居里夫人从美国回来后，在法国成了最受敬仰的伟人，她在全世界的名声也越来越大。
1922年2月，居里夫人“不用参加竞选”就自动地被选为巴黎医学科学院的“自由合作”院士。那年5月份，国联理事会决定邀请居里夫人为国际文化合作委员会委员，后来她又当选为该委员会副主席。
爱因斯坦也是委员，他以不屑的态度说：“这个组织同其他国联组织一样，徒有虚名。这是我所有干过的工作中最无效的工作。”
居里夫人也有同感，但她的一贯作风是说干就坚持干到底，尽可能干出点名堂来。她虽然也为合作委员会的效能烦恼，但她又认为：“无论日内瓦的国际机构如何不完善，它仍然是一个值得支持的伟大事业。”
由于她的认真，她在任这个职务期间，仍然完成了许多预定的目标。
首先，为了改变“全世界科学工作的无政府状态”，她终于使得科学界的同行们同意进行一系列改革：统一科学符号和术语；统一科学出版物的开本；统一各杂志发表的著作摘要；拟定各种常数表；还有，为了使得全世界各国科学工作者便于搜集已有的研究资料，应立即科学地整理各种书目，等等。这些事情看起来似乎是一些鸡毛蒜皮的小事，但其结果对科学的进步却起了决定性的作用。
其次，为了让一些处境困难而又很有天才的科学家走出厄运和困顿（如她和皮埃当年那样），她曾花费大量的时间去奔波，以期能建立国际科学助学金。她在一篇报告中曾经大声呼吁：
“社会的兴趣何在？难道它不应该赞助科学事业的发展？难道它已经很富裕，可以牺牲将对它有所贡献的事业？但我却相信，真正科学事业所需要的才能的总体，是一种无限贵重而又极为脆弱的东西，是一种稀有的财宝；若丧失这种财宝，就是罪过，而且是荒谬的，我们应该关怀备至地照料它，以便给它一切成长的机会……”
再次，居里夫人已经预见到（或者说从美国的实验中看到），科学研究的作坊式时代已经结束，科学已经走向现代化时代。它需要的是越来越宽敞的实验室，需要越来越庞大的科学研究工作者队伍，需要越来越庞大的设备和机器。因此，居里夫人提出科学家必须用新的投资方式进行科学研究，她当时的设想实际上就相当于今日的“研究合同”。1939年，约里奥（伊伦娜的丈夫）和F．佩兰（佩兰的儿子）就利用合同方式高价出售开发原子能的一项发明。根据合同，科学家有权监督利润的使用情形，以合同保证这笔资金自动用于科学研究的再投资中去。这种研究合同的实现，使居里夫人的宿愿得以实现：科学家既不为谋私利而从事研究，但又可以由此获得必需的工作条件，使利润回报于科学，不至于使科学家像她当年那样陷入极端的困境，以至差一点功亏一篑！不少科学家并不赞同居里夫妇那种斯巴达克式的自我精神，例如赛格雷就说过：
“……镭气有商业价值，这是很清楚的。然而，居里夫妇决定不准备对他们离析这种物质的任何过程申请专利，这与他们的信仰是一致的，这已经被引以为崇高思想的证明。按我的看法，虽然在对待科学发现专利的道德方面各人持有不同的观点，但是在拒绝接受一个人由于本人的工作而得来的利益上面，却没有特殊的美德。”
想必这种看法在居里夫人在世时就有人向她陈述过了，所以她曾对此事表示了自己的观点：“……我的许多朋友坚持认为，如果我们保留了我们的专利权，就可以获得必需的资金，建立一个设备完善的镭研究所，而以前曾经阻碍我们两人和现在仍然阻碍我的种种困难，都可以避免。朋友们说的都很有道理，只是我仍然坚信我们采取的态度是正确的。
“人类需要务实的人，这种人能由他们的工作取得最大的利益，但他们并不与人类普遍的利益相违背。但是，人类也需要理想主义者，需要梦想者，这种人醉心于一种事业，追求大公无私的目的，而将自身的物质利益完全放在一边，不予重视。
“显然，这些理想主义者和梦想者没有享受财富的幸福，因为他们并不追求它。虽然如此，我们感觉一个组织得好的社会，应该设法对这些人的设备、经费给予充分重视，让他们的生活不因为物质忧虑而陷入困顿，使他们能自由而无牵挂地从事科学研究。”
最后，还有一点也必须给予充分注意的是，居里夫人在日益增加的社会活动中，曾一再呼吁人们应该关注对科学的评价这一大是大非的问题。在30年代整个西方社会已经有明显的征兆：智力生活开始分裂为两个极端的集团，一极是“文学知识分子”，另一极是科学家（最有代表性的是物理学家）。这两极之间互不理解，互相憎恶，互相挖苦，互相指责。文学知识分子把自己看成是独一无二的“知识分子”，认为科学家死守着一种浅薄无聊的乐观主义，没有意识到人类可怕的处境。在这些“知识分子”看来，科学家应该入“另册”，没有资格称为知识分子。
居里夫人也碰见过这种“奇怪”的事。1933年她受托在西班牙马德里举行关于“文化前途”的讨论会，参加会议的大部分是来自世界各国的作家、艺术家。他们在会上声称：文化处于危机之中，而科学是造成危机的根源。
居里夫人听了不免十分惊骇，她立即表示不能赞同这些危言耸听的怪论。她说：
“世人认为科学也是一种高度的美，我赞同这种看法。一个在实验室工作的学者，他不仅仅是一个技术员，他还是一个怀有好奇心的孩子，在他眼前出现的种种自然现象，都像神话一样吸引着他。我们如果把科学的种种进步都简单地归结为机械结构、机器、齿轮装置（虽然它们自身也存在着美），那就大错特错了。
“有人认为冒险精神已经有在我们时代消失之危险，我无法苟同，也不能相信。在我的身边，我所见到的最有生命的东西，正是这种铲除不掉的冒险精神，它永远与好奇心联系在一起……”
这种“文学知识分子”和科学家之间不同的观点，到后来进一步演化为“两种文化”之间的争论。虽然两极的双方如今都有了更深的相互了解，知道他们之间有很大的互补性，但若想它们之间的分歧完全消失，仍得待以时日。居里夫人在30年代就已经敏感地认识到了这一问题的重要性，是十分难能可贵的。
居里夫人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后，虽然由于社会活动增多，不能再像以前那样全身心地投入到科学研究中去，但从她发表的论文数量来看，仍然让人吃惊。从1920年（53岁）起直到1934年（67岁）7月去世的14年中，她仍然发表了27篇论文，占她毕生总论文数的39．1％，其他60．9％的论文是在1914年以前的17年中发表的。而她的5部专著，有4部是在1920年以后写的，两本传记还除外。
在1920年以后，由于镭的原子量已经确定，居里夫人的研究方向主要是：（1）放射性元素的衰变规律，这方面的论文有近10篇之多；（2）原子结构，这方面她不仅发表了10多篇论文，而且还在她去世前一年写了一本有关这方面的专著《放射性物体α、β、γ三种射线和原子结构的关系》；（3）放射性在医疗上的应用。
由居里夫人最后14年研究的内容来看，她的目光始终盯在物理学研究的前沿上，从不固步自封。这从她的助手约里奥和女儿伊伦娜的研究方向也可略知一二。弗雷德里克·约里奥是1924年由朗之万介绍给居里夫人的。开始，这位天才、勤奋的青年人在她的实验室里当研究助手，两年之后，约里奥成了伊伦娜的丈夫、居里夫人的女婿。约里奥·居里夫妇在居里夫人的直接指导下，迅速成长，很快成为新一代的优秀科学家。居里夫人后来体弱多病时，常为女儿和女婿的才干而暗自高兴，相信他们也一定会有大的成就，甚至可以像她一样获得诺贝尔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