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城传记风雪多瑙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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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43章 神圣的忏悔

一天,“华联会”的一个副会长见到张曼新,迟疑片刻说老张,有件事向您反映一下,但您听了不要生气。

张曼新闻听觉得非同一般,两眼倏然睁大:“什么事儿?”

“华联会”的这个副会长告诉张曼新,他妹妹的一百万福林和护照遭人偷窃,行窃者可能是张曼新的两个亲属。说罢,他苦涩而无奈地咂咂嘴:“钱偷了也就偷了,可护照没有了她就寸步难行了。”

张曼新立刻告诉对方:“你不要着急,我会尽快弄个水落石出的!”

他当即把这两个亲属叫来,面对这两个脸上挂着稚气的孩子,严厉地质问道:“你们老老实实告诉我,最近做了什么亏心事儿啦?嗯?!”

这两个孩子一见张曼新脸沉似铁,又蓦地遭到张曼新的质问,吓得心里“咚咚”地敲开了鼓,神色慌张地支吾道:“没、没做什么亏心事儿呀!”

“没做什么亏心事儿你们紧张什么?”张曼新一声怒吼,吓得这两个孩子浑身一激灵。

张曼新顿时意识到自己太情绪化了,调整心理状态地慢慢吁了口大气,谆谆教诲地说:“俗话讲,人无完人,金无足赤。人的一生,无论是老年人、中年人还是年轻人,犯点错误是难免的。不要说干工作容易犯错误,就是我们天天走路、吃饭和睡觉,还保不住要犯错误呢!走路会摔倒,吃饭会噎着,睡觉有时还把被子蹬到床下面。但是,犯错误并不可怕,可怕的是犯了错误不敢承认错误。因为犯了错误还可以改正,可犯了错误又不承认错误岂不是就把改正错误拒之门外了?你们还年轻,做点错事儿是难免的。人非圣贤,孰能无过呢?我现在都反十多岁了,也不敢说就不犯错误了。”他说到这里,见面前的两个孩子慢慢垂下了头,不由叹息一声,“我小时候,就犯过偷人家东西的错误呀,直到现在心里仍疚愧不已!”

张曼新微微扬起下巴颏儿,他那敏锐的思绪穿过历史的隧道,映现出那令人不堪触及的一幕。

那是一九五六年的一天,在华表村小学读书的张曼新放学回家,在穿过毗邻一个名叫胡步傲的老师的住宅时,不经意地往屋子里一扭头,发现挂在墙壁上的一件外衣口袋里露出一张一元的人民币。

家庭生活拮据的张曼新身上从来没有;花钱。别的孩子放学可以买点零食,他也想买,一摸口袋,哪有钱呀!俗话说,富生淫,贫生盗。张曼新虽然也知道偷人家的东西不好,但钱的巨大诱惑还是促使他壮着胆子悄悄溜进胡老师的屋子,从衣袋里掏出钱一看,呀,整整十五元。十五元,是胡老师半个月的工资呀!

张曼新偷完钱,胸口像揣着只小兔子似的突突直蹿。常言说,作贼心虚。他急慌慌地将偷的钱藏在家里的米缸里。

不多时,胡步傲老师发现放在外衣口袋里的钱丢了,虽然很着急,但是一想自己刚刚从学校回来,偷钱只是转脸儿的工夫发生的,很可能是熟悉了解他情况的人干的,要么就是邻居家的孩子穿过他的住房时顺手牵羊偷走的。可要是邻居家的孩子又会是谁呢?

胡步傲老师不知是怀疑上了张曼新,抑或是出于张曼新的姨妈周玲与他在同一个学校当老师,于是就将他丢钱的事儿告诉了张曼新的姨妈周玲和他的母亲周雪影。

起初,周雪影没以为张曼新会偷胡步傲老师的钱,因为他过去没有偷别人家东西的行为,可当她看到张曼新神色慌慌张张的,经过严厉审问加重板痛击,张曼新终于承认了错误。

周雪影听了又气又恨,又狠狠痛打了张曼新一顿。周玲劝姐姐,光打孩子有什么用呢?一来张曼新年龄小,犯点错儿难免;二来就是把他打死错误不也已经犯了么?关键是怎样尽快把钱还给胡步傲老师。

是呀,通过什么办法把钱还给胡步傲老师呢?

为此,周雪影和周玲颇费了一番心思。要是叫张曼新明着将钱还给胡步傲老师,传出去,在那个特殊年代,本来他们家就成分不好,加之张曼新的父亲张式春曾是国民党部队中尉排长的历史问题,对身为国家教师的周玲夫妇将会产生难以想象的后果呀!可是,不明着送给胡步傲老师,又有别的什么办法呢?

最后,她们决定叫张曼新在夜深人静时悄无声息地给胡老师放回去。

夜深了,四周万籁俱寂无声,似乎整个世界都酣睡了。

但是,惟独圆圆的月亮醒着。这皓月,皎洁如水。它瞪着大大的明晃晃的眼珠子,把地、屋子和路边的小河照射得通体银白。

张曼新手里攥着十五元钱,在皎洁的月光下,神色慌张地来到胡老师的屋门口,直觉得头发根子一阵阵发奓,似乎感到四周都有人在盯着他,他把钱放在胡老师的屋门口,急忙跑了回来。

这一夜,心惊肉跳的张曼新没有合眼。他总惦记着:钱放在屋门口,会不会叫风刮跑呢?又会不会叫别人捡走了呢?或者万一胡老师早晨去学校,打开屋门没有看到地上的钱怎么办呢?

总之,他觉得钱不会回到胡老师手里。

在这之后的几十年里,张曼新每当想起这件发生在幼年时期的过错,就觉得自己玷辱了神圣的尊严,犯了一件永远难以饶恕的罪过,心灵就遭受到一次无情的责备和鞭笞。为了寻求解脱,也为了表示自己的忏悔,前几年他由匈牙利回国到华表村,想找到胡步傲老师,以十倍乃至百倍的钱数还给胡老师。遗憾的是,由于种种原因,没有见到胡步傲老师。

于是,他把一千元人民币交给莘塍镇党委副书记张棉育,让他务必想办法转交给胡步傲老师,以作为对过去因年少无知犯下的过失的补偿。后来,这一千元人民币还真转到了胡老师的手,胡老师专门写了一封信给张曼新,表示感谢!

在张曼新的一生中,除这件事情外,还有一件令他愧悔不已的事儿。

那是一九六七年,正值“文化大革命”如火如荼的时期,张曼新在天安门广场与千百万红卫兵造反派一起接受毛泽东主席的接见。

此刻,因行迹匆忙而饿得饥肠辘辘的张曼新,已是前心贴着后心呀。那年月,买食品需要粮票,可他一两粮票都没带。

冷丁,他看到前面一个红卫兵的口袋里露出半斤粮票。他心里一动,立刻下意识地伸手掏了出来。一看,除半斤粮票外,还有两角钱。

笔者板不住为此问张曼新:“在那个特殊年代,在天安门广场接受毛主席在天安门城楼的接见,那是无比神圣和无比庄严的呀!你怎么能一面怀着一颗忠心流着热泪高呼着毛主席万岁!毛主席万万岁!还一面偷拿那个红卫兵的半斤粮票和两角钱呢?这不是一种亵渎行为么?”

张曼新一笑这件事儿,如果乍看,是有些荒唐,当时在那么神圣的场合,怎么会做出反差如比巨大的事情来呢?可是,如果设身处地地一想,那是完全出于生存的本能。因为,我已经饿得不行了,头上一层一层地冒虚汗,身上又一两粮票都没带,可在那个年月没有粮票什么食品都买不到呀!饿极了,就顾不得想那么多了。

“可是,尽管如此,你不觉得这属于龌龊行为么?”笔者直言不讳。

“那是,要不事后我是悔恨得不得了呢?过去我曾多次产生这样一个念头,为了补回自己的过失,想登报呼唤那个当年的红卫兵在哪里?我要成千上万倍地偿还他,并表示自己深深的内疚之情。可是,那时距现在已经事隔二十年了,那个红卫兵姓什么?叫什么?什么长相?我都不清楚。所以,这件事成了我心里永远也平复不了的创伤!”

“张先生,我冒昧地问一句,你后来帮助了那么多人,并慷慨地回报社会,是否与你想补救过去的过失有一定关系呢?”

“有。”张曼新开口便答,话语十分肯定,“后来,我每当看到生活艰难和孤苦无依的人,就想到我当年的不幸身世和困顿的处境,一种怜悯和同情之心便油然而生,就想伸出援助之手。”

这就说明,世界上的确是没有无缘无故的爱,也没有无缘无故的恨。

张曼新帮助人,救助人,正是因为他与所救助的对象有一种心灵的沟通和一种命运的感应,所以他的行为才发自内心,才做得那样真实、情愿和细致入微。

那是在一九七〇年,当时国内仍处于“文革”时期。前进农场在贯彻“深挖洞,广积粮”、“备战、备荒”的“最高指示”中,要遣送一批“四类分子”回内地。

这个任务就分配给了张曼新。

途中,张曼新发现一个名叫陈素兰的姑娘精神恍惚。经了解得知,陈素兰过去的思想挺革命,在读高中时还作为红卫兵代表到北京受到过毛泽东主席的接见,如今没想到因家庭问题一下子成了“四类分子”的子女,要被遣送回原籍。她想不通,悲观失望,痛苦不已。

张曼新知道了这个情况后,觉得陈素兰这种极度失落的情绪是正常的。特别是在这个处处“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岁月,如果被打上“专政”的阶级烙印,是很难再有出头之日的。像陈素兰这样的年轻姑娘,过去在她眼里生活充满五彩阳光,现在一下子由人变“鬼”,她怎么能承受得了呢?

在由宁夏经甘肃至河南的路上,张曼新巧妙地做陈素兰的工作,使陈素兰放弃了轻生的想法,没有走上自杀的道路。又过了两年,张曼新通过落实政策又把陈素兰调回了前进农场工作。

而今,张曼新面对眼前这两个做了亏心事的孩子,毫不隐瞒地给他们讲述了自己过去做过的同样属于偷了别人的钱物的过失,沉痛地说为这两次错误,我已经内疚了几十年,至今还时时感到不安,良心上总是遭到责备。可是,由于客观情况的变化,又很难于补救了呀……

张曼新还没讲完,这两个孩子就惭愧地承认了行窃的错误。张曼新立刻鼓励他们:“承认了错误就是改正错误的开始,就应该得到表扬。”

“可是,钱我们可以想办法还,那护照我们却销毁了。”两个孩子耷拉着脑袋,两眼看着自己的脚尖,那模样颇像知道犯了错误胆怯地站在老师面前等待处罚的学生。

“你们知道错了就行了,钱和护照都不用你们管了。”张曼新说着拍拍他们的肩胛,“但是,咱们有言在先,你们这是第一次犯这种错误,也是最后一次犯这种错误,以后绝对不允许再有第二次。记住了吗?”

“是!记住了。”两个孩子感激地冲张曼新一挺胸脯,像学生向老师下保证一样。

于是,张曼新不仅如数偿还了那个“华联会”副会长妹妹的一百万福林,并到大使馆说明是他亲戚毁了“华联会”副会长妹妹的护照,进行了补办。

像这样挽救犯错误青年的事例,在张曼新身上不胜枚举。

张曼新在银川时,有个十一二岁的男孩子有偷窃行为,他爸爸是个劳改犯,母亲又管不了他,谁见了他都躲得远远的。可是,张曼新却把他领回家,不但管吃,还叫他跟自己睡一张床,趁机教导他,使他改正了恶习。

不久前,有一个旅匈华胞的独生子在国内犯了罪,有可能将被处以极刑。他焦急不安地找到张曼新,求他务必在国内想想办法,给他儿子一个悔过自新、重新做人的机会。

张曼新叫这个旅匈华胞详细介绍了他儿子犯的罪行,认为根据中国的有关法律,尚可枪下留人。于是,他以“华联会”的名义,给中国有关司法部门致函,请求司法部门酌情量刑。

不久,这个旅匈华胞高兴地告诉张曼新,他的独生子没有被判处死刑。

从此,这个旅匈华胞,积极参加公益事业,成了“华联会”的热情拥戴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