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坚是个命运的宠儿，他遇上了一个比较英明的君主。北周武帝宇文邕有着雄才大略，统一北方后，又策划着统一南北。他没有时间、没有精力，甚至根本不愿去猜忌别人，也并不把什么谣言、传说记在心里。并且，周武帝在世时又以杨坚的长女作为皇太子妃，这进一步巩固了杨坚的地位。
不过，杨坚灾难并没有因此避开灾难。
宇文赟即位后，杨坚的长女成为皇后，但除杨坚长女杨丽华之外，宇文赟还有四位皇后。
朱满月，曾是宇文赟掌管衣服的侍女。早在宇文赟为皇太子时，他见朱氏貌美多姿，便诱其淫乱，并使其怀孕。不久产下一男婴，就是后来杨坚辅佐的周静帝阐。宇文赟立朱氏为天大皇后。
又有元乐尚，15岁时被选入宫。容貌秀丽，比朱氏更胜一筹，且年龄幼小，正如豆蔻梢头，非常娇嫩。一经侍寝，宇文赟满心欢喜，立即立为贵妃。不久立为天右皇后，又改为天右大皇后。
陈月仪，大将军陈山提的第八女，年龄与元妃相仿。柔情善媚，腻骨凝酥。不但朱氏无此温柔，就是元妃也不及其娇艳。立为德妃，不久立为天左皇后，又改为天左大皇后。
尉迟炽繁，尉迟迥的孙女，本是齐国公宇文亮的儿媳。宇文赟诱其淫乱半月，宇文亮不满，举兵造反，兵败被诛杀全家，唯独尉迟氏被宇文赟据为己有，并立为天左大皇后。
另外还立司马消难的女儿为正阳宫皇后。后将前五后封太皇后，而对其直呼皇后。
他不但生活上奢侈、荒淫，而且对内采取了强硬而又残暴的压制政策。
乐运陈述他的八大过失并未使宇文赟清醒，反而使他更加大了戒心。北周建德七年（公元578年），他下诏令：“应对皇帝朝拜的，都必须以三拜成礼。”虽然几次赦罪天下，但自己却在宫廷内外任意鞭打、杖击臣下，甚至于打死朝廷大臣。他制定的《刑经圣制》，用刑比武帝时的《刑书要制》更加严厉。他还秘密地派心腹窥伺群臣，只要发现谁犯有小的过失，便任意杀死治罪。
北周大成元年（公元579年）二月，宇文赟到藉田举行耕种仪式。不久，他又下诏，以洛阳为东京，并征调潼关以东各州的士兵修建洛阳宫，平时又有4万多平民被迫充劳役全力投入东京的建设。其间，他还遣使简视京兆及其诸州，凡有民家美女，一律采选，充入宫中。他又怕宫殿建筑简陋，便亲自前往视察。他随同四位皇后并驾前行，文武侍卫，成群结队，乘驿相随。一路上人马疲劳，病倒累死者甚多，伤财害民，而宇文赟却因此而更加快乐。到达洛阳，见到宫殿尚未建成，但规模已成形，壮丽非常，他很高兴，心喜之下，大摆宴席，接着四处游览，10天之后才命起驾回都。
武帝辛辛苦苦创建的国泰民安的局面，经宇文赟奢性、暴政的折腾，已变得生灵涂炭，上下怨声载道。
宇文赟即位后，北周在军事、外交上也发生了巨大的变化。
由于国内政局的不稳，北周的边境纷纷遭到侵袭。虽然外侵被北周军队屡次击败，却仍引起了人民的极大不满，因为北周军队在宇文赟的影响下完全改变了武帝时的优良作风。
周武帝可以称得上是善于对待胜利的君主，别人得到胜利后就更加奢侈，周武帝胜利后却更加节俭。而宇文赟正是不同于其父周武帝的那种君主，他往往因胜利而更加骄横，更加奢侈。
北周宣帝宇文赟讨厌各种礼仪的约束，甚至就连皇帝每天的第一件大事——早朝的仪式，他都不能容忍。北周大成元年二月二十日，为了摆脱约束，他干脆把皇位禅让给仅有7岁的太子，立其为静帝，自己自称为天元皇帝，尊皇太后为天元皇太后。诸王及大臣都不敢阻拦，只好请太子迁出东宫，将其扶上御座，朝臣排班朝贺。他还让衍改名为阐，改大成元年为大象元年，称东宫为正阳宫。将天元皇帝居住的地方称“天台”，皇冠悬垂24条玉串，车服旗鼓比以前的皇帝增加一倍。
宇文赟自称天元皇帝以后，更加骄纵奢侈，妄自尊大，无所顾忌。国家的典章制度随意改变，饮食时用金、玉制成的食器，还常对臣子自称为天，命令群臣必须到天台朝见，并在朝见前，先素食三天，洁身一天。他还自比上帝，不准群臣和他同样穿戴。他常穿着配装丝带的衣服，戴通天冠，冠上有金制的蝉作为装饰品。若看到侍臣的帽子上有金蝉、王公衣服上佩有丝带，都令他们去掉。不准别人有“天”、“高”、“上”、“大”等字的称呼，官员的姓名中有以上字样的，一律改掉；姓高的改为姓“姜”，九族中称高祖的改称“长祖”。又命令天下的车辆用整块木材做车轮。禁止天下的女子抹粉画眉，以后如果不是宫中的女子，都不许涂脂抹粉画眉毛。
天元皇帝召集侍臣聚议，只谈宫室的兴建变革，从不谈论政事。平日里随意游戏，有仪仗队随从，早出晚归，出入没有节制，连陪伴侍奉的官员都无法忍受。自公卿以下的官员，常常遭到刑杖的拷打。而且对人拷打时，以120下为准，称为“天杖”，后来又增加到240下。宫女和在宫中任职的女官也不例外，后、妃、嫔、御，虽然受到宠幸，也多被施行拷打。于是，北周朝廷内外人心惶惶，动摇不定，失去了意志，只求苟安幸免；恐惧不安的气氛，直至宣帝死去为止。
北周政局在国主宇文赟的放纵中处于极度混乱状态。对北周来说是一件极不幸的事。然而，对杨坚来说却是一个难得的机遇。宇文赟的昏庸表面上给杨坚造成了精神上的恐惧，但正是因为宇文赟的昏庸才给了杨坚可乘之机，而杨坚抓住了这个机会，在这个关键的时刻，利用自己所处的特殊地位，夺取了最高统治者的权力，成为历史上有名的隋文帝。
杨坚的政治生涯中，经历了多少次猜忌和风险的磨难，就连他自己也几乎无法数清楚。他似乎只记得父亲的庇护和指点是自己能化险为夷的法宝。
杨坚能无数次逃脱危险，也许是天意。天意往往被人们同命运联系起来。杨坚似乎命运中注定要受到幸运之神的保护。他有一个精明能干的父亲，他遇到有雄才大略、开明豁达的君主——周武帝宇文邕，同时又遇到荒淫奢侈的昏君——周宣帝宇文赟给了自己天赐良机。
这只能说是“成事在天”。而事情的成功不能没有人的主观努力。
杨坚之所以能在激烈的政治斗争中化险为夷，更多的还是靠自己的主观努力。他靠自己的艰苦努力铺下了通向政治顶峰的台阶。
首先，杨坚能正视现实，巧妙地避开矛盾斗争的焦点。
宇文宪掌权时期，宇文集团与独孤集团的矛盾日益尖锐，赵贵事件的发生，使这一矛盾开始公开化并走向高潮。许多独孤集团的成员都无法容忍宇文护的专横。他们因满腔怨恨而谋反，以公开的挑战来对付宇文护，最终招致了杀身之祸。还有一些人采取执道固守，誓不依附的态度，结果落得平庸一生，得不到地位的升迁。那些依附于宇文护的人，最后也逃不脱遭到武帝冷落的命运。杨坚采取了完全不同于以上三种人的做法。他既没有与宇文护发生直接的冲突，更没有依附宇文护。他巧妙地避开了两大对立集团矛盾的焦点，用表面持中立态度的策略来对付这场政治斗争。他让人们感觉到他似乎是这场斗争的局外人。
然而，事实上，杨坚及其父亲对宇文护的怨恨绝对不亚于任何人。他们根本谈不上对宇文护的屈从，他们身为独孤集团的重要人物更不会是局外人。只能说，他们能认清局势，正确对待矛盾，又能正确选择自己该走的道路。面对要么对立死亡、要么依附屈从，他们强压怨恨的怒火，毅然选择了既不对立冲突又不依附强权的道路。
这正是杨忠父子对待政治斗争的既不疏远敌人，又不亲近敌人的战术。
其次，为了避免更多的猜忌，杨坚坚持不争名、不邀功请赏。
北周建德七年（公元578年），杨坚受命与宇文宪一道攻伐占据冀州的齐任城王高湝，这是扫除北齐残余势力的一次重要战争。据史书记载，宇文宪“善智谋、多算略，尤长于抚御，达于任使，摧锋陷阵，为士卒先，群下感悦，咸为之用”。从中可见，对宇文宪功劳的记载是重上加重，而对杨坚却只字未提。哪有同受君命，同率一军，同一战争中获胜，而对胜利却寸功未立的道理？若是无功，在战争结束后，杨坚怎会被提拔为定州总管？身为战将，岂有无功得荣之理？
可见，杨坚在有意隐匿自己的功劳。他不去争报自己的功劳，从而减少了别人的注意和猜忌。
值得一提的是，在身受猜忌的险恶政治处境中，杨坚的不争功名，只是一种对生活苟安的企图，当时的杨坚根本谈不上有图谋帝位的野心。杨坚只是尽量减少自己惹人注意之处，力求在人们猜忌的视线外过一种平静安稳的生活。杨坚的这种自安之术也是对其父杨忠多年经验的继承和发扬。
另外，杨坚既能注意摆脱矛盾，同时又能巧妙地利用矛盾。
尽管杨坚表面不露声色，但内心对周宣帝的猜忌和反复无常也感到不安，惟恐喜怒无常而又至高无上的周宣帝会突然对自己下毒手。但他同时也看到北周朝廷已经处于混乱的局面，朝廷内外对皇帝的不满已到了极点。
为了避免周宣帝的猜疑，也同时想在这个动乱政局中拥有实力，杨坚决心暂时离开朝廷，到地方上去掌实权。
内史上大夫郑译，少年时与杨坚同学，对杨坚的相貌感到惊奇，于是诚心诚意地与他结交。有一次，杨坚在宫中的长巷内碰到郑译，悄悄对他说：“我早就想出朝镇守一方，这你是很清楚的，希望你能够为我留心找到一个机会！”郑译说：“凭随公您德高望重，天下归心。我也奢望前程远大，对您托付的事，岂敢遗忘！我很快就向皇帝启奏。”
适逢天元皇帝宇文赟将派郑译率军进攻南陈，于是，郑译乘机请求朝廷任命一位元帅。天元皇帝问道：“你认为派谁合适？”郑译回答说：“如果要平定江东，不用朝廷亲戚重臣做统帅，难以镇抚，请命令随公杨坚随军前往，担任寿阳总管，负责前线军事。”郑译原是无赖，周宣帝为太子时以讨好得宠；宣帝对他言无不从，便答应郑译的荐举，任命杨坚为扬州总管。诏令已下，将要出发时，杨坚突然自称得了脚病，结果没有成行。
这件事显然反映出杨坚在朝廷内混乱时，一方面避开危险；一方面从掌握地方实权着手来巩固自己的地位。这足见杨坚处理政治斗争和集团矛盾的策略比其他人要高明得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