睿亲王府、豫亲王府、肃亲王府外，另5位亲王府的变迁也很值得逐一介绍：
西四南大酱坊胡同，有努尔哈赤第二个儿子代善的礼亲王府。1927年，由蔡元培挂衔兴办的华北大学入主该地。今已辟作某机关宿舍。
西单大木仓胡同，有努尔哈赤之侄济尔哈朗为始主的郑亲王府。1925年租赁给中国大学（创办人是孙中山）作校舍。现为国家教委办公地点。
平安里太平巷，原为皇太极第五子硕塞的承泽亲王府，其子博果铎承袭后改号庄，始称庄亲王府。1900年被八国联军摧毁。原址东北角，今有解放军北京军区战友文工团。
西城区新文化街，有努尔哈赤二子代善之长子岳托的克勤郡王府。清亡后被熊希龄掏腰包购买。今为某小学。
太平桥大街北端路西，有代善之孙勒克德浑的顺承郡王府。曾为军阀张作霖以7万两银元强行买去，作为“大帅府”。现由全国政协使用。
这八大“铁帽子王”的府邸，所经历的风风雨雨，应该说仅次于其拱卫的紫禁城（皇宫）。帝制被推翻之后，树倒猢狲散，诸多王府的金字招牌也就摘了下来——曾经门庭若市的豪宅，仿佛一夜间就腐朽了，只好“挥泪大甩卖”。那些末代的王爷及其后裔，都搬到哪里去了？小楼昨夜又东风，故“园”不堪回首月明中——最容易沦落为破落户的，往往是当初的暴发户。皮之不存，毛将焉附？王府啊王府，不过是膨胀了两百余年的大泡沫——最终靠一根手指就能捅破。
连大清帝国的江山都非铁打的，更何况其麾下八大亲王的家族呢？所谓的“铁帽子”，仅是形容词而已。
黄金铸造的皇冠都被震裂了，诸王的“铁帽子”，同样也是易碎品。
王府梁上的燕子，恐怕也能感受到气候的演变。古诗里描绘过的燕子，是有生命的“温度计”，测试着世态炎凉。“20世纪上半叶王府的衰败和荒废有两大契机。一是1900年的庚子事件，一批曾支持过义和团的亲王的王府被八国联军抢掠烧毁。二是辛亥革命后，尤其是20年代后停发旗人俸饷，无以为生的皇族显贵抵押变卖房产，而致凋谢。而在20世纪下半叶的前30年中，王府的命运和境况具有共性……”（杨东平语）假如说王府毁弃于旧时代的内忧外患，而其遗迹，也一度被新思想视为封建残余。有一个时期，小学生在老师率领下参观蛛网密布的王府（跟展览地主罪恶的“泥塑收租院”性质是一样的），是为了上一堂露天的政治课：瞧一瞧，剥削阶级是如何奴役劳动人民的！这是王府的“原罪”——所以它总是笼罩着令人毛骨悚然的阴影。
于是，王府不仅承受过八国联军刀兵水火的拷打，也没少挨无产阶级专政的铁拳——“破四旧”的红卫兵小将，把一种类似于复仇的情绪，渲泄于摇摇欲坠的门楼、殿堂、牌匾、雕刻，以及所有旧社会的遗物。
其实作为建筑形式的王府，本身是无辜的。可直到近20年，国人才恢复了一颗平常心，把王府当作文物（而不仅仅是“反面教材”）保护起来，并且欣赏到它所具备的美感。
多少能工巧匠的心血，浇铸在这苔痕斑驳的一砖一瓦里了。
早在崇德元年（1636年），皇太极设亲王、郡王、贝勒、贝子、镇国公、辅国公、镇国将军、辅国将军、奉国将军共九等爵位以封宗室（均可遵制建府）。其中亲王的地位最高，府邸仍很简朴，不过是“正屋一座、厢房二座，台基高十尺。内门一重，在台基之外。均绿瓦，门柱朱漆。大门一重，两层楼一座，及其余房屋，均于平地建造。楼、大门用筒瓦，余屋用板瓦。”
可入主北京后，王侯将相们的物欲空前膨胀了，甚至在盖房子方面也比阔斗富，豪华装修。虽有明文规定：“王府营建，悉遵定制。如基址过高，或多盖房屋者，皆治以罪。”也屡禁不止。譬如郑亲王府工程“超标”（台基越制，并擅用铜狮龟鹤等皇室吉祥物），不过被罚点款（白银2000两）了结，并未杀头呀撤职呀什么的——有什么可怕的呢？
后来还是最高领导（皇帝）妥协了，不得不改善身边这些“老干部”们的待遇，提高其住房标准，放宽对“精装修”的限制。从顺治九年（1652年）开始，允许亲王府：“基高十尺，外周围墙。正门广五间，启门三。正殿广七间，前墀周围石栏。左右翼楼各广九间，后殿广五间。寝室二重，各广五间。后楼一重，上下各广七间。自后殿至楼，左右均列广庑。正门、殿、寝，均绿色琉璃瓦。后楼、翼楼、旁庑，均本色简瓦。正殿上安螭吻，压脊仙人以次凡七种，余屋用五种。凡有正屋、正楼门柱，均红青油饰。每门金钉六十有三。梁栋贴金，绘画五爪云龙及各色花草……凡旁庑楼屋，均丹楹朱户，其府库仓廪厨厩及祗候各持事房屋，随宜建置于左右，门柱黑油，屋均板瓦。”（转引自王道成、吴永兴《肃亲王府话沧桑》一文）还未包括花园部分在内——那属于自由发挥的余地，估计只要别超过御花园就可以了。这绝对算得上是那个时代的五星级宾馆了。
仅隔十余年，亲王府的“建设指标”就发生了如此之大的变化——两相比较，真让人有“人间天上”之感慨。从中可以管窥：统治阶级是如何由尊尚朴素而趋于追求华丽，如何由健康而走向腐化。
从“住房改革”，王爷们尝到了打江山的甜头——更何况还有暴殄天物的满汉全席呀什么的。却丝毫不曾察觉：骨质正在变得疏松，意志正在变得疲软——一代代的传人，每况愈下，逐渐丧失了风餐露宿的豪情、野战骑射的膂力。巨人往往是在温柔富贵乡里萎缩为侏儒的。创业容易守业难啊。终有一天，黄粱梦破：“辛亥革命成功后，诸王公贵胄权势均告结束，加之他们长期养尊处优，不事生产，坐吃山空，渐至债台高筑，变卖家产。郑亲王后裔绍勋，以郑王府第为抵押，向西什库天主教堂息借银两维持生计，时间久了债务积累渐多，无力偿还。至民国十二年（1923年）绍勋与天主堂因债务问题发生诉讼，郑王府为京师地方审判厅所查封。”（赵乃基语）拿家传的房地产抵债，真够给祖宗丢脸的。让人不敢相信郑亲王的后代会如此穷途末路——第一代郑亲王济尔哈朗，乃八旗之镶黄旗主，在枪林弹雨中立过无数战功。可惜他只给后裔留下贵族的勋号以及一座王府（总面积80余亩、房屋900余间），而一腔英雄气概却丝毫未能遗传。
亲王府、郡王府尤如此，何况等而下之的众多公府、贝子府、贝勒府、将军府、公主府呢？它们不约而同地都将经历一次由豪奢至破落的“雪崩”。它们都将成为自己的牺牲品。
说起雍和宫，人们往往只知其为喇嘛庙，而不知其曾是王府——雍王府。遵照皇子成年后要搬出皇宫、封王分府的规矩，康熙的第四个儿子雍正做世子时，就住在这里。他登基后，作为“龙潜地”的雍王府，改为雍和宫——一半作为行宫，一半捐出，成了黄教的上院。
而说起恭王府，人们往往只知其为王府，不知其曾是和的私宅。和的名气够大的了——当然，是臭名。“乾隆朝几个宰相，纳亲横；于敏中贪；付恒奢；和则集横、贪、奢于一身，宠冠朝列二十余年。”（引自邓之诚《骨董琐记》）这个正红旗下的三等轻骑都尉，平步青云，逐渐由总管仪仗、御前侍卫频升为户部侍郎、军机大臣上行走、总管内务府大臣、大学士，最终戴上了一品朝冠——莫非乾隆看走眼了？应该说，乾隆的宠爱无意识地培养了一个大贪官。小人得志，总有原因的，有靠山的。直到乾隆驾崩后，和才被革职、抄家、赐自尽——据说查抄充公的财产合银价几万万两。前海西街的这处豪宅，不知在其资产中占了几分？总之是用贪污受贿的赃款堆砌起来的。被没收后，赐庆郡王永麟为老庆王府。咸丰元年成为恭亲王奕（道光第六子）的府邸。奕既是皇弟，又曾任军机大臣，主持总理各国事务衙门，集内政外交大权于一身。晚清的历史，和恭王府的关系较密切。尤其英法联军入侵后，是直接和奕谈判，签订《北京条约》的。
恭王府占地面积超过100亩（与今中山公园大小相当）。在西郊还有花园“朗润园”——后与醇王府的花园“蔚秀园”一起，并入北京大学校园。王府前面的马厩和草料场，后来成为一个文豪的乐园——即今“郭沫若故居”。
恭王府在什刹海西岸，北岸则有醇王府——醇亲王奕是恭亲王奕的弟弟。哥俩好啊，毗邻而居。
醇王府最早是康熙年间大学士明珠（纳兰性德是其长子）宅邸。值得一提的是：乾隆年间被和据为别墅——因昔日大学士的后裔得罪了当朝的大学士，而被罚没了家产。和垮台后，又被赐予成亲王永为府第。直至醇亲王接手，加以扩建，占地达80余亩。奕的次子载入继咸丰帝为嗣子，后继承帝位，年号“光绪”。奕本人又是慈禧的妹夫。他死时肯定无法预料到：自己的孙子溥仪又将成为宣统小皇帝……“如此显赫的亲王，历史上是不多见的。”（赵迅语）
因为溥仪继位的缘故，奕的另一个儿子载沣，被慈禧封为“监国摄政王”。故醇亲王府又称摄政王府。青年汪精卫曾在什刹海小桥埋设炸弹谋刺这位摄政王，未遂。但不管怎么说，革命党的炸弹，毕竟曾经埋到了摄政王的家门前。够吓清王朝一跳的。或许它闻到了末日的气息。
1912年（民国元年），孙中山来北京，曾访问醇王府，会谈的地点在宝瀚堂。其时清帝已退位，载沣也非摄政王了——顶多是在帮忙料理一下后事。
醇王府的西花园，解放后由孙夫人居住——即今“宋庆龄故居”。园内有两棵古树，据说是一代词人纳兰性德亲手栽种的。
恭王府和醇王府，属于晚清最著名的两大王府。
至于清中叶的王府，较有代表性的是铁狮子胡同（今张自忠路）的和亲王府。雍正的第五个儿子弘昼，是第一代和亲王。直奉战争后，和亲王府改作段祺瑞执政府，门前发生流血的“三·一八”大惨案。抗战时期，这里是日军华北驻屯司令部。今为中国人民大学清史研究所。清史，确实值得好好研究！
和亲王府西侧，尚有和敬公主府。这位公主，想来也是和亲王爷家的“格格”？查史料，方得知她是乾隆的三闺女。不知是否跟“还珠格格”一样的打扮，一样的脾气？有一点可以肯定，她很讨皇上喜欢的——才会在这么好的地段赐予这么好的府邸。我每路过总有心跳的感觉：深宅大院，画栋雕梁，曾栖息过清朝的又一只小燕子。
类似的心跳尚有许多。我在宽街的板厂胡同住过，黄昏散步途经胡同深处一座破落的四合院，发现苔痕剥落的灰墙上镶嵌一块文物局立的牌子，走近细瞧，居然是僧格林沁王爷的旧府——而当时我恰恰在读这位骁勇善战的蒙古王爷的传记。真令人感慨于世事莫测：想当年这里肯定门庭若市、贵宾如织、大红灯笼高高挂，如今却蛛网密布，门可罗雀。若随便在街上问一个手持大哥大的年轻倒爷，他恐怕还不知道僧王是谁。他甚至可能反问一句：僧王与我有何相干啊？
话虽这么说，我纷飞的思绪，还是被梁上空结的蜘蛛网给粘住了，怎么也无法摆脱。是我在打捞着蛛网，还是蛛网在打捞着我？
《走读十三陵》
若想了解封建时代帝王们的生存状态乃至起居细节，北京自然是最好的去处。不仅执掌江山的朝代稠密、帝后辈出，而且辽、金、元、明、清首尾相衔，较完整地构成中国君主制历史的后半部分。甚至连句号也是在这里画下的——1912年，大清帝国破产，末代皇帝宣统（溥仪）下诏退位，等于被觉醒的民众赶下舞台。
就时间而言，这一切离我辈也是最近的——尤其与秦皇汉武、唐宗宋祖相比。
到了北京，有两个地方是必看的。首当其冲的是故宫——明清两代共有24位皇帝在此居住过。这绝对属于最具皇家风范的超级房地产了：供天子使用的卧室、书房、客厅、厨房乃至卫生间，尽在其中——至于后妃与男仆女佣的附属建筑，就不用提了。
其次则是十三陵。
在紫禁城里走一圈，你能目睹皇帝睡过的龙床、坐过的龙椅、披过的龙袍、穿过的龙靴，吃过的御膳、拄过的权杖，包括批发的圣旨、玩赏的玉器——连取暖的炭盆都保存着……凡此种种，无论巨细，都逼真地再现了皇帝的私生活。难怪要将故宫称作博物院呢。你会发现：道貌岸然的皇帝，也要吃喝玩乐，也有七情六欲——平日里可真够会伪装的，仿佛不食人间烟火，至圣至明（俨然神的化身）。紫禁城按“前朝后廷”划分的，皇帝在公共场合与私密空间，具有两面性：他高居金銮殿俯瞰文武百官，肯定要板着一张脸，显得很威严的样子；一旦退入后宫，则卸妆了——可以无所顾忌地暴露出奢糜与荒淫。三宫六院七十二妃，可谓妻妾成群、前呼后拥——姹紫嫣红的宫娥最多时达九千名，其中不乏盼圣上临幸盼白了头的。这简直像囤积银两般囤积美女——可惜美女是有保质（或保鲜）期的。误人青春尤不嫌足，还恣意虐待。据说嘉靖就因此引发“宫婢之变”，差点被忍无可忍的杨金英等16名宫女以黄带勒死：“皇帝虽宠宫人，若有微过，少不容恕，辄加楚，因此殒命者，多达二百余人，蓄怨积苦，发此凶谋。”（引自朝鲜《李朝实录·中宗实录》）手无缚鸡之力的宫女都敢造反（可见是被逼急了），以暴动的方式对皇帝施以“无产阶级专政”，真够吓人一跳的——在此之前，充当刺客的一般都是荆轲之类莽汉。至于后妃间争风吃醋、尔虞我诈，则更是家常便饭。深宫如海，藏有多少见不得人的事情？皇帝啊皇帝，连自家的后院都料理不好，又如何能有效地整治江山呢？
这说起来话就长了，且打住。宫廷的黑暗，非身临其境者无法有切肤之痛。大多数人逛紫禁城，都出自对那凌驾于众生之上的奢侈与富贵的好奇。他们对皇帝的一日三餐、早朝晚会乃至夜梦呀什么的更感兴趣（最好能开列出一整张作息时间表），尤其是一些“游龙戏凤”之类的风流韵事。
我认为，透过紫禁城，可以详尽地了解皇帝的生（包括他的生活质量）；但要想充分地感悟皇帝的死（包括他的死亡观念），则应该去十三陵。只有在十三陵，你才能最强烈地意识到：皇帝也会死的。皇帝已经死了！
再多的皇帝、再强健的皇帝，也斗不过死神。死神的召唤才是这世间真正的“圣旨”——连令行天下的皇帝本人也难以抗拒。虽然自秦皇汉武开始，都渴望长生不老，炼制过种种仙丹——可大限到时依然不堪一击。
生与死，是一个人的全部。谁都无法例外！
而皇帝的生与死，则显得加倍地神秘。
所以逛完紫禁城，最好立即搭车去看十三陵——这是一条古老的路线。假如你对皇帝豪华的生活无端地嫉妒，在他的坟墓面前，心理会稍有平衡：毕竟，他交出了曾经拥有的一切——哪怕是很不情愿的。他交出了金钱、美女、宫殿、江山，他交出了宝马、良田、衰草、斜阳，他交出了玉玺，交出了权力。
所有被劫掠、被征服、被霸占的，都将被归还。所有的神话都将破灭。
而太阳每天照常升起。
从紫禁城到十三陵，是明代大多数皇帝的必经之路。
只有三人除外。其一是太祖朱元璋，安葬在南京紫金山下（称作“孝陵”）。其二是建文帝，被自己的叔叔燕王朱棣（即后来的永乐皇帝）打败，南京城破后下落不明（据说自缢于火海），可谓死无葬身之地。其三是第七代的景泰帝（代宗），被复辟的英宗（“土木之变”被蒙古瓦剌骑兵俘虏，后放还）发动宫廷政变勒死，以王礼葬在玉泉山北金山口——他生前在十三陵地区预留的坟地作废了（人算不如天算），这半成品百余年后改建为光宗朱常洛的庆陵，总算没造成浪费。
夺建文帝之王冠的朱棣，迁都北京，营造了紫禁城，作威作福、尽享荣华富贵之时，已预先为死亡作准备了——在西北郊昌平天寿山下修筑豪华的陵墓——即长陵，其规模与气势丝毫不比太祖的孝陵逊色。长陵的宝城（含城墙、坟山、方城）以及地宫，是朱棣登基后第七年（1400年）开工的，四年后建成。地面上的主体设施恩殿（祭祀之用）是今北京地区保存下来的最大而又完整的明代建筑，也是我国现存最大的木结构建筑之一，其东西长度及态势即使紫禁城的太和殿比之亦显局促。永乐皇帝不仅在文治武卫方面好大喜功，对待死亡、对待身后事也舍得下本钱、丝毫不马虎。许大龄先生在赞叹长陵拥有十三陵中最长的神道、最大的碑亭和碑、最大的享殿和最大的宝城之余，还开过一个玩笑：“关于郑和下西洋的目的，与其说是派郑和到海外寻找建文帝，不如说是‘宣扬国威’和向海外‘取宝’更为可信。要想将来能从长陵发掘出一部抄本《永乐大典》，这可能性不大，但从长陵以及景陵、献陵中发现郑和从海外带回的珠宝、香料倒是十分可能的。”朱棣是仅次于开国之君朱元璋的大明二号人物，属于创业之君，“靖难”（夺权）、迁都、守边、远征（他死于北伐鞑靼、瓦剌二部的途中）乃至修陵，无不为了追求“生的伟大，死的光荣”。长陵带有纪念碑性质。
在长陵周围，另有十二陵，皆是朱棣的龙子龙孙及后裔。他们先后继承了朱棣的遗产——紫禁城及金銮殿，不仅模仿其生，而且模仿其死，一律大兴土木占地修建陵墓，并且大肆聚敛用于殉葬的宝物，恨不能将人世间的黄金美玉、绫罗绸缎全部随身带走。长陵的宝藏尚是个谜，而万历皇帝的定陵已于1956年发掘了，出土大量殉葬品：光锦缎料就达160匹，皇帝的王冠及龙袍皆以金丝金线绣织而成，连皇后的凤冠都不同凡响——镶嵌宝石百余块、珍珠五千余颗。简直准备在九泉之下开珠宝店了！与之相比，连阎王爷都显得像是穷光蛋了。
定陵在十三陵中尚属中等规模的，为从房山西南的大石窝运来一块造丹陛用的石料（长3丈厚5尺），两万搬运工足足拖了28天（详见贺盛瑞《两宫鼎建记》）。其总共耗费多少人力可想而知。还有裕陵、茂陵、泰陵、康陵、永陵、昭陵、庆陵、德陵等等呢？据史料记载：规模较小的献陵动用军夫、工匠23万人，在前十二陵中最小的景陵也用了10万人。每修一陵，都会使无数工匠劳累而死。例如在修长陵过程中，朱棣曾派专人去天寿山工地宣读他写的祭文以示慰藉，由此可见一斑。为死人修坟，不知要浪费多少人力物力，以及累死多少活人——这就是中国历史上长夜般的愚昧与黑暗。死亡居然比生命更重要、比生活更重要——帝王们的死亡观念，是今人无法理喻的。他们在给自己修筑一座座陵墓的同时，无形中也使中国漫长的君主制时代逐渐陷入一座巨大的坟墓——封建社会在帝王们的奢侈与昏庸中走向末日。人类的发展史就是文明与野蛮相搏斗的过程——文明最终成为野蛮的掘墓人。皇帝终于死了！
从另一重意义上来讲，在皇帝全部死光之后，文明才真正地诞生、真正地成形。它首先是从帝王的坟墓里挣扎而出的。
这一切，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的？我不禁联想到那位始皇帝了。秦始皇筑长城，虽然累死过许多民夫，本意还是好的：为了荫庇麾下的芸芸众生，抵御外族的铁蹄。至少不能算绝对的自私。况且，在民间传说中：孟姜女一哭，长城就倒了。
拿长城跟十三陵相比，顿时显出明代皇帝们的荒淫与利己。这仅仅是供一个人享用的“长城”。一个人，用子民的鲜血与骸骨，为自己营造的凯旋门。而且，当时又有哪位寡妇，敢于趴在这血腥的坟头上痛哭、控诉呢？连哭诉的自由都没有。
明代甚至沿用过金、元时期少数民族的妃嫔殉葬制度（直至英宗死前才遗诏废止），这是汉、唐、宋的帝王所不敢做的事情。今十三陵德陵东南的东井与定陵西北的西井（当地俗称东、西娘娘宫），尚存红粉墙绿琉璃瓦的建筑遗址，即永乐皇帝殉葬嫔妃们的埋葬之地。真够狠心的——居然选择如此美丽而又鲜活的牺牲品。皇帝死了，对女色的贪婪都不曾削弱——把活人也当作珠宝玉器一样打包带走（“吃不了兜着走”？）“妃嫔当死之日，皆饷之于庭，饷缀，俱引升堂，哭声震殿阁。堂上置小木床，使立其上，挂绳围于其上，以头纳其中。遂去其床，皆雉颈而死。”（见朝鲜《李朝实录·世宗实录》）这些美人，是在为皇帝哭呢，还是为自己哭？哭又有什么用？十三陵光靠哭是哭不倒的。
帝王的坟墓建立在人民的累累白骨上，他们的光荣总是拖曳着浓得化不开的阴影。
一座，接一座……我把十三陵跑了个遍。颇有感喟：幸亏明朝的国运不是无限的，否则如此这般无穷尽地盖下去，还不把郊外的良田都占满了？还不把民众给榨干了？什么大理石门面、汉白玉拱券、花岗岩台基，还不都是用民脂民膏堆砌的嘛。
仅这十几位皇帝，就折腾得那数百年间的老百姓够受的了。
我实在弄不懂：顾炎武这样的有识之士，怎么也会趴在皇帝的坟头上哭？况且不是控诉、声讨，而是哀悼。
书生的哭，有时比宫女的哭还要来得暧昧。
顾炎武是明亡后改名炎武的，参加过抗清斗争。清顺治十六年（1659年），他47岁，可能感到没戏了（回天无力），就从江苏昆山来到北京，首先拜谒的自然是象征汉族统治的明陵——肯定磕了好几个响头。在剩余的19年时光，他始终未远离其左右，六谒十三陵，写下《昌平山水记》、《京东考古录》等诗文，无形中成了明王朝最著名的守陵人之一。
“行宫已颓坏，御路徒悲凉。每陵二太监，犹自称司香……春秋祭碑下，共用一豕羊。”十三陵的颓废落魄，大大刺激了顾炎武的泪腺。他以泪水祭奠，以哭腔怀念过去的好时光。
其实，那十几位皇帝，真值得他这么哭吗？完全是镣铐般的忠君思想在作怪。
被罢黜的先帝们，已无法领他的情了。
他是这样哭崇祯的思陵：“天祸降宗国，灭我圣哲王。渴葬池水南，灵宫迫妃殇。上无宝城制，周币唯砖墙……下阶拜稽首，出涕双浪浪。”其实崇祯不过是一个无能的吊死鬼。其尸骨被几位当地士绅从煤山的“罪槐”上解下，装在合伙凑钱买的廉价柳木棺里运至昌平，草葬在早夭的贵妃田氏墓地。曾经横征暴敛的朱明王朝，到最后，连一副好点儿的棺材板都买不起。还要靠慈善家的怜悯与捐助。
也算是报应吧？
东郭先生们呀，对待这一吃人的家族，其实大可不必心软。
无论旧的皇帝抑或新的皇帝，死的皇帝抑或活的皇帝，终究是兽性的。难道忘记被他们敲骨吸髓的时候了吗？血都快要被抽干了，干吗还要为之掬一捧泪呢？
李自成破居庸关、陷昌平，先占领了明陵，然后才撞开北京城、逼死深宫大院里的崇祯。如用下象棋的行话，可谓狠狠“将”了大明王朝一“军”，皇帝都被“将”死了，连祖坟也遭到践踏。黄泉之下的朱棣诸辈，恐怕怎么也想不到：自己搜刮民脂民膏塑造的陵墓，自己的丰碑伟绩，会被一群自陕西涌来的“泥腿子”踩在脚下。可见没有什么是不朽的。“明崇祯末昌平诸陵为李自成残毁。不独龛帐全无，神主亦不知何时被人窃去。”（见乾隆的御诗原注）李闯王纵马在皇家的祖坟奔驰，一定充满了复仇的快感。这是历朝历代的造反者所憧憬的。我是如此认为的：只有暴君才能培养出暴民，只有暴政才能引发出暴动……李自成虽损坏了一些文物，我从感情上还是可以理解的，还是要替他辩护。至少，这是对独裁的王权必要的警告。给皇帝提个醒儿：即使为了自身的安全与清静，请勿扰民，更不可施暴！
否则，所有的皇帝还不全像法国大革命中被推上断头台的路易某世那样无法无天，大言不惭：“我死之后，哪管洪水滔天！”
煤山（今景山），是崇祯的断头台——他聪明之处在于提早自缢了。他的死，回避了观众，也就减少了几分羞辱。崇祯绝对预料不到朱明的千秋基业会毁于一旦，他生前未来得及替自己挑选陵址。只好借田妃墓为其葬身之地。陵前的神功圣德碑，尚是清朝皇帝替他树立的（惺惺相惜？），碑文自然也是补写的——其实，这败家子有何功何德可书？在十三陵中，思陵不仅形制特殊，而且亦显简陋。犹如落日之苍凉。思陵之“思”，除了徒劳的思念之外，还应有反思之意：亡国之君，确实应该在地狱中好好反省反省了。后世的帝王，更应视思陵为警戒：凡事皆应三思而后行——否则会死得很惨的。可惜，大清王朝虽曾给思陵立传树碑，并未真正地汲取教训。其结局并不见得比大明好到哪里。从英法联军火烧圆明园，到八国联军攻进紫禁城——两度使皇帝（咸丰与光绪）落荒而逃，真够窝囊的。至于昏庸的慈禧太后（中国特色的埃及妖后抑或叶卡捷琳娜女皇），不只对亡国负有罪责，而且俨然已卖国了——割了多少地，赔了多少款，签署了多少丧权辱国的条约？等于把祖传的长城都卖掉了——长城这一威武、尊严的概念已名存实亡，长城在晚清，纯粹是消极的摆设……
十三陵是十三位皇帝的阴阳宅。也可以说，是他们死后所拥有的地下皇宫——另一种意义上的紫禁城？
他们终究要搬这么一次家。
给皇帝搬家可真够费事的。金棺玉床，宝鼎香炉，霓裳羽衣，铜车石兽，甚至连铺盖卷都不能遗漏。还有数量惊人的“零花钱”——随葬的货币。一切的一切，皆遵循视死如生的礼制。
以定陵为例，仅建设费即达白银800余万两。更别提其余无价的殉葬品了。
生活用品一应俱全。皇帝的幽灵，若是在金碧辉煌的地宫行走，一定会觉得很舒适吧？
只可惜我们无法了解到他死后的感受。
每次参观已发掘的定陵呀什么的，我都怀疑自己进入了皇帝阴森的梦境，忍不住打一个冷颤。而回到地面，我会加倍地热爱民主时代的阳光。做一棵野草、一片绿叶也是幸福的。
皇帝即使死了，我也不愿成为他的邻居。就让他继续孤家寡人吧。既然他生前享尽了喧闹与繁华，此时尤应好好品尝孤独的滋味。就让他的游魂永远与神路两侧的石人石兽作伴。
秦始皇修骊山墓，杀工匠灭口，因而所有的秘密惟独沉默的兵马俑知晓。在十三陵，昭陵一侧，有月牙城——俗称哑巴院。玄宫封门之后，设计师及装修工皆被关在这里，强迫服药，全部变成哑巴，有口难言。据说这一招对防范盗墓很有效。况且比杀人如麻的秦始皇已进步了一些，文明了许多。
岂止工匠，石人石兽乃至十三陵本身，不都是历史的哑巴吗？雕栏玉砌，西风残照，一律哑口无言。
皇帝活着时听不见逆耳的忠谏，死后所需要的，同样是一群哑巴。他希望自己是众多愚民中惟一的智者。机关算尽太聪明，反误了卿卿性命！帝制最终被推翻，乃是民众之觉悟。
今天，面对这沉默的世界，我算是尽兴地耍一回“贫嘴”了。也真正体会到被解放的感觉。
十三陵，你听见奴隶的控诉了吗——我愿意作昔日的奴隶们的代言人。
我代表那些累疲的、冤死的、被愚弄与奴役的灵魂，发出迟到的吼声。
终于，可以把皇帝的坟墓踩在脚下了，把它当作被推倒了神像的破庙一样来参观——不再叩头行礼，不再歌功颂德，不再示爱效忠……而更多的是在深思。膝盖与筋骨不再扭曲、疲软，方可以平等地打量这一系列被从圣坛上驱逐下来的人，这一系列遥远的“半神”。透视皇帝也就等于透视历史，透视我们自己——曾经怎样屈从于耻辱的命运，曾经怎样无奈地牺牲，牺牲自己的劳动也牺牲自己的情感……
在帝制被废弃之后，才真正迎来属于无神论者的春天。
十三陵早已断了香火。
除明十三陵外，北京附近的帝王陵尚有金陵、清东陵（位于今河北遵化）等等。
位于西南郊房山的金陵，系金王朝（1115-1234年）的皇家陵区，葬有金代始祖至章宗17个皇帝、后妃及诸王，是比明十三陵早约400年的北京第一个皇陵区。如今，地面建筑已倾颓于荒草乱石之间，惟有地下宫殿仍封存于延续了近800年的黑暗与神秘中。
乾隆谒天寿山十三陵时，曾说：“我国开创之初，睿亲王以我师克取辽东时，明之君臣惑于星象谬说，疑金代陵寝与本朝王气相关，将房山县金陵拆毁；是以尔时亦将定陵享殿撤去，停其祭祀……”（见《皇朝文献通考》）说明相信风水的万历皇帝为防后金（清）崛起，曾对其祖坟加以讨伐——金、清两代有种族渊源。清兵入关后，作为报复，也焚烧了明陵中万历的定陵。以牙还牙？封建时期改朝换代，政权更叠，属于“狗咬狗”式的斗争，而刨前朝皇帝的祖坟，相当于精神胜利法之一种。冤冤相报，复仇的矛头居然也直逼阴间，无法躲闪……皇帝死后也无太平。
至于清东陵，民国时曾遭某贪财的军阀盗窃，估计动用了工兵与炸药。此乃声势最大的一桩盗墓案。墓内的宝物被席卷一空，下落不明。恐怕已悄悄地拍卖，用以补充军阀混战的弹药开支？其命运连明十三陵都不如。慈禧太后毕生忙于赔款割地，死后连自己的坟墓也无法保住。
凡此种种，皆离殷鉴不远。未能以史为鉴，必将重蹈覆辙。明思陵如此，清东陵亦如此。明清两代，皆从紫禁城出发，雄心壮志，宝马玉乘，全部沦陷在荒野。
十三陵的神路两侧，树立着面面相觑、夹道迎送的石像群：有狮子、獬豸、骆驼、象、麒麟、马各两对（分别采取立姿与坐姿），以及武将、文臣、勋爵12尊。一支葬礼上的仪仗队，自明宣德十年（1435年）就开始执行神圣的使命：守护皇帝的幽灵。至今无人为其换岗，喊出解散的口令；它们再累、再辛苦，也必须坚持。
从这庞大的身影中间穿过，能察觉到目光的注视。我算是明白了：所谓历史的甬道，是由什么构成的。即使意识不到自己在检阅着往事，也能感受到正在接受往事的检阅。说实话，我比这群变成了化石的卫兵更紧张，也更有使命感。
真想对着空气大喊一声：稍息！或者索性更彻底点：向后转——齐步走！可它们能服从我的指挥吗？这是最典型的奴隶的化身——只忠实于那惟一的上帝。
真想用一个手势，就能解除笼罩在其全身的符咒，把沉睡的石头唤醒——难道，你们甘于成为永远的牺牲品——就不能做点更有意义的事情吗？可我的任何动作，都是无效的。我挠不到石人石兽的痒处，无法将其从无期的徒刑与顽固的桎梏中拯救出来。
真想啊，真想策动一次对于时间的反叛。
谁说石头是没有感觉的？谁说石头的意志不会崩溃？谁说石头身上承袭着死神所下的结论？
在十三陵，我发现了一群“多余的人”。
由此而联想到陕西临潼的秦始皇陵，以及簇拥在其周围的那著名的“地下军团”。
十三陵的石像群，是走出了地面的兵马俑。虽然数量少多了，可执行的任务大抵是相似的。
所有的皇帝，对死亡都充满了恐惧。甚至死后，也需要形形色色的保镖——泥做的，陶制的，抑或石头雕刻而成的……它们对于活人的世界是多余的，对于皇帝的“死魂灵”却是必需的安慰。
泥土与石头，毕竟比血肉之躯更驯服、更接近永恒。兵马俑是不会造反的。甚至，都不会抗议皇帝的愚昧。
从秦始皇的陶俑，到十三陵的石像群，都在用紧闭的嘴唇，传唱着一曲无声的保镖之歌。一支沉默的合唱团。一群注解着封建时代的哑巴歌手。
很遗憾，我不是其同类。我不是聋哑人。作为十三陵石像群的目击者，我有这么多的话要说……我想打破这亘古的寂静。
《圆明园：魂兮归来》
有一个人，说世界上有一个奇迹——堪以和希腊的巴特农神庙、埃及的金字塔、罗马的竞技场、巴黎的圣母院相提并论：“这是一件史无前例的惊人杰作。然而这个奇迹已荡然无存。”
这个人叫雨果。他所赞美的这个奇迹即圆明园。
他是以描写巴黎圣母院而出名的。可是他又认定：“我们使用（欧洲）教堂的宝库加起来也比不上这座辉煌奇异的东方博物馆。”
他以童话般的笔法（如同《一千零一夜》）讲述了关于奇迹消失的悲剧：“有一天，两个强盗闯进了圆明园。一个强盗大肆劫掠，另一个强盗纵火焚烧……对圆明园进行了一场大规模的劫掠，赃物由两个战胜者平分……我们欧洲人一向自认为是文明人，把中国人当成野蛮人。这就是文明对野蛮的所作所为。这两个强盗一个叫法国，另一个叫英国。”可惜这并非天方夜谭式的传说，而是真实的。即使让阿里巴巴念叨“芝麻开门”的秘诀，也无法开启那曾经金碧辉煌的宝库。黄金变成了泥土，美玉变成了瓦砾，霓裳变成了灰烬……圆明园那最后的美、最后的形象，居然是投射在强盗眼中的。
雨果的伟大在于，他有勇气站在人类的角度主持并伸张正义，而丝毫不偏袒自己的祖国。他以公民的身份提出强烈抗议：“法兰西帝国从这次胜利中获得了一半赃物……我希望法国有朝一日能摆脱重负、洗清罪恶，把这些赃物归还被劫掠的中国。”或许，在归还的同时，法兰西的良知才可能真正地得到恢复——这是在打劫的行动中所失去的。
雨果是在给英国上尉巴特勒的复信中这么说的。而巴特勒写信的目的，是请他对1860年英法联军的胜利谈谈感受。雨果谈论的却不是光荣，而是耻辱——所有的战利品将构成沉重的债务。圆明园的大火，也点燃了一个愤怒的雨果。他是对的。我觉得，凡是真正热爱巴黎圣母院的人，也会同样地热爱中国的圆明园。
我估计雨果并不曾访问过中国。假如雨果亲眼目睹了圆明园的青春以及衰竭，他的悲痛只会加重而不会减弱。不管怎么说，雨果是圆明园的一个著名的知音。我建议把雨果的言论镌刻成纪念碑，树立在圆明园遗址！这也是我——作为一个公民的建议。至少，我会把它引用进自己的书里。
当然，雨果所发出的仅仅是文人的呼吁。当时的政客、军阀或许并不赞同。甚至在1900年，八国联军侵占北京——强盗的数目又增强了，劫掠的气焰亦有变本加利之势。且不说紫禁城、颐和园等宫苑禁地的重大损失，连建于1442年的古观象台，仪器也被洗劫一空：法国抢走赤道经纬仪、象限仪、黄道经纬仪、地平经纬仪及简仪，运至大使馆（两年后迫于舆论而归还）；德国把天球仪、纪限仪、地平轻仪、环卫扶使仪及浑仪全装上军舰，打包运走（第一次世界大战败后才归还）……最可笑的，是连景山吊死崇祯的那棵“罪槐”上的铁锁链也顺手“牵”走了（回去捆绑黑奴吗？）——其贪婪与嚣张可见一斑。简直像筛子一样。
中国有多少宝贝，就这样失落了。中国又有多少宝贝——经得起如此折腾？
圆明园文物的归还，至今仍遥遥无期——它们依旧陈列在英法两国的诸多博物馆里。不觉得烫手吗？
我只知道，北京的保利集团，几年前在一次国际拍卖会上，不惜重金购回了若干件圆明园遗物（好像有兽首铜雕之类）。这属于义举了。他们这么做的目的，就为了让这些离散的文物早日回到祖国的怀抱。
根据法国传教士王致诚《圆明园纪事书札》的记载：“水滨复有无数禽笼鸟室，畜水禽者则半入水中、半居岸上。在陆则有兽圈猎场，沿途时遇此小建筑也。”可见圆明园原本设有动物园的。当战火燃起，这些珍禽异兽都往哪里去了？还有那些奇花异草呢？莫非皆已化为灰烬？
强盗的逻辑，有时比野兽的逻辑还要残酷，还要愚昧。谁把他们从笼子里放出来了？这一颗颗挣脱了缰绳的野蛮之心！
圆明园原本还有图书馆，即大名鼎鼎的文源阁。乾隆皇帝修集《四库全书》（共三千四百六十种、计七万五千八百五十四卷），曾缮写七份，建阁藏庋，先后置内庭四阁、江浙三阁——文源阁是其中之一。“大内曰文渊，圆明园曰文源，热河曰文津，盛京（沈阳）曰文溯，并于扬州大观堂之文汇阁，京口（镇江）金山寺之文宗阁，杭州圣因寺之文澜阁，亦各庀一份。”英法联军同样毫不留情地向这一流的图书馆投下一只火把。文源阁里的古籍、经卷、书画、金石文具，荡然无存。令天下书生无限神往的文源阁，变成了一小块文化沙漠。
圆明园曾有四十景。乾隆皇帝依照承德避暑山庄三十六景之例，将这四十景各题四字为额——他给这风格迥异的风景命名时，恐怕也煞费苦心。我联想到了《红楼梦》第十七回的“大观园试才题对额”——“宝玉系诸艳之冠，故大观园对额必得玉兄题跋”（脂砚斋点评）。乾隆确有贾宝玉之才情与风流，将一道道景致题写得花样百出，使亭台楼阁、山丘河渠各有所属。因万字轩南堂原有雍正御题“万方安和”匾额，包括十字亭、文昌阁和藏舟坞在内的这一组水景建筑，仍沿袭了“万方安和”之称谓。万方安和——可惜这世代清帝的祈愿，在1860年还是落空了。仿佛在劫难逃，圆明园——这清帝国的大观园，中华民族的红楼梦，最终还是破产了。星罗棋布的四十景，名存实亡。或者说只剩下了一景：残垣断柱。
这已是它最后的风景。
除了废墟，还是废墟。
圆明园由圆明、长春、绮春三园组成。鼎盛时还包括熙春园和春熙院。合称圆明“五春”——又据传是因咸丰宠幸的五位美女而起——在杏花春、海棠春、牡丹春、武陵春四位汉族佳丽之外，还有一位懿贵妃那拉氏（慈禧）。
圆明园始建于康熙四十八年（1709年）。即使在雍正王朝扩建成御园时，范围也仅限于西部3千亩。是乾隆使之向东邻、东南邻大幅度扩展。张恩荫先生查阅乾隆朝内务府造办处《治计档》和《清史稿·职官志》等史料后得出结论：“直至嘉庆道光间春熙院、熙春园复赐皇亲之前的二三十年间，御园圆明园的范围实为五园，占地面积不小于七千亩。”而其拓建过程如下：“乾隆十年至十六年，在该园紧东侧的水磨村北（康熙间明珠故园）大兴土木，建成长春园；乾隆三十二年，将皇亲赐园熙春园（今清华大学校园西部，为康熙间所建）并入圆明园；乾隆三十五年，在紧东南邻拓并大学士傅恒赐园（原为怡亲王赐邸），定名绮春园；乾隆四十五年，将皇亲赐园淑春园易名为春熙院（位于今北京大学校园北部），归入御园。”
我私下里甚至认为：曹雪芹是以圆明园为原型而臆造出大观园。贾府的繁荣期，如同乾隆盛世。（而家道衰落，荣国府被查抄，似乎无形中预兆了若干年后的火烧圆明园？）曹雪芹当年就住在香山脚下（卧佛寺一侧有其故居），抬头低头，皆可望见圆明园。
当然，圆明园可比大观园要阔绰多了。或者说，曹雪芹笔下的大观园，跟圆明园相比，顿时显得小家子气。
惟一的相同之处在于结局：梦终究是要碎的。梦碎之后剩下的，只有荒凉与冷清。
圆明园布满了梦的碎片。
圆明园：一个没有风景的风景区。
我又联想到雨果了。他是法兰西的曹雪芹。《巴黎圣母院》是他的《红楼梦》——或者说是他的“大观园”。而曹雪芹呢，则是中国的雨果，大观园是他的“巴黎圣母院”。从某种意义上来讲，贾宝玉即钟楼怪人卡西莫多——只不过一美一丑，但骨子里是一样的。贾宝玉爱林黛玉。卡西莫多爱艾丝梅娜达。他们各有自己爱情的庄园。
——这些，都是圆明园的题外话。
这些，都是我在圆明园遗址公园的意识流。
我认识一位搞美术的法国留学生，他来北京的第二天，即背上画夹去圆明园了。从日出转悠到日落，没找到什么可供写生的景物，感到有点失望。他很奇怪中国人为什么对大水法、方外观之类颇感兴趣，这种巴洛克风格的建筑，在欧洲触目即是；况且，圆明园内造的这些西洋景，并不正宗，显然是非专业人士草率设计的。他认为这不过是一群出现在东方土地上的“四不像”，非鹿非马，杂种而已。
他的看法本身没错。西洋景的总设计师是意大利传教士郎世宁。郎世宁为乾隆皇帝“打工”，有宫廷画家之称，绘有《弘历雪景行乐图》（情节为乾隆和子女在圆明园中欢度春节）等诸多作品，他的绘画顶多属于“业余”水平。至于在建筑设计方面，更是“半吊子”了。给他当助手的法国传教士蒋友仁，也不见得有多高明。但圆明园西洋楼的主要意义，在于它“是自元末明初欧洲建筑传播到中国以来的第一个具备群组规模的完整作品，也是首次将东西方两个建筑体系和园林体系加以结合的创造性的尝试”，属于中西文化的“混血”工程。张萍、柴火两位，对此颇有研究：“西洋楼本身的价值并不在于它的造型如何，因为它们并不是地道的西方建筑，而是当时西方传教士为迎合中国皇帝口味而急就出来的作品，只是因为它真实记录了当时中西文化的交流才显得珍贵。”整个建筑群由中国的能工巧匠承包施工任务，历时14年（1745——1759年）完成，可谓慢工出细活；加上材料本身无可挑剔，因而多多少少弥补了设计思路的僵化与做作。譬如海晏堂，“为安装欧洲喷泉机械设备而起造，是圆明园中最宏伟壮观的西式建筑。主要立面西向，两层11开间，中间设门，门外平台左右布置弧形石阶及扶手墙，可沿石阶下达地面水池。池两侧将西方贯用的裸体人物雕像改为铜铸十二生肖属相，代表十二时辰，每隔一时辰（相当于现在两个小时）依次喷水。”这喷泉居然带有报时之钟的性质，更有趣的，是以十二生肖属相取代裸体人物雕塑——可算作有中国特色的西洋建筑。莫非中国皇帝怕有伤风化？又如黄花阵（另有菊花迷宫或万花阵之称），系我国惟一的仿欧洲式迷宫：“外砌长方形迷阵，中心筑高台圆基西式八方亭。阵墙高1.2米……。乾隆皇帝每至中秋佳节都在这里观赏宫灯，宫女们手执黄绸扎制的莲花灯，在迷阵中东奔西驰，先至中心亭者可得到皇帝的赏赐。”看来乾隆威严的龙颜，掩饰不住一颗童心，居然跟嫔妃们玩起捉迷藏的游戏了。黄花阵1989年修复，我还去钻过呢（跟打地道战似的），颇动了些脑筋，才没有在错综复杂的坑道里迷失。待我终于走到头了，下意识地抬头，只看见亭子里空荡荡的，皇帝早就消失了。这么说，我只能自己奖赏自己了？
圆明园好玩的西洋景还有很多，远瀛观、谐奇趣、蓄水楼、线法山呀什么的，我就不一一列举了。况且，列举了也没用。因为大多数都只剩下摇摇欲坠的残局。连皇帝都不在了，谁还有耐心，陪你下这盘永远也下不完的棋呢？除了风。风在乱石断墙间迂回，百无聊赖地信手摆弄着这个“烂摊子”。摆弄来，摆弄去，也想不出什么好点子，以改变尴尬的局面。
正是在这凌乱的棋盘上，大清帝国输了。把自己的家底子全赔光了。隔着起伏的山峦、浩瀚的海洋，它输给了彼岸的对手。圆明园，记载着中国历史上最惨痛的一次失败。
贪玩的乾隆，若是能未卜先知，预料到百年后的耻辱，他老人家，还有心思跟宫女们打打闹闹吗？当他自以为是全世界最强悍的君主，而西洋的科技发明不过是雕虫小技时，大清帝国就输定了。或者说，注定会输得很惨的。康熙最初接触到欧几里德几何学及近代天文学原理，曾忧心忡忡，意识到东方的道高一尺而西方的魔高一丈：“西洋诸国千百年后必为中国之患。”可乾隆一点也没继承其祖父的忧患意识，对“夷人之技”很瞧不起。他惟一引进的只是西洋的建筑艺术，在圆明园内盖了占地100多亩的西洋楼，只不过是为了开开洋荤、闹着玩而已。他花高价进口了一批花哨的西洋自鸣钟，作为宫廷的摆设，却对天体运行仪、地球仪之类不屑一顾。他根本不相信地球是圆的。他固执地认定大清帝国是世界的中心，拱卫于周围的皆是些弱小的藩国。有一天，他心血来潮，将居京的“老外”（传教士）全部召集到圆明园，劝他们改信儒学。双方展开了辩论，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毫无结果。乾隆认为这些外国“傻帽”是执迷不悟。“在他的头脑里，西方的科学技术已经完全沦为了他眼中的‘淫技奇巧’，成了开心取乐的‘玩艺儿’。他的头脑中已构筑起传统文化的支撑的完整宇宙，在他的世界观中，没有给西方思想以一寸立足之地。这位性格坦率开朗的皇帝从来不掩饰他对科学的嘲弄态度。传教士在他眼中和那些侏儒一样，他们的作用只是用‘戏法’来松弛他紧张工作后的神经，来装点他统治下盛世的升平。”（张宏杰语）
乾隆五十八年（1793年），由马戛尔尼勋爵率领的英国使团，驾驶着先进的炮舰访华：“把我们最新的发明如蒸汽机、棉纺机、梳理机、织布机，介绍给中国人，准会让这个好奇而又灵巧的民族高兴的。”此时恰逢乾隆82岁大寿，宴会上的满汉全席自然使英国人大开眼界，而他们远渡重洋携带来的各类“土特产”，无形中成了给老寿星的生日礼物：除了工业机械、天文仪器之外，还有英国最大的装备有最大口径火炮110门的“君主号”战舰模型，乃至榴弹炮、迫击炮和卡宾枪等实物。英国使团甚至还配备了训练有素的卫队，想表演一番现代炮兵的装备与队列，供中国皇帝检阅。乾隆却不稀罕听西洋的礼炮声，觉得不会比鞭炮爆竹之类更能烘托喜庆的气氛。挥挥手，让太监们将这些怪模怪样的枪炮原封不动地运进圆明园的仓库并且傲慢地评价：“这些可以给小孩子当玩具。”他只是浏览了一遍英国使团递交的乔治三世的国书及冗长的礼品单，告诉手下：“单内所载物件，俱不免张大其词。此盖夷性见小，自以为独得之秘，以夸炫其制造之精奇。著征瑞于无意之中向彼闲谈：尔国所贡之物，天朝原亦有之，庶该使臣不敢居奇自炫。”英国使团在乾隆眼中，仿佛一支远道而来的马戏团，靠耍一些洋把戏，来嘘弄看客。而且乾隆并不以为这些异域的杂技与魔术有什么新鲜，有多么神奇。
大清帝国的轻敌思想，正是乾隆开始的。他根本想不到，自己连看都懒得看的洋枪洋炮，在67年之后，将撞开闭锁的国门，直逼北京城下。而圆明园将在轰隆一声中成为炮灰。他呀，真是太迷信八旗军的强弓硬弩了——因为其祖上，正是靠这冷兵器打下江山的。可在下一个时代，要靠长矛与弓箭守江山，就显得力不从心了。
前人栽树，后人乘凉。偏偏乾隆栽下的是一棵骄傲自满的歪脖子树。他的龙子龙孙，从道光，到咸丰，直至光绪，都将深受被烈日暴晒之苦。而他留下的最昂贵的遗产——圆明园，将毫无招架之力地遭受一次打劫。打劫者，恰恰是他蔑视的那些洋人的后裔。
英法联军占领圆明园，讶异地发现：当年赠送给乾隆的礼物（枪炮），一直“藏在深宫人不识”，闲置在库房里，蒙满尘土。大半个世纪以来，仿佛被中国的帝王将相们遗忘了。他们二话不说，立即将其装船运回老家。或许还不无侥幸心理——幸亏中国人没把这些武器当回事，若是他们以此为模型仿制并装备军队，掌握了先进的军事技术；那么，要想打进北京城，就不太容易了。
我看电影《火烧圆明园》，难忘里面的一个镜头：僧格林沁王爷的蒙古骑兵，在开阔地上作集团式冲锋，遭遇英法联军的排枪排炮，纷纷滚鞍落马，血流成河；最后只剩下一杆快要被炮火撕碎的战旗，斜插在尸骨堆上，孤独地飘呀飘……马受惊了，人也受惊了。一向自以为是天之骄子、只识弯弓射大雕的八旗军，总算领教到了洋枪洋炮的厉害。可已经太迟了！毕竟，人家已经打到自己的家门口了。想挡也挡不住。
早干嘛了呢？
乾隆时代获得的那批西洋火器样品，在圆明园的宫殿里睡大觉。这一觉睡得可真够长的。可帝国的士兵，在战场上，却要以血肉之躯抵抗凌厉的弹丸。这本身就是一场不平等的对弈。唉，圆明园不失火的话，昏睡百年的大清王朝，恐怕还不会醒来呢。从某种意义上来说，这把火又该烧！虽然烧得疼了点，但不疼，则无法惊醒。
纵火的强盗固然可恶，但失职（或渎职）的守护者，同样可恨。一个麻木的民族，终于被坚船利炮逼进了死胡同，再也没有退路，除了背水一战之外，似乎还应反思，检讨失败的原因。张宏杰在《回首爱新觉罗们》一文中说得好：“人们大概都以为鸦片战争失败的责任应该算在乾隆的孙子道光帝头上，子孙的无能不应抹杀祖先的伟大，可是也许很少有人知道，乾隆皇帝和鸦片战争也有那么一点意味深长的关系。”鸦片战争原始的种子，在乾隆的脚下开始埋下了。乾隆在圆明园里盖西洋楼，仅仅实现了中西建筑文化的媾和（况且还是不伦不类的），但这两大文明，却呈现为格格不入的局面，终将产生悲剧性的冲突。所谓的鸦片，仅仅是一根导火索。但这足以使圆明园像火药桶一样爆破了。我把那带有烟熏痕迹的残砖碎瓦，视为冷却的弹片。
许多人都凭印象以为圆明园是一座“全盘西化”的皇家园林，而大水法、方外观、海晏堂等西洋景代表着其灵魂。其实并不是这样的。圆明三园占地5200亩以上，殿堂庙宇、亭台楼阁、桥梁轩榭、馆院廊庑等各类园林建筑加起来，总面积约16万平方米（超了紫禁城的全部建筑面积）。而整个西洋楼建筑群位于长春园一隅，占地100余亩，只相当于圆明园全局的五十分之一。有人说这不过是“乾隆皇帝的一时心血来潮之作”，纯属点缀性的小品。可见中国的帝王并不见得真住得惯洋房，亦非为了追求中西合璧，仅仅是在炫耀自家园地包罗万象、百花齐放。
然而在火灾中，以石料砌筑的西洋楼，比“土木工程”的中式建筑稍占点“便宜”，被烈焰吞噬之后，至少还能多剩下点“骨头”呀什么的，以证明那“最后的晚餐”。以至迟到的观众，面对着剩菜残羹，误认为圆明园原本就是一席“西式套餐”呢。并且，似乎还不够原汁原味……所以我前面提到的那位法国留学生，觉得圆明园被毁固然可惜，但充斥于其中的，原本就是模仿痕迹浓重的“赝品”，并不值得为之痛心疾首。
这种普遍存在的错觉，是应该及时纠正的。
《中国国家地理》杂志2002年11月号，刊登了一篇题为《“重现”圆明园》的重头稿件：“10月18日是一个比‘9.11’更值得悼念的日子。142年前的今天，在中国首都北京发生过一场人类文明的大劫难——火烧圆明园。这座中国清代康乾盛世修造的举世闻名的皇家园林，无论其艺术价值还是历史地位，都是美国纽约世贸大楼无法比拟的。遗憾的是，随着时间的流逝，历尽劫难的圆明园已被悲怆与荒凉掩盖，并逐渐从人们的记忆中消失，年轻一代甚至根本想象不出她的旷世盛景，以致将圆明园中的一个景点——西洋楼与整个圆明园划等号。”成语盲人摸象，形容的正是这种谬误：摸到头或脚或尾巴，就以为是大象的形状。摸到西洋楼，就以为是圆明园的核心或全部。
或许不能完全怪不知情的游客。空空荡荡的圆明园，除了西洋楼遗墟，似乎再没有别的什么可以摸了。
难道，我还能摸到更多的东西吗？
除非换一种方式。转而抚摸历史，抚摸在现实中已不复存在的海市蜃楼。
我的手头，就有乾隆年间宫廷画家沈源、唐岱实地写生的绢本彩色《圆明园四十景图》——当然是复印件，原作至今仍为巴黎国家图书馆占有。我在纸上摸来摸去，捕捉到圆明园真正的灵魂。我摸到了山，摸到了水（譬如福海），摸到了九孔桥，摸到了大宫门……甚至还差点摸到了乾隆的龙袍，和香妃的裙裾。
我摸到了“西湖”。还纳闷呢：西湖不是在杭州吗？原来福海“抄袭”了西湖。诸多水景，都与西湖的风景点同名：三潭印月、南屏晚钟、苏堤春晓、平湖秋月、柳浪闻莺……杭州有西施。好在北京也有香妃。都是大美人。
圆明园的西洋楼里，有海伦吗？拿那20幅西洋楼铜版画（同样为巴黎国家图书馆所藏），与绢本《圆明园四十景画》一比，方知道什么叫小巫见大巫。西洋楼是用14年时间修竣的。而整个圆明园却苦心经营了150多年，不断地锦上添花，增筑新景。这所谓的四十景，皆是元老，集中国古典建筑之大成，都曾经乾隆逐一赐名并点评，堪称国色天香。兹录如下：正大光明、勤政亲贤、洞天深处、长春仙馆、茹古涵今、九洲清宴、镂月开云、山高水长、坦坦荡荡、天然图画、万方安和、杏花春馆、上下天光、慈云普护、碧桐书院、曲院风荷、澡身浴德、夹镜鸣琴、别有洞天、接秀山房、蓬岛瑶台、涵虚朗鉴、平湖秋月、方壶胜境、四宜书屋、廓然大公、西峰秀色、鱼跃莺飞、北远山村、坐石临流、澹泊宁静、映水兰香、水木明瑟、武陵春色、月地云居、日天琳宇、鸿慈永祜、汇芳书院、多稼如云、濂溪乐处。风流皇帝乾隆的性情，全投映在他为这四十大景所起的名字里了。何其骄傲，何其虚荣，何其潇洒。
除“御批”的四十景外，圆明三园可圈可点的中式古典建筑还有许多：长春园的玉玲珑馆、长春桥、澹怀堂、思永斋、法慧寺、花神庙、绮春园的含辉楼、绿满轩、招凉榭、迎晖殿、庄严法界、点景房、春泽斋、涵秋馆、凤麟洲、鉴碧亭、生冬室……
尤其值得提及的，有位于长春园西湖小岛（人造）的海岳开襟，不仅名字起得很有气势，而且高阁凌云，周围有配殿、方亭、圆廊及牌坊环绕；火烧圆明园时，此建筑因坐落于水中央而幸存，但逃得了初一逃不了十五，在40年后，还是被八国联军的铁蹄摧毁。在长春园中心岛上，含经堂总面积近4万平方米，淳化轩是圆明园内最大建筑——乾隆仿照紫禁城宁寿宫，为自己营造了太上皇宫殿，供“退休”后使用；他真是一位会享清福的“离休老干部”。另外，在与西洋楼景区螺狮牌楼唇齿相依处，有带水门的狮子林，系乾隆根据苏州名园狮子林而照葫芦画瓢的；在荷花池里泛龙舟，他一定觉得不费吹灰之力就回到江南了……看来乾隆造景，不仅有西洋建筑之“赝品”，还爱模仿南方水乡的风韵。难怪有专家说圆明园“将古今、南北、中西建筑之类和谐地集于一身”呢。御用文人曾咏诗：“人间天上诸景备，移天缩地入君怀。”圆明园浓缩了古今中外建筑艺术之精髓，相当于一座海纳百川的露天博物馆。恐怕只有康熙、乾隆这样的盛世之君（大手笔），才有泼墨谱写这史诗长卷的信心与实力。毕竟，康乾盛世时，中国的政治、经济、文化乃至军事，尚处于世界先进水平，大清的皇帝自然堪称“全球首富”，花点钱投资房地产——算什么？小菜一碟！
正是从乾隆晚期，中国这只曾经遥遥领先的兔子，见没人能赶得上自己，开始睡懒觉了。而欧洲诸国，则通过产业革命而获得了加速度，奋起直追。在东西方文明的“龟兔赛跑”中，名次将从此颠倒。西人迈着稳健的步伐，超越昏睡百年的中国而打破新的纪录。两者之间的差距将越来越大。等到中国人快成为亡国奴了，才如梦方醒。
从康熙到雍正，直至乾隆，大清帝国的黄金时代结束了。恰恰印证了一句俗话：富不过三代。“满洲人世代相传的进取心在乾隆这一代得到了空前的满足，像汹涌的潮水一样，达到顶点之后，开始逐渐消退了。因为前面不再有什么可激起他们竞争欲望的东西。自命不凡的乾隆，现在全部身心沉浸在自我欣赏的快感当中了……他产生了一种错觉，即他没有继续努力的空间了。他不断奉行豪华的庆典、巡游，耗费了大量的财富，对此他有自己的解释：天地生财止有此数，不散于下，则聚于上。正是这种静态的中世纪的思维方式，使他看不到由于经济扩大带来的严重社会问题……正是繁荣压垮了乾隆盛世。”张宏杰以此论述“乾隆皇帝的自满，本质上是一种文化的自满：他的短视，也是一种文化的短视”。从乾隆对待圆明园的态度，我能看到秦始皇造阿房宫、隋炀帝挖大运河的影子。历史的琴弦被巨大的压力绷断之时，会发出撕云裂帛的绝响。
继乾隆之后，在中国，当皇帝，就不那么容易了。能苦苦撑持就算不错的了。尤其从咸丰开始，时时都面临破产的威胁。大清王朝的尴尬，被圆明园的大火映照得一览无余。皇帝的这张脸，该往哪里搁？所以，咸丰逃到承德避暑山庄，大病一场，一命呜呼。很有点无颜见江东父老的意思。他的灵柩，是由其遗孀慈禧押运回北京的。慈禧的脸皮，比咸丰要厚一些。她并没有从圆明园的损失中吸取什么教训。后来经她之手所丢掉的东西，可太多了。
跟西洋楼景群相比，圆明园的中式建筑，无论规模还是气势，原本都是占上风的。偏偏它们是以木结构为主体，最怕火的，因而更彻底地化作了灰烬，甚至无法像西洋楼遗墟那样表现出某种残缺美（犹如断臂的维纳斯）。浓缩着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的圆明园四十景，挥手之间，就被从地图上抹去，只留下空洞的地名。大段大段的空白，无法填充。后人纵然有再强大的想象力，亦如缘木求鱼，找不到可供攀附的根据。唉，真正是空中楼阁呀！我只听老人说起：建于乾隆初年（1736年）的方壶胜境，由九座琉璃瓦覆顶、汉白玉基座的楼阁组成，供奉着2200多尊佛像，数十座佛塔。去原地一瞧，只找到一片没心没肺的荒林。至于“正大光明”殿（雍正的办公室）遗址，盖起了几间破破烂烂的农民房——幸好最近有关部门已将这些“违章建筑”全给拆了。据说当年英法联军的司令部，就设立在此殿，因而是“最后一个被点燃的建筑群”。九泉之下的雍正，若知道自己的“总统套房”后来被敌酋占领，肯定会愤怒的。
圆明园是多灾多难的。张萍、柴火两位，撰文加以细数：“经过1860年那次闪电式的掠夺珍宝与焚毁全园建筑的‘火劫’，之后又有1900年砍伐全园大小树木的‘木伐’，1911年盗运园中石料的‘石劫’，1940年后平山填湖、毁园还耕的‘土蚀’，至20世纪60年代以后，生产大队的鸡、鸭、猪场，区政府的机械修造厂甚至部队的打靶场，都在这块‘无政府’的土地上自由发展壮大，昔日的皇家园林已被改变得面目全非。据不完全统计，仅1967-1971年，就有216处土山和106处古建基址被挖掘破坏，24000余株树木被砍伐，一二百亩绿化地带被侵占。甚至还出现过一次私伐1300多株树、一次拆掉800多米长的围墙、一次运走582车石料等严重破坏事件。对照1964年的测绘地图，圆明三园当时尚保留有近3000米长的虎皮石围墙，在十几、二十年之后，其‘幸存者’不过400米而已。”抚摸圆明园，我的手掌触及的都是大大小小的伤疤。圆明园的残缺，是发生在人间的最严重、最漫长的“月蚀”。我只能靠依稀的记忆，重温那圆满而皎洁的月光。圆明园，东方的月亮，古典的月亮，离我无比地近，又无限地远……它真的能够重现吗？它有必要重现吗？这本身就是一个悬念。或许破镜可以重圆，但圆明园的伤口，即使愈合了，也难以完好如初。
旧中国，曾经在圆明园摔了一个大跟头。爬起来，一跛一拐地走着。心有余悸。
我想，比恐惧、悲哀、愤怒更重要的，是应该弄懂自己——究竟被什么绊了一下？这样，才可能避免悲剧的重演。
直到今天也是如此。深刻地反思，是一项远比恢复圆明园更有意义，也更为艰难的工作。
在圆明园遭受致命的打击之后，中国人用了100多年时间，才重新建立起自尊心与自信心。
假如时光可以倒流的话，圆明园的良辰美景、画栋雕梁或许会从空气中浮现，作惊鸿一瞥。哪怕仅仅是一瞥，足以迷倒想入非非的我。可惜，我只能在满目苍凉的废墟上刨根问底。
假如时光可以倒流的话，愈合的伤痕又将被重新撕开，流淌出殷红的鲜血。圆明园啊，我不知道你是否还能承受住第二次打击？别说让昔日重来了，即使是痛定思痛的回忆，都显得过于残忍。一根无法剔除的肉刺，使一个民族时常会下意识地呻吟。
时光不会对我的幻想持合作态度。我无法领略美的再生，却可以延长对它的死亡的哀悼。我无数次地缅怀圆明园的受难日。缅怀那火中的葬礼。我相信那也正是民族的受难日。
英法联军打到北京后，先派出小股部队在德胜门外架炮佯攻，以牵制守城者。大队人马则直扑西北郊的圆明园。虽然咸丰皇帝已于十几天前由此逃往热河，但跑得了和尚跑不了庙，圆明园成了牺牲品。
公元1860年10月6日傍晚7点钟，法军敲响御园的大宫门。总管内务府大臣文丰出面阻挡。敌兵暂退，找“领导”商量去了。文丰四处找不到帮手，自知势单力薄，只好投福海殉节。约过了1个小时，敌兵卷土重来，击杀两名门卫，强行冲进去了。在贤良门附近，与守园护军交火，圆明园技勇八品首领任亮等人拼命抵抗，直至战死。（今“园史陈列馆”内展览着任亮的墓碑：“遇难不恐，念食厚禄，必要作忠。奋力直前，寡弗敌众，殉难身故，忠勇可风。”系从近春园西南正蓝旗护军营房旧址发掘出来的。）
“鬼子进村”，到处搜寻“花姑娘”（宫女）加以奸淫，又杀害了数百名手无寸铁的太监。“鬼子”自己也承认：只是在另外40位掌管花园的男人中，有20人有武器（估计是护军）。
英法联军司令部正式下令：可以自由劫掠。入侵者的欲望无限制地膨胀起来，蜂拥而上，全变成了衣冠禽兽。
由于抢劫是在没有其他证人的情况下进行的，我们只能通过抢劫者自己的描述，来想像那一场光天化日之下的人性悲剧。郑曦原编《帝国的回忆》一书中，收录了《纽约时报》1860年10月9日的报道，系英军随营记者撰写的：“最近这两天发生在那里的景象是任何笔杆子都无法恰当描述的。不分青红皂白的抢掠被认可。贵宾接待厅、国宾客房和私人卧室、招待室、女人化妆室，以及其他庭园的每个房间都被洗劫一空。清国制或外国制的艺术品有的被带走，有的体积太大无法搬走就把它们砸毁掉。还有装饰用的墙格、屏风、玉饰、瓷器、钟表、窗帘和家具，没有哪件东西能逃过劫难。数不清的衣橱里挂满了各式各样的服装、外套，每件都用华贵的丝绸和金线刺绣着大清皇室特有的龙图案，另外还有统靴、头饰、扇子等等。事实上，房间里面几乎都是这些东西。储藏室装满了成匹成匹的上等丝绸，一捆一捆地摆放着。这些丝绸在广州光买一匹就要花20～30美元。粗略估算，这些房间里的丝绸肯定有七八万匹之多。它们被扔在地上随意践踏，以至于地板上厚厚地铺满了一层。”光是抢运这些丝绸就使用了庞大的马车队，不是用绳子，而是直接用丝绸来捆绑车辆。甚至对皇家器皿（银钵、商周青铜器、明清官窑、瓷瓶、罐壶、象牙等），也一律用柔滑的丝绸包裹，塞入私囊。士兵们以昂贵的丝绸做被单、床铺、营帐乃至擦鼻涕的手帕。
圆明园的丝绸被席卷一空，海运欧洲。这是一条新的“丝绸之路”，血泪斑斑。它已非中国的荣誉，而是耻辱。丝绸啊丝绸，耻辱的旗帜。
除了一座装有大量金块与银锭的宝库，有联军的宪兵队守卫（将由英法两国瓜分），其余的一切，都是得不到任何保护的。
英军居然在喇嘛寺举行了一次“强盗的拍卖会”。下令把抢来的物品公开拍卖。“所有人都允许按他们自己估计的价钱占有他们已经拿走的物品，并且人们对这次拍卖的拍卖品拥有接受或拒绝的选择权。很多精美古董的纪念品就这样以一种纯象征性的价格归个人所有了。全场拍卖额有22000美元，而这笔财富的（实际）价值不可计量。拍卖得到的钱作为奖金当场分发了。”为表示公正，总司令及其他将军们未参予奖金分配。但部队把一只金盂（无价之宝）作为送给总司令的礼物。总司令没有拒绝。
因此我可以说：在这支部队里，没有谁是清白的！
英军随营记者在拍卖会现场大言不惭地说：“如果当初大清国的皇帝陛下能把圆明园中的一切完美无缺地移交过来的话，那么它将会卖出一个天价，可惜有3/4以上的东西被法国人毁坏或掠走了。”两个强盗，在互相推卸责任。然而，谁也未对受害者有丝毫同情。这位记者在另一篇报道中也拼命洗刷己方：“法国人已经在圆明园舒适地扎下了营帐，并且大量最贵重的物品已经被拿走，留给英国人的尽是一些笨重的不那么值钱的东西，或至少是那些他们无法搬走的东西。”难道强盗也有冤屈可言？他甚至还无意间透露了（说漏了嘴）：“所有抢掠来的物品数量之多让人们几乎不知道到底该把哪些东西带走。”
抢劫得手，形形色色的“拍卖会”应运而生。《纽约时报》1861年3月6日，又刊登了题为《香港卖奇珍，北京战利品令人眩目》的报道：“这些从北京回来的部队，尤其是法国远征军，无不满载着抢劫到的赃物返回欧洲。来自北京皇宫的赃物在这儿（香港）卖得可不便宜。我手头就有一串用珍珠和玉石做成的项链，共有140颗珍珠，并且每颗都大如樱桃。这是一位法国军官以2000英镑卖给我的。这个法国军官还有类似的几串项链，甚至还有一些明显属于大清皇帝本人所有的珍贵宝石。赃物中还包括有大量的西式钟表。有一名法国士兵就搞到了85只，它们都有世界上最奇特的造型和最精细的做工，外壳多用珍珠和钻石镶嵌而成，很多是瑞士制造的，也有些是伦敦制造的，都非常值钱。”这些曾经在圆明园内为中国帝王报时的西洋钟表（舶来品），又以一种特殊的方式“衣锦还乡”了。对于其生产地而言，是否算得上“出口转内销”？
该报道在介绍直接从清国皇家仓库内掠夺的战利品时，尤其提及了白貂皮和黑貂皮大衣，以及用黄金镶边的长袍——数量之多，“即使把它们装饰在纽约全城妇女美丽的肩膀上，也用不完”。这些“战利品”大部分将流向欧洲和美国，香港作为其中途的驿站，仅仅截留了一个零头，就耗费了至少100万美元来购买。
英法联军占领圆明园的第一天，就纵火焚烧。12天后，英军总司令下令再次纵火烧园，大火整整持续5昼夜，连毗邻的万寿、玉泉、香山三山皇室建筑也未能幸免。借助于火，对圆明园进行彻底的破坏，同时也是为了毁灭自己的罪证（带有“毁尸灭迹”的性质）。抢劫者希望曾拥有无数珍宝的圆明园，只留下一把模糊的骨灰。
美轮美奂的圆明园四十景，就这样灰飞烟灭。惟一能为后人的想象提供依据的圆明园四十景图，现存巴黎图书馆内。同时被窃的还有乾隆末年的西洋楼二十景铜版画。
我曾拿大水法昔日的画像与其遗墟加以对照，方知什么叫天壤之别。这处以石龛式建筑为背景的喷泉群，建于乾隆二十四年（1759年）。椭圆形菊花式喷水池内，有“猎狗逐鹿”喷泉，四面各有一座十三级喷水塔，流金泻玉，辉映彩虹，简直称得上是天堂的景观。而今呢，只剩下了几根镌刻有西洋花纹的石柱，孤零零地守望着野草残阳。据我所知，这是当代游客摄影留念最多的地点。或许，大水法最传神地象征着圆明园的遗容。我也在这块空地上照过像，是面无表情的那种。我挺反感某些人在大水法合影时流露的笑容。只要是中国人，在这特殊的场景，都应该拒绝微笑的——哪怕摄影师在习惯地招呼你“笑一个”！
在圆明园，你能笑得出来吗？
除非你患有失忆症。
你健忘的微笑，是对悲哀的圆明园的污辱。
我从不允许那白痴般的笑容，出现在自己的脸上。走在圆明园内的每一寸土地，我都会保持沉默、保持严肃，我都希望对未来承诺点什么。有什么办法呢，看见圆明园，我就想起我们民族的受难日。于是，这座空旷的公园，在我眼中如同露天的殡仪馆。一座伤心的公园！
长春园内，和大水法一样，方外观也只剩下一把“老骨头”了：几根高低不一的石柱，摇摇欲坠，点缀着废荒的台基。如果无人提示的话，你简直猜测不出这些破石头是作什么用的。幸好石柱上皆有精雕细刻的纹路，使你能隐隐约约感受到残余的王气。
查阅乾隆末年的西洋楼二十景铜版画（影印件），才能一睹方外观的芳容：三间坐北朝南的两层小楼，左右各有环形石梯，而楼上的落地窗户和带栏杆的阳台，都显得洋味十足。假如此楼不是出现在圆明园里，我可能怀疑这是某位欧洲贵族的豪宅。庭院构筑得很整齐，用成行的绿树划分出不同的使用空间。西南桥外另有一座西式八角亭。
方外观建于1759年（与大水法同时）。看来中国皇帝从那时起，喜欢住洋房了。
方外观是乾隆金屋藏娇的地方。他见到信仰伊斯兰教的香妃，一高兴，就将此楼赐予其作为礼拜堂。传说室内供奉着两块神圣的石碑，碑文可意译为：“奥斯曼爱真主，真主爱奥斯曼”，“阿里爱真主，真主爱阿里”。可惜二碑今已不存。
香妃来自新疆，这位体有异香的维吾尔族姑娘，在异乡的庄园里，守望着自己的神。她的灵魂肯定与其容貌一样美丽，散发出鲜花的芬芳。我估计，当时整个方外观，都笼罩着浪漫的气氛，如同洒满香水的天堂。但实际上，香妃已像笼中鸟一样失去了自由。假如说方外观是天底下最豪华的牢房，那么，香妃则是世界上最美丽的囚徒。一位冷艳且忧郁的女俘虏。
我还见过一幅记录方外观残迹的老照片，拍摄于1879年：小楼虽经烟熏火燎，主体建筑依然保留着，透过树丛，能清晰地观察到精致的屋顶、镂花的窗棂与阳台……此照足以证明，方外观是1860年那场大火的幸存者。它侥幸躲过了浩劫，最终却未能战胜时间，如今在其遗址，只有几根残柱为昔日的繁华作证。对于它来说，还有比烈火更为可怕的敌人。
圆明园福缘门前，有北洋军阀王怀庆修建的达园，当地人称之为“王怀庆花园”。此人利用职权，于民国8年圈占了这块风水宝地，营造私家园林。他把工程承包给海淀镇衙门协台鲍卫汉，由这位地方官出面，私下买通圆明园十三处守园太监，里应外合，偷拆圆明三园内残存的砖瓦木石，用车马运往达园工地。当时清室已垮台，树倒猢狲散，太监们也乐得睁只眼闭只眼，赚点零花钱。王怀庆就这样大大地占了圆明园的便宜，白捡回诸多名贵的建筑材料。甚至把圆明园九州清晏前湖东西两端的“金鳌”“玉”桥，都拆卸后搬运到达园，然后重新砌筑在自家的溪流上。
至于“包工头”鲍卫汉，也不是一盏省油的灯。他以王怀庆造园的名义，搜罗圆明园的旧材料，而又中途扣留了其中的一部分，藏匿于海淀镇大坑沿西坡。算是吃的“回扣”。待达园的工程一结束，立马又替自己盖了座西园——离畅春园大宫门遗址只有一箭之地。据焦雄先生讲解：“园中门口呈立面长方形，是用一块汉白玉石雕成，高约4米，框沿上左右三面起边线，线格中雕刻精致串珠花纹，上口两角雕卷云纹凸出，此物原为圆明园西洋楼之遗物移建于此……鲍协台从圆明园盗出石雕饰物多件，害怕官府发觉追究治罪，不敢全摆置园中，在建园时将部分石雕深埋地里。”这已非废物利用，而是在囤集文物——等着增值呢！
王怀庆建达园，花了4年时间，几乎每天都雇用民去圆明园“拾荒”，拆东墙补西墙。北京的权贵们见了，都很眼红，争相仿效：“假借王怀庆的名义，纷纷进园盗运材料，抢拆之风势如潮水，弄得守护太监们无法阻拦，结果在几年内，把园内残存建筑全部抢光，圆明三园又遭到第二次抢劫。”（焦雄语）这一帮盗贼，就知道发国难财。甚至不惜往圆明园的伤口上撒盐、捅刀子。
真让人不敢相信啊：1860年的大火之后，圆明园的灾难并没有结束，反而在新世纪里愈演愈烈。被外寇的铁蹄蹂躏了一遍之后，又更为彻底地毁于我的同胞们之手！用俗话说，这叫做雪上加霜。
我欲替圆明园一哭。我欲替圆明园再哭。圆明园的泪水，简直流不尽的。是谁，在一次又一次地伤它的心呢？
我怀疑残存的方外观就是这样垮掉的。它的青砖碧瓦、玉柱石碑，被拿去盖了谁家的花园？
圆明园蒙受了双重耻辱。圆明园，成了不毛之地。
我为外敌的残暴感到愤怒。我又为国人的麻木感到脸红。我相信，那些给圆明园制造了额外的灾难的——绝对是一些“丑陋的中国人”，一些泯灭了良知的中国人，他们所犯下的罪过并不比外贼轻。我们的民族，出过太多的“败家子”。
1982年10月，北京举行纪念圆明园被毁123周年的活动。各行业人士自发地聚集到圆明园遗址，控诉那场罪恶的大火。在场的西德《明镜》周刊记者，说了一番“不合时宜”的言论：“由于外国的侵略，如今圆明园一片废墟。但是古老的北京城连同它的城墙、宫殿、寺庙、公园这些文明的象征横遭破坏，则要中国人自己负责了。”
良药苦口，忠言逆耳。或许能促使我们进入更深层次的反思。
在控诉的同时，是否也应该检讨检讨自己呢？
难道我们跟圆明园一样的无辜？难道我们自己的手，就真的那么清白？
仇恨肯定是无法遗忘的。伤害过我们的敌人，肯定是不可原谅的。难道我们就有权利原谅自己吗？我们自己，也曾伤害过自己。
《卧佛寺寻梦》
每次去西山的卧佛寺烧香，看见那尊单手托腮侧躺着的卧佛，我总要下意识地放轻脚步，并且无端地猜测：神是睡着了，还是醒着？
其实这是一个古老的问题。
假如它醒着，应该能看见我，看见我鞋子上沾满的尘土，看见我双手合什的动作，看见我无声地嚅动的嘴唇。它应该明白我的来意，应该听得懂我沉默的祈祷。
假如它睡着了，是否说明：我来的不是时候？
它睡着了，能梦见我吗？梦见我的到来，以及离去？这一点，我想应该能做到的。毕竟，它是神嘛。神比人伟大之处，在于全方位的感知，甚至，未卜先知。
几乎所有人，都曾经很关心：是否有神——在人类之外？以及神是睡着了，还是醒着？在喜出望外的时候，在大祸临头的时候，在有忏悔的心事的时候——在很多很多时候，人会觉得自己很渺小。
卧佛寺始建于唐贞观二年（628年）。至于这尊5.3米长、1.6米高的释迦牟尼卧像，则是元至治元年（1321年）冶铜50万斤铸成的——（总重量约54吨）——为我国现存最大的铜铸卧佛。算起来，它已经不变姿势地躺了700余年。这一觉睡得可真够长的。
殿内的香案上陈列着许多双大鞋，皆是清代皇帝敬献的礼物。皇帝们考虑得很周到，连拖鞋都给预备好了。
假如神是睡着了，对这一切浑然不觉。那么，它什么时候才能醒来——起身穿上硕大的鞋子？对于睡者来说，鞋子仅仅是摆设。
说实话，神在我想象中，原本是不睡觉的。神先知先觉，时刻保持清醒的头脑。神的视力与听力是永远有效的。假如它视而不见、置若罔闻——多辜负那些善男信女的膜拜呀。假如不相信神的存在，他们怎么甘心面对一堆堆青铜、泥土、顽石念念有词呢？
然而卧佛寺，偏偏供奉着一尊慵懒的卧佛。是怕它老人家累着了吧？
卧佛之存在，是有典故的：纪念涅于拘尸那国城外娑罗树下的释迦牟尼，这是无比漫长的最后的瞬间。一、两千年过去了，神依然保持着当初入睡的姿式：头冲西、面朝南，微抬起上半身，以右手托腮，左手则平放在腿上……仿佛正在闭目养神，抑或考虑什么问题。
我觉得这尊卧佛比罗丹的“思想者”更为深沉，更为庄严，更具威慑力。因为佛祖所沉浸于其中的，是一个更为博大的世界——人类对此顶多只能算一知半解。
婆罗树为释迦牟尼遮挡过阳光，由此而出名了，成为佛教徒公认的圣树。卧佛寺原本有三棵古娑罗树：“两棵在天王殿前，早已不存在了，另有一棵在三世佛殿前，1949年5月4日被大风吹折，现存的一棵是1954年补种的，实际是和娑罗树近似的一种七叶树，并非印度产的娑罗树。”（赵迅语）我去卧佛寺，总要在这棵“中国特色”的婆罗树下绕三圈。算作问候吧，假如树能懂得我的意思的话。
所谓的卧佛寺，仅是约定俗成的称谓，老百姓叫顺嘴了。毕竟，卧佛是其最大特征。可寺庙的本名，反而被逐渐淡忘了。在三世佛殿前月台左侧，有雍正御制十方普觉寺碑；而山门殿悬挂的金匾，上面也写着“赐十方普觉寺”。这是雍正皇帝的赐名。
那么，在雍正之前，该怎么称呼呢？
卧佛寺的历史，简直就是不断改名换姓的过程：唐代叫兜率寺，元代叫昭孝寺，后改作洪庆寺；明代正统八年（1443年），英宗赐名寿安禅寺；至崇祯年间，又改叫永安寺；据说英宗、宪宗、武宗、世宗、神宗等五位皇帝，都曾亲自来拜谒卧佛，并为寺庙的几度重修捐赠过财物——英宗送了一部大藏经，陈列在佛殿内；宪宗敕命于寺前盖了座高6丈9尺的如来舍利宝塔及其左右二殿，并额外赐地525亩，作为香火钱；神宗甚至拿出宫内的“私房钱”作为重新装修的费用，同时赐大藏经及锦被等物——他很细心，给卧佛送了床保暖的被子，以免着凉？
到了清代，帝王们来得更为频繁：三世佛殿的门额，悬挂着雍正御笔“双林邃境”木匾，两侧又有乾隆题写的对联：“翠竹黄花禅林空色相，宝幢珠络梵宇妙庄严”；院内那座四柱七楼式五彩琉璃牌坊，正面写着“同参密藏”，背面写着“具足精严”，均为乾隆的书法；与雍正御制十方普觉寺碑相对的，还有乾隆诗碑。至于作为本寺灵魂的卧佛殿，内悬乾隆题词“得大自在”之匾额；殿外的门匾“怯目恒明”，及楹联“发菩提心印诸法如意，现寿者相度一切众生”，均是慈禧太后的手迹。想不到慈禧也练过毛笔字，写得还挺“带劲”的。
卧佛寺，仿佛在举办帝王们的“书法比赛”？看得我眼花缭乱。不知道该夸谁的字好，不知道又会得罪了谁。他们一个接一个赶来舞文弄墨，难道不怕打扰了佛祖的清梦？或许，生怕佛祖不了解自己肚里有墨水，文化程度较高？我觉得这多多少少有点卖弄的意思。
尤其乾隆，来了后简直不想走了。三世佛殿因供奉木质漆金三世佛像（唐代遗物）而得名，“两壁列置清代泥塑彩绘十八罗汉像，所不同的是，十八罗汉中有十七位都是身着袈裟，出家人打扮，惟独东南角的那一尊却是穿靴戴盔，身披铠甲，一副武将装束。据说这是乾隆帝搞的名堂，奉他的旨意，取消一个真罗汉，换上自己的圣容。在中国佛寺建筑史上，恐怕是仅此一例。”（郁寿江语）乾隆也真是的，明明当着皇帝，还想搞“第二职业”，亲自出马来给佛爷做卫士。总算成了第十八条罗汉，满足了吧？过瘾了吧？
其实，佛爷哪需要你看大门呢？你能把自己的江山管好就不错了。
寺庙两侧，有三座以游廊连接的院落，系清代皇帝避暑的行宫。看来皇帝恨不得由紫禁城搬来这里来办公？或许会感到更踏实一些？这分明是找靠山来了。
而寺庙东侧相对称的院落，则是僧侣们的“集体宿舍”：大斋堂、大禅堂、霁月轩、清凉馆……以及为本寺开山祖师爷所虚设的祖师院。
卧佛寺，大抵由牌坊、山门殿、钟鼓楼、天王殿、三世佛寺、卧佛殿、藏经楼等构成，显现为坐北朝南的三组平列的院落。建筑大师梁思成说：这种讲究对称与平衡的布局方法，为唐宋时期伽兰七堂制度之遗范。
四大天王、哼哈二将、十八罗汉什么的，其实都是陪衬，那尊高枕无忧的卧佛，才是真正的主人。即使皇帝来了，它也懒得睁开眼瞧一瞧。再显赫的皇帝，也不过是历史甬道上的匆匆过客。郁寿江先生认为铜铸卧佛表现了元代高超的冶炼技术，卧佛殿是寺内的精华部分：“卧佛前有铜制‘五供八宝’，后面环立十二圆觉塑像、原为泥塑，采用高超的‘拨金花’法雕成，反映了我国古代卓越的技艺。殿中的全部造像，向人们描述了释迦牟尼涅前向弟子嘱托后事的情景。”传说殿内原先另有一尊檀香木雕的唐代卧佛像，明末清初兵荒马乱时遗失。
我来卧佛寺，是为了寻梦的，寻一个古老的梦。我的动机，估计比那些抱佛脚的皇帝要纯粹一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