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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37章 “水坈陵”与汉番禺城方位的新推断

要考得汉番禺县城的具体方位,还需要从较古的相关文献记载入手。按,北魏郦道元《水经注》卷三七《泿水》云:“泿水东别迳番禺,《山海经》谓之贲禺者也。交州治中合浦姚文式问云:何以名为番禺?答曰:南海郡昔治在今州城中,与番禺县连接,今入城东南偏有水坈陵,城倚其上,闻此县人名之为番山,县名番禺,倘谓番山之禺也。”其中之“水坈陵”一词,历史地理学家与地名学专家吴壮达曾进行过专门研究,认为“无疑是解决古广州前身的古番禺城或‘番禺之都’所在地点的关键”。他认为“不论‘水坈陵’一词的第二字读音是‘坑’或‘冗’,其与‘水’和‘陵’连同起来的含义,都不应有很大的差别。它指的应是多面临水,或被水所环绕的一片高阜地区。既然是‘陵’,就不会是很高峻的地势;既然用‘水坈(坑)’,则不会是辽阔的水面(后者是今粤人对‘坑’的惯用词义)”。“《水经注》所说的‘今州城’,应是东汉末自广信迁治的交州州城,即步骘为交州刺史时所筑的城;其后不久,即有三国吴时初置广州,因而这也应是新设的广州州城。这座由古番禺演进而来的州城,就是位于旧广州城内偏东高地之上,并包括其边缘部分临水岸坡在内。这个为州城所倚的‘水坈陵’,与当时辽阔的珠江江岸远较今天接近。在海潮消长影响所及的江边地带,居民点的兴起,依靠上述高地及其边缘岸坡,正是很自然的发展。况且这些高地的北邻,又有高达百米上下的‘北山’(粤秀山等)为之屏障;加以从此开始,远接白云诸山,在形势上完全符合《史记·南越传》的任嚣语赵佗‘番禺负山险,阻南海’之言。”

吴壮达不愧是地理学家出身的知名历史地理学者,据《水经注》所记揭示了秦汉时期广州城市赖以兴起发展的地貌环境条件,颇有启发意义。但依笔者意见,吴说仍有值得商榷之处:其一,汉武帝元鼎六年(前111)曾改置番禺县,东汉末年交州刺史步骘又曾徙治于旧地,而《水经注》所记交州治中合浦姚文式问答之语,不系时间,难知其是步骘徙治之前或之后,所以不能肯定“水坈陵”三字说的就是徙治旧地后之形势。其二,番禺之得名历来颇有争议,吴氏认为“应是源自‘番山之禺’,而不是‘番山’和‘禺山’”,但曾昭璇先生却认为“番禺”二字“按《越绝书》的古越语译出‘番’即村,‘禺’即盐或咸之意,番禺即为‘盐村’或‘咸村’”,又有人认为“古代蕃、藩、番相通,‘九州之外谓之蕃国’,后世谓中国以外的国家为‘番国’,称外国人为‘番人’。‘禺’作区域解,即地域也。番、禺结合,为‘岭南蕃国蛮夷之地’也,此为‘番禺’最初得名之本意”。如此,则“番山”和“禺山”极有可能为晚出之词,后于番禺设县,并可能随着番禺县的迁徙而发生地名搬家的现象,所以,尽管《水经注》中将“水坈陵”与“番山”记在一起,但不可认定二者必在一处或相邻,并进而依“番山”之位置而求“水坈陵”之所在。其三,“番山”和“禺山”之地名虽然历经变迁,其具体地点人言言殊,但大致不出今广州旧城区范围,显示出其与秦汉以来的番禺县有一定的渊源关系,但是在今广州旧城区范围内却很难找到与《水经注》所载“水坈陵”有关的地名,这说明这个历史地名可能原来就不在今广州旧城区。

基于以上认识,笔者认为,《水经注》所载的“水坈陵”,并不是“解决古广州前身的古番禺城或‘番禺之都’所在地点的关键”,而恰恰应是解决汉武帝元鼎六年(前111)改迁后直到东汉末年交州刺史步骘迁回旧址前的两汉南海郡治和番禺县治所在地点的关键。

据20世纪80年代初所编绘的有关地图,广东省番禺县市桥镇(即今广州市番禺区政府与市桥街道办事处所在地)以北地区颇多与“水坈陵”有若干联系的聚落地名。东北方向有旧水坑、新水坑(别名水濂)、横坑、坑头、驼背坑、金坑等多个涉“坑”聚落地名;西北方向则有官坑、深坑口等涉“坑”聚落地名。再据新编《广州市地名志》的《番禺县地名图》,市桥东北方向尚可补充多个涉“坑”地名,计有珠坑、塘尾坑、梅山(又名上坑)、眉山(又名苏坑)、思贤(又名严坑)等。合计起来,市桥北一带的涉“坑”聚落地名竟然达到13处之多。这一地区涉“坑”聚落地名如此普遍,为广州城郊及其附近地区所少见,似多为与古时水坑(即“水坈”)地貌相关的历史聚落地名遗存,如在市桥东北4公里的旧水坑(旧名水坑)、5公里的新水坑,据说都是“南宋末年成村,因地居山坑水圳的环绕台地”而得名。据《广州市地名志》的有关资料,这些涉“坑”聚落的形成历史除坑头据传“秦代已有人聚居”外,大多晚于唐宋时期,但实际情况可能并非如此。据文物考古资料介绍,市桥东北方向的石碁镇水坑村(即新水坑村,今为大龙街道办事处管辖)即有南朝陈元德家族墓。陈元德(372—463)为东晋秦州南安郡豲道县(今甘肃陇西县)人,隆安三年(399)奉诏进讨孙恩有功,擢升建国大将军,后弃官避居番禺白水坑,卒于南朝宋大明七年(463)。目前陈元德墓已遭破坏,但墓左其长子陈亮墓、墓右其曾孙陈所学墓现存尚好。陈元德为由晋入宋之人,避居番禺白水坑之前其地当已有人居住,如此则新、旧水坑一带聚落的历史当不会晚于晋代。这说明,尽管今广州市番禺区南部(市桥以南)地区开村的历史不早于唐代,但番禺区北部(市桥以北)地区的成陆历史和开发历史则稍早一些,至少在秦汉魏晋之际就已形成了不少村落。

值得特别注意的是,市桥东北方向的涉“坑”聚落地名比较密集,北起金坑,南至珠坑,形成一个半弧形的密集分布区,尤其是这个半弧的东南部,分布有旧水坑、新水坑、横坑、坑头、塘尾坑、珠坑等地名,更是涉“坑”聚落地名的密集区,而在这个半弧的内侧(西侧)即市桥正北方向则为一大片低丘台地区,其北部南村镇植地庄北的大镇岗地势最高,海拔为146米。根据历史地名遗存及地貌状况的种种迹象,再结合前引北魏郦道元《水经·泿水注》“南海郡昔治在今州城中,与番禺县连接,今入城东南偏有水坈陵,城倚其上”的记载,就不难推断出,今番禺区市桥以北至南村镇之间的低丘台地区,大致应该就是《水经注》所说的古“水坈陵”的所在,也就是两汉番禺城故址的大致方位。从里数上讲,广州市番禺区市桥北一带也可以说在广州旧城南“五十里”或“六十里”。曾昭璇认为“古书所记,里数和方位只是一个约数,未经精密测量,尤以方位为然。‘郡南’方位在佛山以东,新造以西地区都可用上”。其说颇有道理。前引宋人乐史《太平寰宇记》有“废番禺县,州南五十里”之记载,比之市桥西南的龙湾、古坝、沙湾、紫泥诸地,市桥镇北一带稍偏于东北,但仍在今广州旧城区之东南,在方位、里数上均可以说是比较吻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