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处理边疆安宁的问题上，朱棣站的角度往往高于常人，所以更容易看清事情的全局，他的这种全局观奠定了其经营周边安宁环境的基础。 可以毫不夸张的说，朱棣的后半生都花费在经营东北和西北地区了。要说朱棣的意图旨在开疆扩土，那么东南西北哪里不能扩张大明帝国的地盘，为什么偏偏要将主要精力放在激起荒蛮的西北地区呢？朱棣的这种做法或许曾经令很多臣民们费解，其实从大局来看，所有一切都不难解释。 永乐年间，大明朝的最主要威胁还是来源于北部的残元蒙古势力，朱元璋在位之时就曾多次出兵，但是仍然没能做到釜底抽薪，朱棣即位后，也认识到了消除北部蒙古势力威胁的重要性，为此他竟多次将国家大事交予太子，而自己则骑上战马，奔赴蒙古内地打击蒙古势力。当时的朱棣已经贵为天子，而且疾病缠身，但是他仍然坚持多次亲征。可以说，北部的蒙古势力一直是朱棣的心头大患。 朱棣做事很讲究大局观念，在军事打击蒙古势力的同时，朱棣从全局观念出发，努力经营东北地区和西北地区，以便对蒙古形成来年两面夹击之势，从而巩固大明的北部边防，缩小蒙古的活动范围和统治地区。 西宁地区历来被视为兵家必争之地，它是中原通往西北地区的重要咽喉之地，所以能不能控制这个通道，直接关系到中原能否和西北地区保持紧密的联系。关于西宁地区的重要战略位置，古人也早有记载：“自庄浪而南三百余里为西宁，古湟中也。自凉州西北二百余里为镇番，古姑臧也。夫以一线之路，孤悬几二千里，西控西域，南隔羌戎，北遮胡虏，经制长策，自古为难”。 敲定西北的关键首先在于控制西宁、镇藩等门户之地，只有保证了门户的畅通，朝廷才能与西北地区正常联系。明朝时，人们将西宁河州、洮州、岷州等地的众“番族”称为西番，朱元璋在位时曾对这一带地区进行过较为系统的管理。
洪武四年，朱元璋先后设河州卫、洮州、岷州军民千户所等，洪武十一年时又增设了岷州卫和洮州卫。朱元璋对于西宁地区也十分重视，他不仅专门设立了西宁卫，还做出了这样一番评价：“洮州西番门户，筑城戍守，扼其咽喉”。“西控番戎、东蔽湟、陇，汉唐以来备边要地”，“弃之不守”，“岂良策哉”。 西番紧邻蒙古地区，而且北元蒙古势力在这一带颇有威信，残元势力退居蒙古后，一直妄想着能够借助西番诸部的力量复兴大元。虽然朱元璋在位时，对于西北地区已经做出了不少安抚拉拢政策，但是朱棣上台后，面临的依然是西番与蒙古结盟的危险。 为了加强对西北地区的控制，朱棣采用了多种政策多管齐下的策略。政治诏谕、军事征讨、贸易、宗教等都被充分运用到敲定西北的过程中。其中非常值得一提的是宗教。西藏在明朝时也归属于西番之内，历来西藏地区盛行宗教，介于此，朱元璋在西藏地区设立了朵甘都司和乌斯藏都司，以加强大明朝廷对西番诸地的管理和控制。 朱元璋在位时，为了保证农业生产的人员充足，制定了非常严格的僧道限制。民间的普通百姓是不允许私自梯度为僧为道的，朝廷专门组织诵经考试，合格后才能剃度出家。但是对于西番，政策则宽松的多。但是处于管理的需要，朱元璋于洪武二十六年，设立了西宁僧纲司、河州卫汉僧纲司和河州卫番僧纲司，分别命僧三剌、故元国师魏失剌监藏以及僧月监藏为都纲。对于设立这些机构的初衷，明人曾这样记载：“盖西番崇尚浮屠，故立之，俾主其教以绥来远人”，“阴助王化”。 朱棣上台后，依然没有放弃运用宗教的力量对西番诸地进行教化。为了加强朝廷与西北诸番的联系，朱棣曾专门任命司礼少监侯显僧智光为使臣前往西藏地区与当地的番僧等人士进行接洽。这种宗教政策在敲定西北的过程中发挥了非常重要的作用，而且还颇有成效。智光赴西藏后不久，番僧哈立麻便来到了京师朝贡。朱棣自然是喜不自禁，连忙派出了驸马都尉前往迎接。 “诸卫僧戒行精勤者，多授喇嘛、禅师、灌顶国师之号。有加大国师、西天佛子者，悉给以印诰，许之世袭，且令岁一朝贡。由是诸僧及诸卫土官辐京师”。对于第一个来朝的番僧，朱棣自然是十分厚待，而且还封哈立麻为“大宝法王”，不仅给以极高的荣誉，还赐予了不少财物。 在这种优厚政策之下，西北地区的番僧纷纷来朝，朱棣也是来着不拒，先后封赐，昆泽思巴为“大乘法王”，黄教宗喀巴的弟子释迦为“西天佛子”，而且还允许这些来朝的番僧在京师长期居住，并为其提供必要的修身之所。 对于朱棣的这种宗教控制政策，陆容曾评价道：“盖西番之俗，一有叛乱仇杀，一时未能遥制，彼以其法戒谕之，则磨金恬剑，顶经说誓，守信惟谨。盖以驭夷之机在此，故供给虽云过侈，然不烦兵甲刍粮之费，而阴屈群丑，所得多矣。”朱棣利用宗教笼络西番诸部开创了利用宗教笼络少数民族的先河，而且也确确实实取得了不错的效果。 据明史记载：“迨成祖益封法王及大国师、西天佛子等，俾转相化导以公尊中国。以故西陲宴然，终明无番寇之患。”由此也不难看出，朱棣利用宗教拉拢西番的政策是相当成功的。 拉拢西番，敲定西北，只是朱棣整个大局的一个小小的棋子。在管理西番的同时，朱棣始终没有忘记自己拉拢西番的最主要意图。诚然让西番归属于大明朝廷，并保持相安无事的友好状态是一件值得庆幸的好事，然而最关键的还是利用敲定西北和经管东北地区对北部的蒙古地区施加压力。
坐在坐高权力顶端的朱棣，将整个国家的边防安全尽收眼底，也许是皇权富于了朱棣宏观的大局观念，也许是朱棣宏大的政治理想让他站在了统治的顶端，但是无可置疑的是从朱棣的层层布局来看，他身上所渗透出来的大局观念直指自己的心头大患——蒙古。 他一面招抚东北，一面经营西域，于此同时又展开了对蒙古地区的强大的军事攻势，三面同时出击，使蒙古地区陷入三面合围的境地。于是蒙古军事势力的衰落也就成为了必然，如此一来天下王土莫有不安。天下共享太平之福的愿望也便会得以实现。朱棣的这种大局观念造就了他在政治上的大作为。
““谋安”术”顾大局成大事 虽然皇位历来是封建社会权力的最顶端，但是纵观历朝历代，坐在这皇位之上的人也不乏鼠目寸光之辈。朱棣荣登皇位后，把权力的高度发挥到了极致，他站的高，看得远，做事有全局思维。他东拉东北，西笼西番，对蒙古地区形成两面夹击之势，然后趁其不备在给与军事打击，正是这种大局观念，成就了他天下大安的政治理想。 顾大局方能成大事，所以，不要执着于生活或者工作中那些鸡毛蒜皮的小事，更不要对于一时之间的胜败得失而斤斤计较，只有树立全局观念，学会用全局思维去思考问题、处理问题，才能从整体上掌控事物的发展趋势，从而赢得最后的胜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