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文：子曰：君子耻其言而过其行。——《论语，宪问篇》
译文：孔子说：“君子以说过的话却不能做到——言过其行为耻。
知与行之间的关系，是历来儒家学者所关注的问题，也是人类任何时候都面对的生活中的实际问题。它不仅涉及到怎样致知和致什么样的知，还涉及到实践问题，不仅是一个哲学问题，更是一个实际问题，关乎到现实生活的中的人生态度和实际的道的修行。对知与行之间的关系历来都有争论，但都突出了两者的关系却是很重要。孔子讲求知行相符，反对言过其行，他说：“君子耻其言而过其行。”类似的话孔子说了很多，如“其言之不怍，则为之也难”，认为行动比要说难的多；《里仁篇》：“古者言之不出，耻躬之不逮也”，认为做不到的事情要慎言；《礼记·杂记》里更直接：“有其言，无其行，君子耻之”。孔子一系列告诫，旨在说明言顾行，行顾言，言行相符。后来的的儒家学者也不断地丰富和发展知与行之间关系的理论。
儒家认为“知”是“行”的开始，“知”的内容关乎“行”的善恶好坏，所以要“致良知”，这样才能行善行，这一思想被明代的王阳明所推崇和发展，形成新的儒学理论。王阳明说：“知是行之始，行是知之成”、“即知即行，不行仍是未知”，可见在未行之前要有善良的、正确的、符合人性的良知为准备，才能做到行为的正直无私。致良知，是王守仁的心学宗旨。“良知”来自《孟子·尽心上》：“人之所不学而能者，其良能也；所不虑而知者，其良知也。”《大学》有“致知在格物”语。朱熹解释格物致知为“言欲致吾之知，在即物而穷其理也”，即向外穷理以求得知识。王守仁不同意朱熹的解释，他将《大学》的“致知”与《孟子》的“良知”结合起来，说“致知”是致吾心内在的良知。王守仁的良知比孟子的良知意义广泛，除个人知是知非的内在主观的道德意识外，也指最高的本体。他认为，良知人人具有，圣愚所同，个个自足，不假外求，任何情况下都不会泯灭，虽有时为私欲习气所蔽，但只要良知一旦自觉，则本身就具有一种内在的力量，不必依靠外力的帮助。照王守仁的说法，良知对于善恶的辨别，是一种直觉的认识，并不是一种道德的判断，就是说，是一种直接的反应，并不是经过思考而得到的命题。王守仁以良知为衡量一切真假善恶的标准，认为良知对于一切事物，如同规矩尺度对于方圆长短一样。王守仁在给邹守益的信上说：“近来信得致良知三字，真圣门正法眼藏。往年尚疑未尽，今日多事以来，只此良知无不具足。譬之操舟得舵，平澜浅濑，无不如意，虽遇颠风送浪，舵柄在手，可免没溺之患矣。”他又对门人陈九川说：“我此良知二字，实千古圣贤相传一点滴骨血也。”还说：“某于此良知之说，从百死千难中得来，不得已与人一口说尽，只恐学者得之容易，把作一种光景玩弄，不实落用功，负此知耳。”
在实际的生活中，行动往往要比学知识更难，做到知行合一并不容易。《中庸》记载孔子所说：“君子之道四，丘未能一焉：所求乎子以事父，未能也；所求乎臣以事君，未能也；所求乎弟以事兄，未能也；所求乎朋友先施之，未能也。庸德之行，庸言之谨，有所不足，不敢不勉，有余不敢尽。言顾行，行顾言，君子胡不慥慥尔！”意思是说，君子的道理有四条，我孔丘一条也不能做到：第一，我要求做儿子的应该尽孝道，但反求我自己侍奉父母却不能尽孝道。第二，我要求做臣子的应该尽忠心，但反求我自己奉事君主却没有尽忠心。第三，我要求做弟弟的应该恭敬，但反求我自己服侍兄长却没有做到恭敬。第四，我要求做朋友的应该要有信实，但反求我自己却没有能先对朋友做到信实不欺。平常的道德，要着力实行，平常的语言，要谨慎地说。所言所行或有不足之处，不敢不尽力奋勉，所言所行或尚有余力，也不敢说尽做绝，要留有余地。口里讲的话，要顾到身体所行的事；身体所行的事，要顾到口里讲的话。如果言行一致，岂不可称是忠厚笃实的君子吗！
陆游在《冬夜读书示子聿》这首诗中写到：“古人学问无遗力，少壮工夫老始成。纸上得来终觉浅，绝知此事要躬行。”这首诗的意思是说，古人做学问是不遗余力的。终身为之奋斗，往往是年轻时开始努力，到了老年才取得成功。从书本上得到的知识终归是浅薄的，未能理解知识的真谛，要真正理解书中的深刻道理，必须亲身去躬行实践。这是一首教子诗，是要告诉儿子做学问的道理。首句是对古人刻苦做学问精神的赞扬。做学问要无保留，竭尽全力之意。次句是说做学问的艰难。只有从少年开始，养成良好习惯，打好扎实基础，并经过几十年的努力，最后才能有所成就。这是以古人刻苦学习的精神及做学问的艰难来告诫自己的儿子：做学问一定要有孜孜不倦、持之以恒的精神。后两句，诗人更进一步指出实践经验的重要性。从书本上得到的知识终归是浅薄的，未能理解知识的真谛，要真正理解书中的深刻道理，必须亲身去躬行实践。“纸上得来”，指的是书本知识。“绝知此事”，指的是真正把握事物的底蕴。“躬行”，就是指亲自去实践。孜孜不倦、持之以恒地做学问，固然很重要，但仅此还不够，因为那只是书本知识，书本知识是前人实践经验的总结，能否符合此时此地的情况，还有待实践去检验。一个既有书本知识，又有实践经验的人，才是真正有学问的人。
由于“行”比“知”难，同时行要落实到实际，所以儒家对“行“更为关注。孔子教人非常注重实践。子曰：“文，莫吾犹人也。躬行君子，则吾未之有得。“可见孔子是非常重视学问的躬行。荀子也十分重视行在认识中的作用，论述了知、行关系，他《儒效篇》说：“不闻不若闻之，闻之不若见之，见之不若知之，知之不若行之。学至于行之而止矣。行之，明也。”他把行看作是认识的最后归宿，行包括认识，高于认识。儒家德育认为，道德教育不能仅仅停留在口头上，而要引导他们进行实际锻炼，把提高思想认识与培养道德行为习惯结合起来，使学生做到知行统一，言行一致。孔子说过：“君子耻其言而过其行”，“力行近乎仁”。朱熹也指出：“论先后，知为先；论轻重，行为重。”朱熹强调知是行的基础，主张知先行后。王守仁讲“良知”，并不是一般地讲认识论。“良知”是知，“致良知”是行，这个“行”也不是一般的行。他讲“知行合一”，并不是一般地讲认识和行为的关系，也不是一般地讲理论和实践的关系。“知行合一”是王守仁哲学思想中的一个重要部分，他所讲的“知行合一”也就是“致良知”。王阳明认为主观的意念活动就是“行”，抹煞了知行界限，提出了“一念发动处便即是行”的主观唯心论的“知行合一”说。另一些哲学家，如明清之际的王夫之，在唯物主义基础上，把朴素辩证法思想运用于认识论。在知行关系上，王夫之提出了“知行相资以为用”、“并进而有功”的知行统一观。清朝儒学家颜元说得更明确：“心中醒，口中说，纸上作，不从身上习过，皆无用也。”因此，在德育过程中，道德实践是高于道德说教的。所以说，要想做一个儒家的智者，必要先做一个儒家的“行”者。虽然儒家的思想博大精深，但是如果脱离行为实践这一环节，修身治国平天下都是空话。我想一个儒者，应当是一个学者，更应当是一个社会中的“能”者与智者。
谭嗣同勇于将自己的理想付诸实际行动，并用自己的生命捍卫自己的理想，可以想见知行合一有时是很难做到的，有时他需要真正的勇气，甚至以生命为代价也在所不惜。1898年6月11日，光绪皇帝向全国颁布了"明定国是"诏书，中国近代史上轰轰烈烈的戊戌变法运动开始了。为了网罗天下英才，军机处两次拍电报催促谭嗣同火速进京。谭嗣同辞别了妻子李闰，踏上征途。途中，黄河两岸饿殍满地，哀鸿遍野的景象深深震动了谭嗣同，他更坚信只有变法才能救中国。谭嗣同到京后，马上受到光绪皇帝的召见。他横溢的才思和无畏的胆识备受皇上赞赏。光绪皇帝激动地授予他四品章京衔，命他在军机处供职，希望他成为中兴之臣。革新志士康有为、杨深秀、林旭、刘光第等在得月楼设宴为谭嗣同洗尘。他们烛下长谈，共谋维新大业。光绪皇帝依靠谭嗣同、康有为变法图强的决心，深深地震惊了以太后为首的封建专制势力。此时，谭嗣同、康有为等准备乘胜追击，奏请皇上开设懋勤殿，驾空昏庸老臣，实行朝钢独断。太后和荣禄也频频来往，密室共议。他们一面调动军队做好防范，一面筹划9月天津阅兵，准备到时废掉皇上。新旧两党的斗争达到白热化。在这关键时刻，光绪皇帝遭到太后的软禁。康有为、谭嗣同等了5天不见君面，只得到一道光绪设法传出来的要他们设法相救的特谕。他们当时都惊愕不已，束手无策。谭嗣同突然想到兵部侍郎袁世凯，决定孤注一掷，夜访法华寺，求助于袁世凯。看了皇上亲笔手谕，袁世凯万分震惊。他慷慨陈词发誓要效犬马之劳。但在打发下了谭嗣同后，袁世凯权衡利弊，最后，决定投靠太后，出卖了谭嗣同和维新大业。慈禧太后得到密报，连夜返回紫禁城，发动了震惊中外的戊戌政变，再度训政。除康有为、梁启超逃往国外外，革新志士纷纷被捕。谭嗣同谢绝了梁启超、日本友人及好友大刀王五的诚恳相救，决心以一死来惊醒黎民百姓。谭嗣同等6位维新派志士被押往菜市口刑场。谭嗣同为无力回天而感叹，为死得其所而慰藉。他们把满腔热血喷洒在祖国的大地上。并写下：“我自横刀向天笑，去留肝胆两昆仑”的悲壮诗句！
知行合一是儒家思想中重要的命题之一，他不仅是一种学习方法的问题，更重要的是将实践与理论联系起来，这里已经意识到理论与实践之间的矛盾与统一，倡导了实践的重要作用。
§§第八章 人皆可为尧舜——理想人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