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是政治的基础，政治是经济的上层建筑。虽然生于大明朝的朱棣并没有形成这种明确的理论意识，但是在长期的生活阅历和国家治理当中，他早已经隐隐感觉到，要想和周边的少数民族搞好关系，就要让他们离不开你，很明显光靠政治上的压制是很难实现的。依靠军事镇压也不是上上之策，因为一旦他们的军事力量变得强大，就会在第一时间脱离你的管制。 中国古代封建社会都是自给自足的小农经济，明朝也不例外。朱棣思想的深处也存在着浓厚的农本思想，这是时代的局限性。明朝的经济中心主要是在中原地区，少数民族大多处于边疆地区，所以经济发展相对滞后，因此诸如食盐、农具等物资比较缺乏。而朱棣所统治的大明王朝地域辽阔，经济相对来说发达，物资相对来说也比较丰富。介于此，朱棣便萌生出借贸易关系扼住少数民族的咽喉的想法。 在明朝军事势力的连连打击下，蒙古人逐渐退居到了塞外，虽然他们所居住的地方发生了巨大变化，但是他们对于粮食、纺织品和铁器等物资的需求并没有发生丝毫的变化。因为长期的汉化生活，让他们已经习惯“食兼黍谷”“衣杂缣布”，回到草原的他们一时之间难以接受自己祖先的生活方式，所以通过与大明的贸易获得所需要的物资就成为了他们的生活必须。 即使是在两军交战的紧张时刻，蒙古人为了满足自身的需求，也常常私下里和守边的士卒偷偷地进行交易。这种情况，朱棣也不是不知道，想当初自己在北平还是燕王的时候，对于这种边境贸易就再熟悉不过了。所以朱棣上台后，严格限制了对于蒙古等少数民族的贸易。这样一来，大明便可以有力的对其进行控制。
朱棣历来拥有两张脸，一张凶残、一张温和，在缓解少数民族对明朝的威胁过程中，他也是时常在两张脸之间变换着不同的角色。一方面，他利用贸易关系严格控制少数民族，以其必需物资为威胁，致使少数民族不敢轻易对大明发动军事挑衅。另一方面，朱棣将贸易关系作为怀柔招抚政策的重要手段，以此来表示自己对少数民族的优待，同时也满足大明朝廷对于马匹的大量需求。 早在洪武时期，朱元璋对于和少数民族的贸易就十分重视，为此还专门下过诏令，据马文升所说：“我太祖高皇帝平定天下，抚治四夷，示之以威，怀之以德，彼皆顺服，岁时进贡。其所食茶、铁锅、铜器、罗缎等物，奏奉明文方才给予，及许令各该番人四时前来各边交易买卖，委官管领。当时法度严明。”民间的一切贸易行为都被官方禁止了，那么少数民族要想获得所需物资，就必须通过朝廷官方的贸易获得了。 如此一来，战略物资的出口得到了严格的限制，所有少数民族所必需的物资都处在了朝廷的管理之中，统治者就可以根据双方的关系好坏而采取合适的贸易政策了。 朱棣上台后，为了宣扬自己对少数民族的宽大政策，对于洪武年间的贸易限制有所放松。建文四年十一月，朱棣正式即位不足半年，便下达了关于边境贸易的诏令“朕今继承天位，天下一家，溥海内外，俱效职贡。近边将言尔诸部酋长，咸有归向之诚，朕用嘉之。特令百户裴牙失里赍敕谕尔，其各居边境，永安生业。商买贸易，一从所便。欲来朝贡者，与使臣偕至。” 这种鼓励贸易的做法立即得到了广大少数民族的欢迎，朱棣以此来拉拢少数民族的意图也袒露的十分明显。此外还有一个重要原因就是朝廷对于马匹的需要，靖难之役后马匹的耗损比较严重，再加上朝廷此后的多次用兵，对于马匹的需求越发显得旺盛。所以，朱棣于永乐七年“敕镇守宁夏宁阳伯陈懋：官帑有绮帛布钞，可与新附鞑靼易马。良马勿吝直，次者亦酌量增直易之”。 当时贸易的最主要形式是朝贡，也就是蒙古等少数民族的使臣等人，到开放的边境或者是京城进献马匹，然后朝廷给于其必要的物资、财物等作为报酬。一般来说，无论是马匹还是铁器等物资都有一定的价格衡量尺度，但是在实际交易中，贡马的少数民族有时候会因为朝廷给于的物资过少而心生不满，为此，朱棣便采取了怀柔的政策，对于前来贡马的少数民族”宁厚无薄”，除了进献马匹的报酬，还常常给于丰厚的财物赏赐。 “永乐元年十一月丙子，兀良哈头目哈儿歹遣其部属脱忽思等二百三十人来朝贡马。命礼部赐钞币袭衣，并赏其马值。上马每匹钞五十锭，中马四十五锭，下马三十锭。每匹仍与彩币表里一”。“九月庚子，款多伦地面鞑靼纳哈刺等来朝贡马，赐之银钞彩币”。 在这种频繁的贸易关系下，周边少数民族和大明帝国之间建立了较为友好的贸易合作关系。朱棣出于稳固双方贸易关系的需要，还专门在辽东开原地区设立了三处马市，并定期进行交易。 此外，朝廷还专门为前来贡马的少数民族提供迎驿等服务。东北和西域等地的少数民族见状，对于大明朝的好感便油然而生，自然也主动前来贡马，这样不仅可以交换必需物资，还能获得不少朝廷赏赐。市易朝贡关系的融洽，在政治上也保证了大明和少数民族的长期和平状况。 鼓励贸易的做法是朱棣营建周边和平环境的重要手段和措施，一方面朱棣可以通过贸易控制少数民族的动向，另一方面，还能通过与蒙古少数民族的贸易加强朝廷的兵马储备，加强自己的军事力量，朱棣这笔账怎么算都有赚头。
在封建社会，农业毕竟是国家的经济基础，是不容动摇的，朱棣作为封建帝国的掌舵者自然很清楚这一点，所以他严谨边境人民或者是守军进行私自贸易，即使是朝廷派出的使者或者官员也一律不允许夹带私货进行贸易，如有违反严惩不贷。当时的刑罚是相当严酷的， “凡公差人员，不许捎带松榛等物进口渡海，违者一二斤、三五两俱分尸，号令所过，官司纵容，一体治罪。” 借助贸易关系博取周边少数民族的认可，从而赢得荣辱与共的合作关系。即便是政治上的臣属关系被打破，这种紧密的经济联系也是剪不断的，只要是双方的经济贸易处于一个相对来说融洽的状态，那么，这些少数民族即使军事实力膨胀，也不会对大明帝国造成安全威胁。朱棣的经济政策与政治政策相结合，两者相得益彰在处理少数民族问题方面发挥了巨大作用。
““谋安”术”巧用经济力量谋发展 不同地区之间进行贸易本是再正常不过的经济现象，然而朱棣却将这种经济力量用到了安邦治国上。利用和少数民族互通有无的贸易控制其物资供应，这无异于给双方的和平关系加上了一条保险丝。紧密联系的贸易关系使得双方形成了荣辱与共的整体，这种神奇的经济力量在一定程度上保证了大明帝国的太平御安宁。 作为普通人，很难像朱棣一样做出巧用经济谋求国家发展的大手笔，但是这种深刻的哲理却可以运用到我们的日常生活和工作中。唯有经济利益紧密联系，才能融合成一个团结而稳固的整体。所以，当我们想要融入一个团队或者整体时，不妨先建立起这种荣辱与共的经济联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