崇祯十年四月以后，明廷在军事上，财政上愈加困难重重。清军在击降朝鲜之后，攻占了明皮岛。内地天又大旱，刑部给事中李如灿疏言：“今日之旱，殆非寻常灾异也。黠夷、夥寇凭陵盘噬十年所矣，天下财赋之地已空其半，而渴需财赋之事，犹不止仅望其全。
又值此骄阳赤地、吴、越、楚、豫、燕、齐之间不知几千万里，是所未空者殆将并空矣。这些话只能使崇祯头痛，不能使他有所感悟。不过天下事是复杂的，在明廷艰困之际，农民军“流寇主义”思想的消极因素也逐渐暴露出来了。
这种消极因素在明廷“剿”，“抚”并施策略的影响下，逐步发展，首先在一两个重要首领身上打破缺口，接着又使许多农民军首领相继投降了明廷，产生了农民战争的一段低潮时期。
明廷“剿”、“抚”并施策略的主要推行人是兵部尚书杨嗣昌、陕督洪承畴和在闰四月被明廷任命为兵部尚书总理南京、河南、山西、陕西、四川、湖广军务的熊文灿。杨嗣昌起初主“剿”，后来又支持主“抚”。洪承畴和陕抚孙传庭坚持主“剿”，但“剿”中有“抚”，熊文灿坚持主“抚”，但“抚”中有“剿”。这种错综情况构成了一个“剿”、“抚”并施的局面。
这年三月，扬嗣昌提出了“大举平贼”的四正六隅十面网之策，“请以陕西、河南，湖广、江北为四正，四巡抚分剿而专防；以延绥、山西、山东、江南、江西、四川为六隅，六巡抚分防而协剿，是谓十面之网。而总督、总理二臣随贼所向，专征讨”。为了实行这个庞大的作战计划，杨嗣昌主张增兵十二万，改因粮为均输；加派剿饷二百八十万，以百日“灭贼”为期。剿饷成为明廷残酷压榨人民的三饷之一。
增兵十二万，十面张网，这对于陷于两线作战，兵饷两缺的明廷来说，是不容易办到的，主“剿”的陕抚孙传庭便上疏反对，说：
“今各边之精锐以屡调尽空，即欲照部议集，兵不可得矣”，“今海内之脂膏已竭泽欲尽，虽欲照部议征饷，未必如数也”。他认为“贼之强者悉在秦”，应集中智力攻下闯将，过天星，混天星三部，“秦贼平而豫，楚、江北之贼可传檄定矣”，如果“泛泛从事，贼必不可灭也”
四正六隅将为“空张之网”。主“抚”的总理熊文灿自然更不会赞成“大举平贼”的计划。
明兵部派不出十二万军队增援，结果要各地督抚募兵，各督抚以州县民兵顶数，等于没有募。杨嗣昌在七月召对时说：“臣初到部，未知边海情形，不敢调东北之兵，又因水西蠢动，不敢调西南之兵，且亦苦不中用，万不得已，行该督募练土著，久而无成”。这个大的十面张网的作战计划实际上并没有认真执行。主“剿”和主“抚”的督理巡抚基本上是按照自己的主张去分别“剿”、“抚”。
洪承畴和孙传庭在陕西与农民军展开了激烈的战斗。
李自成在闰四月与洪承畴所遣王承恩、孙守法军作战于耀州，击杀明将王嘉谟，从耀州到同官、宜君。洪承畴督左光先、曹变蛟部在蒲城、白水一带截断李自成渡河入山西之路。五月，明军在陕南褒城击败农民军于鸡翁山。农民军设伏大破明军于铁索关，杀明参将费邑宰等人。李自成与过天星七月进攻宝鸡。小红狼战斗于汉中地区。
九月，农民军闯将、中斗星、猛虎与过天星合攻汉中。明总兵曹变蛟领兵经过栈道，乘夜入城，农民军攻城时，曹变蛟发动突然袭击，射死李自成乘马，农民军败走。
农民军大天王，争管王、邢家和摇天动、一条龙与明军战于徽州、城固。李自成和过天星于十月攻破宁羌州，合大天王、争管王、混天王等营进入四川广元，大败明守军、杀明总兵侯良柱。农民军连克昭化，剑州，梓潼、江油、黎雅、青州等州县，败明川抚王维章所遣参军朱庭一军于汉川，朱庭一为白莲教徒，对农民军不力战。
农民军再败明军于绵州，进逼成都。
洪承畴军入川。农民军在崇祯十一年正月屯于梓潼、剑州山区，洪承畴遣左光先、曹变蛟率九千五百明军进攻，交战以后，农民军由山间岐路返秦。洪承畴自劾：“各贼由川出秦，臣未能扼堵大剿，臣罪无辞”。
六队大天王、混天王、争管王与李自成不能合作，先过阳平关，从略阳经礼县、平凉、固原抵达庆阳一带，据险屯守。大天王名高见，延长县人。李自成与过天星、混天星等二月到陕南，三月至阶州、文县。李自成西去，从洮州出“番”地。过天星、混天星留阶、文不久，北上风翔、宝鸡、至泾阳、三原、富平、同官。明陕西巡抚孙传庭疏言：“今贼之大势八九在（陕）东，止闯将一股在西”，洪承畴领四镇兵追击李自成，孙传庭率军进攻“八九在东”的农民军。
农民军因明军奉杨嗣昌令截断商、雒，不得往东流动，又一再分军，缺乏统一的指挥，造成了洪承畴和孙传庭的可乘之机。
孙传庭首先击破大天王于河水，追至延安，大天王的两个儿子在雒河被俘。过天星、混天星到澄城地区，孙传庭又派兵设伏，于四月十二日击败过天星、混天星于杨家岭，黄龙山，俘获过天星的姐姐张氏。五月，大天王投降明军。六月，过天星至宝鸡就“抚”，不久过天星乘机进入河南。
李自成由松潘走临洮，巩昌，出长城进入羌族地区。四月，明将曹变蛟、张天禄、贾呈芳等与李自成大战于羌中，羌族人民也参加对明军的战斗。李自成回到塞内，战曹变蛟于洮河失利，与六队祁总管、争世王等走岷州，仍南至阶州，文县一带。
明总兵曹变蛟六月率岷洮副将贾呈芳等至西和、成县、合游击卜从善等马步兵进至阶州山中，十日三战，曹变蛟遣降人诱头目飞天龙等斩争管王首至徽州投降。李自成和六队祁总管统率农民军从阳平关入四川，明川抚傅宗龙与总兵罗尚文领兵阻御。七月，陕西监军道樊一蘅督副将马科、贺人龙入蜀，合川兵共击李自成军于川北白水，李自成退回陕南。
李自成八月至南郑山中，明监军道樊一蘅领陕兵进攻。李自成赴城固，准备渡汉江，从石泉、兴安进入河南。在曹变蛟和左光先的堵击下，李自成军队散亡不少，与六队祁总管仅领一千四五百人由昇仙口入山。祁总管出山降明，李自成进入密林。
关东方面的明总理熊文灿，原官两广总督兼广东巡抚，因太监内助，得任此职。杨嗣昌本来准备推荐傅宗龙，一看内定了，就出面改荐他。他赴任时路过庐山，“谒所善僧空隐，僧迎谓曰：‘公误矣’，文灿屏人问故，僧曰：‘公自度所将兵足制贼死命乎’？曰：‘不能。’曰：‘诸将有可属人事，当一面，不烦指挥而定者乎？’曰：‘未知何如也。’曰：‘二者既不能当贼，上特以名使公厚责望，一不效诛矣。’文灿却立良久，曰：‘抚之何如’，僧曰：‘吾料公必抚，然流寇非海寇比，公其慎之。’”。熊文灿一上任就怕“剿”无功，采取主“抚”
的态度。
马士彦、杜应金在闰四月降于明将左良玉。张献忠率农民军西攻郧阳，屯安阳口，袭取上津。左良玉五月自许州进攻光山、固始农民军。明滇将龙在田，楚将许名世援郧，六月进击张献忠于安阳口等处，张献忠走南阳。农民军遍及河南五府和湖广、江北等地。江北农民军七月出潜山、太湖，进克含山、和州，逼仪真，瓜州，扬州。明太监杨显名遣兵设防，大商人合资募盐丁、乡兵助守。农民军闯塌天部从黄陂进入河南，击败明军于开封的曹州门，打死明参将李春贵。
农民军张献忠部诈称明军暗袭南阳城，正值左良玉来到，问是那一家军队；张献忠匆忙离开。左良玉率兵追击，副将罗岱射中张献忠眉额，左良玉挥刀拂张献忠面，流血。一堵墙孙可望力救张献忠脱险，南走麻城，屯聚于官渡。
明廷因边烽未动，于九月发禁旅勇卫营一万二千人，由太监刘元斌、卢九德、副将孙应元统领赴江北进“剿”农民军。
河南农民军一支由灵（宝）、陕（州）克渑池，一支绕过登（封）、汝（州）突击鲁（山）、宝（丰）。老回回、顺义王、闯塌天和革里眼等聚集在湖广黄州境内。农民军延袤三百里。
熊文灿受任时请以左良玉军六千人为亲兵，另外招募了粤人和“乌蛮”精火器的士兵一二千人来自卫。十月到安庆。左良玉“意轻文灿”，不愿受文臣督理节制，纵兵与这此粤兵、乌蛮兵格斗。熊文灿不得已将粤兵和乌蛮兵遣开，而左良玉“实不为用”。熊文灿再请调边兵，在杨嗣昌的支持下，明廷把明将冯举、苗有才兵五千人，拨给熊文灿为亲兵。这一番周折增加了熊文灿主“抚”的信念。
张献忠率农民军到黄州、麻城，与闯塌天、老回回、革里眼等合营，众达十余万。熊文灿檄监军道张大经、太监刘元斌领禁军从江北入湖广进击。
熊文灿将刊刻的招降告示贴在通衢大道上，派人去“招抚”刘国能（闯塌天）和张献忠。他十一月到广济，上疏说：兵事宜知彼己，亲兵冯举、苗有才五千人势弱，请再调边兵，又说：“臣至蕲、黄，见被贼近一岁，而野有鸡鹜，食有稻粱，沿江饶给，盗之招也。若尽迁民与粟，闭之城中，俾贼无所掠，当自退”。崇祯一见大怒，说熊文灿“玩寇”，杨嗣昌也不同意熊的意见，但因熊文灿是自己推荐的，力为解说，再调真、保、山西之兵三千人赴熊文灿驻地。
农民军十五六万人进至河南光山，固始。太监卢九德督禁旅黄得功、宋纪等追击于光山，苗有才率熊文灿标兵往援。这时山下积雪，马不能驰，农民军四面合围，明军溃败。
明豫抚常道立檄左良玉、陈永福，赵国柱等援郏县，击败兴世王。整齐王在宜阳，扫地主在淅川诈降。
老回回，闯塌天十二月从德安、应城到承天。张献忠屯麻城南，被左良玉袭击于官渡，张献忠冒雨雪两日夜驰七百余里，至谷城，仍拥众数万人。
明将孙应元率禁旅击破农民军于郑州、密县。参将冯举与农民军顺义王、摇天动等部战于真阳，标将裴治，卢定邦深入被杀。太监刘元斌攻农民军混十万部于罗山。
明军在关东地区的力量并不很强，禁旅的战斗力不及祖宽、祖大乐所统的辽兵，农民军完全可以在广阔的土地上继续发挥流动作战的作用，与明军相持和歼灭敌人。但许多农民军首领没有坚持斗争，并在十一年相继接受了熊文灿等的招降。
崇祯十一年正月，闯塌天刘国能被熊文灿“招抚”的炮弹所打中，在湖广随州向左良玉投降。他统领的农民军十四哨五六万人，多散归老回回，革里眼等营。熊文灿立刻为刘国能乞请赦罪，授予他守备职衔，隶属左良玉军。十二年，刘国能因“勤王”和“征剿”农民军得到崇祯的显擢，进为副总兵。
刘国能是延安人，与李自成和张献忠同时参加农民军，曾长期同明军作战，是明廷心目中的“大贼”之一，其实力在当时关东地区不算第一，也能与张献忠并列为最强的两支。为什么他要降明叛变呢？原因可能有三方面：
第一、从革命斗志的衰退到蜕化变质。《绥寇纪略》说：“彼转斗数载，功业无成，而乡里道断，能无倦而生悔乎？其初劫于饥寒，而惧于诛戮，今见朝廷果有意招之，且内料同类猜嫌，势必自相斩杀，何不蚤乘此时臣事天子，而顾甘心为贼”。这段话有猜测之词，不一定都符合刘国能情况，但能说明一定的问题，就是刘国能在起义时并无明确的斗争的目标，后来革命意志衰退，一见熊文灿有意“招抚”，气候合适，便立刻走向了反面，堕落为叛徒。
第二，封建主义思想的强烈影响。《怀陵流寇始终录》说：
刘国能“曾为庠生，被掠入贼……性孝，归降奉其母命也”。刘国能不是贫苦农民出身，曾为庠生，是被卷入当时起义浪潮中的。
但这一点，并不是他降明的直接原因，直接原因是他深受封建“孝道”思想的束缚，奉母命降明。杨鹤在崇祯四年“招抚”农民军，刘国能没有受“抚”，反映那时他有反明的斗志，到熊文灿进行“招抚”
时，他的革命斗志已经没有了，封建“孝道”思想便对他起了强烈作用。
第三、农民军各营间矛盾的消极作用。《明史》说“国能先与张献忠有隙，虑为所併，后又与左良玉战败，乃以十一年正月初率先就抚于随州”。刘国能与张献忠有矛盾，大概是事实，“虑为所併”而降明，说得有些过份，因刘国能兵力雄厚，和张献忠旗鼓相当，谁也不容易併掉谁。即使刘国能有顾忌，也不会怕到非降明的地步。败于左良玉不应成为一个大问题，因刘国能降明时还有兵士五六万人，说明他“与左良玉战败”，损伤并不严重，完全可以继续打下去。农民军和明军经常互有胜负，这次失败对刘国能来说算不了什么。刘国能和张献忠有矛盾，不愿同在一起，只能说是他降明的原因之一。
刘国能降明后，农民军混十万等部被明总兵黄得功击败于光山、舞阳。曹操、摇天动、整齐王等从河南至江北，三月初在桐城受阻于明安庐巡抚史可法军，又回到河南，在光山、固始战明左良玉军，不利。曹操、混十万等五营农民军攻破罗山，光山间坞壁数十处。老回回由河南进入鄂北的黄安、麻城、蕲州等地。四月农民军聚结于信阳、罗山一带。射塌天、顺天王至鄂北，曹操等攻破六安寨，屯于黄州北茶山。
继刘国能被熊文灿招降的是张献忠。张献忠以同明廷妥协的形式接受招降，不象刘国能是真投降，因此这笔招降交易进行了不少时间，到崇祯十一年四月才正式谈成，由熊文灿遣监运道张大经往张献忠营地去受降。张献忠原来也有部众几万人，不久前他败于左良玉，损伤和散走了不少军队。他投降时“拥兵万人踞谷城”，并没有穷困到非“受抚”不可的地步。
张献忠是重要的农民军首领，以“骁勍”著称，他不是真心降敌，为什么要同明廷妥协，接受熊文灿的“招抚”呢？原因也是多方面的。
第一、他一时看不出斗争的前途，企图据地休整。《绥寇纪略》
说，这是“聚谋改计，欲于山川阨塞之处，规取二三大郡，以资其糇粮，休其士马。迺见我之备未尽弛，彼之力未能克，则且前且却，以睥聣乎其间，故彼之伏而思逞者，谋甚狡而气甚挚”。这种“伏而思逞”的作法和刘国能的“去逆效顺”自然不同。
第二、封建主义思想的影响，《怀陵流寇始终录》说：“献忠为贼久，有精骑三千，分四营，营一将，其一姓薛，韩城人内阁国观之族子，盲一目，多智，每劝献忠反正，保富贵寿考。”。张献忠掳了河南丁举人的堂妹为妻，“与丁举人相结，称姻亲”，这个丁举人大概对张献忠的受“抚”也产生过一定的影响。
第三，与刘国能的矛盾。《明史》说：“刘国能与献忠有卻，诣文灿降，献忠创甚，不能战，大恐”。张献忠怕刘国能降明对己不利，于是他也受“抚”了。《明史》的说法有点煊染，因为张献忠这时至少还“拥兵万人”，不能说“创甚，不能战”，张献忠对刘国能降明，可能很有顾忌，但不至于大恐”。
张献忠听说明军中有过去救过他性命的明将陈洪范，“大惊喜，饰名姝，袭奇宝，遣人自归曰：‘献忠昔蒙我父赐以命，怀恩未报，今遇于此，天也，敢不率所部随马足效死。’洪范以告，且言旧事，文灿固畏贼，大喜，犹挟故智，责取金宝巨万，乃许之”。通过陈洪范的关系，张献忠受“抚”于熊文灿。
张献忠就“抚”后，乘夜雨袭据谷城，将军队屯聚在城的四郊，“言于制府，能使郧阳、襄阳、承天、德安数百里中无一贼”，又求襄阳一郡以屯其军，需十万人饷，熊文灿不能回应。张献忠派薛盲到北京，“出入相府，皆致厚”，对熊文灿所属地方明官僚也进了厚赂。他向明巡按林铭球行跪见礼，求封总兵职务。但他不到襄阳明军驻地去，也不听熊文灿的调遣。这是企图以合法形式占据郧、襄一带，一面休养士马，一面观望形势。
明廷没有发给军饷，张献忠就自立关梁征税，每月得数千金，同时抄没豪绅地主家产，说是“借餐耳，得饷则止”。
对于张献忠这种态度，明廷朝野都产生了争议。明将左良玉和巡按林铭球，分巡道王瑞旃等都劝熊文灿“诱而诛之”。湖广巡抚余应桂在熊文灿三调张献忠不来后，对熊文灿说：“献忠恶已有端，可先发擒也”。熊文灿不同意这些主张，坚持对张献忠行“招抚”之策。张献忠获知后移文郧抚戴东旻说：“公等疑我”，以余应桂语为证。熊文灿就借事弹劾余应桂。
由于觉察出这种受“抚”局面不能长久维持，张献忠积极作反明的准备，“在谷城招纳亡命，买马置器”。他招纳的人中，举人王秉真是谋主。还“有瞽者王又天，监军张大经客也，善星学。献忠取己与其子干支示之，又天再拜贺，屏人谓之曰：‘此贵不可言’。献忠辄心动。潘独鳌者，应城诸生，与邑绅争田，不平，杀知县以反，遂投贼。徐以显者，阴谲无赖，进献忠以孙吴兵法，造三眼枪，狼牙棒、埋伏、连弩、团营、方阵、左右诸营法。献忠大欢乐之，颇用其计谋”。接受招降的消极影响在张献忠的身上逐渐消除了。
张献忠虽没有真正降明，但他受“抚”时间达一年多，坏作用还是很大的。原来在关东地区，农民军的势力超过了明军，张献忠和刘国能这两个最强的营受“抚”以后，显著削弱了农民军的力量，影响双方力量的对比。《明史》说：“出没于河南、湖广凡十五家，迨十一年春国能，献忠降，（李）万庆等大噪而去，改称十三家，势颇衰”。显然有利于明军对农民军的进攻，也有利于熊文灿大搞“招抚”活动。以后其他一些农民军首领的投降或受“抚”都直接或间接受到刘、张这两个带头人的一些影响。著称一时的扫地王大概就在这时或不久真正降明了。
其次，张献忠以谷城为据点，控制郧、襄一带，堵塞了关东和关中农民军往来流动作战的一条重要孔道。这也等于帮助明军断流和阻碍农民军。尽管张献忠不听熊文灿的调遣，没有替明廷做过什么事，但明廷已经因张献忠受“抚”获得了不少好处。
河南，湖广的十三家农民军有射塌天（李万庆）、曹操（罗汝才）、老回回，混十万（马进忠）、革里眼（贺一龙）、左金王（贺锦）、乱世王（蔺养成），顺天王、顺义王、关索、王光恩（小秦王）等。过天星六月后从陕西进入河南，也被列为十三家之一。与十三家常在一起的是一丈青、一条龙、王国宁、常国安（托天王）等营。这个地区的农民军首领还有整齐王、混世王、满天星、十反王、紫微星等。
熊文灿为扩大“招抚”活动，派人去招罗汝才、老回回、李万庆、贺一龙等首领。据湖广巡抚余应桂说：“文灿办贼之策，曰：‘先抚后剿’，乃茶山不效，麻城又不效，第见招抚之旗络绎于道，一遣使招贺一龙，而使者被杀，一遣使招李万庆，而盐椒，运鱼肉，与通市，贼反因之焚掠，未见一贼归顺也”。茶山指罗汝才，麻城指老回回，这一系列“招抚’活动都碰壁而回。特别是熊文灿派人送金帛酒帛，传为“求贼”，成为一时的笑谈。
从五月到九月，农民军与明军战斗频繁，遏制了熊文灿的招降活动。
五月初，混十万率农民军往枣阳，在唐县镇与革里眼合营。明将龙在田、许名世进击曹操、左金王，紫微星、整齐王等。农民军退至德安、黄陂，会合托天王（常国安）、小秦王，整十万，革里眼、射塌天、老回回、顺义王包围京山县。熊文灿遣太监刘元斌，卢九德和张大经领边兵至南阳，会合左良玉等兵，解京山围。
明诸道兵共击曹操于茶山。曹操西走，合顺义王。射塌天，混十万、老回回等十六营二十余万人进攻承天，逼明显陵。
混十万、革里眼等营聚于唐县镇。熊文灿六月初至叶县，令监军张大经和苗有才自保安，禁旅孙应元、黄得功自南阳进攻混十万等。农民军十三营尽来迎敌，与明军大战三日两夜。叛徒马士秀、杜应金配合明军作战。农民军不利退走。
曹操等十六营入河南，攻泌阳，与明军战于尧梁川，不胜。
明湖广巡抚余应桂被逮下狱。余应桂说：“张献忠攻陷谷城以要抚”，“请假臣命一年，（张献忠）若不反，斩臣头以谢贼”。
明兵部尚书杨嗣昌进东阁大学士，仍管兵部事，进宣大总督卢象升为兵部尚书，仍以总督候代。
农民军曹操，紫微星、顺义王、射塌天等营七月在罗山为明河南总兵张任学，参将罗岱和左良玉所袭，奔遂平，满天星被俘。
老回回、混十万、革里眼、左金王等十三部西逼潼关，联营数十里。明陕抚孙传庭率兵出关迎击，农民军向南移去。
八月，农民军首领曹操、过天星、托天王、整齐王合老回回、射塌天、革里眼、左全王等由陕州、灵宝南下内乡，入襄阳境，熊文灿九月至襄阳城，准备分兵掩袭，太监卢九德认为兵分力薄，主张集中军力进攻。结果按照卢九德的意见，由道臣张大经监左良玉、陈洪范军，通判孔贞会监滇将龙在田军，败农民军于双沟镇。老回回去枣阳。射塌天走光山，固始。曹操、混十万等入河南，北攻郑州、中牟、祥符等地。十月，曹操折回嵩县，从内乡入楚境。
农民军因或降或败，受到了挫折，不过这时客观形势的变化已逐步有利于农民军，只是曹操等首领对此并不能认识和利用。
根据一种谣传，清祖可法九月向皇太极奏道：“臣等近闻崇祯已崩，幼主临朝，内戚专政，大臣无一定之见，官民值惶惧之秋，臣等愚见因时变迁，以下策为上策之说焉，先取北京，捉获幼主，即如高丽国事例”。多尔衮和岳托在八月已待命南下，九月下旬率清军从墙子岭、青山口进入塞内。
多尔衮和岳托探知崇祯未死，从丰润南行。
十月初，北京戒严，明廷征调辽东总兵祖大寿入援，命总督卢象升主持军事，保卫京师。崇祯召集文武大臣和卢象升于武英殿。
卢象升说：“命臣督师，臣意主战”，崇祯色变，让他去同杨嗣昌商议。
大学士杨嗣昌自去年任兵部尚书以来，内结太监，外荐督抚传宗龙、陈新甲等一批大臣，以田贵妃及其父为支柱，打算包围崇祯，让他放弃对农民军和清军两面作战的作法，与清方议和，集中力量来解决农民军问题，这种打算对处于低潮时期的农民军是很不利的，表现了杨嗣昌仇视农民军的反动立场，但这种打算对明廷却是有利的，可以使明廷摆脱两线作战的困境，延缓甚至改变明廷即将覆灭的命运。崇祯想荡平后金的残梦未醒，不肯接受这种意见。
《国榷》记载：崇祯十一年四月“召六部诸臣。杨嗣昌述孟子盈城盈野善战上刑等语，盖欲款建虏，借之窥上指。上曰：‘此孟氏为列国兵争耳。今一属国（指清方），虽不能伸九伐之威，何至出汉人下策，今后勿复尔尔’……嗣昌上章引罪”。
《烈皇小识》记载：杨嗣昌引罪后又上疏道：“宋太宗太平兴国三年，戊寅七月，掩荧。其明年，兴兵灭汉，车驾遂征契丹，连年大败，宰相张齐贤上疏，以圣人举事，动出万全，必先本后末，安内养（攘）外之说进，臣愚所闻如此”。
“安内养（攘）外”的理论是反动的，但杨嗣昌对形势的看法比较切合明廷的实际情况。到了崇祯十一年时，明廷更难对付清（后金）军了。明廷不能战胜清（后金）军，正如宋太宗不能战胜契丹，都是由于实力不够，而明廷还有大规模农民战争的问题，比宋太宗时的处境困难得多。崇祯听不进这些言论。上次他驳斥杨嗣昌的话为“苟且”之说，这次他好象没有说什么。
清军九月入塞，崇祯的思想产生过波动，曾同意议和内外结合的主和派有可能获得成功，“是时枢珰密议辇金币出边，已有事大事小之疏”但卢象升坚决主的论调一出，情况又变化了。
明廷召开了安定门会议，来讨论对清廷的和战问题。据记载：
“日曛，诣安定门会议，先是（杨）嗣昌媚大珰，座必居下，公（卢象升）就首座不辞，嗣昌及群珰皆衔之。言战皆嘿，独司礼曹化淳曰：‘毕竟卢老先生说的是’。是夜分乃散”。
结果卢象升轻噪的“浮议”得到了崇祯的认可，而杨嗣昌和高起潜的议和计划失败了。杨嗣昌赴卢象升军中，卢象升又舌战杨嗣昌。说：“城下之盟，春秋所耻”等等，两人闹得不欢而别。由黄道周、卢象升和杨廷麟等人为代表的主战派，使崇祯从动摇犹疑的状态中稳定下来，继续推行他对清军和农民军两面作战的方针。从当时的具体情况来分析，主战派实际上是亡明派，是在拆崇祯的台，促使明廷更快地走向崩溃。卢象升不会认为自己是崇祯的“亡国之臣”，可是以后的事实作出了这样无情的结论。杨嗣昌在崇祯决意主战后，为了逢迎，又计议调兵。陕西兵战斗力较强，成为抽调的重点。明廷征陕抚孙传庭入卫，孙传庭领兵于十月二十五日离开陕西。李自成率农民军从陕南北上，准备出潼关入河南，被洪承畴、曹变蛟袭击于潼关南原，农民军溃败，李自成与刘宗敏、田见秀、谷可成、任继荣等人遁入商洛山中。陕南农民军千余人十一月至陕、蜀边境。十二月，常家、邢家、八队、六队等六哨数千人进入四川白水境。明安绵道吴麟征率兵堵击。曹操罗汝才十一月在均州听到李自成战败消息，他对明陕兵东调的情况不理解，以为是来进攻农民军，“大恐”，率一丈青、小秦王、一条龙、过天星、王国宁、常国安、杨友贤，王光恩等八营首领往武当山太和宫向太监李继政投降。李继政移文熊文灿，熊文灿立刻派人招罗汝才等至襄阳，大宴于官署，奏授罗汝才为游击，分驻其众于上津、房县、竹山、保康、南漳等地，与农民错壤而居。罗汝才不肯受官领粮，愿为山农耕稼过活，暗中和张献忠来往。明郧抚戴东旻奏道：“罗汝才诡占屯部，未尝放兵作田，此带刀以耘，一有勃稽，即挺而起耳。对张献忠更是大加攻击。他主张乘受“抚”人众尽聚郧、襄之际，把陕西兵调来，与熊文灿军队四面环攻，一举荡平，但这时各地明兵先后入援北京，明廷认为熊文灿独力不能胜任，没有采纳他的建议。清军连下畿南若干州县进入山东地区。十二月，明廷命孙传庭督各镇援兵。总督卢象升战清军于庆都，乏食，与清军再战于贾庄，被围战死。陕督洪承畴奉诏入援，统领曹变蛟等陕西兵将出潼关东行。明廷在崇祯十二年正月进洪承畴兵部尚书兼右副都御史，总督蓟辽军务，孙传庭总督保定、山东、河北。清军攻破济南，俘虏德王由枢，南至兖州，距徐州百余里，二月北返，三月从青山口出塞。此次清军深入二千里，历时五月，破七十余城。农民军自曹操等九营受“抚”后，势力进一步削弱。老回回部在十二年正月屯营于黄陂木兰山，明湖广巡抚方孔炤遣都司杨大相进击，老回回北往河南信阳。射塌天屯驻德安（平陆）县境，与革里眼、混十万东赴信阳、光山，同老回回合营。革里眼三月攻皖北霍丘县，射塌天西行。熊文灿遣兵三路追击，射塌天歼灭中路明军，杀明将王修政等，进入内乡。明河南总兵张任学、副将罗岱战农民军于陈州，叶县等地。顺天王在去年底为部下刘喜才所杀，这一营推改世王（许可变）为首领。明左良玉军击破改世王和射塌天等营于河南镇城，射塌天退回内乡，依山负险。老回回在固始为明滇将龙在田所败。射塌天李万庆四月降明，所领二十四哨（每哨一二千人）尽处置在内乡一带，不久散亡了。李万庆“请自效，得比刘国能”，叛变农民军。熊文灿授予李万庆守备职，给饷。混十万马进忠投降左良玉。降而复反的马士秀、杜应金和刘喜才等又随着降明。附近农民军“传相恐动，皆无固志”，农民战争到了低潮时期的顶点。长期“流寇主义”的作战生活，锻炼了一些重要的农民军首领但也使不少经不起艰苦斗争考验的首领消沉和没落下去，除自相合并外，或降或死。大小七十二营，或百十个营时分时合的时代到低潮时期基本上就结束了。以后出现的是一个新的斗争场面。隐藏在商洛山中的农民军首领李自成和流动于豫、楚、皖一带的老回回、蝎子块、革里眼、左金王，摇天动，争世王、邢红狼等首领仍坚持战斗。李自成在商洛山中，白天射猎，夜间读书，不但没有被困难所压倒，而且积极地在争取新的斗争形势的到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