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个人的态度似乎都犹豫不决，副省长王国华看得心急，对几个省委领导说：“到了这份上，诸位还顾忌什么？大家都平起平坐，我不想讲难听话，可我得再提醒下，毛主席早就教导我们要实事求是，要走群众路线，改变会议主题符合主席教导，诸位难道不听毛主席的话？这话不好听，但真要往桌面上摆，就是这回事。大家掂量掂量吧。”
仍是许久没人表态。地委第一书记路宪文首先打破沉寂，表态道：“信阳地委尊重大会讨论通过的决定，同意改变会议主题。如果各位领导有难处，地委愿意承担责任。”
省监委书记刘铭榜终于表态了，说：“信阳也是我家乡，我先后三次回家乡，在路边看到过饿死的群众，自己也亲手埋过人……明明是知情人，可回到省里就装糊涂，越想越惭愧啊。过去我们错了，或许还能找到些借口，现在再错下去，有道理吗？我赞成老王的意见，好好查查问题吧。”
省委副书记李立也接着讲道：“王副省长会上那番大骂，让我们许多人都清醒了。几十万人呵，我们这些人不仅有错，而且有罪！罪不容恕！是到了该总结教训、承担责任的时候了，不然无异于罪上加罪！我最初犹豫该怎样向吴书记报告改变会议主题的事，现在觉得没有报告的必要，因为改变会议主题切合实际，没有问题。会议领导小组同意多数同志的意见，这次会议就以查找问题、总结教训为主。”
下午的会议气氛异常热烈，发言者十有八九都是检讨自己的工作失误，反省自己思想作风、工作作风等问题。同时，也毫无顾忌地对省委、地委的工作提出了许多批评和建议。
地委第一书记路宪文的发言和先前大不一样，他说，和过去比，这次会议有两个不一样，一是大家都敞开心扉讲真话，听不到假话、空话、虚话了；二是找教训、查问题、提意见，不搞“莺歌燕舞”那一套。自己当地委第一书记以来还是第一次遇到这样的会议，这种气氛感人至深。战争年代，我们只对敌人讲假话，真真假假迷惑敌人，是为了打胜仗。可是这几年我们对自己人讲假话，换来的是连打败仗。我姓路的今天也要讲讲心里话！
路宪文的情绪显得异常激动，他站起来向副省长王国华深深鞠躬，诚恳地说：
王副省长，您骂我“跟屁虫”，我不委屈。大炼钢铁、粮食产量“放卫星”、办大食堂，我都是“跟屁虫”。我也知道“小土炉”炼不出好钢铁，我也明白粮食亩产上万斤是糊弄人，我也清楚农村办大食堂离谱了，可为什么还要紧跟？因为被上面搞糊涂了。每一次都在琢磨，明明是脱离实际的东西，上面为啥还要热火朝天地搞？越琢磨越糊涂，又不敢乱怀疑上面，只好当“跟屁虫”，上面咋说咱咋说，上面咋要求咱就咋干。
过去当“跟屁虫”，还多少有点心安理得，相信上级嘛。可从“反瞒产”起，就开始痛苦了，当时我就对省委领导说，再反下去，群众就得喝西北风。省委领导说，这是全国性的大行动，你省省脑筋吧，按上级的指示办事永远都没错。硬着头皮执行“反瞒产”，眼看着群众家里锅底朝天了，我心里后悔，背地里几次向省里申请留些口粮，都没成。我想，完了，肯定要出大事。果然饿死人了，我急忙去省里汇报，省委领导说，你回去搞清楚，会不会是瘟疫？我也希望是瘟疫，不希望自己的地盘出现“饿死骨”。可一个月间我跑了所有县，见到的都是“饿死骨”啊。我再次去省里汇报，没想到省委领导态度非常坚定，告诉我，全国形势一片大好，河南形势一片大好，不可能饿死人，除了“瘟疫”还能有什么？我明白了，再也找不到比“瘟疫”更合适的遮羞布了。我只好跟着讲“瘟疫”，心里却在流泪啊同志们。
我也多次问自己，张树藩敢为群众说话，敢为群众办事，甚至为了群众利益敢冒风险，你就不能有点自己的意愿？你就不能按自己的意愿干些事？不能，因为有个“怕”字挡道。怕什么？怕戴“右倾帽子”，怕挨上面批，怕跟不上形势。怕这怕那，为啥就不怕群众有意见？说明只把群众利益挂在嘴上，却并未放在心上……
路宪文似乎越讲越动情，眼泪已经滚滚而出。副省长王国华忍不住起身鼓掌，会场顷刻间掌声大起。无疑，这掌声是心声的流露，这掌声表达了人们对“真实”的渴望。
路宪文最后讲道：“死了这么多人，不能只怪天灾。信阳地委决不推卸责任，我这个地委第一书记更不会推卸责任。我希望省委也要有这种姿态。”
这次鸡公山会议对信阳地区发生的大饥饿事件查找出两点“工作失误”：
在大旱之年粮食减产的情况下，大搞“反瞒产”运动，继续实行高征收政策，为后来发生的大饥饿事件埋下了祸根；
在饿死人的情况出现后，不但没有及时放粮，反而强调“瘟疫说”，错过了救人的最佳机会。
这两点“工作失误”写进了这次鸡公山会议纪要。了解那场悲剧的人们自然会觉得过于轻描淡写了，因为一场大悲剧产生的沉痛教训不是几点“工作失误”可以交待过去的。但熟知当时政治环境的人们也明白，在不讲科学、不讲民主、极“左”思想占主导地位的年代，能做到这种程度已实属不易。
这次鸡公山会议还作出一项重大决定：逮捕光山县委第一书记马龙山，并要求将其判处死刑。马龙山的主要罪行是打死县委副书记张福鸿。在大饥饿发生后，地区农工部部长来光山县了解灾情，建议光山县委适当给农民分点自留地，允许农民自家种菜，以解粮荒之忧。这本是一个好主意，但省委知情后定性为“走资本主义道路”，要求严查。地区农工部部长声称“毫不知情”，推卸责任以求自保，主抓此项工作的光山县委副书记张福鸿自然成为“替罪羊”。但张福鸿觉得冤枉，对调查组声明任务是县委第一书记马龙山布置的，自己只是执行者。马龙山更怕承担责任，私自提审张福鸿，逼其“认罪”，未能得逞。几天后，张福鸿被活活打死，定性为“畏罪自杀”，调查草草收场。
这次鸡公山会议纪要中的两点“工作失误”在省委第一书记吴芝圃眼里绝非轻描淡写。他为这次鸡公山会议定调“肯定大好形势”，却搞成了查找问题、批判错误、总结教训；他明令会议批判“想翻案”的行署专员张树藩，却被会议拒绝执行。他第一次感到自己被孤立了，第一次感到自己的权威受到了挑战，于是显得焦躁不安。
然而，这次会议呈现的批评新风足以令众人重视。会上受到严厉批评的路宪文，若干年后，在生命的最后时刻对前来看望自己的那些老部下说出一段发人深省的话：当年，我们满脑子都是“忠诚”二字，党叫干啥就干啥，执行指示不走样，结果饿死那么多百姓，犯下那么多错误，教训在哪儿？在完全不分青红皂白地“愚忠”。那时候树藩同志敢说真话，敢唱反调，敢批评上面的错误，结果总挨整。鸡公山会议开得好啊，敢于批评多可贵啊，希望我们的党珍惜“批评”这种忠诚，再也不要犯听不进批评意见的错误了……
这是一个老共产党员的心声，这是一个曾被开除出党却依然保持忠诚不变者的期望。共产党不能辜负这种忠诚！
把忠诚献给真理
共产党的队伍是支忠诚的队伍，“坚决听党的话”、“永远按党的指示办事”，诸如此类的话无不显示一代共产党人的忠诚之心。的确，共产党有资格享受这种忠诚，这是靠鲜血与辉煌的历史换取的。
问题在于，这种“忠诚”在“大跃进”、浮夸风、“反瞒产”等一系列错误中依然如故，似乎值得考问。我们能否考问它的封建色彩？因为我们民族受愚忠思想束缚太久，付出的代价太多；我们能否考问它的非理性？因为不辨是非的“忠诚”已被证明非但毫无价值，且往往成为错误的帮凶。
共产党人的忠诚需要回归理性，即“忠诚于真理”。当年，共产党人敢于纠正最高领袖的错误路线，不正是因为“忠诚于真理”吗？共产党星火燎原的历史正是坚持真理的历史，共产党曾经遭受过的失败也无一不与“远离真理”有关，共产党的成功与失败皆系于真理，共产党人的忠诚难道不该投入真理的怀抱吗？！
自然，“忠诚于真理”需要批评的勇气，批评远离真理的政策和行为以维护崇高的真理，被人称作“第二种忠诚”，也是共产党的优良传统。无疑，批评能够纠正错误，减少失误，帮助共产党兴盛大业。假若自上而下都具有批评的勇气，错误路线还能横行无阻吗？50年代那场巨大的生命灾难还能形成吗？这不正说明“第二种忠诚”不可或缺吗？
遗憾的是，“第二种忠诚”远没有“赞颂”那样容易被接受，时至今日“表扬与自我表扬”倒成大观，此非善局。莫怪人们越来越缺少开展批评的勇气，其因何在不言自明，共产党只需把“勇气”还给忠诚的追随者，定有善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