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族幼儿教育飞速发展。1958年前，除天祝藏族自治县有一所机关幼儿园，有幼儿53名，教养员2名外，其余三个民族自治县皆无幼儿园。在1958年大跃进的形势下，四个民族自治县共办起幼儿园551，人园幼儿达12912名，占3—7岁幼儿的75．23％。1958年经过整顿、巩固提高，有幼儿园551所，入园幼儿19540人，占3—7岁幼儿总数的80％。
民族小学教育大普及。1958年，天祝自治县办起民办小学176所，学生18076人，占小学生总数的38．6％，连同公办小学，入学儿童占适龄儿童的93．4％，肃北占95．9％，肃南占88％，阿克塞占100％，基本实现小学普及化。1959年，四个民族自治县共有完小69所，初小253所，小学生达到491．99人，占适龄儿童的91．6％。
由于天灾“人祸”，生产力遭到严重破坏，农业连年歉收，我国经济从1959年开始，进入三年困难时期，河西地区又是重灾区，到1960年人民生活已经非常困难。因此，民办幼儿园、民办小学全部停办，民办中学所剩无几，公办中小学学生流失极为严重。张掖师范1958年招收中师班2个，100人，到1960年底只剩43人，流失率为57％。扫盲班、农民业余教育、职工业余教育也几乎全部停办。
二、教育大革命
1958年2月，中共甘肃省二届二次党代会和省委农村会议以后，河西地区围绕贯彻社会主义教育方针，教育革命在全区逐步展开。随着全党动员全区大办教育的群众运动广泛开展，采取了一系列改革措施，使教育革命取得探索性的成果。
（一）加强党对学校的领导
1958年4月，省委宣传部在《关于加强对学校的领导的指示》中，要求进一步建立和健全领导机构，凡党员在50人以上学校，要建立党的基层委员会；党员在50人以下的中学，建立党支部；人数不足的，可成立联合支部或党小组。同时要求在3年内，高等学校教职工党员比例要达到总人数的35％，学生党员比例达到总人数的15％。中学教师党员比例达到总人数的40％，小学达到30％，民办中小学也应积极发展新党员，所有学校都要尽快配备党员领导干部。中等学校要配备专职党支部书记。根据省委指示的精神，首先，抽调干部加强了张掖师专和张掖农专两所高等学校的党委班子，各系分别或联合成立党支部。然后陆续配齐了中等学校的专职支部书记，增加了党员校长的比例，全区各类学校校长中党员496人，共青团员521人。中小学教师积极争取入党入团。中小学教师中共产党员1957年是473人，到1959年发展到1372名；中小学教师中共青团员由1957年的1920人发展到1959年的4493人；高中学生中共党员由1957年的50人增加到1959年的86人。
（二）实施勤工俭学
勤工俭学是这一时期教育革命的主要内容。1958年1月，共青团中央作出《关于在学生中提倡勤工俭学的决定》，认为勤工俭学是“具体实现知识分子和工农群众相结合、脑力劳动和体力劳动相结合的一个重要途径”，对“彻底改变旧社会遗留下来的鄙视体力劳动和劳动人民的恶性，也可以起到移风易俗的作用”，要求广大青年响应党中央的号召，开展勤工俭学活动。2月4日，教育部发出通知，要求各地教育行政部门积极支持和帮助共青团组织执行团中央的决定。
从1958年春季起，河西地区中等学校陆续组织学生下厂下乡，参加农业生产，白手起家兴办工厂、农场，实行勤工俭学。酒泉中学师生响应党中央号召，积极开展勤工俭学活动，1958年5月建立起铸造厂、铁工厂、农具修配厂、汽车修理厂、水泥厂、化肥厂、人造棉厂等21个小型工厂，开荒1310亩，播种860亩，总收入达52000元，学生德智体得到全面发展。7月15日，朱德副主席来酒泉中学视察后，勉励师生的革命干劲，并留赞语“天下最好的学校”。8月23日，省委宣传部、省教育厅在酒泉中学召开勤工俭学现场会，会议通报了全省勤工俭学的执行情况，交流了经验，评出了25个勤工俭学先进学校，其中张掖专区获得一等奖的有酒泉中学、武威中学，奖金各得1500元，获二等奖的有玉门油矿工业技术学校、高台一中、山丹一中，各得奖金1000元。大会一致认为“酒泉中学白手起家、勤工俭学成绩突出”，堪称全省先进学校。从此，在全省范围内开展学酒中、赶酒中、超酒中的竞赛高潮。各校陆续办起了不同类型的工厂、农场。1958年秋，在“以钢为纲”的口号和大炼钢铁的形势下，全区各类学校除了自行组织勤工俭学外，先后停课参加大炼钢铁、秋收秋种、深翻土地、帮助生产队办食堂和幼儿园等活动。到1960年，中等以上学校平均劳动天数占在校天数的40％，其中1958年约占70％，学校的正常教学秩序受到很大冲击。勤工俭学，对转变学生思想，树立劳动观念，促进教育与生产劳动、理论和实际结合起了一定作用。但在“左”倾思想支配下，采取群众运动的方式进行，因而不可避免地出现了图形式、搞突击、盲目追求高指标和强制命令的问题，使劳动时间、劳动强度失去控制，扰乱了学校正常的教学秩序，严重地削弱了文化课的教学。
1959年根据省委教育会议精神，本着有利于教学的原则，对学校的工厂、农场进行清理整顿。经过整顿，各校又充实了设备，扩大了投资，基本建成校内的劳动基地，建立了勤工俭学工厂的生产计划，经济核算和劳动规章制度，许多学校的校办工厂还纳入了地方工业计划，新的生产秩序和供求关系也随之建立，并在师生思想上建立起以教学为主，勤工俭学围绕教学进行，教学紧密结合生产劳动的观点。
（三）学校制度的改革
1958年9月，甘肃省委、省政府发出《关于贯彻执行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教育工作的几项规定》，要求“积极进行学制改革，所有全日制学校，自新招收的一年级学生开始，重点试行小学五年、中学五年、大学三年或四年的制度，大学的某些专业有必要还可以设预科。半日制学校和业余学校，可根据课程实际需要，时间由教育部门具体规定”。据此，河西中小学开始进行缩短学制的试验。1959年2月，省教育厅下发《关于重点试行五年制中小学学制的通知》，要求各专署、自治州、兰州市各选择中学一所重点试验，各县市选择小学一所试验，并规定“凡去年试行五年一贯制中小学，经过这次调整，未被确定为重点试验者，仍按原来三三制中学和四二制小学进行教学”。《通知》虽然指出了防止和纠正一哄而上的现象，但试验面广，把摊子铺得过大的现象依然存在，各县都有一所小学陆续试行。2月26日，省教育厅又明确要求，全省五年制新学制试行范围，中学除张掖、平凉、定西、天水和兰州市各选一所继续试行外，其他学校一律停止试行。小学除武威、临洮、天水、庆阳、酒泉、临夏自治州和兰州市各选一所试验外，其余学校一律不再试行。这样河西地区试行五年制的中小学大大减少，其余中学仍实行三三制，小学实行四二制。
新学制的改革试验，脱离省情、脱离实际，存在相当大的盲目性。河西地区部分中小学实行新学制，有的学校在无教材、无教学计划和缺教师的情况下，同时进行两种学制教学，压力大，负担重，造成了教学上的混乱现象，严重影响了教学质量的提高。
（四）课程设置和教学内容改革
当时已经感到，我国中小学的教学水平同许多国家相比，教学内容陈旧落后，环节过多，繁琐重复，远远落后于青少年智力的发展，必须要进行教学改革。在大跃进的背景下，自始至终强调破除迷信，发动群众，反对右倾保守，实行先破后立，党委、教师、学生三结合，自下而上进行。河西各地各校大胆探索，自行修正教学计划、教学大纲，自行增减课程，结合中心工作和生产劳动，教师对原教材进行砍、换、补、并等，中学将政治理论课改为社会主义教育课，教材内容由各校自选，结合当时形势进行讲授。汉语和文学不再分科教学，拟恢复语文课，教材内容增设了毛泽东诗词、著作和民歌等作品。数理化教材加选了有关工农业生产的材料，初中数学加授珠算和簿记。历史、地理也自选了一些乡土教材。还组织教师编写一些教学参考书。这次课程与教学内容的改革，违背了教育教学规律，带有明显主观随意性，给教学工作造成严重混乱，大大降低了教学质量。编写的材料，多数属突击性产物，缺乏科学性、系统性、完整性，并不成功，非常失败。
（五）教学方法改革
教学方法的改革是同课程设置与教学内容的改革同时进行的。从1958年起河西地区大中小学相继开展了红专辩论，通过大鸣大放大辩论，批判了“三脱离”（脱离政治、脱离生产、脱离实际），师生走出校门，走向工厂、农村，把课堂搬到工厂、田间、地头，拜工人、农民为老师进行现场教学，边做边学，边学边做；增加社会政治活动，参观访问，邀请党政领导上政治课，请贫下中农忆苦思甜；学政治与学文化学科技知识相结合；师生一道动手制作教具，加强直观教学；高年级学生上讲堂，自改作业，评教评学；调整教材顺序，以配合当地生产和中心工作服务；实行单科独进，连续讲完一个学科的教材，再讲另一个学科的教材；实行联堂单元教学，把教材中一个单元的内容集中起来连续讲完。凡此种种，都在设法体现“教育与劳动相结合”。但事与愿违，其主要后果是教学秩序混乱，教学质量下降。
各级各类学校教学方法的改革，大都搬用行业竞赛评比的办法，大搞群众运动。当时不少学校搞“几好”、“几红”，事事评比赛。有的学校提出实现“十个满堂红”，即学习红、人人一百分等。有的学校提出苦战三天消灭二分，苦战三天成为“四好”学校，“六·一”提前实现四分五分化。这些做法违背了教育规律，严重地影响了正常的教学秩序，浪费了学生和教师的时间，造成了人为的紧张，造成了许多虚假现象。
（六）教育管理体制改革
为了调动积极性，特别是发挥中央和地方两个积极性，1 958年“教育大革命”还采取一个重要措施就是下放教育管理权限。下放教育管理权限本是一件好事，但由于在“大跃进”时期，大搞高指标、瞎指挥、浮夸风，在教育工作中盲目地强调破除规章制度，宏观上又没有加以限制，使地方办学的积极性、灵活性变成了盲目性，教育发展陷入了混乱状态。例如，办大学没有严格的审批程序，专署办、县办、人民公社、工厂都可以办大学。有的大学只有十来个学生，两个教师，其中一个是专科程度，另一个只有高中程度，高中生怎么教大学生1 1958年新办的大学，学生入学文化程度大部分是初中、小学文化程度，歪曲了大学的性质，使大学变成了“大学就是大家都来学”。上大学不需要经过严格考试，只要经单位或人民公社推荐就可以上大学了。
在“大跃进”时期，对教育教学进行了一些有意探索，其方向是正确的，有些措施也是对头的，行之有效的，但由于在左倾思想的指导下，不断地反右倾、反保守，大搞群众运动，使教育陷入严重混乱状况，造成了一些不良的严重后果。第一，全面发展的教育方针在执行中出现了偏差，对培养目标的要求实际上主要强调了“阶级教育”和“滚一身泥巴，磨一手老茧”的劳动教育，忽视教育规律，强调为“现实斗争”和中心工作服务，大量组织社会政治活动和参加生产劳动，致使教育秩序混乱，教学质量下降。第二，“大跃进”带来学校数量畸形发展，使教育与经济发展的比例严重失调，教育投资逐年减少，使多数学校特别是新建学校缺乏赖以生存的经济保障，中学挤占小学校舍，学校挤占民房，教学条件极差。第三，扫盲运动和业余教育追求虚名，忽视实效。第四，教育“大跃进”的冒进结局，激化了教育内部的各种矛盾。教育盲目发展，比例失调，生源严重不足，使各类学校招生困难。学校发展迅速，教师奇缺的矛盾极为突出，师资质量严重下降。小学教师教初中，初中教师教高中，是“大跃进”时期的一种普遍现象。
教育“大跃进”给河西地区教育带来了严重挫折，损伤了元气，但有以下几点是应该肯定的。第一，加强了中国共产党对教育工作的领导。从高等学校到有条件的中等学校，普遍建立健全了党委、支部，从“党委领导，书记挂帅”到实行党委领导下的校长负责制，学校党的组织和党的工作，逐渐走上了正轨。与此同时，各级学校的思想政治工作，共青团、学生会的工作也得到加强，在教育学生“为革命而学”，走“又红又专”的道路，毕业后服从组织分配，到祖国最需要的地方去等方面，起到了积极作用。第二，开辟了教育与生产劳动联系和结合的多种途径。在组织师生下乡参加生产劳动、进行科学实验等方面进行了有益的试验，有成绩有缺点，但都为以后教育改革提供了可资借鉴的经验。第三，发展高、中等专业技术教育，新建了师、农、工、医、艺等高等学校和一批中等专业学校、农业职业学校，它们都是河西地区社会主义建设所急需的，建立和发展这类学校的思路和艰苦创业的精神是应当肯定的。
§§§第四节调整充实时期的河西教育
一、贯彻“八宇方针"，调整教育事业
1958年以来，持续三年的“教育大跃进”使教育发展过快，战线过长，超过了国民经济的实际承受能力，特别是超过了农业生产水平，也超过了教育本身的发展条件。学校秩序混乱，教学质量持续下降。为了改变教育事业与国民经济发展水平不相适应的局面，中央决定在调整国民经济的同时，对教育事业进行调整。1960年11月，中央文教小组召开全国文教工作会议，指出文教战线要贯彻执行以农业为基础的方针，检查了文教战线存在的“共产风、浮夸风、强命令风、干部特殊风和瞎指挥风”的问题，集中研究了在教育工作中如何贯彻执行“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八字方针。会议强调要正确处理文教事业建设同生产发展特别是农业生产发展的关系，以及数量和质量，政治和业务的关系，解决教育事业发展过快、战线过长、占用劳动力过多的问题。从1961年至1963年，国家教育部就教育事业的“调整、巩固、充实、提高”进行部署。根据中央和省上的精神，河西三专区，从1961年上半年开始调整工作，压缩规模。
1961年张掖农业专科学校停办，1962年7月张掖师范专科学校停办，部分教职工及校产移交张掖师范，至此河西地区只有甘肃农业大学1所高等学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