常有人不胜怜惜地对我说：“我觉得你所能接触的世界并不大，真可怜！”可是只有我自己心里明白，这些人并不了解我的生活情形，他们也不知道我有多少朋友，看过多少书，旅行过多少地方。每当我听到有人说我的生活圈子太小时，总忍不住会偷偷地发笑。
那些不是盲文的书报，我就请别人念给我听。例如每天的早报，总是由老师或汤姆斯小姐先念标题，然后由我挑出那些感兴趣的部分请她细读。一般杂志也是一样，都是由老师或汤姆斯小姐念给我听的，平均每个月我要读七八种杂志。此外，我还经常阅读盲文杂志，因为那上面多半会转载一些普通杂志上的好文章。
有些人亲自写盲文信函给我，另一些人则请会盲文的人代写，因此我常常可以享受到从指尖传来的友情。对我而言，我确实喜欢读盲文，因为这毕竟是由自己直接去感受的，而且印象也会更深刻。
我有位名叫爱特那·波达的好友，他去环游世界时想得很周到，随身携带着盲文写字板，每到一处，就写信把他的所见所闻告诉我。因此，我就像跟着他四处旅行一样：共同聆听大西洋上冰山迸裂的声响；一同搭机飞越英吉利海峡；一起在巴黎如梦如幻的大道上漫步；也到了水都威尼斯，在皓月当空的夜晚，一面欣赏月光下的威尼斯，一面静听船夫唱意大利情歌。那种气氛是多么罗曼谛克啊！在看了维苏威火山与几千年前的罗马竞技场后，又一同前往神秘的东方了。
我随着波达来到印度、中国，看到了许多新奇而有趣的事物。
抵达日本时，正值樱花纷纷飘落的季节，缤纷的落英交织成一片奇异的世界，清幽肃穆的寺院钟声更引发了我的许多遐想。
最妙的是，波达竟大惊小怪地对我说：“你瞧！你瞧！日本的妇女都背着小孩在街上走，这儿的男士竟然都足登四寸高的木屐，在马路上喀拉喀拉地溜达。”
有波达这样的朋友，所谓形体上的不自由其实早已不存在了。
在许多关心我的朋友中，威廉·苏夫人是最为热心的，她随时都准备帮助我。
苏夫人赞助过许许多多的慈善团体，只要是与我有关的团体，她捐的钱总是特别多。当我们的想法迥然相异时，她会对我说：“虽然我不同意你的观点，但你我的友情是另一回事。”她依然不改初衷地爱护我。
佛兰克·克勃特是我大学时代的同窗好友，他在25年前创立了克勃特出版社，曾出版了我的传记作品《我的生活》一书。现在，我打算出续集，佛兰克一如既往地全力支援。其实，早在10年前，佛兰克就一再鼓励我写这本书的续集，以至于我在进行这本书的写作时，总是感到佛兰克似乎就在我的身边注视着我。
1912年的冬天，《青鸟》一书的作者梅多林克夫人到连杉来，她态度和善且性格活泼，我们两人一见如故，非常投缘。她回到法国后还寄卡片给我，她在卡片上亲笔写着：“为发现青鸟的少女祈求幸福。”
来连杉的名人还真不少，其中之一是诺贝尔文学奖得主——印度诗人泰戈尔先生，这位诗人长得非常高大，蓬松的头发呈灰色，同他脸上的络腮胡相比，几乎没有什么不同，它们紧密地连在一起，这不禁令我想起圣经上所记载的先知们。我很喜欢泰戈尔的诗集，也看了不少他的作品，我能深深地感受到他对人类的那份爱心。能看到这位诗人，是我平生莫大的荣幸。
当我向这位诗人倾诉我的尊崇与仰慕时，他说：“我很高兴你能在我作品中看到我对人类的爱，你知道吗？这个世界正在等待的，就是出现一位爱别人更甚于爱自己的人！”
泰戈尔先生谈到时局时忧心忡忡，他以哀伤的口吻提到印度、中国以及世界上一些强国的局势：“欧洲各国强迫中国人吸食鸦片，如果他们拒绝的话，国土就有被瓜分的危险。在这种情况下，亚洲民族怎能不重整军备以求自保呢？英国就像一只秃鹰，已经把战火带到了太平洋沿岸，在那儿建立许多军事基地。亚洲各国中，日本已经能够自己独立了，可是，中国难道要等到城门被攻破、盗贼闯进家门时才会惊醒吗……请记住，一个太爱自己的人，往往会被自己所毁灭，如今能解救世人的，大概只有神的爱了。”
他的话使我联想到甘地，因为甘地先生正是一个不仅在嘴上谈“爱”，而且还以行动来实践的人。
艺术家们似乎对我特别关心，像艾连塔利和约瑟·杰佛逊等优秀演员，都特地为我表演了他们的拿手戏，他们让我以手指去追踪他们的一言一行、一颦一笑，我兴奋得无法用语言来描绘自己的心情，只是认真地去听，去感觉，惟恐遗漏任何细节。歌唱家卡罗素、夏列亚宾等允许我把手放在他们的唇上去“听”他们的美妙歌声。
我曾手抚钢琴欣赏戈德斯基的演奏，轻触海飞兹的小提琴去领略那美妙的琴音。当戈德斯基奏出肖邦的小夜曲时，我深深地沉醉于音乐之中，恍如置身于热带海岛上。
有时候，我会把手放在收音机的共鸣板上“听”音乐节目。在乐器中，我觉得竖琴、钢琴、小提琴的声音都非常美妙。不过，对于目前正在流行的爵士音乐却不敢恭维，那种爆炸性的响声，令我感到好像有什么东西正朝着我冲过来似的，每当指尖上传来这种信息时，我总有一种想转身逃跑的冲动，似乎人类在原始时代潜藏在体内的那种对大自然的恐惧感再度复生了。
在实业界的大亨中，我曾拜访过电器发明大王汤姆斯·爱迪生先生。在我前往新泽西州演讲时，爱迪生先生曾邀请我去他家做客。他给人的第一个印象相当严肃。据他的夫人告诉我，爱迪生先生常把自己关在实验室内通宵工作。他最讨厌人家在他实验进行到一半时去打扰，他甚至连吃饭都省去了。
爱迪生先生要我把手放在唱机上，然后很热切地问我听懂没有，可惜我实在是听不懂。为了不使爱迪生先生失望，我试着把当时头上戴着的草帽靠近唱机，使声音在草帽上更集中些，但仍然无法了解。
一起进餐时，爱迪生先生对我说：“你听不见任何外界的声音也有好处，至少比较容易集中精力思考，不受任何不必要的干扰，像这样活在自己的世界里，不是很好吗？”
我回答他：“如果我是一位像你这样了不起的发明家，我希望发明一种能够使聋子得到听力的机器。”
他有点诧异地说：“喔，你这么想？我可不做这种无聊的事，反正人类说的话多半无关紧要，可听可不听。”
我把嘴靠在爱迪生先生的耳边，试图直接对他说出我的意思，可是他却说我的声音像水蒸气爆炸时一样，让他无法分辨，他说：“你还是告诉梅西夫人吧，然后由她转述给我，她的声音像小提琴般悦耳。”他说的每一句话都带有命令的味道。
至于汽车大王福特先生，是我在内布达斯加演讲时见到的。
福特先生曾亲自带领我们到工厂里去参观，并且以谦和的态度向我们讲述他成功的经历：“开始时，我是想要生产一种连农夫都可以买得起的汽车，几经研究试验，我对汽车就越来越内行了……因此我发现，其实有好构想的人太多了，只是大多数人不知道如何去把它变为现实，因此有也等于没有了。”
在参观过福特先生的汽车工厂以后，我不禁产生了一个奇怪的想法：如果把这个世界像福特工厂一样来管理，是否会更有效率呢？那时，是不是每个人都可以缩短工作时间，并能拿到高的报酬呢？
如果人们一天中只须工作几个小时，就可以保证衣食住行，还能有四五个小时的自由时间，这样岂不是很好吗？不过，我自己也知道，这种想法只是痴人说梦而已。福特固然是一个杰出的企业家，但他的方法未必适用于整个世界，因为国家毕竟不能像工厂那样去管理啊！
在那次拜见福特先生10年之后，福特先生在一次盲人大会中捐献了一大笔钱，他还说他的工厂里雇用了73位盲人，他之所以雇用他们，并非为了怜悯，而是因为他们在工作上表现得相当优异。我听到这个消息时，真有一种说不出的高兴。
每当我感到不太舒服时，我就到纽约去散心。纽约市内有各种不同的香味可以刺激我的鼻子；我也喜欢到热闹嘈杂的地下铁路沿线去逛逛。就像现在这样，到纽约去一趟后，我的活力又可以恢复了，因为我感觉到自己跟其他人一样地活着。
从繁华的城市重返宁静的田园，感到自己的庭园分外可爱，虽然有人嫌它像老鼠窝，但对我而言，它是世界上最舒适的场所。
我时常独自一个人散步。我能摸索着从前门的阶梯上走下来，然后沿着小径向前，到尽头时一拐弯，来到我经常散步的马路上。小屋的四周有最宜人的景色，尤其是每年的6月，郁金香与风信子全都展开了笑靥，我们就像住在花海中的小岛上一样。在通向小凉亭的马路旁，满是移植自德国的菖薄花。6月真是个奇妙的月份，连树木也舒展开它的四肢——伸出枝丫，似乎想向我们倾吐什么。我有时甚至会觉得，树木真的在对我说：“你们人类何时才能学会这样站着不动呢？”有的则说：“看看那不安分的海伦，在花草丛中不停地穿梭，就像一只风中的蝴蝶。”那横生的小枝丫，无异是对我指指点点的小手指。
我常常想：“为什么人不像树木一样，固定站在某地不动呢？树木虽然不会移动，不是也照样生长得很好吗？甚至比人类活得更快乐更长久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