靖难之役的成功，将朱棣从一个地方藩王推向了新的岗位——皇帝。岗位不同，自然所担负的责任也不尽相同，朱棣即位后很快就适应了角色上的转变，并把这个皇帝做的有模有样。
朱棣本就是地方藩王，所以国家政事也处理过不少，有一定的管理基础，但是毕竟一个国家和一个小小的藩国还是有所差别的。况且朱棣封地位于大明朝的北部边防重地，平时所负责之事，也多为军务上的事，对于文治朱棣还是相对比较陌生的。登上皇位后，朱棣很快就意识到，军务只是政务极小的一部分，其关键之处还是在于国家内部的治理。 回想父亲朱元璋的治国之策，他以武力打败了大元朝，所以洪武年间武臣十分受推崇，然而文臣就没有这么幸运了。朱元璋嗜杀，而且比较残暴，对于文人的打压更是残酷，这就导致很多为官的文人惶惶以度日，因为当时的朝廷“无几时无变之法，无一日无过之人”。在政治上为官就犹如“作虎穴之游”，而且动辄有错，便会牵连亲友一同受刑。于是，到了洪武末年，大部分知识分子便采取了拒绝效力于朝廷的策略。 朱棣深知治理国家最缺不得的就是人才，尤其是文才。武将固然骁勇善战，但是也只能在镇守边疆和上阵杀敌的时候才能显示出其卓越的才能，如果任用武将来治理国家，必定是严刑峻法。百姓不同于军队，如此治理只会失掉民心，最后威胁政治统治的稳定。不得不说，朱棣虽然出身武将，但是在政治上也是颇有政治远见的。 再看自己的侄儿建文帝，他从小接受的就是纯正的儒学教育，而且上台之后大肆改革，其改革的只要方面就是重用文臣，而且此时朝中的能征善战者在朱元璋的诛杀后已经所剩无几。建文朝廷可以说是一个地地道道的文治班子，虽然获得了天下百姓和知识分子的拥戴，然而结局却是连皇权也旁落他人。由此也不难看出过分的宽容必然会难以树立纲纪，一个纲纪不严的政权必定是短命的。 在综合考虑了朱元璋和朱允文的治国之策后，朱棣结合两种截然不同的治国政策，提出了全新的治国方略——宽猛适中为治。 历史有时候就是一个循环的过程，洪武时期重武，知识分子受到忽略，建文上台便大搞文治，并力图削弱武臣的权力，于是惹得武臣不满，反而丢了皇位。朱棣身为地方藩王也是靠着武力夺得了天下，但是他却比朱元璋更为明智的认识到：重视知识分子的必要性。于是早在朱棣还为坐上皇位之时，便顺应了这种变化，接受了道衍保留读书种子的建议。 上台后的朱棣开始大兴文治，这种偃武修文的政策可以说是朱棣适应皇帝角色后，提出的最为重要的新创见。为了很好的贯彻自己偃武修文的新政见，朱棣还特地对群臣说道： 为治之道，在宽猛适中，礼乐刑政有其序。。。朕皇考。。拨乱反正，不得已而用刑，特权一时之宜。及立为典常，既有定律颁之天下，复为祖训垂宪子孙，而墨劓剕宫并禁不用。朕以菲德继承大统，仰思圣谟，夙夜祗服，惟欲举贤材，兴礼乐，施仁政，以忠厚为治。。以上不负皇考创业之艰，而朕于守成之道，亦庶几焉。 朱棣身为皇帝，身边自然不乏讨好自己的臣子。由于朱棣是个不折不扣的将军，对于战备之事非常有兴趣，所以便有通政使赵彝引奏一事。 当天，通政使赵彝前来向朱棣汇报工作，工作汇报完以后，便向朱棣引奏一名山东男子，并言之凿凿的说该名男子在布阵方面十分精通，而且还准备将阵图献出来。朱棣一听，自然清楚这不过是献媚取宠之计，也不是什么大过错，但是这正是一个宣扬自己新政见的好机会，他又怎么会错过呢？
于是，朱棣便摆出一副儒雅君主的派头，开始对这名官员的谆谆教诲：“自古帝王用兵，皆出于不得已。夫驱人以冒白刃，鲜有不残伤毁折。其得不死，亦幸也。朕居军旅数年，每亲当矢石，见死于锋镝之下者，未尝不痛心，但出不得已耳。今天下无事，惟当休养斯民，修礼乐，兴教化，岂复当言用兵。此辈狂妄，必谓朕有好武之意，故上此图，以冀进用。好武岂盛德事？其斥去之。” 为政宽猛适中，可不仅仅是朱棣的一个口号，就是在这样意见小事情中，朱棣也无不遵循着这一规则。 他先是宽大为怀，坦言自己用兵实在是出于无奈之举，然后动情的讲述每当看到将士们阵亡，总是痛心不已，悲痛万分，在后自然的过度到自己”修礼乐，兴教化”政见之中。虽言语不多，却充分彰显出朱棣仁君的立体形象。 紧接着朱棣话锋一转，厉声斥责到：想必这一定是个狂妄之徒，以为我崇尚武治，便想献上阵图获得朝廷重用。好武之人怎么能够担当仁德的差事，立即把他赶走。通政使赵彝听闻朱棣前边的谆谆教诲，只当朱棣有拒绝之意，所以也就没有太放在心上。然而后边严厉的训斥便让赵彝诚惶诚恐起来，他便神色惶恐的按照朱棣的要求立即把进献阵图之人打发走了，并且再也不敢动举荐精于治军之士的念头了。 朱棣这一宽一猛，两者结合，既能收到建文帝仁政得人心的效果，又能得到朱元璋严刑峻法的威震效果，在处理各种事物之时，虽然宽仁却不失威严和纲纪，虽呵责严厉却又不至于让官员们因担心受罚而无所作为，实在是高明之举。 实际上，朱棣宽猛适中的为政之道最鲜明的体现在对待建文遗臣方面。一方面，对于那些拒绝投降效忠的诸如方孝孺等人，朱棣采取残酷屠杀的政策，而且残忍的无所不用其极，对当朝士人起到了杀鸡儆猴的威慑作用。而另一方面，朱棣大兴文治，对愿意效忠的建文旧臣极尽拉拢之能事，建立自己尊儒的光辉形象。 朱棣对朝中的一位丁学士十分器重，而且非常欣赏他的才学，于是便无意的问道：“少从谁师？”丁学士便回答道：曾经从学于元末翰林学士李征臣。李征臣是一个十分倔强耿直的人，明朝建立之初，不愿意为大明效力，即使家属被杀光也毫不动摇，后来便被谪戍到宁夏。 听闻此事后，朱棣为了体现出自己偃武修文，大兴文治的治国之策，便立即派人将李征臣子接回京师，并劝说其为朝廷效力。李征臣依然不改倔强的本性，所以回答道：“臣于洪武中既不受官，则今日义不得复受。” 对于李征臣的回答，朱棣没有丝毫的愠怒，而是十分平和的问道：“欲何为？”“愿还行伍。”朱棣此时便表现出自己的宽大胸怀，“朕既已召卿，何可复从戍？”于是便免去了他的戍籍，准许他回乡。由于亲人都已经不在，李征臣子甚感凄凉，于是朱棣便按照他的意思让他到故人吴景华家馆执教去了。 朱棣登上皇位后，对洪武和建文两朝所实行的政策以及效果，进行了较为细致的研究，并在基础上进行了适当调整，提出了“为治之道在宽猛适中”的原则。在此后的执政过程中，朱棣一直遵循着这一原则，从而实现了“永乐虽多刑杀却兴”的局面。 角色的转化是每个人都要面对的，朱棣在刚刚登上皇位的那一刻，也曾有过不适应，但是在自己这个新岗位上，朱棣尽心尽力的探索治国之道，很快便提出了富有创见的治国新方略。为政之道，在于宽猛适中，朱棣用自己的实际行动贯彻着这一原则，并将自己的大明王朝治理的井然有序。
““谋国”术”张弛有度，宽猛适中的领导艺术
朱棣作为大明王朝的最高领导，有着十分高超的领导艺术。他时而向建文帝一样宽容仁慈，博得了朝臣和百姓的拥戴；时而像朱元璋一样凶残嗜杀，将那些与自己做对之人碎尸万段，并借此建立其生杀予夺的皇帝威严。一张一松，一宽 一猛，朱棣既宽容的坦然真诚，又暴戾的令人畏惧，就在这宽猛转换之中，天下臣服于他脚下。 做人很难，太过于仁慈，则会给人懦弱的印象，生活工作中就免不了要受委屈；如果太过于苛责严厉，大家则会对你敬而远之，免不了受人孤立。所以，不妨学习一下朱棣宽猛始终的处事之道，这样既能在人际交往中如鱼得水，还能在不经意之中成就自己高潮的领导艺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