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在做教师培训的时候，经常被新教师夸奖说：“李老师，你在台上随机应变的能力太强了！”对此我不敢谦虚——因为他们完全夸错了，我自己太清楚自己的应变能力有多差。
我必须解释。之所以可以“显得”游刃有余，是因为之前做过太多的准备。之所以做那么多的准备，就是因为曾经出过丑——想象一下，在台上突然发现自己说的某句话竟然有不曾想到过的歧义，是多么窘迫的事情？所以，在准备任何一个讲演的时候，我都花费很多的时间认真考虑自己的每个观点、每个事例、甚至每个句子可能引发什么样的理解和反应，然后逐一制定相应对策，才可以心安理得地上台讲演。
甚至，我有严重的“课前恐惧症”——很多人并不相信。每次上课之前的五分钟左右开始，各种症状开始并发，手心发痒、头皮发麻、眼皮狂跳（有时候左眼，有时候右眼，有时候两只眼）、后背可能开始冒冷汗（冬天也一样）……通常要到开始讲课差不多五分钟之后才能彻底摆脱这种恐惧的状态。从我第一次上台演讲到现在已经快十五年了，从来没有一点改善的迹象，只不过，我已经比较习惯它了。
我并未能够克服恐惧，却还好做到了习惯恐惧。然而，就算是退而求其次的习惯恐惧，都需要努力和挣扎。努力的方法就是课前做很多很多的准备。我甚至为此多多少少产生了一些强迫症的症状——准备的内容必须足够多到实际讲课内容的两倍以上才会心安。不过，这样的恐惧倒也成了动力，因为我的很多课或者演讲都最终有了两个或者两个以上，乃至于很多的版本。这样的准备使得我一旦进入状态，就肯定无所畏惧。知道了结果，就可以做到在开始的时候，任凭恐惧陪伴。
再次，是我父亲那句话帮了我，他说：“相信我，你并不孤独”。我之所以认为自己可以想出办法解决对演讲的恐惧，就是因为我知道很多人都害怕当众演讲。有人曾做过一个调查，询问人们最害怕的是什么。最害怕什么？那应该是死亡了，是病痛，是失去亲人吧？但出乎意料，人们最害怕的是当众演说。调查报告写道：“一般地，人们害怕当众演说甚于害怕死亡”。害怕死亡的理由自然不必说，人们害怕当众演说，却未必一定知道害怕的原因——很简单，准备不足，所以害怕。
我曾因为觉得自己缺乏“急智”而自卑过相当长一段时间。后来是因为读一本前苏联克格勃特工的自传才改变了看法。现在早已找不到那本书，也不记得主人公完整的名字。隐约记得他的真名好像叫什么什么年科，姑且就称呼他为“年科同志”吧。
书中提到“年科同志”有一次被一群美国特工追杀，手中的左轮枪已经没有了子弹，只能靠奔跑摆脱厄运。逃跑的过程中，他从一段长长的大理石台阶冲下来，跑着跑着，他突然停下来做出了一个常人无法想象的动作。他蹲了下来。这个时候，追赶他的美国特工因为高度和视角的关系，无法射击到他的位置。而他蹲下来的这个动作，为他赢得了宝贵的七八秒钟，在这段时间里，他得以不慌不忙地从口袋里拿出子弹装进左轮枪，然后向后连射几枪打得追赶他的那些特工慌忙寻找掩体自保，而他最终成功逃逸。
“年科同志”后来的回忆里说，当时之所以可以做出一个那么“令人震惊”的动作，实际上是因为提前在脑子里演练过不知道多少次，也设想过不知道多少种逃跑时可能发生的状况——他从一开始就知道自己早晚有一天会遇到那样的追杀。他说所有的高级特工都明白一个简单原理：任何动作演练到一定的次数，就能做到甚至在无意识的情况下都可以准确完成的地步。而他只不过是把这个原理应用到了极致而已。
所以说，大多数事情都需要提前准备，也都可以提前准备。认识到这一点本身就几乎是一切改变的起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