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我国整体的收入差距问题
1、收入差距的成因
国家发改委宏观经济研究院课题组认为，形成收入差距的主因在于收入分配的制度，因此应加大公共服务的支出，特别是教育、医疗、就业及社会保障方面的公共服务支出，理顺中央和地方政府的财权和事权关系，加强完善管理机制。
陈享光认为，改革开放以来，我国收入分配差距不断扩大，社会成员对收入分配的公平感大为降低，主要根源于生产条件分配的不公。
李忠民、周弘认为，我国目前社会贫富差距的形成和拉大是发展的结果，是经济社会发展的一个必经阶段。中国过去30年所经历的这个阶段是与库兹涅茨关于收入分配的“倒∪形曲线”理论相吻合的。这个阶段及其所带来的阵痛将随着在经济、社会发展种种问题不断得到解决而逐渐消除。
2、调节收入差距的建议
卫兴华、张宇认为，扭转收入差距过大趋势应采取以下措施：第一，应“提高劳动报酬在初次分配中的比重”。第二，应“着力提高低收入者的收入”。第三，要“逐步提高扶贫标准和最低工资标准”。第四，“打破经营垄断，创造机会公平”。第五，“调节过高收入，取缔非法收入”。
陈享光认为，解决我国收入差距过大和收入分配不公，必须从初次分配入手，构建收入分配的微观基础。（1）统一制度安排，实行统一国民待遇。（2）加强对生产条件分配的调节和控制。（3）打破垄断，消除市场分割，促进生产条件在不同生产和不同部门之间的均衡分配。（4）建立健全劳动者组织，加强对弱势群体的保护。
刘晓红认为，要逐步扭转收入分配差距扩大趋势，需要从以下一些方面进行努力。一是大力发展经济，为扭转收入分配差距扩大趋势奠定物质基础。只有实现经济较快发展，才能增加社会财富、扩大社会就业，并为政府加大转移支付、增加保障性投入奠定物质基础，从而有效提高低收入群体的收入水平。二是规范分配秩序，加大对重点领域的监督管理。首先，加强对重点人员的监督。其次，加强对垄断行业等的收入监管。第三，完善资源性行业收入分配机制。三是加快完善社会保障体系，重点解决低收入群体的生活困难。逐步提高对城市贫困群体的保障水平，形成最低生活保障标准随经济增长、生活必需品价格变动和平均收入水平提高适时调整的机制。四是加强思想舆论引导，营造和谐的社会氛围。对于先富阶层，应教育和引导他们增强社会责任感，照章纳税，守法经营，并把积累的财富用于投资和发展，积极创造就业岗位，资助慈善事业。对于困难群众，应引导和帮助他们积极提高自身素质和技能，用自己的智慧和劳动实现脱贫致富。同时，积极发展社会慈善事业，引导和组织社会各阶层关心和救助困难群众，推动形成各阶层相互关爱、和谐相处的良好局面。
（二）我国城乡收入差距问题
1.我国城乡收入差距与经济增长的关系
王少平、欧阳志刚针对我国城乡二元经济结构这一基本特征，使用泰尔指数度量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的城乡收入差距，计算结果基本准确地度量了这一时期我国的城乡收入差距，揭示了城乡收入差距变化的阶段性特征：从总体看，我国城乡收入差距在波动中呈逐步扩大的趋势。计算结果表明，抑制近几年我国城乡收入差距持续扩大的趋势，已经成为我国宏观调控较为突出的现实经济问题。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城乡收入差距与实际经济增长的关系是非线性阈值协整关系，也就是说，城乡收入差距对实际增长的长期效应，因城乡收入差距水平和实际经济水平的变化而非线性的转换与演变：1978—1991年，我国的实际经济发展水平较低，城乡收入差距相对较小，城乡收入差距对实际经济增长的效应为正。在1999年以后，城乡收入差距扩大，经济发展水平相对较高，这一时期我国城乡收入差距对实际经济增长的效应为负。其中，1992—1999年，我国城乡收入差距对实际经济增长的作用由正向负平滑转换；特别是近几年，我国城乡收入差距水平的持续扩大，对实际经济增长的负效应也随之强化，其中2006年的负效应达到-0.1171.由阈值协整所派生的偏效应进一步支持上述结论。这说明，我国的城乡收入差距和城乡二元经济结构，已经成为一个突出的社会经济问题。
2.影响城乡收入差距的因素
顾海兵、王红亚认为，中国城乡居民收入差距问题的核心或本质不是城镇居民收入过高而是乡村居民收入过低的问题，因而，从目前来看，影响城乡居民收入差距的最主要因素是乡村居民经营性收入及其增长速度，即中国城乡居民收入差距扩大主要源于乡村居民原有优势收入来源（经营性收入）相对优势的逐步丧失；由城乡居民第二收入来源差异系数可以推出城镇居民转移性收入和乡村居民工资性收入是影响城乡居民收入差距的重要因素，即中国城镇居民转移性收入绝对、相对量的扩大和乡村居民工资性收入增长过慢也是其城乡居民收入差距扩大的重要原因——原有弱势收入来源（工资性收入、转移性收入）相对劣势的扩大。
曾晓彬、刘凌娟基于“一连串事件”逻辑阐述的视角，通过构建多变量回归模型，对我国城乡居民收入差距影响因素及其作用进行了系统性的再分析。结果表明，影响我国城乡居民收入差距因素的作用大小依次序排序为：二元经济结构、城市化水平、经济增长水平、对外开放中资本流动性、金融发展规模、金融发展效率、农村物质存量水平、财政支出力度。这些因素可解释我国城乡居民收入差距的93.1%。二元经济结构对我国城乡居民收入差距的影响远大于其他因素的影响。因此，我国现阶段城乡居民收入差距的扩大是诸多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在这诸多因素中，有客观因素，也有主观因素，有历史性因素，也有现实性因素。因为现阶段城乡居民收入差距与一系列客观的、历史的因素相关，所以不能无视客观、历史条件的制约，提出不切实际的缩小城乡居民收入差距的任务。同时，因为现阶段城乡居民收入差距也与一系列主观的、现实的因素相关。
赵红军、孙楚仁认为，城乡收入差距内生于“经济人”追求自身效用最大化的过程当中，直接套用库兹涅茨-威廉姆森假说对我国的城乡收入差距可能并不一定具有太大的解释力，而将我国的城乡二元结构和经济转轨这一双重制度变迁背景引入城乡差距模型中才能清楚地解释中国的城乡差距。研究发现，人口自由流动条件下，随着经济的发展，城乡收入差距会逐步缩小；人口不自由流动条件下，城乡差距会发生多层分化，但即使如此，中国的城乡差距仍不太符合所谓的库兹涅茨-威廉姆森假说。在城乡二元结构存在条件下，从单个经济人的角度看，流动人口相对于农村人口的工资差距以及城市人口相对于农村人口的工资差距均随着交易效率的演进而呈逐步上升趋势，并逐步趋近于一个常数；从整个经济体来看，按照户籍制度计算的城乡差距也会随着交易效率的演进而扩大，并趋近于一个常数。在城乡二元结构不存在条件下，当农产品在消费中的比重小于0.15 时，随着交易效率的演进，城乡差距会拉大；但当农产品在消费中的比重大于0.15 时，随着交易效率的演进，城乡差距会减小。按照经济发展的一般规律，在发展的早期阶段，农产品在消费中的比重较大，随着工业的发展，社会的演进，农产品在消费中的比重将会逐渐减少，因此，这意味着，在不存在城乡二元结构条件下，城乡差距一开始会缩小，但随着发展又会增大，呈所谓的U 型状态。
曾国安、胡晶晶认为，城乡居民收入来源包括工资性收入、经营性收入、转移性收入和财产性收入这四项，它们对城乡居民收入差距的影响不同。从2000年以来的情况看，工资性收入差距对城乡居民收入差距的形成和扩大影响最大，其余依次为转移性收入、经营性收入和财产性收入。从影响性质来看，工资性收入、转移性收入差距和财产性收入差距导致城乡居民收入差距的扩大，经营性收入差距则导致城乡居民收入差距的缩小。
3.我国城乡收入差距问题的解决思路和建议
洪银兴认为，现在存在的城乡差距是多方面的，有城乡收入差距，有城乡经济社会发展水平的差距，也有城乡居民生活条件的差距。现存的城乡差距中，最为迫切的也是能够解决的是城乡居民生活条件的差距。从改善农村生活条件入手缩小城乡差距需要政府发挥的作用是：基本公共服务在城乡均等化。为此需要改变长期依据各地的GDP 所反映的经济发展水平来决定各地生活条件的思路和相关政策。面对我国农村村庄分布广而分散的特点，需要在乡村集中化、城镇城市化和都市圈建设三个方面扩大以城带乡，扩大公共产品在农村的覆盖面。
顾海兵、王红亚认为，中国城乡居民收入差距问题的解决可以有三种思路，（1）恢复原有优势收入的压倒性优势地位，即保障乡村居民经营性收入的绝对优势地位。（2）缩小相对劣势收入来源的劣势地位，即逐步提高乡村居民的工资性收入和转移性收入。（3）思路1 与2 的组合，既努力保持现有优势收入来源的优势，发掘、培养新的优势收入来源，同时要缩小城乡转移性收入来源的差距。
张桂文、王旭升认为，缩小城乡收入差距的重点是创造促进农业剩余劳动力转移和城乡劳动者公平竞争的条件，正确处理产业结构升级与劳动密集型产业发展的关系，为农民创造尽可能多的就业机会，加强人力资本投资，全面提高农业劳动力素质。
高志仁认为，提高农民财产性收入，缩小城乡差距的主要措施是：提高农民收入，夯实农民的财产基础；加快土地流转进程，使农民获得切实可靠的财产性收入；采取多种措施，让农民获得多元化的财产性收入；实行差别式税收制，增加农民财产性收入。
马斌、张富饶通过研究得出以下结论：城乡人均物质资本差距和城乡劳动力市场一体化程度对城乡居民收入差距有正向影响，城乡人力资本差距对城乡居民收入差距有负向影响，而城乡经济增长率差距对城乡居民收入差距影响不显著。所以，缩小城乡居民收入差距最有效的途径是缩小城乡居民人均物质资本差距。
杨灿明、毛晖认为，消除城乡差距的根本举措：用市场组织替代科层组织。一要建立城乡统一的要素市场体系。建立城乡统一的要素市场，就必须打破城乡间要素流动壁垒，促进产品和要素在城乡间自由流动。二要降低市场的交易成本。三要确保农民权益，培育出真正的市场主体。一方面，要打破科层组织下社会保障的城乡二元隔离状态，建立统一的社会保障制度，注重保护进城农民工的利益。另一方面，要完善农村基层民主制度，使广大农民能够根据自己的利益需要，表达自己的真实意愿。四要实行市县分治，简化政府层次，改革市管县体制，实行市县分治制度。总之，保障农民的市场主体地位，营造良好的市场环境，使城乡之间的科层等级关系，转变为市场上的平等交易关系。这才是缩小城乡差距的长效机制。
曾国安、胡晶晶认为，当前应该采取如下措施遏制城乡居民收人差距的扩大，其一是促进农村劳动力向非农产业转移，提高工资性收人在农村居民收人中的比重，并遏制城镇劳动力和农民工工资性收人差距的扩大；其二是促进农村居民经营性收入的增长；其三是逐步建立财产税制度，抑制城乡居民财产性收入差距的扩大；其四是逐步建立城乡一体的社会保障制度。
张若雪、张涛通过对韩国和中国台湾经济奇迹的考察，指出韩国和中国台湾在经济发展过程中缩小收入差距的某些经验可资借鉴。首先，努力创造机会均等的社会环境。其次，发挥劳动力丰富的比较优势，鼓励劳动密集型产业的发展，同时加快推进城市化，以城市化带动产业结构升级尤其是服务业的发展，以创造大量就业机会，提高劳动力从农业向非农产业转移的速度和规模，加速就业结构的转变，压缩收入差距扩大的阶段。再次，大力普及基础教育，重视受教育机会的公平性；重视发展在职培训，使劳动力能够适应产业结构不断升级的需要。对低收入群体来说，人力资本是其最重要的资产，对人力资本进行投资可以有效地减少贫困，缩小收入差距。最后，以“新农村建设”为契机，加大对农村地区基础教育、公共卫生和基础设施的投资力度，提高农村的生产率和人力资本水平，为农村劳动力大规模进入非农产业做好准备。城乡差距是我国收入差距的主要组成部分，提高农民收入一方面要依靠政府加大对农业的扶持力度，提高农业生产率；但关键还是要提高农民的人力资本水平，促进农村劳动力向非农产业的转移。
（二）我国农村收入差距问题
万广华等利用Wan（2004）提出的基于回归的分析框架，考察了中国农村地区收入差距不断扩大的根本原因。第一，中国农村地区收入差距在不断扩大，而且在地带间的扩大速度要大于地带内的扩大速度。这就是说，地带间的收入不平等程度和地带内的收入不平等程度都在加剧。第二，在上世纪80年代中期，东、中、西地带间的收入不平等解释了总的地区收入不平等的50%，但从1996年以后这一贡献一直保持在60%左右。第三，尽管地理及与地理有关的因素对总的地区收入不平等的贡献率随时间呈下降的趋势，但直至2002年，其影响仍为最大；资本存量对地区收入不平等的贡献率不容忽视；人力资本和农村工业化对地区收入不平等的贡献相差不大；住户人口对收入不平等的贡献为负。缩小中国农村地区收入差距政策主张是：（1）中央政府的政策应该注重地带性，而不是简单地针对整个中国农村或单个省份。（2）尽管在内陆地带加强基础设施投资很有必要，但是，政府更应该注重贫困地区农村住户的资本积累。（3）应该对落后地区人力资本积累提供更多的支持。（4）提高贫困地区居民的非农业收入将会在很大程度上帮助缩小地区差距。（5）比取消农业税更重要的是对种植业提供WTO 规则所允许的补贴。
孔祥智认为，农村改革30年来，所取得的成就是巨大的，但存在的问题也同样突出，其中最主要的就是城乡差距在扩大。最大的差距表现在农村公共产品的供给上。十七届三中全会提出了破解城乡二元结构的根本措施和发展农村公共事业的长远目标，即：“扩大公共财政覆盖农村范围，发展农村公共事业，使广大农民学有所教、劳有所得、病有所医、老有所养、住有所居”。具体说来，就是要在文化、教育、医疗卫生、社会保障、基础设施建设和扶贫开发等方面有所突破。
许庆等借助我国农户的微观调查数据，在夏普里值的框架内，分析了我国农地制度和土地细碎化这一现象对农民收入不平等的影响。通过收入决定方程的估算发现，土地细碎化与农民人均收入成正比，土地细碎化有利于农民收入不平等的缩小。这表明现有的可以提高农民收入水平的农地制度起到了公平分配生产资料，并缩小农民收入不平等的积极作用。
（三）我国城市收入差距问题
张晓静通过对造成城市居民收入不平等程度扩大的微观因素的分析发现：从各微观因素内部来看，性别差异对收入差距的影响不显著；年轻人收入不平等程度较大；文化程度越高的居民组，收入不平等程度越大；不同就业性质单位之间的收入差距呈缩小趋势；从事服务业行业的居民收入不平等程度在日益加强；工人对收入不平等的贡献率降低，而办事员和管理人员的贡献率在不断上升。比较各种微观因素的影响，文化程度已取代年龄因素，成为影响收入差距最主要的因素，就业性质、职业性质、行业性质等因素的解释力都有所增强。这些变化反映了随着市场化程度不断加快，适应市场竞争的因素逐渐成为影响居民收入不平等的重要变量，同时需要我们不断深入挖掘和测度遗漏变量。
杨天宇、柳晓霞通过研究发现，城镇内部收入差距对最优路径的偏离超过了城乡收入差距对最优路径的偏离，而且城镇内部收入差距正在以更快的速度偏离最优路径，这说明城镇内部收入差距抑制消费需求的强度更大。要扩张居民消费，就必须采取措施缩小居民收入差距，尤其是缩小城镇内部收入差距。
（四）我国企业收入差距问题
郑志国认为，中国企业利润侵蚀工资问题是我国企业收入差距扩大的重要原因。利润侵蚀工资主要是因为：（1）企业管理者掌握着分配决定权，他们的收入或者同利润挂钩，或者直接来源于利润，减少工资意味着增加利润，从而增加管理者收入，这种利益机制是驱动利润侵蚀工资的内在动因。（2）目前中国城乡二元经济结构处于转型之中，农村数以亿计的剩余劳动力向城镇转移，城镇每年也有大量新增就业人口，形成激烈的城镇就业竞争，这是工资受利润侵蚀的社会原因。（3）一些地方政府追求经济增长，特别是追求财政收入，更多地维护企业投资者利益，对普通劳动者利益保护不够，甚至缺乏保护。为了防止和抑制利润侵蚀工资，就应做到：（1）由国务院重新制定最低工资条例，取代目前实行的由劳动和社会保障部制定的《最低工资规定》，以提高法规效力，加大劳动执法检查监督力度。最低工资法规是防止和限制利润侵蚀工资的重要手段。（2）制定更加合理的基本工资参照体系，用于指导劳动力市场定价。科学划分各种劳动力的质量等级，测算培养不同等级劳动力的费用，充分考虑人们的支出和消费结构变化，特别是住房、教育、社会保障等方面改革所引起的劳动力生产成本的上升，全面分析各种劳动力的供求关系及其地区差异。（3）通过多种途径对已经转移和即将转移的农村劳动力进行大规模培训，把这作为工业反哺农业的一项举措，以适应城镇企业对劳动力的需要；同时，改变农民工在就业和分配中的被动地位。（4）加强对农村劳动力向城镇转移的疏导，尽量避免因劳动力盲目流动而加剧区域相对过剩。（5）建立企业劳动信誉制度，致力于构建和谐劳资关系。由工会牵头，企业家协会、行业商会和员工代表参加，进行企业劳动信誉评价，宣传先进典型，谴责克扣和拖欠工资等不良行为。（6）改进对劳动等生产要素贡献的考核，全面实行工资与贡献合理挂钩，使不同员工的收入与贡献保持大体一致的比例。
李全伦认为，消除或减少不合理的企业收入差距，促进企业收入分配制度改革，至少需要考虑：（1）创建投资人、经理人、职工、政府共同分享企业收入的“四方协商机制”。（2）建立依据投资人、经理人、职工、政府占有企业产权份额和执行企业产权行为绩效，测算利息、薪金、工资、税收的制度。（3）研发执行企业产权能力、行为及结果的评价技术，更准确地测算每类企业收入形式的浮动部分。（4）提高利息、薪金、工资、税收中浮动部分的比例，主要依靠企业收入增量（即“活劳动”新创价值）解决企业收入分配差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