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城教材教辅青少年必知语文学家的故事(启迪青少年的语文故事集)
10199000000022

第22章 王国维(2)

在教书育人方面,他以其精深的学识、笃实的学风、科学的治学方法和朴素的生活影响了清华学人,培养和造就了一批文字学、历史学、考古学方面的专家学者,同时他自身的学术也更加精进,学术成果丰硕,达到了炉火纯青的地步,其论殷周、释甲骨、释钟鼎,处处卓绝,语语精到,皆出自己心得、发明和独创,对古代历史古代地理等研究做出重大贡献,博得海内外学人的推崇和尊敬。

王国维的文学、美学研究方面也有造诣。他治美学、文学,与其治哲学并重,他曾说:“生百政治家不如生一文学家。”中国近代文学史上,他向国人介绍荷马、但丁、莎土比亚、拜伦、斯蒂文森、歌德、席勒、黑贝尔、托尔斯泰等外国大文学家。

王国维研究中国文学,写了着名的《人间词话),其“境界说”等美学、文学理论,则将中西美学、文学思想“化合”,影响深远,他提出的“成大学问、大事业之三境界”内蕴深邃,至今广为传诵、脍炙人口。所作《红楼梦评论》,则是《红楼梦》研究史上第一篇比较系统、比较全面地论述《红楼梦》诸问题的重要论文,在红学研究方面具有开拓性、突破性的重大意义。

王国维的诗词创作,也颇有独持风格,其《人间词话》115首,长于抒情,风格多样,且含哲理,思深感锐,显现其睿智、敏感之灵光,清邃隽永,是他将其美学、文学理论付诸实践的结晶。

王国维研究中国古典戏曲史,达到了前人未有的高度,郭沫若曾指出:“王国维的《宋元戏曲史》(《宋元戏曲考》)和鲁迅的《中国小说史略》),毫无疑问,是中国文艺史研究上的双壁。不仅是拓荒的工作,前无古人,而且是权威性的成就,一直领导着后学。”

王国维把他深厚的学术根坻及中国文学的修养,同西方先进的戏剧文学理论、科学缜密的研究方法相结合,第一次揭开了中国戏曲艺术的起源和形成问题,勾勒出宋元戏曲发展史的轮廓,为戏曲史研究积累了系统的资料,把戏曲艺术提高到历史科学的范畴,在文学史上为元杂剧和南戏争得了应有的地位。他着有八部关于中国古典戏曲史的研究专着,其研究成果,令世人瞩目。

王国维在早期受到西方哲学思想的影响,青年时期研究哲学,他认为康德、叔本华的哲学“可爱者不可信”,是“伟大之形而上学、高严之论理学、纯粹之美学”,而严复介绍的实证论则是“可信者不可爱”的哲学,王国维作为科学家,倾向于实证论,但他又系统地介绍了叔本华的哲学学说。

近代两种哲学思潮的对立也反映在王国维的哲学思想上,这种矛盾体现在他的哲学思想和学术研究中,表现为既有对思辨哲学(他称为“纯粹之哲学”)的酷嗜,又有尊重客观的知识的实证精神。他能用实证精神对“概念世界”进行反思,并从哲学高度总结治学方法。

王国维在分析批判传统哲学范畴和自觉运用实证方法方面,有其独特的贡献。蔡元培曾说:“王氏介绍叔本华与尼采的学说固然很能扼要,他对于哲学的观察也不是同时人所能及的。”王国维攻治哲学的成果,一部分已收入《静安文集》及《续编》,另有32篇发表在《教育世界》的论文上,其中哲学总论2篇,中国哲学10篇,西方哲学20篇。

王国维对金石、考古研究也有建树,对商代甲骨研究颇深,最早突破文字考释的范围,将其作为原始的史料,用以探讨商代的历史、地理和礼制,所着有《殷卜辞中所见先公先王考》《殷卜辞中所见先公先王续考》《殷墟卜辞中所见地名考》《殷周制度论》《殷礼征文》及《古史新证》等。他第一次证实《史记殷本纪》所载商王世系的可靠程度,并根据卜辞加以纠正。又提出商周之际礼制截然不同的独到看法。他还是从称谓判断卜辞年代和进行甲骨缀合的第一人。

王国维为进行金文研究,从编辑《宋代金文着录表》和《国朝金文着录表》入手,对宋代以来着录的金文资料进行全面整理;又作《两周金石文韵读》和《两汉金文韵读》,以期“考之古音以通其义之假借”。他不仅先后撰写数十篇重要器铭的跋语,而且将金文资料用于西周历史和有关问题的研究,着有《生霸死霸考》《明堂庙寝通考》《古诸侯称王说》《鬼方﹑昆夷﹑玁狁考》等。同时,他还进行古器物的研究,曾撰写《古礼器略说》,订正一些器物的名称,辨明它们的用途。

在简牍研究方面,他根据文献记载作《简牍检署考》,讨论古代的简册制度。后与罗振玉合着《流沙坠简》一书,曾撰写长序论述敦煌和西域所出汉晋木简的学术价值,考证汉长城和玉门关等历史地理问题,又作屯戍丛残部分的考释;他通过英国的斯坦因的着作,注意到法国汉学家E·沙畹(1865~1918)的原书标有每支木简的出土地点,因作序后重新考定候官、烽燧次第,并绘图列表附之书后,以供进一步研究。

王国维还进行古代度量衡的研究,曾对宋代着录的晋前尺、日本正仓院收藏的唐尺、巨鹿古城出土的宋尺,以及新莽嘉量等撰有跋语。《记现存历代尺度》一文,根据17种古尺的实物拓本或摹本,结合文献记载和前人研究成果,进行系统的比较研究,得出尺度之“由短而长”以魏晋至唐增长最快的结论。

另外,王国维作《明堂庙寝通考》和《胡服考》,考证古代的建筑制度和服饰制度,虽然主要根据文献记载,但对考古研究有重要的参考价值。又作《魏石经考》,首先讨论汉、魏石经的经数和石数,也和考古学有关。

王国维在史学研究方面主要研究匈奴史,他根据古器物和古文字的考释,研究各族名称的历史演变及它们之间的关系,他是近代国内史学界第一个研究匈奴族源的学者,也是第一个就匈奴的族属问题提出自己的看法,指出殷代的鬼方是匈奴的族祖,他从古器物、古文字考出其族源来自鬼方、昆夷、猃狁,其考订论证详细、精审,为匈奴史研究作出了重大贡献,其代表作《鬼方昆夷猃狁考》及《西胡考》、《西胡继考》,广征博引古文献及钟鼎彝器铭文,研究古代北方游牧部族史,对研究匈奴族源、职官、文化制度及其与汉族的关系,都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在学术界至今仍有深远影响,成为后人借鉴的宝贵文献。

王国维对蒙古族史和元史的研究,着重于对有关史料进行考订,依据史藉及其他有关资料进行精审的校勘和分析,并作精辟的考订,对蒙古族在历史上的存在及发展进行研究。他考证蒙古族在历史上的发展情况,并未局限于元史,他认为蒙古族的崛起,与契丹、女真兴衰有不可分割的关系,因此将蒙古史与元史、辽史、金史结合起来进行研究。

王国维研究元史,校录了唐宋以来古行记七种,每种都搜集了两种以上版本进行校注,在校注史籍的同时研究蒙古统治者与汉族经济文化的关系,研究蒙古族的早期发展及流变。他考察史料,撰写专着,撰《耶律文正公年谱》《蒙鞑备录笺证》《黑鞑事略笺证》《元秘史之主因亦儿坚考》《蒙古史札记》《鞑靼考》(附鞑靼年表)《荫古考》《黑木子室韦考》《南宋人所传蒙古史料考》《金界壕考》《西辽都城虎思斡耳朵考》等,还编辑了蒙元重要史料多种,在学术上作出了突出贡献。

王国维还长期致力于古代历史地理名着《水经注)的研究校勘,他掌握了《水经注》宋刊残本及明清以来的主要版本和抄本,不仅对《水经注》本身进行了精审的校勘,取得了巨大的成就,而且通过对版本、抄本的因袭、源流、翔实程度的研究,使他在考释古器物、古地理,研究殷周秦汉历史,尤其是在西北史地和蒙方、元史研究中对古地理问题,更得心应手,驾轻就熟。

王国维在教育、图书馆学的研究也取得了伟大成就,在教育学研究方面,还做了大量有益的工作。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他站在维护新学与西学的立场上,提出了一些资产阶级的教育观点,反映了当时中国一批先进的知识分子倡导引进西方思想,通过改革教育来振兴中华的热望。

王国维提出了关于教育宗旨、知识论、高等教育、学校管理等方面的一系列论述,尤其是在中国教育史上第一个明确提出了培养完全人格的体、智、德、美四育的教育主张,还提出了“完全之知识”的论述及师范教育、高等教育方面的论述,对中国近、现代教育制度的建立及教育思想的发展,均产生了一定的影响。他的教育学论文及关于教育学及教科书的译着,主要发表在《教育世界》)。

王国维在图书馆学、版本学,目录学方面也取得了卓越的成就。他早期在学部图书馆任职时,积极介绍了国外新兴学科辨学(即逻辑学)、心理学等,编译英百科全书条目中所收《世界图书馆小史》,此译作被收入学部档案珍藏;他在介绍图书馆史的同时,还系统介绍了图书馆学概论及上古、中古、近世期图书馆的发展演变,尤其介绍了文艺复兴时期图书馆,美国、英国的图书馆及世界其它国家和地区的图书馆、图书管理法。

在晚清时期的中国,王国维积极介绍国外图书馆的概况。其译作虽然30年代才公开发表,但译成后于内部流传,有一定影响,在三十年代,也作为图书馆学的一部重要学术译着,对当时的图书馆事业起到了推动作用。王国维作《库书楼记》、《查他山文集》、《敬业堂文集序》、《传书楼记》,记述清内阁藏书概况及北宋、明代至明末私家藏书之演变,是研究中国图书馆史宝贵的文献资料。

王国维对目录学有深入的研究,曾遍校历史上重要的目录学着作,还编撰目录学着作,亲自纂目录、编索引,撰《五代两宋监本考》、《两浙古刊本考》、《传书堂藏善本书志》等,发前人所未发,填补了版本沿革研究的一大空白,他还勇于革新创造,其所校所勘所撰,言之甚凿,论说精当,在目录遗产的整理方面做了大量工作,他校勘古籍,所批所校书目190多种,所校诸本,皆成善本,大多为北京图书馆善本特藏部所珍藏,以传后世学人。

王国维一生的主要着作有《静安文集》《王国维遗书》《王观堂先生全集》《宋元戏曲考》《曲录》《人间词话》《殷周制度论》《王国维诗词全编》《(红楼梦)评论》《流沙坠简》《罗振玉王国维往来书信》等。

王国维是中国近代最后一位重要的美学和文学思想家。他第一个试图把西方美学,文学理论融于中国传统美学和文学理论中,构成新的美学和文学理论体系。

从某种意义上说,他既集中国古典美学和文学理论之大成,又开中国现代美学和文学理论之先河。在中国美学和文学思想史上,他是从古代向现代过渡的桥梁,起到了承上启下,继往开来的作用,被誉为“中国近三百年来学术的结束人,最近八十年来学术的开创者”。

梁启超称“不独为中国所有而为全世界之所有之学人。”,郭沫若称“留给我们的是他知识的产物,那好像一座崔嵬的楼阁,在几千年的旧学城垒上,灿然放出了一段异样的光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