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慢！”朱元璋又把侍从喊回来。“拣起来。”
侍从把奏章从地上拣起来，递到皇上的手上，朱元璋从头细细看了下李善长与陛下同心，出万死以取天下，勋臣第一。生封公，死封王，男尚公主，亲戚拜官，人臣之分极矣欲说自图不轨，还犹可说。今说他欲佐胡惟腐，则令人难解。人之常情，爱自己的儿子，必过于兄弟之子。安享万全之富贵，必不侥幸取万一之富贵。李善长与胡惟席，不过是侄婧之亲，而与陛下，则是子女之亲。倘使李善长辅佐胡惟靡成功，不过是勋臣第一：太师、国公、封王而已，娶公主做岳翁而已，能过于今日之尊荣？况且，李善长岂不知天下不可侥幸而得，当元朝末年，欲为此者何限十百，哪个不是身为粉灰、宗祀绝灭，能保住脑袋的又有凡几？这都为李善长所亲见，何苦到了垂暮之年，去干那种蠢事？大凡奋而蹈险者，必有深仇大恨，万不得已，死里求生，以求脱祸于万一。今李善长之子，乃陛下骨肉之亲，无丝毫之嫌猜，何苦冒死而为此？功如李善长尚且如此，天下人难免不侧目，遂至人心解体！今李善长已死，言之无益，但愿陛下戒鉴于将来耳。
奏章讲得顺情入理，无可挑剔。朱元璋越发觉得，对李善长一家下手毒了些，愧对于同患难的良吏老友。但他立时又提醒自己不能上当。自古迄今，有雄才大略的帝王，有几个是妇人之仁？凡是开国君主，哪个容得下一同起事的弟兄比肩而立？而权倾朝野的大臣，哪个不是把国事搞得糜烂不堪？想到这里，他对自己的大刀阔斧，果断杀戮，不但心安理得，而且迁怒于王国用。这孽竖，竟想拿自己的耿忠，换取朝廷上下的礼赞，而把污水泼到朕躬头上，实在是可恨之极！他想立即下令逮捕王国用，但转念一想，该杀的早已杀掉，的已经达到，何不将纳谏容物的美名留给自己？于是，朱元璋不追究也不批驳，王国用逃脱了杀头之祸。
朱元璋当时没有料到的是，他这样做，实际上等于默认李善长有冤情。
胡惟庸，汪广洋，李善长，一个个从炙手可热的当朝一品宝座上滚下来，跟随着去了丰都城。在朱元璋的心目中，有一个人的形象越发高大灼目。这个人就是自己同样容不下的刘伯温。
初，对于中书省内部的鸡争狗斗，刘伯温心知肚明。他早就当面提醒过朱元璋，胡惟庸是一头会把车弄翻的“辕牛”。但朱元璋相信，自己有着足够的能力驾驭那头辕牛，并没有认真对待刘伯温的警告。等到威胁逼到头上，开始大抓胡党，才深深体会到老军师的先见之明。在这一点上，胡惟庸比他聪明，率先向刘伯温伸出魔掌。像揭发李善长，暴露了两人非同寻常的关系一样，胡惟庸对刘伯温的仇恨，暴露了自己的勃勃野心。牵连众多的胡党案，止是从追查刘基被害开始的。可见，大力张扬刘基的预见，不仅是惩治胡党的有力佐证，而且是争取舆论、安慰自己的妙招。
用之则取，用罢则舍，是朱元璋的一贯作风。他意识到，有必要再一次把胸怀坦荡、料事如神的老军师抬出来，为自己张目。
洪武二十年冬天，朱元璋传旨召见刘基次子刘璟。同时接见的，还有章溢的儿子章允载，叶琛的儿子叶永道，胡深的儿子胡伯机。
刘基、章溢、叶琛、宋濂，初来投靠时，被朱元璋尊为“四先生并专门建造“礼贤馆”隆重安置。那是何等的尊荣，何等的受到器重。如今，物是人非。三请方才出山的刘伯温早已被毒死，被李善长劝说出山的宋濂，蒙冤路上自缢身死。章溢、叶琛和胡深，原来都是地方武装的领兵元帅，带著全部人马投靠了朱元璋。胡深在进攻陈友定时被俘遇害。章溢患病而死，得到了善终。叶琛已老病缠身，气息奄奄，朝不虑夕。所以，朱元璋想用对耿忠文臣的优渥，来映照李善长、宋濂等“胡党”分子的忘恩负义、罪有应得。于是，他把隆盛的皇恩，施加到他们的儿子身上。他对四个垂手侍立的年轻人亲切地说道：
“你们的父亲，都是好秀才，好官儿。他们不但都没有受胡惟庸的蛊惑，刘伯温还早早看清了那厮脑后的反骨。可惜，他没能看到胡党殄灭。朕十分思念他们呀！”朱元球两眼殷红，一副伤感的样子。“尔后，你们每年冬天来京城朝见，都留下来过年，过完了年再回去。”
第二年，刘璟、章允载、胡伯机等来朝时，朱元璋再次当面谴责胡党。他愤慨地说道：
“刘伯温在这里时，满朝都是党，只有他一个人洁身自好，谁也不从。结果，吃他们蛊了。他的大儿子刘琏，那小子也厉害，始终不从奸党，也吃他们害了！如今，这群反臣，都被我除掉了，坟墓挖掘了，为你的父兄报了仇。”
“皇上的厚恩，微臣感激不尽！”倔犟的刘璟被感动得伏地痛哭。
洪武二十三年正月初，在京城过了年的刘璟等人，被召到奉天殿左暖房，再次受到皇帝的亲切接见。朱元璋不厌其烦地说：
“你们的老子，都是君子人。章溢是善善良良一个老儿，回家去好好的病死了。刘伯温父子两人，都被那歹臣胡惟庸害了。起初，我只道他是老病，原来是吃蛊了。提起那般奸党，朕的心头就疼，恨不得再杀他们几回！”
这年夏天，胡惟庸案再掀高峰，李善长被杀，牵进去近万人々朱元璋想用恢复刘家爵位，以证明圣明英睿的皇上，赏罚分明，不忘有功之臣。等到年末，刘璟进京朝贺万寿节时，朱元璋深情地对他说：
“当年我去婺州时，得了处州。那里东边有方国珍，南边有陈友谅，西边有张士诚。刘伯温挺身而出，来随着我。他的天文高明得很，别人只用秀才的理来断，他强于他们百倍。鄱阳湖里四处厮杀，他都有大功。后来，胡氏结党，他自洁不从，吃他下了蛊。有一天，他来和我说：‘陛下，臣如今肚内一块硬结，担谅着不好。’我着人送他回去，到家便死了。朕宣召刘琏来问，他说：‘父亲的肚子胀得紧紧的，后来又泻得瘪瘪的，就那样死了。’这正是着了蛊的症候。你大哥刘琏在江西做官，也吃他药杀了。
如今朕让你袭了你老子的爵——诚意伯，每年与你五百石俸禄。”
刘璟急忙跪到地上磕头说：“陛下皇恩浩荡。但万不可赏赐小人。”“哦，这是为什么？”
“小人的哥哥有儿子，应由臣的侄儿刘荐袭封诚意伯。”
朱元璋不由肃然起敬，一拍龙案说道：“咳！终究是秀才人家的孩儿，知孝悌，懂礼数，这么大的爵禄，竟让与哥哥的儿子。好呵！那就叫你的侄儿刘荐袭爵位吧。”朱元璋咧着大嘴笑了。“朕也与你个小职位儿，给朝廷办些事。你留在朕的身边，作随侍御驾阁门使。你也不要回青田去了，着家人捎封书子回去，向家里报喜就是。”
“谢陛下。”刘璟虽然极不情愿，也只得磕头谢恩。
皇帝一句话，刘家叔侄脱下布衣，摇身一变，成了官家人。明眼人都看得出，刘氏一门荣耀，与其说是皇上不忘旧臣生前的勋劳，不如说是为了映衬李善长、宋濂等人的罪不可恕。
李善长谋反案，是在胡惟庸通倭、通虏的背景下，罗织进去的。所涉及的既有文臣，也有武将。眼下，最为危险的文臣都被淸除掉，该腾出手来收拾那些出生入死打天下的武夫了。
“皇上呦！你当众说过：‘俺揣着一升麦子跟了你，南征北战，功勋卓著。’难道你把这些话都忘光啦？你还说，俺是最早跟了你的手足心腹，不忍心治俺的罪。这话你是当众说的，难道也忘了？俺可是从来忠于皇上，决没有跟着胡惟庸谋反那回事呀！俺咋就成了胡党、犯了大罪呢？你倒是再替俺说几句公道话呀！啊，啊，啊……”
撕肝裂肺般的哭喊声，从阴暗潮湿的大牢中传出来。犯人自从戌时开始哭喊，一个多时辰过去了，仍然一声高，一声低，丝毫没有停歇的意思。
这个哭喊的人，就是不久前朱元璋亲口为之辩护的吉安侯陆仲亨。他是今天傍晚，镣铐加身被押进大牢的。此刻，正跪伏在地上，满面涕泪，大哭大叫。
“皇上呀，你不替俺说话，俺死不瞑目呀！”
“不许喊叫！再不住口，当心拿大棒子敲你的狗嘴！”狱卒大声呵斥。
“你小子休得狗仗人势！俺是皇上亲口保过的人，你敢斥骂老子，当心你的狗头！你告诉那些歹毐的王八蛋，俺姓陆的是大功臣，大忠臣，他们抓错了人！”
“哼！死到临头还敢耍鸟威风，没有人听兔子叫！”狱卒不理不睬。
“他娘的，你敢骂皇上的心腹爱将，当心老了跟你算账。”陆仲亨已经控制不住自己。
犯官哭喊不止，狱头只得如实汇报上去。朱元璋一听，冷笑道：“告诉那恶棍，仅凭他进了大牢所说的话，也够死上几回的！”
果然，陆仲亨的哭天喊地、大叫冤屈，不但没有感动皇帝，还加速了自己的死亡。两天后，便被悄悄砍了头。
陆仲亨之死，为整肃勋臣武将这出闹剧，拉开了序幕。凡是与李善长、胡惟庸，以及两人的亲戚故旧，有过来往的将帅，相继成了“胡党”或者“胡党的羽翼”。短短几个月内，被处死的有功武将，就有延安侯唐胜宗，平凉侯费聚，河南侯陆聚，南雄侯赵庸，荥阳侯郑遇春，宜春侯黄彬。已经死去但仍然被追成“胡党”的，有淮安侯华云龙，宣德侯金朝兴，济宁侯顾时，靖海侯吴祯，永城侯薛显，临江侯陈德，巩昌侯郭兴，六安侯王志，汝南侯梅思祖，营阳侯杨璟，南安侯余通源，申国公邓镇（大将邓愈之子），以及大将毛骧，李伯昇，耿忠，于显，丁玉，于琥父子等近三十余人。
特别引起朝野惊诧的是，被处死的陆仲亨、唐胜宗、吴祯、陈德、顾时、华云龙、郑遇春、郭兴、费聚等九位封侯的武将，不仅是朱元璋的同乡，而且是朱元璋南略定远时，二十四员骨干中的铁杆弟兄。其余被杀的，也绝大部分都是渡江以前的老部下。
“飞鸟尽，良弓藏；狡兔死，走狗烹！”
这句流传许久的古语，不只是对功成杀勋惨象的谴责，也是对开国君臣关系的准确概括。自春秋战国以来，时光推移数千年，无数朝代更替，尽管形式与程度有差异，但几乎代代如此。这不单单是个道德良心问题，而是关系到皇权巩固的百年大计。至高无上的皇帝，岂能允许他人分享自己的权力？而功高势大的权相、勋臣，甚至后妃、外戚、身边的太监，都是觊觎皇权的罪恶势力。这怎能不使皇帝枕席难安、忧思萦怀？历史知识已经很丰富的朱元璋，更懂得权臣的能量与危险。难怪，早在立国之初，他就制定了禁止后妃、太监干政的条规。他曾当面阐述过这样做的理由：
“治天下者，修身为本，正家为先。正家之道始于谨夫妇。后妃虽母仪天下，然不可使预政事，至于嫔嫱之厲，不过备执事，侍巾栉，若宠之太过，则骄恣犯分，上下失序。观历代宫阃，政由内出，鲜有不为祸乱者也。”
说罢，他命在座的老儒朱升，纂述一部《女诫》，诫谕宫阃，严防后妃干政。
洪武二年八月，又制定了内官（宦官）编制规则。《规则》明确写道：“自古以来，此辈求其善良者，千百中不见一二。若用以为耳目，即耳目蔽矣；以为腹心，则腹心病矣。驭之之道，但常诫敕。使之畏法，不可使之有功。有功则骄恣，畏法则检束，检束则不敢为非也。”
发布《规则》之外，朱元璋还命令在宮门口树立铁牌，上书“太监不准干政”，以达到时刻警诫的目的。
后妃、太监，都是皇帝家族成员，恩宠太过，他们便有了擅权干政的本钱。因此，需要严立章法，予以约束和震慑，让他们乖乖地就范。而对勋臣武将却不是这么简单。他们既是新王朝的开拓者，又是新皇帝的支撑者、保卫者和拥戴者。兔死狗烹，削而弱之，虽然是皇权的极端霈要，但不能操之过急，不能下一道饬令，统统罢黜甚至杀掉。暂时留谁，先烹哪个，不但要根据需要，还得找到名正言顺的口实。瞒大过海，只能遮人耳目，找到名正言顺的口实，才能消除良心的谴责。万一弄巧成拙，不仅有损于神聪颖锐真龙天子的光辉形象，还怕激起变故。胡惟庸专权跋扈，人所共知。杀其头，甚而烹其肉，无人敢于腹诽。某些武将勋臣，腐化贪暴，有案可稽，进行严厉的惩治，也无人敢于置喙。而像宋濂、汪广洋、陆仲亨、唐胜宗、华云龙、郑遇春等文臣武将，一向耿忠谨慎，没有辫子可抓，除了加上“奸党”的罪名，就只有向“谋反”、“通寇”等罪名求救。总之，只要他们的名声太响亮，身上的权势欲有所膨胀，对皇上的威名、皇家的权力构成威胁，就是陷人了罪恶的渊薮，就等于犯罪！
这就是朱皇帝的逻辑。他绝不能听任那些手握重兵的枭雄们，对阜。权虎视眈眈！
朱元璋生平最为赞赏的，就是宋太祖赵匡胤。杯酒释兵权。不流一滴血，便达到了目的。干得多么高明漂亮。他曾打算把功臣武将统统安置到他的老家凤阳，使他们远离权力中心。转念一想不妥。那么多的淮西勋旧、赳赳武夫聚在一起，不是同样十分危险吗？
看来，罗织罪名、大兴冤狱才是惟一妥当的法子。只有这样，才能保住自己已经拥有、而为他人所觊觎的一切！
战争可以分割权力与财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