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的批示很快传遍信阳地区，欣喜若狂的不仅仅是十几位地、县级领导干部和他们的家人，大批被关在“特训班”、学习班接受“民主革命补课”的县、社、村干部也如释重负。许多群众（当然包括众多被关押者的亲属）敲锣打鼓以示庆贺，并高呼“毛主席英明”、“共产党伟大”之类的口号。
依照“大部不抓”的原则，“民主革命补课”运动中被抓起来的数万名基层干部陆续得到释放，只有少数“重点人物”仍被关押，有待进一步查明问题，这其中包括那十几位地、县级领导干部。但几乎所有的人都有理由相信，这些地、县委书记被释放的日子也不远了，因为查找这些人的“反革命罪行”无异于大海捞针。
然而，情况比人们想象的要复杂许多，河南省委主要负责人对这些位地、县委书记的态度是：“不杀”是宽大处理，不等于无罪；宽大处理不等于不追究责任。
这时人们才明白，十几位地、县级领导干部只是保住了性命，并未摆脱困境，等待他们的命运仍令人堪忧，毕竟抓住他们不愿松手的人不是一般人物。
十几位地、县级领导干部仍戴着“反革命”的帽子，他们的主要任务仍然是“老实交代反革命罪行”。但他们的态度也一如既往：决不低头，决不认罪。
中央工作组结束了在信阳的使命，撤离前就十几位地、县级领导干部的处理问题留下指导意见：决不允许刑讯逼供，定性、处理要有事实依据。
中央工作组留下指导意见，一方面是防止审查过程中有可能使用的“非正常手段”，另一方面是提醒河南省委处理问题要尊重客观事实，不要带有主观倾向。这个指导意见对十几位地、县级领导干部无疑具有积极的保护意义。
到信阳指导灾后重建工作的副省长王国华专门抽时间看望了几个被关押的县委书记，明确表明了自己的观点：你们不是反革命，要相信党中央、毛主席的英明领导，你们的问题一定会得到公正处理。
当时陪同王国华的行署专员张树藩事后回忆说：王副省长只说“相信党中央、毛主席”，而未说“相信省委”，我就觉得省委一把手仍然在一手操控局面，在这种“一言堂”状况下，十几位地、县级领导干部的问题不可能得到“公正处理”。
张树藩向王国华表明了自己的担心，王国华对他说：他犯了那么多错误，我就不相信能过党中央、毛主席这一关。他一走，局面恢复正常了，什么事情都能公正处理。
张树藩听出了王副省长的弦外之音：河南即将“易帅”。
王副省长的判断并非毫无根据，此前几天高层就传出毛泽东对河南省委主要负责人大发脾气的消息，毛泽东说：你在河南不得了，什么都一个人说了算。你在河南搞得不好，不得人心。
河南省委主要负责人的确不得人心，许多人急切盼望尽快将他调离河南省。事实上，毛泽东在严厉批评河南省委主要负责人之前，已下了“河南易帅”的决心，只是新的人选暂不确定，因为他需要精心选择一名能够收拾“烂摊子”的干将。
可以肯定，河南省委主要负责人在受到毛泽东严厉批评后，日子不好过，情绪明显有些低落。毛泽东是全党敬畏的领袖，连彭德怀这样天不怕地不怕的大人物都淹然其威，何况他一个小小的省委书记，岂有不惧之理。
在保持一段时间的低调之后，河南省委主要负责人召集各地区负责人“交心”，他大致讲了几层意思：
毛主席批评了河南，这是对河南的关心和爱护，希望大家以此为动力，共同努力，把河南的工作搞好。
毛主席、党中央还没有调整河南领导班子的决定，不要听信小道消息。我的工作有失误，今后一定注意改进，在河南一天，就负责任一天，决不会“不念经”。
河南阶级斗争的形势依然很复杂，希望大家要擦亮眼睛，善于分辨，敢于斗争，坚决粉碎阶级敌人的一切图谋。
信阳事件中一批犯有严重反革命罪行的家伙仍不认罪，而我们的一些同志对这些反革命分子抱有同情，甚至看不清他们的嘴脸。我们没必要对反革命分子心慈手软，必须清算他们的罪行……
这些言谈话语想要透露的信息无非是：他的处境不像传说的那样糟糕，他在河南的地位仍然没有改变。参加这次“交心会”的各地区负责人自然能听出他的弦外之音，但同时也都感觉到他的这一举动有点虚张声势。
期待“河南易帅”的人们希望这一天早日到来，却迟迟等不到音信。对于仍被关押着的十几位地、县级领导干部来说，盼望“易帅”的心情则更为迫切，每一天都有度日如年的感觉。的确，“主帅”不换，他们的命运就难有转机。
这一天似乎临近了。1961年元月底，中南局领导陶铸、王任重主持召开了河南省委扩大会议，严肃批评了河南省委存在的虚夸蛮干、欺上瞒下、闭塞言路等严重问题。这次会议使人们清晰地感觉到，省委主要负责人离开河南的日子不远了。
这一天终于到来了。1961年春末，时任广西壮族自治区委第一书记的刘建勋在北京参加中央工作会议期间，被毛泽东深夜召去，任命为河南省委第一书记。毛泽东并嘱咐他要当“田文镜”。田文镜是清朝的河南巡抚，在任期间减赋减税，以清廉、爱民著称，曾得康熙皇帝“为官一任，造福一方”御匾。河南百姓在大饥饿时期饱受困苦，毛泽东“钦定”刘建勋赴任河南自然希望他善民为重。
时任中共中央书记处总书记的邓小平代表中央与刘建勋正式谈话时说：“建勋啊，你命苦，五七年广西出问题，饿死人，要你去；现在河南又饿死人了，又要你去。毛主席说，你是个会下残棋的人。”
中央工作会议结束的当天，刘建勋对老领导李先念说，河南是个大省，问题太多，担心完不成中央交给自己的重任。李先念告诉他说：“毛主席会用兵，选你去河南选对了。困难再多、再大，也要完成任务，决不能辜负毛主席、党中央的信任。”
7月下旬，刘建勋单枪匹马赴任河南。
信阳地区行署专员张树藩得此消息，立刻派自己的司机送给被关押的地、县委书记每人两瓶“宝丰大曲”和几包许昌香烟，以示庆贺。这些烟、酒是省委特批给信阳地区用于招待中央工作组的，而中央工作组拒绝享用，一直放着，至此终于派上用场。
第二天传出消息，头天夜晚，十几个“反革命”人人喝得烂醉。刘建勋上任，这对他们是天大的好消息，值得一醉。
他们过于乐观了，事情并没有想象的那样简单。
信阳事件对于新任河南省委第一书记刘建勋来说，无疑是件大事，这件事非但使河南大伤元气、民怨沸扬，而且牵扯到省、地、县众多官员的命运。此外，对前任第一书记吴芝圃的“评价”也是个问题，刘建勋主持的第一次省委会议上就有许多省、地领导提出“清算吴芝圃的罪行”。
但在刘建勋的眼里，处理信阳事件和“评价”吴芝圃都不是当务之急，他最重视的是粮食问题，河南缺少粮食，老百姓仍然吃不饱，他必须首先解决这一难题。所以他在省委会议上讲：其他事情再大，都没有解决人民群众生活困难这个事情大，我们的心里再也不能只装着“政治”而没有老百姓。等到粮食问题解决了，群众生活转好了，稳住阵脚了，其他问题再一个一个解决。
关于信阳事件，关于吴芝圃，刘建勋在公开场合从不多讲。但这并不意味他没有自己的看法，他只是觉得多讲无益。多年以后刘建勋才表明了自己当时的心态，认为信阳事件是前任留下的一个难题，难就难在对十几位地、县级领导干部如何定性、如何处理。如果按前任的意见，十几位地、县级领导干部便没有任何出路可言，对此他于心不忍，因为他清楚这些人蒙冤太重；而推翻前任的意见，也不是件轻而易举的事，因为前任调任中南局副书记，是他的顶头上司，仍有能力影响河南。就此而言，他需要对信阳事件实行“冷处理”。
对于吴芝圃，他的评价很客观：一个老学究，搞政治并不擅长。历来听中央的，中央“发烧”他跟着烧，中央错了他也跟着错。饿死人，非信阳、河南独有，全国各地都有，只不过程度不同而已。要说责任，要说错误，首先是中央，大家都是执行者。所以我没理由“清算”他，因为我不认为他是罪魁祸首。
在刘建勋眼中并非“罪魁祸首”的吴芝圃，其内心的负罪感却无时不在，他在中南局会议上曾痛切地检讨说：“我犯的错误严重得很，罪恶也大得很……组织上无论如何严肃处理，我都没话讲的。处以极刑，我也应引颈受戮。”吴芝圃后来曾数次痛心地向人表示，自己欠河南五千万人民的债一辈子也还不清。
吴芝圃最终也遭遇悲惨命运，在几年后的文化大革命中，被红卫兵批斗致死，年仅61岁。
吴芝圃的一生值得玩味，因为他并没有被“罪恶”彻底吞噬——他故去十年后的1979年，在北京全国政协礼堂，邓小平亲自为吴芝圃主持追悼会，并在悼词中宣布：“对于强加给吴芝圃同志的一切污蔑不实之词应予全部推翻，彻底为吴芝圃同志平反昭雪，恢复名誉。”邓小平还称赞吴芝圃“为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和共产主义事业鞠躬尽瘁，无私地贡献了自己的一生”。共产党未弃这位牵马坠镫之臣。
回到1961年，当时许多人认为新任第一书记刘建勋借粮食问题回避矛盾，刘建勋对此毫不理睬，只要求属下各级官员：眼下，在我面前少讲“政治”，多讲粮食，谁做不到我撤谁！
至此，十几位地、县级领导干部已经被关押了九个月，九个月来在牢狱之中度日如年，他们渴望这种日子早点结束。但各种因素决定，他们还得继续等待，尽管每一天的等待都是煎熬。
他们不曾想到，此后的等待如此漫长，一等就是两年多，直到1963年10月，才算有了结果。算起来，他们整整被关押三年时间。
三年的牢狱之苦还能承受，不能承受的是最终的处理结果：光山县委第一书记马龙山被判死缓，信阳地委第一书记路宪文、光山县委书记处书记刘文彩、罗山县委第一书记许文波、息县县委第一书记徐锡兰、商城县委第一书记王汉卿、潢川县委第一书记梁德柱、固始县委第一书记杨守绩、淮滨县委第一书记石绍举、汝南县委第一书记付太良、遂平县县长张庆林、信阳法院院长丁张喜、信阳专署公安局局长韩仁炳，同被判处三年有期徒刑，缓期三年执行。这些人都被开除党籍。
他们对自己被判处有期徒刑没有辩驳，因为内心对饿死的百姓充满负罪感，尽管当时的局势非个人可控；而对被开除党籍无法接受，因为他们坚信自己是共产党的忠诚战士，不应该被党抛弃。所以十几位地、县级领导干部坚决不在判决书上签字。
人们理解他们对党的感情，也同情他们所遭受的委屈。但无人能够改变已经形成的判决，因为这是省委的意见。那时候的法律尚不具备独立意志，几乎完全服从于权力。
省高级法院院长亲自出马，分别找十几位地、县级领导干部做接受判决的工作。院长的态度非常友善，他明白，这些不愿在判决书上签字的“罪犯”的确不该承受如此大的打击，但又非承受不可。他劝他们说，请理解省委领导的苦衷，这是个折中方案，也来之不易。省委领导既要“给同志出路”，又要顾及前任的面子，只能这样判。大局为重啊。
行署专员张树藩也来做工作，他说：个人抗不过组织，下级抗不过上级，这是我的切身感受。既然再抗也改变不了结果，就认命吧。平安就行，平安是福啊。
十几位地、县级领导干部流着眼泪终于签字了，他们不得不把自己的命运交给“大局”，尽管这个“大局”只是领导人的“面子”。
十几位地、县级领导干部被释放后，奔着各自的“出路”而去：路宪文去了博爱农场，杨守绩去了跃进水库，付太良去了新郑卷烟厂……每个人都有了一份普通工作，成为普通劳动者。
在此后的十年“文革”中，因为有被开除党籍的历史，他们又遭到反复批斗，饱受折磨。然而，这些不幸并未影响到他们对党的深厚感情，每个人都在不懈地为重回党的怀抱而努力。十几年间他们不断地向所在单位的党组织要求恢复党籍，却无人敢于为他们“翻案”。他们又反复向河南省委写信表达心愿，省委最终答应了他们的要求，但不是“恢复党籍”，只能是“重新入党”。他们明白省委的意思，“恢复党籍”意味着承认当年开除他们的党籍是错误的，而“重新入党”是另一种解释：你经过努力又达到了共产党员的标准，欢迎再次入队。
他们接受了这个条件，因为没有其他选择。
“重新入党”后，他们每个人都恢复了当年的领导级别，尽管不是主要岗位，也足以令他们欣慰。
感召力的昭示
毛泽东再次批示，“重犯”们的人头保住了，他们对共产党那颗忠诚之心也保住了。但冤屈仍然伴随他们一生。
从被开除党籍那刻起，他们就开始承受弃儿般的孤独和痛苦，这对跟随共产党打拼近半生的人来说是何等委屈与煎熬。他们交出了带给他们荣耀的党证，却一刻也未曾丢掉对共产党的那份赤诚之心，一刻也未曾放弃重回党的怀抱之渴望。最终他们未能“恢复党籍”，而是“重新入党”，“性质”之分再次伤害了他们。但他们把共产党的“接受”看得比什么都重要，总归是得偿夙愿啊。而我们从中感受到了什么？是共产党的巨大感召力！
共产党的巨大感召力来自哪里？来自先烈们“为人民打天下”血染的风采，来自“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执政宗旨，来自众多共产党人与百姓“亲如一家”的真情实感。50年代的共产党是人民心目中“自己的队伍”，这样的队伍岂能没有感召力。
人们自然希望今天的共产党依然保持50年代的那般感召力，因为巨大的感召力蕴涵着百姓的信赖，体现着负载民族的力量，昭示着不断创造辉煌的希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