相对于前几年的研究，2007年国际经济学研究特点主要表现在以下几方面：（1）传统热点问题开始降温。持续四年关于人民币汇率问题，随着2006年我国汇率改革的逐步深入、汇率水平不断提升，理论界对这一问题的关注度开始逐步降温；（2）新的研究热点密切联系中国和世界经济发展现实。随着国际经济形势的新变化，以及中国外汇储备的快速增长，世界经济失衡、中国国际贸易顺差和提高进口水平的研究成为新的研究热点。（3）理论研究与政策研究紧密联系，而且偏重政策研究。这主要表现在两方面：一方面，相对于国际经济学的纯理论研究，更多的研究者将研究目标集中在政策层面；另一方面，相关部委的政策研究结论与理论界的学术研究结论相互印证。
（一）2007年世界经济发展总体分析
国家发展改革委政策研究室的研究报告指出：2007年以来，国际经济环境的主要特点是：（1）全球经济增长依然强劲，但“泡沫”积累风险有所加大；（2）日欧经济复苏态势稳健，但美国经济疲态更加明显；（3）新兴市场和发展中经济体增长动力充沛，但国际经济失衡困扰难销。因此，要密切关注世界经济运行中不确定因素的发展态势，及早制定对策。主要应：一是加快对外贸易增长方式转变，积极化解世界经济增长放缓可能产生的负面影响；二是严密防范全球通货膨胀压力向我国传导；三是认真做好减少和应对涉华经济摩擦的工作。
卜伟等认为，世界经济发展面临着潜在风险和挑战：（1）美国经济能否软着陆；（2）美元汇率波动对经济和金融市场的冲击；（3）国际石油价格波动态势；（4）国际游资规模扩大，流动方向变幻莫测。我国应对国际经济环境变化的政策有：一是加快对外贸易增长方式转变；二是调整外汇储备构成；三是拓宽进口渠道，扩大进口；四是调整出口结构，控制出口增长；五是积极发展境外加工贸易，转移部分顺差；六是适当增加重要资源储备。
（二）经济全球化与中国对外开放战略
经济全球化与中国对外开放是一个问题的两个方面，全球化的根源与矛盾是什么？如何在不断发展的经济全球化进程中，扩大我国对外开放，实现中国经济与世界经济的接轨，并维护我国的根本国家利益，是理论界长期以来关注的问题。
1.经济全球化研究
华民认为，中国是此次经济全球化的最大受惠国。中国应当借助于结构改革，选择正确的开放道路，在未来的开放中获得更大利益。具体战略选择包括：一是以贸易自由化为基础积极推进金融自由化；二是以比较优势为基础进行有限赶超；三是在非均衡博弈中实现对外开放利益的最大化。
刘贤方指出，全球化的根源在于：知识产品使用的经济优势，使国际公司得以克服与当地公司竞争中的不利条件；是知识产品的“非竞争性”，鼓励公司向海外扩张，以重复使用而获得最大利益；是知识产品的“非排他性”，使公司不得不直接控制海外生产，从而导致跨国公司组织的产生。
杨丹辉指出，当前经济全球化的主要矛盾集中表现为：一是全球宏观调控的缺失，民族性与全球性衔接处于困境；二是全球自由贸易与国家利益冲突加剧，引发新贸易保护主义的出现；三是商品和要素的大规模流动拓展了企业投资和经营活动的地域范围，使公司利益与国家利益的矛盾在一些领域变得更加尖锐；四是金融全球化进一步放大了国际金融体系的缺陷，增加了各国特别是发展中国家的金融风险，甚至对一些国家的经济发展造成了灾难性打击；五是区域经济合作对多边国际协调机制及其有效性构成新的挑战。
于培伟认为，中国进一步参与经济全球化的当务之急，是要提高谋求高端分工利益的能力、提高保障我国全球利益的能力和提高与世界各国和谐发展的能力；立足建立内需主导型的开放型经济；优化我国对外贸易结构；利用规则对关键产业保护和扶持，坚持发展中大国的战略定位。
钱谊认为，经济全球化对政府职能提出挑战：在规制公共物品方面，经济全球化要求民族政府从基于主权的国内规制型政府向基于平等主体间合作的全球经济治理型政府转变；在生产性与分配性公共物品方面，民族国家政府从产业的保护和干预者向国家创新体系建设者转化；在再分配性公共物品方面，民族国家的社会保障制度从福利型向发展型转换。
经济全球化过程中，中国如何在维护自身核心利益的同时，进一步扩大对外开放，学者们也提出了具体的意见。
徐强认为，我国对外开放向纵深推进要注重：基于国家创新战略，推进本国技术标准和产品规格国际化；重视民族品牌培育，深化民族品牌国际化战略；推动企业国际化，培育中国跨国公司群体；大力推动民族特色文化产业“走出去”；战略扶持高端产业的国际化发展；实施国际经贸关系新秩序战略；实施金融制度国际化和国际金融中心战略；实施金融机构国际化战略；推进内外大市场统筹建设战略；对中西部地区扩大开放采取特殊战略措施；启动和实施“走出去”者“返回来”战略。
胡鞍钢提出了中国建成世界性开放型强国的政策建议：一是经济发展战略与对外开放战略相协调；二是不断扩大和延伸中国对外开放的范围和领域、地域和空间；三是积极鼓励、刺激进口增长，减少国际收支盈余；四是支持中国企业“走出去”，形成更大规模的跨国公司；五是主动和加快双边和多边的自由贸易协定，力争在2015年之前，应与涵盖3/4贸易额的主要贸易体建立FTA。
王健认为，新时期我国对外开放必须注意的十个重大政策问题是：贸易依存度、利用外资规模、引进技术与自主创新的关系、要素成本上升与中国的竞争力、人民币汇率、未来10年贸易顺差扩大、外汇储备规模、对外开放的区域战略、对外开放新阶段的国家经济安全和新对外开放战略与外交战略的关系问题。
（三）全球经济失衡与我国对外贸易政策
2007年全球经济失衡引起了世界各国的普遍关注，并提出了不同的看法。
1.全球经济失衡分析
李素琴认为，世界经济正处于失衡状态，这将对我国经济可持续发展产生负面影响：产品大量出口，经济资源为他国所用，降低了本国居民的福利；经常项目顺差，本国消费相对不足，不利于经济长期稳定发展；引起贸易保护主义的压力，恶化中国经济发展的外部环境；资源长期向对外部门集中，服务业等非贸易部门发展相对滞后；外汇储备增加，加大了管理难度。
管涛提出，全球经济失衡是造成世界范围流动性过剩的催化剂，其中发达国家是流动性过剩的重要来源地，新兴市场和发展中国家是流动性输入的主要目的地。后者又通过私人或官方对外资本输出的方式，将部分过剩的流动性回流到发达国家。流动性过剩造成了投资过快增长、通胀压力上升、资产泡沫集聚、资本流动冲击等风险。因此，必须重视经济对外失衡问题，及时采取综合治理加以解决。
唐朱昌等认为，因为金融体系的不同造成的全球国际收支失衡也带有一定长期性，短期内要改变是困难的。我国应从开放视角慎重对待金融体系发展的导向性。发展资本市场对我国吸收国际资本具有举足轻重的作用，今后资本的流入不可能完全依赖FDI。
朱乃新提出，与历史上的失衡相比，当前的“经济失衡”出现以下新特点：一是美国超级大国与全球经济“火车头”地位的进一步提升和增强；二是在经济全球化和本土经济国际化条件下，世界主要经济体比较优势更加充分发挥的结果；三是具有更长久的可延续性，“利害相关者”具有更大程度的可承受能力和可接受性。
徐强指出，在全球经济失衡格局形成和维系过程中，中国应在角色转换和角色调整中，实现双重角色的适度平衡。具体说，中国要利用现有发展成就，同时成为绿色和高端产业承接和发展基地；国际产品需求者；国际产业转移的输出者；具有国际优势的货币中介；金融市场提供者；国际企业家资源提供者；国际技术资源提供者；国际储蓄-投资转换中介。
2.对外贸易政策及实务
对外贸易政策及实务是2007年国际经济学研究中的热点，中国外汇储备创记录的提高，以及中国与主要贸易伙伴国贸易摩擦的加剧，促使理论界就此问题进行了广泛深入地研究。
国家发展改革委宏观经济研究院投资研究所课题组认为：“奖出限入”的贸易政策是导致我国贸易顺差持续存在的根本原因。僵化的汇率制度是妨碍贸易顺差及国内一系列问题自动调整的关键环节；缺乏兼顾内外平衡的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对贸易顺差起着推波助澜的作用。调整贸易顺差的长期政策内容有：转变对外贸易增长方式；坚持扩大内需，调整“奖出限入”的外贸政策；加快完善汇率形成制度；加快法制建设和市场完善。短期政策包括：遵循价格协同调整路径调整汇率水平；货币金融政策调整，但不采取过度紧缩的货币政策；采取积极的财政政策，使经济保持平稳增长。
国家发展改革委宏观经济研究院外经所课题组指出：我国贸易顺差持续扩大的原因：一是国际制造业产业转移和新一轮国际分工的必然结果；二是发达国家服务业优势和服务贸易顺差不能抵补其货物贸易逆差；三是美、欧、日发达经济体具备维持长期贸易逆差的基础；四是出口导向模式强化外向型供给结构；五是我国第二产业已进入快速发展期。未来我国贸易差额变化受两方面因素影响：一方面，目前国内的供给结构、动态比较优势变化，产业链延长等因素，将使我国在一段时间内仍向出口增加、顺差扩大的方向扩张；另一方面，国内加快转变经济增长方式及其所带来的外贸、外资、汇率和资源价格等方面的政策调整，将促使贸易顺差向缩减方向发展。总体看来，如果继续采取比较稳健的调整外贸和外资政策，贸易顺差仍将持续一段时间，并将在出现最高后逐年下降。
江小涓提出，比较优势、国内产业基础和市场结构、参与全球分工度是决定一国贸易增长和贸易结构的三类主要因素。我国兼得这些有利因素，在继续保持劳动密集型出口商品竞争力的同时，一些相对技术密集和高附加值商品的出口将较快增长，推动出口商品结构持续升级。研究表明，出口商品结构升级有规律可循，出口促进政策在充分理解市场力量导向的基础上因势利导，能够提高实际效果。
简新华认为，中国现行的依靠低生产要素成本和引进国外先进技术以形成国际竞争力，和以数量扩张、劳动密集型和低价格取胜，低效益、难持续的外贸增长方式，现在面临外贸条件恶化、外贸顺差过大、外贸依存度太高、人民币升值压力较大、生产要素价格上涨、高新技术引进困难、资源消耗过多、环境压力加剧等难题。
冯雷提出，中国从贸易大国向贸易强国转变需要在以下几方面努力：在国民经济总量增长的基础上，缩小与贸易强国在人均贸易额水平上的差距；扩大服务贸易规模，建立服务贸易出口在总出口中的战略地位；实质性推进高新技术产品出口，占据世界高新技术产品市场的前沿；密集地拥有强势本土品牌，牢固地锁定全球市场；加快完善贸易基础设施功能，促进贸易自由化、便利化；全方位参与多边贸易体制构建，掌握并合理运用贸易规则的话语权；推进人民币国际化进程，提升其在国际金融体系中的应有地位。
徐婧认为，我国对外贸易顺差主要来自加工贸易，而目前我国的加工贸易主要集中在劳动密集型产业和进料加工方式，虽然顺差在增加，但我国的要素收益并未同步增长；贸易顺差长期过度依赖美国，增加中美贸易摩擦的频率。我国贸易顺差的政策调整应将规模控制和结构调整相结合，通过商品构成、企业构成、贸易方式、国别构成不断优化控制贸易顺差的增速，由此实现贸易顺差的利益最大化。
傅自应认为，面对外贸新形势，我国应完善宏观调控手段，积极扩大进口，努力实现进出口平衡协调发展；提高外贸发展的质量和效益；积极承接国际服务外包，提高吸收外资质量；加快境外经济贸易合作区建设，推动企业通过对外投资实现原产地多元化。
王艳提出，我国出口贸易政策需要明确贸易政策目标，培育国家竞争优势；构建国家出口战略；强化政府在出口中的作用；完善法律制度为创新创造环境。
孙敬水提出，当前，应当根据经济发展的需要，适度扩大进口，推动经济稳定增长，缓解人民币升值压力；优化进口商品结构、优化进口地区结构、完善进口税收政策；完善进口价格管理和风险的防范机制。
邓立等认为，我国出现持续双顺差的原因是：我国进入工业化中期阶段；实施外向型经济发展模式；全球产业转移促成世界工厂；加工贸易占出口主导地位；短期资本流入急剧增加。预计今后一个较长的时间经常项目顺差仍将持续存在，而资本项目波动较大。
陈传兴主张，加快出口增长方式转变的具体对策包括：加强宏观管理，促进贸易收支基本平衡；加快发展教育事业，提高人力资源素质；加快技术创新，增强和谐竞争力；扩大消费需求，促进经济持续稳定增长。
徐光耀提出，加大对高科技含量产品的进口，可以提高资本生产效率，扶植新兴产业，改造传统产业，促进产业结构升级，进而带动经济增长。加大能源、矿产品进口力度，促进能源、矿产品进口的多元化，开发新能源，保证我国经济的持续稳定增长。
杨海余强调，实现对外贸易持续、和谐发展，需要重视自主创新和技术进步，提高劳动生产率，增强我国原有优势产业的国际竞争力。选择一些产品需求收入弹性大、劳动生产率高、产业相关性强的产品和产业作为主导产业，实现短期静态比较优势向长期动态比较优势的迅速转化。
王中华认为，国际收支双顺差格局以及由此带来的外汇储备的超常增长可能给我国带来福利损失。为此需要进行政策选择和调整：在外贸政策上，应当由过去的鼓励出口创汇转向鼓励企业优化资源配置；在国内政策上，应当增加政府支出，特别是政府对基础设施和研发的支出；完善外汇储备管理体制，增加外汇储备投资，降低国民福利损失和汇率风险。
裴长洪等提出，转变进口方式要注重：打破资源性产品的垄断，引入竞争；提高国际定价权；促进进口市场多元化；建立引进先进技术设备的激励机制；建立配套创新、引进吸收再创新的激励机制；改善进口结构，提高进口效益。
（四）利用外资与跨国公司研究
外资是推动中国经济增长的重要力量，在中国资本市场尚未完全开放的条件下，外资主要投向于实体经济，其中跨国公司对华投资占有相当大的比例。
1.利用外资研究
宋延武提出，外资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我国商品出口结构的优化，而在出口竞争力方面，除了机械和运输设备外，外资实际上削弱了我国绝大多数商品的出口竞争力。
沈丹阳认为，我国利用外商直接投资的新情况和新问题主要是：外商投资增速趋缓对我国经济增长的影响；制造业和外向型外资下降对我国进出口贸易的影响；如何有效地利用外资实现自主创新；如何促进出口导向型服务业外商投资；如何建立新的外资指标体系导向。
徐明东提出，中国要控制外汇储备的增长节奏，调整外汇储备政策，拓宽资本流入流出的“双车道”，事前缓解外汇储备的增长。更重要的一点是进一步完善汇率形成机制，增强汇率浮动弹性，扩大浮动区间，从而加大投机进出资金的风险成本，抑制其投机操作，起到释放升值压力、减少外汇储备过快增长的作用。
史美霖认为，我国在利用外资过程中要重视：只有保持对核心企业的控制权才能在开放中让国外优势为我所用；激励外国直接投资的优惠政策应有针对性——“特惠制”取代“普惠制”；通过加强知识与创新能力建设，不断完善和发展具有知识资源和战略性资产的区位优势；注重跨国资本投资溢出效应，提升本土企业的创新竞争力。
2.跨国公司研究
王志乐认为，跨国公司在促进我国经济实现可持续发展中发挥的积极作用主要表现在：桥梁作用——推动国外资源与中国资源的交换；示范作用——在环境和社会责任方面的示范；关联作用——带动上下游企业及相关产业发展；激励作用——通过竞争淘汰落后促进先进。有鉴于此，在全球化时代，中国要在扩大开放中转变思路，从防范被动的思路，转变为积极主动融入世界吸纳整合国际资源的思路。
鲁桐指出，跨国公司对我国的影响表现在：有利于促进高技术产业的技术升级，我国高技术产业的发展对外资和外国技术的依赖在短期内不会扭转；有利于提高我国高技术产业产品的出口竞争力，但主要仰仗三资企业；有利于加快促进我国高技术产业的战略重组和战略联盟；促使高技术产业人才资源竞争加剧；有助于提高我国高技术企业的学习能力，从而提高企业的竞争能力。
杨龙等主张，为防止更多的在华跨国公司的自愿性撤资行为，我国政府应采取以下措施：加强制度供给，优化外资企业的投资环境；保证政策的透明性、连续性与稳定性；加强基础设施建设；发展产业集群，提高跨国公司撤资的障碍与机会成本；引导撤资跨国公司再投资。
王宇露认为，我国企业防范跨国公司在华并购战略风险的对策包括：慎重选择合资合作伙伴；在合资合作时构建完善学习机制，增强学习能力；加强国内企业之间的战略联盟；增强并购战略的管理能力。
（五）人民币汇率及相关问题
商务部研究院课题组认为，在双顺差的环境下，人民币适度升值从长远看有利于外经贸与国民经济的协调发展。抑制人民币升值，从长期看，一是会强化要素价格的扭曲，影响我国对外贸易向集约型增长升级；二是使得我国经济结构和产业结构进一步失衡，国民福利流失；三是中央银行对资金流动性的调控能力将不断减弱；四是热钱必然以各种形式流入，在我国房市、股市等领域兴风作浪，投机获利。因此，正确运用汇率杠杆，对于解决或缓解内外部失衡压力，保持国民经济稳定增长，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黄瑞玲等认为，为尽早实现我国国际收支基本平衡，可以考虑以下政策措施：扩大内需和合理利用国外需求相结合；加强跨境资金流动监测和管理，挤出外汇储备中投机性资本泡沫；适当放大浮动区间，进一步释放人民币升值的压力；建立外汇储备的分层管理体系。
詹才锋指出，中国的货币和汇率政策与IMF协定义务不冲突。要解决“货币操纵”议题，需要中美在多边框架内通过IMF帮助建立起有助于实现汇率市场化的现实条件，健全汇率政策和国内货币政策的协调机制，增强中国国内金融市场消化风险的能力，在此基础上逐渐实现汇率自由化。
丁剑平等指出，人民币与港币、韩元和台币联动走得越来越近，这种货币联动显示亚洲区域内货币独立板块形成的雏形。只有亚洲区域内货币独立板块的形成，才能从外部真正减轻人民币目前的升值压力，充分展现出其灵活弹性，人民币参照货币篮子调整影响整个亚洲，而反过来也为人民币改革创造外部条件。
曾铮等认为，人民币汇率升值产生的出口商品结构升级效应不会进一步推进汇率的高涨，因此不会形成循环的效应机制，这有利于中国在人民币汇率稳中求进逐步调整的同时，促进中国出口商品结构的调整，有助于中国金融政策和贸易政策的互动，最终以汇率改革和贸易战略调整为契机，获得更多来自参与国际分工贸易的利益。
顾国达等认为，汇率升值在改变我国贸易流量与资本流量的同时，将进一步改变我国的贸易结构，同时对不同出口部门的福利水平也带来不同的影响。我国应根据不同产业的不同密集度采取相应的产业政策和贸易政策，以减少人民币汇率升值对出口贸易的冲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