离开连杉，在国内旅行了一段很长的时间后，我们最后决定，住在纽约市郊长岛的佛拉斯特丘陵区。在这风景优美的地方，我们买下了一栋外表别致的小屋，它有着类似古代城堡的外貌，到处是凸出的棱角，我们替它取了个名字，叫“沼泽之城”。
在此所说的“我们”，是指莎莉文老师、汤姆斯和我，还有一只名叫吉兰的小狗。
经过长期的奔波劳顿，我们都渴望能过一段平静的生活。闲暇时，我在院子里学习种植树木。屋子的二楼隔出一间专属于我的小书房，四面都有窗户。我常常坐在小书房里学习意大利文，为的是想读但丁作品的原文。
新居还没完全安顿好，我们就接到了一封十分意外的信。
信是弗朗西斯·米拉博士所写，他表示有意将我的《少女时代》拍成电影，而且希望我参加。我接到信后满心欢喜，因为我认为把自己个人的这段经历拍成电影，一定可以鼓舞那些不幸的人，而且能在这个相互憎恶、充满暴戾之气的世界里引起深省。如此好的机会我怎能放过？后来，这部电影被成功地拍摄下来，只是经改编后，名字改为《救济》了。
当年不辞辛劳、千里迢迢跑到好莱坞去拍片的那股劲儿，现在想起来还有点不可思议！或许因为我当时太天真了，以为自己的故事感人至深，观众们在欣赏此片时必然会聚精会神，连呵欠都不敢打。那种过分的自信，使我毫不犹豫地接受了电影公司的建议。奇怪的是，我当时一点也没有考虑到，以我这样一个残疾人，怎能担任电影的主角呢？
一般的女明星不是身材健美，就是如花似玉，而我呢？又矮又胖，长得也不好看，根本无法跟那些女明星相提并论。而且我又缺乏哭笑自如的高超演技，凭什么去演戏呢？不过，撇开这些不谈，我在好莱坞的那段日子倒过得多彩多姿。老实说，我对于那段拍戏的经历一点也不觉得后悔。
在好莱坞，我经历了许多从前从未感受过的新奇事情，那种刺激的生活，时时都带给我惊喜。当我漫步在开满天竺葵的小径上时，会突然有一个骑士从斜地里冲出；我走在马路上时，会见到一辆卖冰点的车子猛然四脚朝天；在远处的山丘半腰上，说不准什么时候会有一栋被熊熊烈火包围的小木屋……总之，来到此地以后的所见所闻都令我感到新奇有趣。记得有一次，我们一行人头顶炎炎烈日，坐着车子到沙漠里去，沙漠里稀稀落落地长着仙人掌和灌木丛。当我们来到一个小小村落的拐角处时，忽然有人惊呼：“看啊！有印第安人！真正的印第安人……”
大家都很兴奋，马上从车上下来，想看个究竟。果然，有一个印第安人站在那儿。
这时，在我身旁的一位向导走上前去，请求那位印第安人让我摸摸他头上的羽毛饰物，因为他头上戴着色泽美丽的老鹰羽毛，非常神气。我怀着忐忑不安的心情走上前，再度以手语向他示意。可出乎我们意料的是，这位印第安人以流利的英语开口道：“让这位女士尽量摸好了，多少次都无所谓。”
在场的人都吓了一跳，后来才搞清楚，原来这是一位正在等待摄影师到来的演员，哪里是什么真正的印第安人呢！
我和汤姆斯小姐经常在天没亮前就出去骑马，在露珠晶莹的草原上，可以闻到麝香草及尤加利树的芳香，清晨的微风总令人心旷神怡，好不舒畅！就这样，我在比佛利山的小路上度过了许多愉快的清晨。
以《少女时代》为剧本的《救济》一片终于要开拍了，导演是因《青鸟》一片而闻名的乔治·郝斯特·普拉特先生。首先进行片头摄影，普拉特先生以敲打桌子为信号与我沟通。我们工作的过程通常是：汤姆斯小姐看过剧本后，听取导演的指示，然后把这些写在我手上，等我完全了解后，再听导演敲桌子指挥进行。
有时，导演会亲自在我手上写几句话，例如：“不要害怕，在笼子里的不是狮子，只不过是一只小金丝雀而已。知道了吗？好，再来一次。”导演越是关照我，我越觉得紧张不安。
老实说，要在摄影机前自然地表演，着实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在表演时，总是有强烈的灯光聚集在身上，我老是觉得全身热烘烘的，汗水直往下流，这时还得留意脸上的妆是否已被汗水弄脱，否则银幕上的形象就会大打折扣，所以还要经常补妆。
我一站到摄影机前就浑身不自在，偏偏导演一下子要求我笑，一下子又要我皱眉沉思，我的情绪怎么可能转变得那么快呢？因此，有时在听到指令后，我只有茫然发呆的份。
开始时，大家都未进入角色，因此，有许多不尽理想的地方。幸好那位扮演我少女时代的女士十分称职，她本人当然既不聋也不哑，可是却能把这个角色演得惟妙惟肖。为此我对她产生了很大的好感，而她由于扮演了我，也很喜欢我。
大学时代的我是由另一位长得很美，笑起来特别迷人的女星饰演的。这位女星一开始以闭着眼睛表示眼睛看不见，可是她往往一不留神就突然睁开眼睛，使在场的工作人员忍不住捧腹大笑，她那时的表情实在太滑稽了。
不过这位女演员倒是很乐意演这个角色，而且她的演技也不差，尤其在演梦见希腊诸神的那场戏时，表现得最为传神，我也最喜欢。
剧本的下一部分就是要介绍我的那些朋友。问题是，那些曾经给我很大帮助的朋友，如亨利·庄梦德先生、马克·吐温先生以及布鲁克斯大主教等人都已去世，仍然活着的几位也都年事已高，与初遇我时已不可同日而语。
当时，我曾经写信给贝尔博士，他很快就回信了，他在信上表示：“看了你的信，让我回想起在华盛顿的那位小姐，在我眼中，你一直是当年的那位女娃儿。只要你乐意，任何事情我都可以去做，只是目前我身处异国，一时之间无法返美。可是，你绝不能忘了我喔！想起我们初次见面时，我可不是个71岁的老头子，那时我的头上一根白头发也没有。你呢？当时只有7岁，如果真要拍写实电影的话，我想非得由别人来饰演不可。请你去找个没有白头发的英俊青年来扮演我吧，等到拍摄结束，我们再以目前的姿态登场好了。如此前后对照，我想一定会很有趣。”
看了信后，我忽然想起一个很好的主意：“对了！何不以象征性的场景介绍我的朋友出场呢？这样也许效果更好。例如，安排我在两边都是洋槐的马路上散步，然后偶尔遇见贝尔博士与庄梦德先生，大家边聊边走，既有湖光山色之美，又显得比较自然。”我越想越觉得这是一个好主意。可惜电影公司没有采纳我的建议，而是安排了一个大聚会的场面，让所有曾经帮助过我的人都一起出现在宴会上，包括那些已经去世的好友在内。其中还有已经死了20年的我最怀念的父亲。当然，如布鲁克斯主教、霍姆斯博士、亨利·庄梦德博士等都各有“替身”。最令我欣喜的是，我又见到了有近20年不曾碰面的约瑟夫先生，他比我刚认识他时显得更活泼。
置身在这样一个场合中，令我感到好像是来到了天国。不过，在我与他们握手时，他们的手虽然都很温暖，但他们的语气与神态却与我熟知的那些朋友完全不一样，当他们猛地开口对我说话时，我总会有一种从梦中被惊醒的错愕感。宴会将结束时，我有一段台词：“目前全国约有8万名盲人正处在可怜的境况中，他们孤苦无援，而我们的社会目前又没有完善的制度可以帮助他们……这世界上有多少人在苦难的生活中含恨而终！……因此，我们应该为这些人谋求更好的生活，让这个世界变得更幸福、更快乐。”
就这样，影片拍完了一大半。这时，大家才忽然发现，这部片子缺少高潮，换句话说，不够戏剧性。
有一些人说：“海伦一辈子没有发生过罗曼史，当然也没有伟大的恋人，她的一生太平淡了！”“是嘛！干脆我们替她捏造一个恋人好了，让他们来上一段恋爱戏如何？因为现在的电影如果没有这些插曲，似乎就注定不受欢迎。”
不过，导演一开始就反对这种论调，他认为这是画蛇添足，反而会弄巧成拙。几经考虑、斟酌，最后决定穿插几场比较有戏剧性的场面。
加上去的几场戏，有一场是在一个名为“时间”的洞窟前，有一位脸色苍白、代表“知识”的小姐，与一位身材魁梧、代表“无知”的大汉互博，结果“知识”赢了，抱起了幼小的海伦。
另一场戏是莎莉文老师尝试用各种方法与海伦交谈，而年幼的海伦仍然听不懂，她不禁跌入了灰心失望的深渊中，此时基督出现了，他对老师说：“要帮助幼小的心灵来到我这儿，不要放弃她。”于是莎莉文老师再度鼓起了勇气。
还有不少略嫌牵强的戏，例如：一位伤心的母亲擎着一把火炬出场，目的是为不幸的伤残者请命；四大强国的领袖聚集在法国开会，准备决定全人类的命运，这时海伦出现了，恳求他们千万不要发动战争等等。最后还有一场有点荒唐的戏，他们也觉得太牵强，就被删掉了。
由于掺入了各种突发的奇想，使得影片的情节越来越离谱，也变得缺乏真实感了。尤其是结尾的一场戏，我现在想起来都觉得可笑，简直是异想天开。他们要我扮成和平使者，像圣女贞德一样骑着白马，走在游行队伍的最前面。谁知片场找来的这匹白马十分好动，跑起来冲劲惊人。当时我一手握着喇叭，一手握紧缰绳，好几次都差点被摔下马来，因此我越来越紧张，一颗心也七上八下的。此时，头上的太阳又毫不留情地直射下来，额上的汗水像打开了的水龙头一样，直往下淌，连放在唇边的喇叭都满是汗水，吹起来咸咸的。
当然，还有最惊险的一幕，我战战兢兢地骑了一段路后，在没有任何预兆的情况下，这匹马忽然腾空立起，幸好旁边有位摄影记者，他眼急手快，一个箭步冲到马前，拉住了马，否则，我非摔个大跟头不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