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文：“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是故得乎丘民而为天子，得乎天子为诸侯，得乎诸侯为大夫。”——《孟子·尽心下》
译文：“百姓最为重要，土谷之神为次，国君为轻。所以，得着百姓的欢心便做天子，得着天子的欢心便做诸侯，得着诸侯的欢心便做大夫。”
按照现代社会对的政治的认识，儒家的民本思想也许是最进步的！儒家民本思想的基本理念是民贵君轻、民心向背决定政治成败。儒家总结历史经验，提出得民心者得天下，失民心者失天下的理念。《孟子·离娄上》“桀、纣之失天下也，失其民也，失其民者，失其心也。得天下有道：得其民，斯得天下矣；得其民有道：得其心者，斯得民矣；得其心有道：所欲与之聚之，所恶勿施尔也。”他们为提倡保民、养民、尊民、重民、敬民、亲民、爱民、富民、教民等等为内涵的民本主张。民本思想在儒家的政治、经济、文化教育方面都有所体现。当然儒家的思想是一个整体，很难分出哪些是政治主张、哪些是经济或文化上的主张，我们只是一现在的目光来对它们进行分类！他们反对统治者者专横暴虐、穷奢极欲，强调尊重人民，“使民以时”，笃行王道，赏罚分明，俊杰在位，赋税徭役适度，人民丰衣足食。孟子更是从孔子的“仁学”思想出发，发展出了“仁政”思想，并把它扩充成包括思想、政治、经济、文化等各个方面的施政纲领。“仁政”的基本精神是对人民深切的同情和爱心。儒家的后学也不断地丰富发展了儒家这一主张，在明清之际发展到顶峰，为后来的西方民主思想在中国传播和实践提供思想基础。
儒家政治观，是要确保人民过上一种有道德的、有秩序的公共生活，人民是政治生活主体，所以首先要肯定人民的价值和尊严，要以民为本。在上古传统中，人民的政治诉求代表天道，民生是基于天，具有最高的政治意义。所谓“天聪明，自我民聪明；天明畏，自我民明威”。“天视自民我视，天听自我民听”。“民之所欲，天必从之”，就是这个意义上说天道是通过民意来体现的。人民诉求的真正来源是上天赋予人的意义，背离这个人民的意愿，也就背离了上天的政治选择意志。“民为邦本，本固邦宁”（《尚书，五子之歌》）的“民本”思想中，强调了人民的优先性。在孔子那里，人的价值、尊严和人格得到了进一步肯定。他把奴隶和牲畜明显地区分开来，反对肆意虐杀劳动者，针对当时社会盛行的用奴隶作为殉葬品（即俑）的风气，严厉谴责“作俑者”，认为“始作俑者，其无后乎”。这个意思孟子“民为重，社稷次之，君为轻”表达的最为清楚明白。这发展“民，神之主也”、“社稷重于君主”（《左传》）的思想，把民重新提高到了政治生活的首要地位。
儒家尊民是与抑君相联系的，只有抑制君主，把君主的地位设在人民的下面，才能保证人民的主体地位，主张“民贵君轻”。实际上，荀子把这个问题谈得最为清楚。荀子说“天之生民，非为君也；天之立君，以为民也”（《荀子大略》）。“君者，舟也；庶人者，水也。水则载舟，水则覆舟。”（《王制篇》）认为“天子之尊，非天帝大神也，皆人也”（唐甄：《潜书·抑尊》），主张“为百姓，非以为君也，故百姓存则与存，百姓亡则与亡”（黄道周：《存民编》）。这清楚地表达了这样一个政治法则，即上天生民不是为了君主，人民是大海，人民相对于君主有更多的独立性和正当性，相反，君主只是大海上的一叶舟，要以人民的价值取向为行驶方向。上天立一位君主是为了让君主更好的服务于人民。将民作为社会政治生活的主体；
儒家认为，当君主违背人民意愿，残暴不仁时可以推翻暴君，重新推举君主，保障人民的主体地位。孟子的“不召之臣”、“汤武革命，应乎天而顺乎人”、“闻诛一独夫，不闻诛君”之论，朱熹更以“天下者，天下之天下，非一人之私有也”（《四书集注·孟子万章注》），叶适认为：“人君必以其道服天下，而不以名位临天下。夫莫尊于君之名，莫重于君之位，然而不得其道以行之，则生杀予夺之命皆无以服天下之心”（《水心别集》卷之一《君德一》，《叶适集》）就是代表。后来在《明夷待访录》中，黄宗羲更是破天荒第一次提出了“为天下之大害者君而已矣”的思想命题，又提出“君为民害”、“天下为主，君为客”的思想命题，确认人民是国家的主人，君是由民请出来办事、为民服务的客人。黄宗羲又以“托古改制”手法，肯定“三代之法”是“天下之法”，而批评三代以下之“法”为帝王“一家之法”，是“非法之法”，主张用“天下之法”取代“一家之法”，并提出了“有治法而后有治人”的思想命题。
贞观集团在这方面做的最为成功。他们深刻地认识到要巩固自己的统治地位，就必须重民保民，使人民能够安居乐业。唐太宗常说，皇帝好比是舟，人民好比是水，水能载舟，也能覆舟。还说，皇帝有道，实行仁政，那么人民就会推举他为皇帝，如果无道，暴虐统治，那么人民就会抛弃他，十分注意总结隋朝短命而亡的教训，时常保持警惕，具有强烈的忧患意识。唐太宗说：“为君之道，必须先存百姓，若损百姓以奉其身，犹割股以啖腹，腹饱而身毙”，清醒地认识到政权能否稳固乃系之于人心向背。在这种思想支配下，唐太宗君臣勤于政事，居安思危，避免剥削压迫过甚，出台实施了与民休息的多项政策措施，致力于王朝统治的长治久安。唐太宗除了在制度上实行亲民爱民的政策，他自身还戒奢崇简，并以身作则。他继位后，住的宫殿还是隋朝建造的，大部分都已破旧。一般新王朝的君主都要大兴土木，另建新的宫殿。但唐太宗为了节省开支，在贞观初年一直不允许修作。唐太宗还严厉禁止厚葬，并要求五品以上的官员和勋亲贵族都要遵照执行。对于官员们的奢侈行为，唐太宗也严格禁止。贞观初年，逐渐形成了一种崇尚节俭的风气，出现了一批以节俭闻名的大臣。如户部尚书戴胄，生前一直住在一座破旧的房子里，死后甚至连个祭祀的地方也没有。一代名臣魏征为官一世，家里却连个正堂屋都没有。这种节俭风气的盛行，对减轻国家和人民的负担，促进社会经济的恢复和发展起了积极的作用。
儒家主张“万民忧乐”。孟子提出与民偕乐，但统治者还要与民同忧，“乐以天下，忧以天下，然而不王者，未之有也”（《梁惠王下》）。“乐民之乐者，民亦乐其乐；忧民之忧者，民亦忧其忧。乐以天下，忧以天下，然而不王者未之有也（《孟子·梁惠王下》）。范仲淹的“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以及黄宗羲更是系统提出了自己的“万民忧乐”观，以百姓忧为忧，以百姓乐为乐。
在经济上，儒家认为应让人民过上富足的生活。儒家重视道德教化，但又以“富民”、“制民之产”为基础。孔子将“博施于民，而能济众”（《论语·雍也》）视为“圣”之最高的境界。他主张对于民要先“富之”后“教之”（《论语·子路》），使民“足食”（《论语·颜渊》）是为政的重要内容之一。《论语·子路》载：“子适卫，冉有仆。子曰：‘庶矣哉！’冉有曰：‘既庶矣，又何加焉？’曰：‘富之。’曰：‘既富矣，又何加焉？’曰：‘教之。’”这段话的意思是，孔子和冉有一齐到了卫国，孔子见卫国人烟稠密，便说：这里人口真是众多啊！冉有问到：治理国家时，当人口多了以后，我们还能为他们作些什么呢？孔子说：改善大家的生活，使他们富裕起来。冉有又问：使人民的生活富裕之后，还能为他们再作些什么呢？孔子说：那就是要开始教育、教化他们的时候了。他是主张藏富于民的。“百姓足，君孰与不足？百姓不足，君孰与足？”（《论语·颜渊》）孔子认为，民富与君富是紧密相连的，只有民富，才能君富。而要使民富，孔子认为必须做到二点：第一，要养民也惠，“使民以时”，孔子提出：“节用而爱民，使民以时”的主张。第二，要轻徭薄赋。主张“敛从其薄”、“使民如承大祭”，劝戒统治者应慎重力役之征，爱惜民力民生，决不允许横征暴敛。
孟子的王道思想，更是把富民的措施进一步具体化，提出一系列的富民措施。如“制民之产”的思想，孟子曰：“无恒产而有怛心者，惟士为能。若民，则无恒产，因无恒心。苟无恒心，放辟邪侈无不为也。及陷于罪，然后从而刑之，是网民也。”（《孟子·梁惠王上》）欲使民，必先教民；欲教民，必先富民；欲富民，必先置民之产。这就是孟子制民之产的逻辑思路。他还清醒地认识到人们如果没有“恒产”就没有“恒心”，“苟无恒心，放辟邪侈，无不为己”（《梁惠王上》），所以，贤明的君主应该使百姓的产业上足以事父母，下足以养妻儿。好的年成可以丰衣足食，遇到坏年成，至少不至于饿死。人民有“恒产”，就为统一天下打下了坚实的经济基础。
儒家主张育民，教化大众，使人民过上有品位的高尚的生活。
儒家的民本思想有一种理想主义的浪漫情怀，就像现在有些人对“大众民主”的企盼一样，是一颗永远也摘不到的星星，它是人们对理想社会的一种憧憬，一种对人类理性和道德的完全信任，它是完美的，是人们心目中永恒的“神”，它虽然有时表现得极为脆弱，又被现实主义者所诟病，但是他却能给人民在黑暗中以鼓舞，拨动人们的心弦，调发人们的激情，使人们可以为自己的理想而奋斗，成就人性的伟大与崇高！虽然并不一定成功！无论是中国的太平天国运动为了建立人间天国而进行的无畏斗争，还是法兰西人民的大革命为了真正的民主而进行的狂风暴雨式的起义，都是为了实现人们心目中的理想生活和人类的尊严，这种理想虽然不可能完全的实现，但却谱写了一首首人类灵魂的赞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