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活中总有这样的人，他们做事时一门心思只考虑不能便宜了别人，但却忽视了于自己是否有利。不便宜别人就得自己吃亏，因此，不要怕便宜了别人，“便宜”别人又“得益”自己，何乐而不为呢？有时候，急于成功，反而会适得其反。
在收购“和黄”大获成功之后，李嘉诚并未沾沾自喜，他显得异常平静。在生意场上他讲的是一个“和”字，李嘉诚是开明之人，处处以和为贵，寻找共同点，这一点非一般人所及。
“我一直奉行互惠精神。当然，大家在一方天空下发展，竞争兼并，不可避免。即使这样，也不能抛掉以和为贵的态度。”
李嘉诚初入和黄，出任执行董事时，在与董事局主席韦理及众董事交谈中，分明感到他们的话中含有这层意思；“我们不行，难道你就行吗？”
李嘉诚是个喜欢听反话的人，他特别关注喝彩声中的“嘘声”，因为当时香港的英商华商，有人持这种观点：“李嘉诚是靠汇丰的宠爱，才轻而易举购得和黄的，他未必就有管理好如此庞大老牌洋行的本事。”
当时英文《南华早报》和《虎报》的外籍记者，盯住沈弼穷追不舍：“为什么要选择李嘉诚接管和黄？”
沈弼答道：“长江实业近年来成绩颇佳，声誉又好，而和黄的业务自摆脱1975年的困境步入正轨后，现在已有一定的成就。汇丰在此时出售和黄股份是理所当然的。”他还说：“汇丰银行出售其在和黄的股份，将有利于和黄股东长远的利益。我坚信长江实业会为和黄未来的发展作出极其宝贵的贡献。”
李嘉诚深感肩上担子的沉重，深怕有负汇丰大班对自己的厚望。俗话说：“新官上任三把火。”但李嘉诚似乎一把火也没烧起来。他是个毫无表现欲的人，只希望用实绩来证明自己。
初入和黄的李嘉诚只是执行董事，按常规，大股东完全可以凌驾于领薪水的董事局主席之上，但李嘉诚却从未在韦理面前流露出“实质性老板”的意思。李嘉诚作为控股权最大的股东，完全可以行使自己所控的股权，争取董事局主席之位。但他并没有这样做，他的谦让使众董事与管理层对他敬重有加。
李嘉诚的退让术，与中国古代道家的“无为而治”有异曲同工之妙。
按惯例，董事局应为他支付优厚的董事袍金，但李嘉诚坚辞不受。他为和黄公差考察、待客应酬，都是自掏腰包，从不在和黄财务上报账。
能做到这一点的人，的确很少。更多人是利用自己的特权捞好处，在自己所控的几家公司里，能捞则捞，能宰则宰。小股东怨声载道，开起股东年会来，就吵得天翻地覆。
由此可见，李嘉诚的精明，到了炉火纯青的地步。他小利全让，大利不放，取舍之间，张弛有度。
李嘉诚很快便获得了众董事和管理层的好感及信任。在决策会议上，李嘉诚总是以商量建议的口气发言，实际上，他的建议就是决策——众人都会自然而然地信服他、倾向他。渐渐地，韦理大权旁落，李嘉诚未任主席兼总经理，实际就已开始主政。后来，在股东大会上，众股东一致推选李嘉诚为董事局主席。
李嘉诚不在和黄领取董事袍金，并非为博取好感，一时大方，而是一贯如此。
李嘉诚出任10余家公司的董事长或董事，但他把所有的袍金都归入“长实”公司的账上，自己全年只拿5000港元。这还不及当时一名清洁工的年薪。
以20世纪80年代中期的水平，像“长实系”这种盈利状况较好的大公司，仅一家公司的主席袍金就有数百万港元；进入90年代，更递增到1000万港元左右。李嘉诚20多年坚持只拿5000港元，便意味着出让了数以亿计的个人利益。
不过，李嘉诚每年放弃数千万袍金，却赢得了公司众股东的一致好感。爱屋及乌，他们自然也会信任“长实”系股票。
李嘉诚是大股东和大户，股票升值，得大利的当然是李嘉诚。有公众股东的帮衬，“长实”系股票自然会被抬高，“长实”系市值必然大增，股民得到好处，李嘉诚欲办大事，就很容易得到股东大会的通过。
对李嘉诚这样的超级富豪来说，袍金当然算不得大数。大数是他所持股份所得的股息及增值。
1994年4月至1995年4月，李嘉诚所持“长实”、生啤、新工股份，所得年息共计有12.4亿港元，这还尚未计算他的非经常性收入，以及海外股票的年息。不管怎么说，在香港这个拜金若神、物欲横流的商业社会里，李嘉诚能不为眼前的利益所动，处处照顾股东和公司的利益，实在是难能可贵。
事实上，任何事情要想做好、做精，都需要有良好的心理素质，不为情绪所左右。武林高手不会轻易挥动老拳，军中名帅不会一怒出师。精明的商人也是这样，绝不会凭一时冲动而撒财使气。只有这样，才能把生意做到艺术的境界。
难怪有人说，长江实业最珍贵的财产就是李嘉诚。这就无怪乎香港人提到李嘉诚，多少带有崇敬的意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