门格尔是 19世纪 70年代揭开了新古典经济学序幕的“边际革命”的三大发起者之一，与杰文斯和瓦尔拉斯两位发起者不同的是，他对数学和均衡远没有他们那样热心 ，他在同代人中的声望由于他的两个信徒庞巴维克和维塞尔的积极宣传远比他们卓越，而他对主观需求的强调、对个人主义方法论的热衷、对数学的疑虑和对过程而非均衡的注重，成为奥地利学派的传统，他也因此成为奥地利学派当之无愧的开山鼻祖。他将他的深邃见解和长寿的秘密也间接传给了他的第三代、第四代门徒米塞斯和哈耶克这两位本书中不能详述的著名经济学家，而门徒之中熊彼特也许因思想过于活跃的缘故，例外地只生活了 67年。本节首先对门格尔的生平给予较详细的介绍，然后对门格尔对边际革命的主要贡献进行分析，最后对经济思想史上颇有影响的奥地利学派和德国历史学派的论战做一回顾。
6.3.1志向远大的门格尔
卡尔。门格尔（ Carl Menger，1840— 1921年）生于加利西亚（ Neu-Sandez，当时为奥地利领土，现属波兰）一个富裕的专业人士家庭。他的父亲是一名律师，对门格尔和他的两个日后也在学术界有一定名望的兄弟影响很大。门格尔承袭父亲的专业，先后在维也纳大学（ 1859— 1860年）和布拉格大学（ 1860— 1863年）学习法律和政治科学，并于 1867年获得克拉科夫大学法学博士学位。毕业后，他成为一名撰写经济分析方面文章的记者，主要写一些股票市场等与经济方面有关的报道，而正是这段经历使门格尔对经济理论产生了浓厚的兴趣。因为他发现流行的经济理论对价格的决定没有作出任何令人信服的解释，而主观需求在决定价格时却起着重要的作用。门格尔为他突破性的发现而欣喜若狂，接着就开始了疯狂的写作，终于在 1871年，31岁的门格尔完成了那部在今天被视为奥地利学派不可动摇的基石的理论著作——《国民经济学原理》。
门格尔因《国民经济学原理》声名鹊起， 1873年被任命为维也纳大学没有报酬的讲师，并在 3年后幸运地成为法学和政治学的专职教授（相当于副教授）。
门格尔富有启迪性和充满诗意的教学成为维也纳大学一道亮丽的风景线。哈耶克曾引用当时学生的讲课笔记对门格尔的教学进行了有声有色的描述：“他表达观点的语言简洁明了，宛若从口中自然而然地流出，而强调时所作的姿势也恰到好处，以至于听他的课不啻一种享受。……我至今很少听说过还有哪一位教授能有如此宽广的哲学思维、杰出的才能，能既清晰又简单地表达思想。即便最笨拙的学生也能听得懂他的讲课，而聪明的则又总能受到启发。”门格尔卓有成效的教学和他那部革命性的著作，不久也传到了政府的最高层，使他有机会成为奥地利皇太子鲁道夫大公的私人教师。他利用这个机会将亚当。斯密的自由放任思想讲授给这位皇太子，并要求他课后总结以笔记的形式交回，而在当时可能是自由放任政策最极端的文字表述。因为当时奥匈帝国奉行国家干预主义，门格尔的聪明使他有机会将自由放任思想传播出去，同时避免危险的发生，这也从一个侧面验证了奥地利学派从鼻祖开始就存在着强烈的自由主义思想。课程结束后，他享受了比亚当。斯密还高的待遇，就是陪鲁道夫大公进行了一次为期接近两年的欧洲旅行。 1879年这位有可能成为未来首相的门格尔被任命为维也纳大学法律和政治经济学的教授，这是一个有很高声望而且有丰厚收入的职位。
1889年，具有未来帝王资格的鲁道夫大公意外自杀（或许是谋杀），如晴天霹雳，一下子使门格尔光明的政治前景黯然失色，他虽然保住了正教授的职位，但却永远无法实现成为政府领袖的梦想。不过，这对经济学的发展来说也许是一件好事，使他有机会忘掉政治前途，专心从事他的教学和研究工作。随后他写了大量的关于经济学和方法论的文章，吸引了一群忠实的追随者，而正是这些门徒，尤其是我们上面提到的庞巴维克和维塞尔，将奥地利学派的大旗插遍了西方世界，使他的思想能在 50年左右的时间与主流新古典经济学派争雄。尤其令人震惊的是，门格尔奠基的奥地利学派不仅对经济学的发展作出了卓越的贡献、对德国历史学派进行了沉重打击、对新古典经济学主流地位长期构成了威胁，而且，奥地利学派还对社会主义学说进行了猛烈的攻击，据说，正是奥地利学派第三代传人米塞斯的发起 、第四代传人哈耶克的继承以及被称为新奥地利学派的第五代传人的接棒，最终将社会主义的计划经济模式从理论到实践上一同摧毁。
1903年门格尔因陷入婚姻和抚养问题的丑闻而被迫提前退休离开了维也纳大学。他虽然与亚当。斯密一样终生未娶，但是，却有长期与一位据说是女管家安德曼私通的经历，并有一个著名的数学家（兼经济学家）的儿子，这或许因为安德曼是犹太人，而门格尔是天主教徒，二人不能结婚的缘故。退休后，门格尔致力于对《国民经济学原理》的全面修改，不幸的是，尽管他呕心沥血、全力以赴，但由于志向过分卓越，研究的课题过分庞大，以至于最终也没有完成修改。这一点熊彼特和新奥地利学派的领军人物罗斯巴德也继承了他的传统，至死都没有完成他们写了几十年都没有完成的著作。 1821年在距他 81岁生日不到 3天的时候，门格尔在抑郁中突然去世，因为那时的维也纳已经被社会主义阵营所接管，成了“红色的维也纳”，而且维也纳正处在恶性的通货膨胀之中。
6.3.2门格尔对边际革命的主要贡献
门格尔理论中最具革命性特点的是他与杰文斯和瓦尔拉斯一道发现了边际效用原则。杰文斯和瓦尔拉斯主要把边际效用看作某种数学概念，把市场价格看做是需求和供给互相作用的结果，而门格尔感兴趣的则是说明人们的主观评价是如何使竞争性的市场发现过程运转起来的，市场价格及其他市场现象是如何作为这种主观评价过程的无意识的结果而形成的。
门格尔认为，价值的衡量完全是主观的，与古典经济学家所讲的生产成本没有任何关系。他不仅认为价值是主观的评价，而且认为价值的度量也是主观的。
他讲道：
1920年米塞斯发起的社会主义核算大争论。对这次“大争论”的精彩论述可以参见杨春）所著《“社会主义经济核算争论”及其理论遗产》一文。
一种财货可以对于某一个经济人有价值，而对于情况不同的其他经济人则没有价值，这是一点也不矛盾的。现在，价值尺度亦完全是主观的性质，因而随着需求量与支出量的不同，一种财货对于某一经济人可有较大的价值，而对于第二人则只有较小的价值，对于第三人甚至完全没有一点价值。
门格尔主观价值论的一个重要含义是，它试图推翻古典经济学家的生产成本论或劳动价值论，解答古典政治经济学无法回答的“钻石与水”悖论问题。他写道：
某种财货对经济人所具有的价值，等于该经济人依靠它所得到的欲望满足的意义。我们在论究某种财货的价值时，应该知道，为生产这种财货的价值量都没有必然的和直接的联系。一种非经济财货（如原始森林中的木材），为生产它哪怕使用了大量的劳动或其他经济财货，它仍然对人类不具有任何价值。一颗钻石，无论是偶然发现的，或是耗费几千个劳动日从钻石矿坑里掘出来，它的价值总是完全一样。……在生产上耗费了许多劳动的财货，往往没有什么价值；而没有耗费什么劳动的财货，则往往有很大的价值。……由此可见，生产一种财货所耗费的劳动量或其他生产资料量，绝不是该财货价值的决定性的要素。
门格尔还意识到，随着一个人购买某种商品数量的增加，每增加一个单位给消费者带来的满足程度都将降低，这就是现代经济学常用的“边际效用递减规律”。他是结合他的“欲望满足意义表”进行说明的，我们这里仅给出文字表述。他讲道：
人类各种不同欲望的满足，对于人类具有各种不同的意义。这种意义可以分成许多等级，从保持生命的意义开始，一直到些微享乐的意义为止。一般来说，某种欲望的满足，到一定程度为止，对我们具有相当高的意义；但超过这个程度以后的满足，则对我们就只具有愈来愈小的意义；再继续下去，就会达到该欲望是否还需进一步满足对我们来说已成为毫无所谓的阶段。
在完成了消费品价值决定之后，门格尔并没有停止主观价值论的分析步伐。接着他对“什么决定生产中‘高阶’产品，例如机器设备等的价值”进行了探讨，提出了对后代经济学家颇有影响的“归算理论”。门格尔认为：对于“高阶”产品的需求，来自于相关“低阶”产品的需求。
门格尔以香烟为例，对他的“归算理论”给予了说明。首先，如果人们停止吸烟，那么，无论在香烟生产中投入多少劳动，香烟的价格都会降为零；其次，用于生产香烟的高阶品即各种工具器械、企业里雇佣的专业劳动，就会失去了部分价值或全部价值，这取决于个体消费者的需求。门格尔的结论是，消费品的价值不是由生产中投入的劳动和其他生产资料（即生产成本）决定的，而相反，生产资料的价值决定于人们对消费品的预期价值。
门格尔的归算理论由接替他维也纳大学教授职位的奥地利学派代表人物维塞尔直接继承和发展，而门格尔在发展归算理论（实际上是“高级财货理论”）时对时间的表达，则由被现代经济学家萨缪尔森誉为“世纪之交欧洲大陆最负盛名的经济学家”庞巴维克进一步发展出了时间利息论。
6.3.3门格尔与德国新历史学派的“方法论之争”
对于门格尔的介绍，我们不能忘记他与德国新历史学派那场旷日持久的“方法论之争”。在门格尔发表《国民经济学原理》时，以施穆勒为首的新历史学派正开始取代以罗雪尔、克尼斯和希尔德布兰德为首的旧历史学派。为了尽量不与德国经济学界冲撞，门格尔以“恭敬之心”将《国民经济学原理》一书题献给罗雪尔，并虔诚地写道：“我愿我这本书被视为一个奥地利的同道者所发出的友谊的敬礼。在德国，曾有许多卓越的学者，以其优秀的著作，对我们奥地利人给予很多科学的鼓励，我希望这本书可以被视为是一个微弱的回声。”门格尔显然希望人们会认为他的理论创新证实了德国学者从历史研究中得出的结论，用一种新的经济学以取代备受怀疑的英国正统古典政治经济学说。但是，让门格尔大失所望的是，德国经济学家对他的著作不屑一顾。
为了捍卫他采取的方法，他暂时停下《国民经济学原理》的修改，开始着手写作反对历史学派所谓他们拥有唯一合法的研究工具的宣称，于是，他的第二部著作《关于社会科学、尤其是政治经济学方法的探讨》就应运而生。当他将这部著作送给施穆勒时，这位傲慢的德国新历史学派“首领”，采取了让奥地利人无法忍受的冒犯举动：“他在一份杂志上宣称他虽然由于书评之故收到这本书，但他一字未读，因为他当即退还给作者本人，还连带地捎去了一份侮辱性信件。”在遭到施穆勒侮辱之后，门格尔于 1884年发表了一本措辞激烈的小册子《德国国民经济学中的历史主义谬误》进行无情的反击。门格尔用了后期奥地利学派也常用的尖锐语言回敬了施穆勒：“施穆勒是这样一种人，他来到一个建筑工地，在地上倾倒了一些材料，然后就宣传自己是建筑师。 ”“现在有一件事，我是可以肯定的：方法论专家施穆勒在将来还会像狮子那样，阔步于希布雷河畔，抖动鬃毛，伸出前爪。可是，他在认识论方面只会打瞌睡。只要不是小孩或傻瓜，将来不会有人认真对待他那呆头呆脑的方法论的容貌的。”施穆勒也毫不示弱，居然公开宣称抽象派成员不适于在德国大学授课，把所有拥护门格尔学说的人全部、彻底地赶出了德国学术圈。也正是在这个时期，出现了“奥地利学派”的称号，结合当时的背景看，这与其说是一种尊称，倒不如说是傲慢的德国经济学家对它的蔑视。 1884年两位主帅带有人身攻击的论战突然结束，但是，其他人仍然继续方法论大战，而涉及的问题总是不断吸引门格尔的注意力。 1885年和 1886年德国历史学派的拥护者编辑出版了《政治经济学手册》联合起来系统论述政治经济学领域，这又一次给了门格尔公开表示他对方法论问题看法的机会，他于 1887年发表了《政治经济学批判》小册子，进行了回应。
门格尔在与德国新历史学派的论战中，特别强调了“个人主义”的分析方法，以及经济学知识来源于先验而不是历史现象简单归纳。门格尔认为，对理论经济学来说，重要的事情是从人类经济某一基本的约束出发，去引导出一种“精密法则”，这个法则适用于任何一个时代、任何一个国家。此外，门格尔在论战著作中提出的“社会有机观”，对后代经济学家也有很大的影响，上文提到的奥地利学派第四代传人哈耶克将它发展为“自发秩序”，一般被认为是对亚当。斯密“看不见的手”概念的更进一步表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