实行不实行对外开放政策，怎样认识和处理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经济文化关系，这的确是涉及不发达国家社会主义建设事业兴衰成败的一个极重要的问题。中国社会主义建设史上出现的挫折和近十几年来所取得的举世瞩目的成就、东欧的剧变、苏联的解体，从正反两方面提供了丰富而深刻的历史经验。深入研究、全面总结这些经验，对于我们消除在利用西方文明成果问题上的模糊认识，增强实行对外开放政策的自觉性，加快现代化建设的步伐，有很重要的意义。
一、当代世界经济的特征，社会生产力的国际化，使得任何国家都不可能在闭关自守的状况下发达起来
马克思、恩格斯曾指出，大工业“首次开创了世界历史，因为它使每个文明国家以及这些国家中的每一个人的需要的满足都依赖于整个世界，因为它消灭了以往自然形成的各国的孤立状态”，“资产阶级，由于开拓了世界市场，使一切国家的生产和消费都成为世界性的了”，“过去那种地方和民族的自给自足的和闭关自守状态，被各民族的各方面的互相往来和各方面的互相依赖所代替了。物质的生产是如此，精神的生产也是如此”。他们这些论断的发表距今约150年。那时第一次科技革命已经发生，世界经济处于形成的过程中。此后，人类社会又经历了第二次科技革命，从蒸汽机时代迈入电气时代；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又发生了以原子能、电子计算机和空间技术的发明和应用为标志的第三次科技革命。这次革命更是大大推进了社会生产力国际化的进程。经济一体化国际组织的涌现，跨国公司的大量出现、技术贸易和国际技术市场的兴起等等，都是这个进程的重要表现。它使各国间的经济和科技的交流和联系更为密切，国际分工和专业化协作迅速发展。在这种大趋势之下，没有一个国家能够不借助于国际协作、关起门来生产现代化社会所需要的一切物质和精神产品，没有一个国家可以孤立于世界经济体系之外求得经济的迅速繁荣和发展。闭关自守只能导致落后；本来就不够发达的国家还闭关自守，那就会更加落后。这不是逻辑推理，而是历史的教训。
应该看到，以往对待马克思主义的不正确态度，既有停留在对其某些原则、某些本本的教条式理解的情况，也有对其某些极为重要的理论观点没有给以应有重视的问题。马克思说落后的俄国农村公社可能跨越“资本主义制度的卡夫丁峡谷”，直接过渡到社会主义；列宁提出社会主义可能在一国胜利的学说和不发达国家在工人阶级夺取政权之后能够建设社会主义的论断，都是把它放在当时的（资本主义、帝国主义）历史条件下、放在国际大环境中来考察的。如果还未出现这种时代，如果人类社会还没有产生资本主义的文明成果，或者不发达国家处于与世隔绝的状态，那么，不发达国家实现社会主义就无从设想。因为社会主义只有建立在社会化大生产的基础之上。不发达国家要实现从小生产向现代化大生产的过渡，就必须吸收和借鉴一切反映现代社会化大生产和商品经济的先进经营方式和管理方法这种文明成果。这个“一切”，不言而喻，包含着资本主义发达国家的文明成果。
封闭半封闭曾使我国和一些社会主义国家拉大了同西方国家经济发展水平的距离。斯大林并不否认两种不同社会制度的国家应“互相依赖”，“互通有无”，但他过于强调加人世界经济体系就会使苏联成为“世界资本主义体系的附属品”。由于认识上的偏差，加上国际环境的险恶，未能始终坚持和发展同西方的经济文化交流，致使苏联的发展受到限制。邓小平同志总结说现在任何国家要发达起来，闭关自守都不可能”。当然，像中国、苏联这样的大国搞建设，不讲自力更生不行；但也不能把自力更生同对外开放对立起来。“中国长期处于停滞和落后状态的一个重要因素是闭关自守。经验证明，关起门来搞建设是不能成功的，中国的发展离不开世界”。
二、全面估量当代资本主义的新情况、新变化，充分认识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并存共处的长期性
几十年来，共产党人坚持了社会主义必然要代替资本主义的信念，这是在社会主义建设中克服千难万险、夺得胜利的强大的精神支柱。与此同时，曾经长期存在的“速胜论”极大地影响着共产党人制定正确的世界战略和国内发展战略、方针、政策。产生“速胜论”的重要原因之一是不能随着实践的发展客观地分析当代资本主义的新情况、新变化，如实估量其新的适应能力和自我调节能力。1928年共产国际六大关于“资本主义总危机”的估计，在苏联一直被沿用到80年代初。从1966年苏共二十三大起，其历届党的代表大会的提法依次是整个资本主义体系经受着总危机”、资本主义的总危机“在继续加深”、“资本主义总危机进一步加剧了”等。在对资本主义的发展作不准确的片面的判断的同时，又对自己国家的发展状况和实力缺乏全面、清醒的认识。于是，对长期并存缺少足够的耐心，对对外开放缺乏紧迫感，也不能埋头苦干、一心一意地把自己国家的事情做好，特别是把国民经济搞上去。它踌躇满志、东张西望，宣称“有实际可能在世界帝国主义体系一系列环节实行进攻性的阶级斗争战略”，并“随时作好使经济转入战时轨道的准备”。它在“国际主义”的旗号下同另一个超级大国争霸天下，到处扩张。苏联这种世界战略对国内社会经济的发展影响甚大。它身不由己地实行优先发展重工业（实际上是优先发展军工）的方针、国民经济结构的严重失衡、军费和“履行国际主义义务”的沉重负担、高积累、低消费的政策，无不与此有关。（造成这种状况的自然还有来自资本主义世界方面的因素，但绝不能说这是正确的选择。）苏联跃上军事强国的顶峰之日，正是其经济不可挽回地走下坡路之时。当某些领导人从苏联什么都是世界第一的自我陶醉中清醒过来时，其科学技术总体水平已比西方发达国家落后了十几年。
三、资本主义国家的文明成果并不就是姓“资”，并不都是属于社会基本制度的范畴
列宁认为，只有把剥削阶级所积累的全部经验和知识同广大劳动群众的创造精神、毅力和工作结合起来，才能架起从资本主义通往社会主义的桥梁。他把“不向资产阶级学习也能够实现社会主义”的想法称为“中非洲居民的心理”，说不能设想“除了建立在庞大的资本丰义文化所获得的一切经验教训的基础上的社会主义，还有别的什么社会主义”。列宁说得尖锐而确切。今天很有必要掂量其中的分量。列宁为什么如此重视“向资产阶级文化学习”？因为他从来不把资本主义文明成果看成就是姓“资”的，也不把某些姓“资”的看成是同社会主义截然对立的。他认为无产阶级文化是“人类在资本主义社会、地主社会和官僚社会压迫下创造出来的全部知识合乎规律的发展”。
以往妨碍着人们大胆吸收借鉴这种文明成果的，是长期以来形成的传统观念和思维方式：把资本主义社会里的一切文明成果看成都是姓“资”的，看成都是同社会主义不相容的、属于基本制度范畴的。其实，资本主义社会的文明成果，并不都是资产阶级一家独有的，其中许多是反映人类社会发展的共同经验和共同规律的。关于如何看待市场经济、股票、证券等经济领域的文明成果，现在人们已经谈得不少了。对于资本主义的政治文明成果，也应采取具体分析的态度和方法。比如资本主义的选举制、任期制，它是在同封建制度的长期斗争中产生的，是与封建主义的世袭制、终身制相对立的、比后者进步的制度。它同样不是资产阶级一家独有的，而包含着我们应该批判地继承的民主政治的一些共同规律的东西。再如，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三权分立”，实际上是资产阶级应用“权力制衡”原则的一种统治形式。这种分权实质上就是剥削阶级对于统一的不可分割的国家权力的分享。社会主义国家不采用这种形式，但却不能把它所蕴含的权力制衡原则一起抛弃。权力制衡原则是人类历史经过几千年积累的政治统治与管理的经验总结，是防止过分集权、滥用权力，防止权力腐败的重要规则，是任何民主政治发展的必然要求，是我们在健全和不断完善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管理机制和运行机制时必须认真加以吸收和借鉴的文明成果。
四、既要肯定社会主义根本制度的优越性，又要清醒地看到现实社会主义国家经济文化起点的落后性
世界社会主义史证明，在俄国、中国这样的经济文化不够发达的国家里，无产阶级领导人民夺取政权是能够成功的；夺取政权之后进行建设社会主义的探索是有成效的。建设社会主义是前无古人的千秋伟业，挫折、失误、乃至失败，常常是难以避免的。但要善于总结经验和教训。七十几年来造成失误的原因之一，就是有时在认识上对这个“优越性”和“落后性”及二者之间的关系发生偏差。
“落后”指什么？指的是经济文化方面。“优越性”呢？指的是社会主义制度。解决这对矛盾的办法，按列宁当年的想法，就是在以革命的手段取得政权，创造发展文明的前提之后，在工农政权和苏维埃制度的基础上，追赶上西方国家。如果只看到列宁在这里强调用政权的力量、社会制度的优越性来加速文明建设，那还不够全面，必须同时了解列宁其他的观点。列宁提出过一个公式：“苏维埃政权+普鲁士的铁路管理制度+美国的技术和托拉斯组织+美国的国民教育等等等等++=总和=社会主义。”因此，要“乐于吸取外国的好东西”，“社会主义实现得如何，取决于我们苏维埃政权和苏维埃管理机构同资本主义最新的进步的东西结合得好坏”。这里，吸取西方文明成果问题，被毫不含糊地提到决定不发达国家建设社会主义的成败的高度。列宁还指出，工人阶级政权“单靠专政、暴力、强制是坚持不住的；唯有掌握了文明的、技术先进的、进步资本主义的全部经验，使用一切有这种经验的人，才能坚持得住”。不深刻认识“落后性”，不懂得建成社会主义所需要的经济文化基础，便不可能认识批判地吸取西方文明成果的重要意义。
由于在上述问题上认识的不同，便产生了搞社会主义的两种不同的基本思路：是“以阶级斗争为纲”还是“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前者产生的原因是复杂的。它也并非一点不承认经济建设的重要性，问题在于以什么为中心、为基础。它实际上是用“阶级斗争为纲”来影响、冲击以至于代替经济建设这个中心。这种“左”的错误方针，不承认社会主义的优越性就是要逐步发展生产力，逐步提高人民的物质、文化生活这一朴素而重要的道理，不承认坚持四项基本原则也是为了更好地解放和发展生产力。这种思潮由于过分强调政权、政治制度、意识形态的作用而使自己离开了唯物论的基本阵地。“宁要社会主义的草，不要资本主义的苗”、穷则能保持“革命性”、富则容易“变修”、“知识越多越反动”等等，虽说这是这种思潮在“文革”时期的极端荒唐的表述，但却不能说它在新的条件下完全没有市场。这种思潮既然对社会主义的优越性作唯心主义的理解，自然也就对这个“落后性”麻木不仁，对当今世界的科技和经济的迅速发展或孤陋寡闻，或无动于衷。故坚持“以阶级斗争为纲”也必然要搞闭关锁国。在中国，尽管毛泽东同志在《论十大关系》等论著中曾经非常全面和正确地论述了对待资本主义国家及其文明成果的态度和方针问题，但由于种种原因，使我国直到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前在某种程度上还是闭关自守。当第三次科技革命在西方进入高潮的时候，我们正关起国门搞“以阶级斗争为纲”，进行“无产阶级专政下的继续革命”，结果坐失良机，使国民经济跌到了崩溃的边缘。
在讨论这个“优越性”和“落后性”时，还必须了解两者的相互联系和在一定条件下的相互转化。尤其值得注意的是经济文化的落后性难免要影响和贬低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如经济文化的落后容易复活、滋长官僚主义、家长制、个人崇拜，影响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实行；在落后的经济文化基础上的封建主义残余和小生产者意识，则容易阻碍、影响以至于破坏社会主义公有制的巩固和发展以及按劳分配制度等社会主义经济制度的实行。这种“优越性”和“落后性”的互相联系和转化还表现在如果脱离实际地、抽象地从“原则”上去理解这个优越性，对这个“落后性”的认识处于盲目状况，不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不改革开放，其结果是损害和动摇了社会主义制度在人民群众心目中的信誉，最后导致社会主义制度的瓦解，像一些社会主义国家巳经发生的那样。
后进可以赶超先进；后进只有向先进学习才能尽快赶超先进。经济上技术上后进的国家通过对外开放，加速了现代化的实现，赶上和超过先进国家，摘掉后进的帽子，这在世界历史上并不少见。美国、日本都是这样。我国十几年来对外开放的巨大成功表明，只要我们坚定地沿着这条路走下去，中华民族就可能跃居世界发达国家行列，社会主义优越性将会得到进一步发挥。
五、既要认识两种制度之间的对立和斗争，又要看到它们之间具有互相吸取、借鉴和一定条件下合作的可能性
社会主义制度与资本主义制度是共处于世界上的两种对立的社会制度。它们之间的斗争是不可避免的。自从社会主义制度诞生以来，这个斗争从未停息过，只是随着力量对比的变化，斗争的形式和激烈程度有所不同而已。西方资产阶级无时无刻不想摧垮社会主义，以恢复资本主义的一统天下。“扼杀”、“遏制”、“解放”、“超越遏制”、“融合”，或是“和平演变”；或在炮火硝烟的战场上，或在红灯绿酒的外交舞台上，它们从来没有放弃“亡共”的图谋。一部世界社会主义建设史，也可以说是一部东方无产阶级和劳动者同西方帝国主义进行各种形式斗争的历史。在我们强调加快改革开放步伐的形势下，我们应当始终保持冷静的头脑，经常复习这部斗争史。
但是，从总体情况看，我们确实曾过分地强调对立、斗争的一面，而忽视或怀疑两种社会制度之间需要也可能互相借鉴、交流和合作。其实，这种可能性是存在的，而且来自双方。因为在当今世界经济发展的大趋势中，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同样不能孤立于世界经济体系之外求得本国的迅速繁荣和发展。在某种意义上讲，有的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如日本）甚至比像中国这样的社会主义大国更需要同包括社会主义国家在内的世界各国实行经济文化交流与合作。它们不仅需要原料、市场、劳力、输出资本和技术，也需要吸取“东方”文明成果，学习和借鉴社会主义国家的某些管理制度、方法、经验。资本家要做生意、要赚钱，广大的资本主义国家人民乐意同社会主义国家人民友好往来。这是一个基本事实。把这种经济文化的交流与合作看成都是政治性的、只是西方资产阶级想通过这种形式搞渗透，挖社会主义墙脚，就把问题简单化了。当社会主义只存在于一国之中、处于资本主义的重重包围之中时，西方资产阶级尚且需要同苏联建立经济关系（1931年苏联进口的机器设备就占世界机器设备出口总额的1/3，1932年上升到50%），更何况今天。
当然’以为西方资产阶级是出于什么好心，诚心诚意要帮助社会主义国家实现现代化也是天真幼稚的想法。离开“利益”就难以理解两种社会制度之间交流与合作的可能性，同样也难以理解这种交流和合作中充满着错综复杂的各种形式的斗争，包括政治性质的斗争。因为这个缘故，我们在强调加快改革开放的步伐时，同时要强调坚持四项基本原则。
原载《北京大学学报》1993年第1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