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6年2月，冀察政务委员会部分委员与日军将领合影。前排左4为天津市长张自忠。二排左4为王揖唐，左5为曹汝霖 经过一个多月的战场搏杀与谈判交涉，“七。七”卢沟桥事变终以29军撤退、平津失陷而告终。在这个事件中，29军、冀察当局和国民政府显然输给了处心积虑、精心准备的日本侵略者。教训极其深刻。 从卢沟桥事变前后第29军的全部情况来看，平津之战迅速失败，与其说是军事上指挥不当，不如说是其各级领导人尤其是29军和冀察当局人幻想苟和的结果。这种幻想苟和的思想贯穿在卢沟桥事变以来的全过程。甚至在7月28日日军全面进攻开始后的那次军事会议的决定仍然是幻想苟和的一种表现。在日军进攻、平津危急的情况下，宋哲元等只率第37师后撤，而其余部队未动，让张自忠留北平与敌周旋这一安排本身，还是想满足日军最后通牒中所提的要求，幻想求得日军停止进攻，维持冀察原局面。他们不了解日军最后通牒中所提要求仅仅是发动全面战争一种形式。即使是完全承诺了日军的要求，日军对中国的侵略战争仍然是要进行下去的。这是从平津之战迅速失败中应总结的历史教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