冬去春来，时光如梭。在净土寺专心学习、攻读佛经的玄奘已经18岁了。经书外面的红尘世界发生了惊人的变化，隋亡唐兴已成定势，隋炀帝的暴政导致天下大乱。隋王朝为了缓解国内矛盾，虽然采取了兴佛度僧等措施，但这无法阻止农民造反的浪潮。义军越战越强，越聚越多。隋炀帝大业十三年（617年），瓦岗军围攻洛阳，11月，太原留守李渊乘势起兵攻取长安。次年3月，隋炀帝在江都游玩，被部下宇文化所杀。5月，唐高宗李渊在长安称帝，国号为唐。杨家天下分崩离析了。
这时的洛阳城已是兵荒马乱。城外隋朝残余势力王世充与瓦岗军展开决战，城内大街小巷住满了难民。净土寺敞开寺门，搭棚造饭，煮了大锅稀粥救济难民。玄奘站在屋檐下，看着那些流离失所、饥寒交迫的难民，排着长长的队伍领取舍饭，再也不能静下心来翻阅经卷，他默默地为难民们祈祷，愿佛祖保佑他们早日脱离苦难。
夜晚，玄奘与二哥久久不能入睡，街上的嘈杂声和难民的哀鸣声不时传入僧房。玄奘对二哥说：“这洛阳城恐怕是住不下去了。别的不说，城外粮仓已经失陷，城内粮食一天比一天紧张，一连几个晚上都有盗匪来寺中骚扰。这净土寺已不是修学的清静之地了。”二哥长捷说：“是啊，我也正在盘算此事。眼下城中百姓四处逃散，城内四个讲经场所都已空废，寺院大和尚多去四川等地云游。这洛阳城指日可破，兵血将至。阿弥陀佛！我们还是另寻清净之地吧。”
二人主意已定，于唐高祖武德元年（618年）随着逃难的人群离开洛阳，前往长安。到长安后，刚刚建立的唐王朝戎马仓皇，百废待兴，还来不及恢复战争的创伤，所见寺院断壁残墙，一片荒废，偌大一座长安城竟没有一处开讲佛学的场所。弟兄二人听说大觉寺有位道行高深、深谙毗云之学的道基法师，便住进大觉寺，跟随道基法师习经数月。后离开长安，经子午谷入汉川（今陕西省西南郑县），前往成都。在汉川路遇净土寺空、景二法师，他们也准备去成都，在这里滞留讲学。乱世之秋，他乡遇故友，彼此都十分感慨。玄奘弟兄二人在这里听空、景二法师讲经数月，然后结伴而行同往成都。
成都位于四川盆地的一块平原上，是一座历史古城。周文王时，这里一年成邑，二年成都，故有成都之名。战国时，秦国蜀守李冰在成都附近修建了举世闻名的水利工程都江堰，使这里成为沃野千里的天府之国。汉代时，成都有户“七万六千二百五十六”，人口仅次于古都长安。三国时这里是蜀汉政权的都城，与魏都洛阳、吴都建业齐名，成为名都。隋唐交替之际以及唐代开国之初，李渊父子先消灭了西北一带的割据势力，后击溃王世充和窦建德的联盟，收复河南河北，又平定了长江中下游地区。在这一系列的战争中，四川很少受到战争的侵害。加之天府之国物产丰富、气候温和，人民生活向来相对安定，所以各地学者高僧都闻风云游这里。
618年底，玄奘一行四人到达成都。当时称为益州，果然是一片太平景象。这里不仅商业繁华，而且学术气氛极为活跃，城中佛寺道场都开讲座，是一个难得的清静之地。空、景二位法师往四川各地游学去了，玄奘弟兄二人住进了成都空慧寺。
空慧寺高僧云集，大多是为避战乱云游到此的。成都当地一些著名高僧常在这里聚集讲学，玄奘认识了不少佛学大师。其中道基、道振、宝仙等人是当时中国佛学界名望很高的人物，他们常驻空慧寺，对玄奘的学业、人品也逐渐有了进一步的了解。
一次，空、景二位法师从四川各地云游归来，到空慧寺拜望老友道基，问到玄奘的情况时，道基大师高兴地说：“你的净土寺高足，那可是个难得的人才，如今佛门中有多少人枉自披着袈裟，而实际上心术不正，像玄奘这样诚心向佛、矢志求学的人实在是不多了。”自战乱以来，从各地入蜀求学的僧人，有好几百人，像玄奘那样刻苦的还有一些，但若论造诣，却没有一个人能比得上他的。
诚如道基所说，玄奘在空慧寺一点也没有浪费光阴。在乱世之秋，他没有辜负成都这块难得的求学净土。他苦读三年，学业大进。他系统地接触了当时中国佛学中的各部学说，特别是受道基、道振、宝仙大师的影响，对大乘佛学中的毗云、成论、涅槃之学有了精深的钻研。
唐高祖武德五年（622年），即玄奘在成都空慧寺学习的第四年，也是最后一年，成都的一些著名高僧聚集空慧寺，举行学术集会，为玄奘等一批云游在蜀的青年僧人举行资格认定和受戒仪式。空慧寺道基大师担任主持，道振、宝仙及空、景法师也都到场。
玄奘所受的戒律称具足戒，这是一般僧人上升为高级僧人时才有资格接受的佛门大戒，一生必须遵守250条戒律，而领受此戒之前，必须具足各项条件和要求，所以称具足戒。凡受此戒的僧人，便进入高僧大德之列，成为最高级别和最正规的僧人。也正是由于这一原因，在受戒仪式之前，与会的学者大师及佛学前辈首先对玄奘由普通沙弥转升为比丘的资格进行讨论认定。大家对玄奘平时的学识水平及戒行操守给予了很高的评价，由道基大师宣布，玄奘正式获得比丘资格，然后按照佛门规矩开始受戒。道基大师将具足戒250条戒律逐条高声念诵，玄奘一一领受承诺。受戒毕，道基大师为玄奘披上了红棉袈裟。在一片悠扬轻柔的梵音声中，玄奘双手合十，口念佛号，向各位大师一一躬身施礼。此时与玄奘在一起学经的空慧寺僧众，也为玄奘的出师感到高兴，他们用经唱形式念起了功德经。这年玄奘22岁。
受戒之后，玄奘取得了传经授徒、独立开学的资格。他打算离开成都，到各地游学深造。临行前，道基大师鼓励他说：“学习佛经贵在理解奥妙精义，重在修持求证。如果局限于一师一地，孤陋寡闻，是无法进入上乘境界的。”可是，二哥长捷法师劝阻玄奘说：“漂泊多年，好不容易安稳下来，有了立脚之地，到哪里再找比成都更好的地方呢？”玄奘理解二哥的心思。自父亲亡故以来，兄弟二人相依为命，形影不离，这次自己一人外出，二哥自然放心不下。想到这里，便向二哥说道：“乱世思定，人之常情。我外出求学深造，是为了学得正果，安逸之地可以抛开，请二哥放心。”
唐高祖武德五年（622年）春天的一个清晨，23岁的玄奘在屋中留下一张字条，背起早已准备好的行囊，在哥哥窗前默默地道了别，然后大踏步走出空慧寺，走出了世外桃源一般的成都城，又开始了五年的国内游学生活。
离开成都后，玄奘由岷江泛舟东去，经峨眉、穿三峡，到达荆州（今湖北江陵县），住天皇寺。在此为听众讲《摄论》《毗云》，历时一夏一冬。当时坐镇荆州的汉阳王是个虔诚的佛教徒，听说玄奘开设讲坛，便亲自前去拜访，还把手下的僚属以及僧俗两界有才学的人都带来了。这些人一见面就提出各种问题，当中有的是诚心求教，有的是故意刁难。但玄奘有问必答，排疑解难，引经据典，应对自如。结果，诚心求教的人深感相识太晚，故意刁难的人则心悦诚服。汉阳王佩服玄奘的才学，当即赠送了大量礼物，玄奘全部留给天皇寺。当时又有淮海一带的名僧闻风来聚。60高龄的智琰大师也对他执礼甚恭。
24岁的玄奘沿长江而下，过扬州等地，折而北上，直达赵州（今河北赵县），从道深法师学习《成实论》。25岁来到相州（今河南安阳市），从慧休大师学《杂心》和《摄论》。26岁来到长安，以云游客僧名义住大觉寺。先后跟道岳学《俱舍论》，跟法常和僧辩学《摄大乘论》，又随玄会学《涅槃》，历时两年。
玄奘游学来到长安，是他第二次到长安，长安城已今非昔比，高僧荟萃，佛学昌盛。玄奘与众僧切磋佛学，学业精进，声誉鹊起，很快在长安城中有了“佛门千里驹”之称。朝廷的官吏对玄奘的声名也有耳闻。左仆射萧瑀，（相当于宰相之职），拜会玄奘，准备上折奏请皇帝，让玄奘住持庄严寺。他把这一想法告诉玄奘，玄奘对萧瑀说：“我出家以来，求学洛阳，拜师成都，走遍燕赵，历访周秦各地，学习佛经已经17年，为的是掌握佛学真谛。可是现在的佛学，经本不全，派别纷争，所讲义理，常常各执己见，对佛学的流传极为不利。我想到印度去，追本溯源，亲自阅读贝叶经典，求取真经，然后再回到中土传播，这样才可能对振兴佛学，对大唐的昌盛更为有利。”萧瑀见玄奘意在西行，便不再提奏请之事。
唐高祖武德九年（626年），玄奘为学梵语，多与在长安的西域僧人接触，积极为出国做准备。恰好这年冬天，中印度学者波顿从海道到达长安，住兴善寺讲学。他是印度权威学者那烂陀寺戒贤法师的学生，据说能记诵大小乘经典各十万颂。此时玄奘正在研究国内刚刚兴起的瑜伽之学，但苦于缺乏原始梵文经本，便去拜会波顿大师，向他求教。波顿大师说：“印度有个大乘佛学的权威，人称戒贤法师，正在那烂陀寺讲学，他著有《瑜伽十七地论》，是现在瑜伽之学的最好经本，可惜我没有带来。”听了波顿的指点之后，玄奘往印度取经留学的目的更为明确，“乃誓游西方，以问所惑，并取《十七地论》以释众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