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式学堂，其基本模式是近代资本主义性质的学堂。由于它发生发展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会，又是由封建统治阶级主持改建的。因此它有先天性的缺陷：一是有明显的封建性。办学宗旨强调以“忠孝”、“尊先”为先。以讲经、读经和修身为主课，经学课时，一般每周占1／4或2／5。二是师生两缺。新学堂开办之初，只能从具有科举功名和身份的城乡士子或曾肄业于儒学的其他生徒中收取。但这些士子、生徒，不仅为数有限，而且有些人还迷恋于科举考场，不想步入新学堂，因此生源成了新学堂的首要困难。河西各地的新学堂，平均有学生10人。新学堂开办之初，教习更为紧缺。凉州府中学堂、甘州府中学堂、肃州府中学堂也只有教习三、四名，学有根基的新学教习连一名也没有。三是基础薄弱，后劲不足。新学堂都是在书院的基础上兴建的，无专款支持，经费非常困难，只能因陋就简，无力增加设备。由于河西的新学堂规模小，学生少，师资缺乏，设备简陋，是整体性弱点，所以自光绪三十四年（1908年）后，创办学堂的热潮回落，部分学堂或忽分忽合，或陷入停办状态，甚至宣告结束。
清朝晚期，中国社会逐渐沦为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随着全国政治经济和社会性质的变革，河西走廊的文化教育事业也发生了剧烈变化。科举取士制度日益衰败，终于被彻底废弃；书院制度以及传统教育的基本形式逐渐被新式学校教育代替；外国侵略势力不断扩张，殖民主义奴化教育的渗透，外国教会学校在河西出现。清政府为了摆脱被列强任意驱使摆布的被动地位，宣布实行“新政”。“新政”的推行，为河西教育革新提供了各种法令、章程依据。新式学堂如雨后春笋，蓬勃涌现。新学堂、新学制推行，为新思想、新知识、新观念的传播提供了合法阵地，大大的促进了河西教育的发展，是河西教育史上的一大进步。由于河西走廊经济相对落后，信息闭塞又影响了教育事业发展的速度和广度，与省内外其他地区相比，仍处于后进地位。
§§§第二节民国时期的河西教育
1912年1月1日，中华民国在南京成立，孙中山就任临时大总统。3月15日，袁世凯继任大总统职务，开始了北洋军阀统治时期。辛亥革命没有完成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任务，没有消灭封建主义的根基，更没有担当起反对帝国主义的重任，中国仍然处在半封建半殖民社会中。1919年，五四运动以“科学”和“民主”为两大旗帜，开展了广泛的群众思想解放运动，以彻底的不妥协的反帝反封建的政治姿态，揭开了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帷幕。1926年国共合作发动了旨在打倒“北洋军阀”的北伐战争，但由于蒋介石的背叛，导致了大革命中途夭折，由此，开始了国民党统治时期。民国时期河西教育的发展可分为民国前期和后期两个阶段。
一、民国前期的河西教育
从辛亥革命到抗战爆发前这一历史时期，由于现代思想的输入，尤其是五四新思潮的广泛传播，中国教育现代化进程也逐渐加快。民国初期，教育部颁布教育宗旨，学校系统进行学制改革，1915年公布《地方学事通则》，提出《整理教育方案》和《全国教育计划书》，通令全国参照执行，对推动地方办学起了促进作用。
（一）各类学校的建立和发展
河西走廊地处西北边陲，经济落后，思想保守，现代教育发展缓慢。辛亥革命后，改劝学所为县教育局，县以下划分学区，改学堂为学校，各类学校开始设立，国民教育有所发展。1913年改凉州府中学堂为甘肃省立第四中学。1915年在武威创立甘凉道立师范学校，在张掖创立张掖师范讲习所，都是训练为期一年的小学教师的乙种讲习所。1916年改甘凉道立师范学校为甘肃省立第二师范学校。1918年在酒泉创立甘肃省立第九师范学校，也为乙种讲习所。1919年将省立第二、第九师范学校及张掖县立师范讲习所，同时改为甲种讲习所，开始训练为期二年的小学教师。1921年，张掖县立师范讲习所停办。1927年张掖县地方群众集资筹建张掖中学。1929年省立第九师范更名为第四师范。1934年省立第二、第四师范均改为简易师范所。1935年又将该两校分别改为省立武威师范学校和省立酒泉师范学校，省立第四中学也改为省立武威中学。至此，河西地区有省立武威师范、酒泉师范，省立武威中学及县立张掖中学等四所中等学校，共设13个班，学生298人，教职员65人。与1905年改设学堂初的情况比较，30年内，中等学校增加0．3倍（即1所），班级增加3．3倍（即10个班），学生增加2．5倍（即287人），教职员增加5．5倍（即55人）。
小学也在清末改建学堂的基础上有所发展，据古浪、武威、民勤、永昌、山丹、民乐、张掖、临泽、高台、酒泉、鼎新、玉门、安西、敦煌等15县的统计资料，1933年至1935年期间，15县共有县立、区立小学666所，学生26705人，教职员846人。与1905年改设学堂初的情况相比较，30年内，学校增长34％，班级、学生和教职员都有相应的增加。张掖、山丹、民乐、临泽、高台五县小学教育发展较快，1935年小学205所，学生12575人，教职员278人。
（二）各类教育的改革和发展
自民国成立后，河西地区根据教育部、省政府的有关法令、法规，对中小学教育进行了改革。小学修业年限缩短为六年，实行“四·二”分段制，即初级小学修业四年，高级小学修业二年，并将初级小学四年定为义务教育阶段，并继续推广女子教育，小学实行男女同校。废除了读经课，要求按教科书教授学童，增加了国文、算术课的课时，另外还增加了手工、体操课，但这些科目或因学校重视不够，或因教师缺乏，大都名存虚设，有些小学还开设了图画、唱歌课，以涵养美感、陶冶德性。
民国二十四年（1935年），国民政府颁布《义务教育暂行办法大纲》，提出普及初等教育，令各县举办一年制和二年制短期小学，三年制简易小学。张掖县开办短期小学25所，临泽县开设短期小学8所，高台县开设短期小学20所。
中学实行高级、初级分段，各修业三年。此时河西只有2所中学，省立武威中学和县立张掖中学，均为初中。初中设公民、国语、英语、数学、物理、化学、博物、历史、地理、体育、音乐、图画、生理卫生、童子军训练等，每周授课31课时，由于经费和师资缺乏，新列课并没有完全开齐。民国二十二年（1933年）甘肃省教育厅提出中学要“以严格考试方式，促进科学之研究，以资深造”，要求学校严格执行教育部颁布的“新课程标准”，加强算术和自然科学的教学，提高学生国文和外国语程度，实行每周36课时学习制度。同年，实行初中、高中毕业会考制度，学生各科会考成绩及格才准于毕业，并且要将学校会考成绩分别第等，通报全省。会考成绩太差的学校分别给予警告、校长解职、学校停办等处分。
河西地区有师范学校二所，根据教育部公布的《师范教育令》和《师范学校规程》，新开课程包括公民、国文、历史、地理、数学、物理、化学、体育、卫生、军训、劳作、美术、音乐、伦理、教育概论、教育心理、教育测验与统计、小学教材及教法、小学行政实习等，学习提倡“自动精神”，注意“兴趣”、“发展个性”，强调教育理论与教育实践并重，加强教育实习，强调随时注意小学管理诸端，强化师范教育特点。
民国十六年（1927年），甘肃省政府提出实施党化教育，要求各级学校均加授《三民主义》，次年甘肃省教育厅将中小学公民课改为党义课，每周至少两课时，讲授三民主义，并在课外辅以党义演讲，党歌竞赛等活动，对学生进行党化教育，灌输国民党“党义、党德”思想。民国二十二年（1933年）河西地区各级学校依教育部令，改党义课为公民课，以“礼义廉耻”为校训，用“忠孝、仁爱、信义、和平”为基本内容，用国民党训练党员的办法，灌输“以党治国”和“一个党、一个主义、一个领袖、一个思想”，为国民党专制独裁服务。
民国初期，河西地区社会教育一度比较活跃，各地相继开办了通俗教育演讲所、阅报所、民众教育馆、民众学校、问字处及代笔处等社会教育机构和社会教育形式。民国十七年（1928年）初，省政府颁布《实施平民教育详细办法》和《强迫教育实施办法》规定：机关、学校，至少应各附设平民学校1所，省域及各县必在12岁以上，30岁以下，与职业无妨碍，并无特别原因者，一律强迫入校识字，每月至少一时，不遵者由教育局给予适当处罚。民国二十二年（1933年）省教育厅制定《甘肃省各县民众学校办校大纲实施细则》，河西各县遵照执行，对民众学校的办学宗旨、课程设置、修业年限，作出规定。确定民众学校，根据三民主义授予年长失学者简易知识、技能，使之适应社会生活。课程设置为：识字、“三民主义”、常识、珠算或笔算、乐歌。此外，兼授历史、地理、自然、卫生等，根据当地的实际情况，学校可加设农业、工商业等科目。学校大多利用晚上或假日上课，每周授课时间12小时，学习时间基本为三个月。学员所用书籍、文具等均由所在学校供给。民国二十四年（1935年）张掖．、山丹、民乐、临泽、高台五个县有民众学校14所，学生822人。由于校舍、设备都是借用的，教员是义务上课，再加上经费不落实，连年战争和灾荒，学员多为生活奔波，学校时办时停，多有名无实。
（三）私人办学蔚然成风，兴办了一批中小学
河西地区私人办学由来已久，从古代的党庠序塾到近代的家塾、私塾、学馆乃至义学、社学、学堂、学校，都有私人办学的传统，但真正意义上的私人办学却是在现代教育即学校教育出现以后才有的概念。民国二十二年（1933年）国民党军骑五师师长（后改为骑五军军长）马步青在武威创办了第一所私立青云小学，民国二十四年（1935年）马步青又在武威创办私立青云中学，学校全部工程由骑五师军工修建，用料以命令征集摊派。青云中学建校后，招收学生20多人，第二年招生70多人，以后逐年招生，并规定高中为单轨（1班），初中为双轨（2班），规模为9个班，学生3000—4000人之间。其后，在武威农村各区和永登、民勤、永昌、古浪、山丹等县设有20所青云小学。敦煌等地私人办学也比较活跃，在城镇和农村创办小学多处。
民国时期，河西各县教育经费的筹集大致分为三种情况：国立学校，包括肃州师范、河西中学以及各该校之附设小学，其经费由中央教育部拨发；’省立学校，包括武威师范、武威中学、张掖中学及各该校之附属小学，经费由省教育厅拨发；自民国十二年，县立学校包括由各县建立的中学、师范、完小、初小的经费以及地方社会教育经费、教育行政经费均由地方自筹解决，筹集方式各地不一，一般有基金生息、学田租粮、商业投资、教会补助、依靠外资、征收学费等。总之，各级学校的各项教育费用，尽管方式不同，但都征自于广大劳动群众。
民国前期，河西初等教育虽有一定发展，并逐步走上正轨，但发展仍然缓慢，各县因经费困难，还有不少行政村未开办小学，虽实行全国新学制课程标准，但因教师缺乏，大多数学校未能按标准开课。教学以年级为单位编班，一般学校大多是单式编制，一个年级一个班，每班人数不等，少则几人，多则二三十人。农村学校因学生少，多为复式教学，两个年级合在一个教室进行上课。中等教育结合地方建设的需要有一定的发展，学生有所增加，但总的来说，还比较落后，徘徊不前。在民国二十四年（1935年），河西地区只有二所初级中学、二所师范，而且是简易师范。酒泉地区六个县，尚无一所中学。
由于官僚军阀的尽情搜刮，封建地主阶级的残酷剥削，天灾不断，河西地区群众生活困苦不堪，因之教育经费一向筹措困难，异常拮据。据1935年的资料显示，河西4所中等学校全年的经费尚不及兰州中学各校一月的经费。小学的经费更是相形见绌，1934年教育厅督学来河西视察后，向报界发表的谈话，其中称：“山丹高小因经费拮据，曾一度关门”。官方督学粉饰后谈话如此，真实情况更可想而知。由于经费不足，教师待遇非常微薄，1935年中等学校教师的最高月薪为120元，最低者仅为20一30元，小学教师的最高月薪为30元，低者只有10元，且经常筹集失时，不能按时领得，乡村小学教师每每断炊或亲自上门讨要学粮者绝不是稀奇的事。由于经费困难，学校设备简陋不堪，绝大多数中小学是利用庙宇、寺院、官署旧址略加整修而成，房舍破烂，光线不足，图书仪器奇缺，桌凳残少不齐，很多乡村小学只有几间破屋烂庙，甚至连起码的黑板课桌都没有。抗战前，河西长期处于新旧军阀的统治之下，政治腐败，战乱频繁，天灾不断，再加上地处内陆，交通阻塞，先进技术和科技人才不易引进，社会经济处于停滞落后状态，人们虽有办学热情，文化教育也难有大的作为。
二、民国后期的河西教育
民国后期这一历史时期，包括了两个大的历史阶段，即抗日战争时期和解放战争时期。抗日战争时期是中国近代史上的一个重要历史时期。
（一）各级各类学校快速发展，是河西教育发展的辉煌时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