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企业创新因素
对产业变化最直接的动力来自于企业的创新。因此，企业创新活动的关键影响因素，也是导致产业结构变化的重要因素。张杰等的研究表明，在控制了品牌、企业家背景、人力资源、行业和地区相关因素后，企业规模与创新投入强度之间呈现出较明显的倒U型关系，而且存在“门槛效应”。集聚效应在现阶段对企业创新活动非但没有产生促进作用，相反产生一定的负面影响。出口因素对我国企业创新强度的影响呈现出一种倒U型非线性关系。发达国家对出口产品的质量、技术和安全壁垒标准对我国企业创新强度起到一定的促进作用，但我国出口产品的竞争优势在于低技术含量、低成本、劳动密集型产品，更高的出口比例可能迫使企业“被俘获锁定”于依赖低成本、低价格的生产模式。行业差异和地区差异对企业创新强度的影响也十分显著。在那些以产品创新竞争为主的高技术行业中，企业更倾向于实施自主创新；而在那些发展已成熟的传统行业中，企业倾向于技术引进或模仿的低成本竞争模式。在经济发展积淀较深、开放程度较高地区的企业，相对经济刚起飞地区的企业，有着更强的自主创新动机和技术发展能力，即使在一个地区内部经济发展不同的区域，这种地区差异表现得依然明显。
（二）外商投资因素
外商投资对我国产业结构的形成也有重要影响。刘宇认为，我国外商直接投资在三次产业的分布具有集中于第二产业的特点。外商直接投资对我国三次产业的工业增加值的影响力的大小是一样的，外商直接投资每增加1个百分点，各个产业的工业增加值提高0.316个百分点。外商直接投资的结构性偏斜导致了我国产业结构偏斜。2003年我国三次产业占当年国民生产总值的比重分别为33.3%、35.9%和33.9%；而同期美国三次产业占当年国民生产总值的比重分别为1.0%、20.5%和78.5%；日本三次产业占当年国民生产总值的比重分别为1.3%、26.1%和72.6%。与美日等发达国家相比，很显然我国三次产业存在严重偏斜。这与我国的经济发展水平低有一定的关系，但也与我国外商直接投资的产业分布偏斜有一定关系。
黄日福、陈晓红以中部地区为例分析外资促进产业结构升级的效果。实证结果表明，中部地区人力资本存量在外资通过技术外溢效应促进中部地区产业结构升级的过程中并未发挥明显的作用。在三种外资投资方式中，合资企业和合作企业都对中部地区产业结构的变化没有明显的作用，而外商独资企业则对产业结构有明显的正向作用。外商独资企业由于没有中方的参与，在管理上更接近投资国内的母公司，管理水平更高；另外，因为没有中方的参与，投资者更愿意把其国内的先进技术带到东道国来，因而比合资及合作企业具有更高的技术水平。在人才流动性极强的当今社会，外商独资企业因此也比合资和合作企业更容易产生技术外溢作用。
（三）区域分工因素
李廉水等通过对长三角制造业发展的分析，表明区域分工对促进制造业的结构升级产业重要影响。随着区域经济一体化的加快，长三角地区间产业分工出现新的特点，即由过去的部门间分工逐步向同一部门的产业间分工，进而向同一产品的产业链分工转变。随着商务成本的上升，上海将部分技术含量低的劳动密集型制造业产业转移到周边的江、浙等省市，同时集中资源生产自己最具优势的产品，与周边地区实现有效的专业化分工协作。其结果不仅强化了上海在资金、技术密集型产业方面的实力，优化了产业结构，而且提高了江、浙等地在劳动密集型产业或环节的生产制造水平，同时也缓解了区域竞争程度。这种大协作、大分工的产业格局，最终使得交易成本得以降低，整个区域的核心竞争力得以增强。
（四）路径依赖因素
宋小芬认为，工业化是一个充满着各种冲突、惯性以及政策体制变迁的历史过程，是一种多维度的、非线性的、路径依赖以及动态的过程，这个过程取决于区域初始的条件，取决于区域的经济、制度、文化、政治和历史，是各方面之间互动关系的系统性转变，由此产生了工业化不同的演进路径。工业化要朝着“好”的路径演进，需要诸多因素的良性互动。如果政府在对现实特性把握的基础上，能够选择某一恰当的制度，经过学习效应、协调效应产生收益递增机制，并通过政策实施的反馈纠正，再经过完全市场选择更具有效率的制度，如此良性循环，制度变迁就会出现诺思所谓的“适应效率”，经济发展便能沿绩优路径前行，收益不断递增，经济持续发展。相反，如果区域缺乏了一些促进良性互动的条件，使得上述制度变迁的“适应性”效率不能发生时，则新制度会朝无效的方向发展，甚至可能被“锁定”，产业结构的演进就可能顺着原来的错误路径往下滑而进入“闭锁”状态。作者还以广东东莞模式为例进行了说明。东莞经济在发展过程中由于外资经济的路径依赖引发“产业空洞化”危机，粗放型增长的路径依赖引发“回避”高新技术行为，戒备心理的路径依赖引发人力资源配置的低效率，城市文化形象缺陷引发人才吸引的不良效应。作者认为，东莞必须走出过去工业化过程中的路径依赖，通过创新，退出路径依赖的“闭锁”，才能走出一条适合自身情况的工业化道路，转向良性的发展方向。
（五）产业外部性因素
姚洋等通过建立的一个最终品种类和中间品种类均为内生决定的动态模型，同时考虑重工业投资和轻工业投资的外部性，通过比较分散经济下和社会计划者经济下对重工业和轻工业的投资，发现私人对重工业的投资不足。适度优先发展重工业可以促进经济增长。其背后机制是：重工业投资引起中间品种类增加，从而一方面通过技术外部性提高轻工业部门的生产效率；另一方面又通过金融外部性降低中间品进入的门槛。所以，重工业投资可以提高整个经济部门的生产效率。重工业投资的外部性与国民生产总值有关；轻工业投资引起最终品种类增加，提高消费者在相同花费下带来的效用，所以轻工业投资的外部性与消费有关；由于消费始终少于国民生产总值，所以轻工业投资的外部性始终低于重工业投资的外部性。因此，私人对重工业投资不足。新中国成立之初，我国还是一个彻头彻尾的农业国，迅速地发展重工业对于我国建立自己的工业基础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也为改革开放以后我国经济的高速增长奠定了坚实的基础。重工业的外部性必须通过轻工业的增长才能得到释放，计划经济后期轻重工业比例严重失调，轻工业的滞后压抑了重工业作用的发挥。从这个意义上讲，改革开放之后中国经济的快速增长，至少部分源自于重工业潜能的释放。
（六）需求因素
张杰认为，消费者需求因素是影响产业结构的深层次因素。因为在不考虑出口因素的前提下，任何一个社会经济体最优的产业结构应该是与其消费者的需求结构相互匹配、相互制约的，即使考虑了出口因素，由于一国的国内消费需求一般是经济增长的主要拉动力，所以一国的国内消费需求也应该是产业结构的主导力量。但是，如果一国的出口因素（即国外消费者的需求因素）成为该国产业结构的重大影响因素，则需求因素对最优产业结构的影响变得复杂，既可能出现促进产业结构优化升级的局面，也很有可能出现抑制或锁定产业结构优化升级的局面。从产业结构变动的影响力——技术创新角度来看，需求因素的引致作用可能更为重要。对于产业内微观企业无论是其研发、试车、生产、商业化整个创新活动来看，创新活动得以实施的最根本因素是创新成本与收益的权衡比较。只有当市场中存在足够规模的中高收入消费者和对高价格的新产品有购买支付能力的意愿需求时，企业的研发成果才能得以最终转化为创新活动的收益，因而才能从根本上激发微观企业的创新动力，进而实现新产业的发展和产业结构的优化升级。
（七）WTO规则与产业成长
宋泓认为，WTO规则将使发展中大国实现自立型产业成长变得非常困难。第一，在自由贸易和公平贸易的原则下，WTO规则创造出一种“非歧视、透明的和不断加强的”贸易和投资环境。这种规则与发展中国家产业发展所需要的“针对性、选择性以及歧视性的”政策直接冲突。因此，这种规则以及它所创造的环境的本质是促使发达国家产业的国际扩张或者产业的分解和国际转移。第二，在WTO规则下，发展中国家越来越难以发展起自立型产业及产业体系，现有的产业也很容易转型或被替代，并演变成为发达国家产业国际扩展或转移的场所。第三，在越来越多的国内产业成长由自给自足型或自立型模式转变为依附型模式的情形下，越来越多的发展中国家陷入“病态依附”的深渊之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