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索沃危机后，我们的反思自然首先集中到如何看待冷战后国际体系结构的特点。也正是在这个问题上，认识最不一致，分歧比较明显。
有一种含糊的说法，叫做回到冷战时代。“冷战时代”的国际体系是二战后形成的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与以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国家互相对立、对峙的两极体系。这种格局已由于苏东剧变而发生巨大改变。就美国为首的西方的战略而言，更是发生了重大的变化。
冷战开始之后从杜鲁门政府开始，美国奉行的是阻遏苏联扩张的战略。70年代美国政府对苏推行缓和政策并没有改变限制和阻遏苏联扩张的主旨。1979年底苏联入侵阿富汗后，美国加紧在全世界同苏对抗和争霸。1989年，根据苏国内发生的变化，布什政府提出对苏的新战略——超越遏制战略，并成为北约对苏的战略。超越遏制战略实际上是遏制战略的继续和发展，但有新的特点。它的目标不仅是遏制苏联的扩张主义，而是以实力为后盾，加紧同苏“接近”，把苏引入国际社会，促使苏东“朝着较开放和民主化的方向发展”，即实现和平演变。
现在，北约的新战略已经明显超越冷战时期的战略。其一，它有了新目标，不仅是所谓保卫西方文明免受苏联“共产主义威胁”，而且在其成员国的安全并没有受到威胁的情况下，也可以主动地以政治和军事手段来推行西方的“民主、人权和法治的价值观”。北约的性质已由“防御性”的军事集团变成兼具防御性和进攻性的集团了。其二，它有了“新使命”，其职能不仅是维护成员国的“自由和安全”，而且还要“对可能威胁到联盟共同利益的事件”（如地区性冲突、大规模杀伤性武器扩散和恐怖主义等）“作出反应”。“事件”的性质当然是由它们说了算。其三，新战略还提出要“对任何一个欧洲民主国家”开放，即接纳新成员。它们已经这样做了。北约不可避免地要欧洲化了。
新战略的三方面的“新”，表现了它更具有进攻性、侵略性和扩张性。
北约新战略可以说是超越冷战战略的新的霸权主义战略。
“东方国家”由于苏联的解体、力量对比严重失衡，国际环境变得更为严峻了。
冷战结束后初期，不少人对国际形势的发展估计是乐观了些，对有利于和平与发展的因素估计高了些，对国际政治新观念的实际影响估计过了头，对西欧、日本跟美国闹独立性估计过了头，而对美国霸权主义的野心和力量估计则不足。用“多极化趋势”来描绘世界格局还是比较合乎客观实际的。它用“多极”指明冷战后的国际体系的结构不是一极，而是多极；又用“化”来表明“多极”尚未定格，旧的世界格局已瓦解，新的格局的形成还有个过程；用“趋势”来表述“基本走向”的确定性和这个进程的快慢，势头的强弱的不确定性。这是静态（多极）与动态（“化”）的结合，确定性和不确定性的统一^用个断语来表述尚未形成的新的世界格局总的说还是适当的，不能说只是反映我们的主观愿望。反映我们的“愿望”的东西是有的。那就是我们的国际战略。其表达就是“促进世界多极化的趋势发展”，反对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这种战略，也不是一相情愿，而是建立在对客观国际局势的分析和判断的基础之上的。
既然多极化发展趋势是一个过程，这个过程的曲折和复杂变化也就难以避免。这也要求我们的认识必须跟着发生变化。科索沃危机改变了什么？我同意有的学者的说法，改变最为明显的是我们的观念、我们的认识。但是，这里与其说是“改变”，不如说是我们的认识受到“震撼”，得到“纠正”。“纠正”了什么？纠正了上述的对冷战结束后初期国际形势和国际格局认识上的“过”与“不足”的东西。为什么得到“纠正”？因为科索沃危机的确对多极化发展趋势是一次巨大的冲击，也是各极实力和各极不同关系的一次显示，是各极对外战略和战术（策略）运用的一次实际表演。由于原来的估量和预测同实际出现某些不一致，反思、重新估量也就是自然的了。但是科索沃危机并没有使世界的基本格局和国际社会的发展趋势、各个力量中心的基本关系和力量对比发生重大改变。因此国际社会的发展并没有进入一个什么新的阶段。仍然处于冷战结束后由两极世界向多极化发展的阶段，即处于苏联解体、力量对比严重失衡引起的、形成的国际格局过程中。
科索沃危机的确使人们看到野心勃勃声称要领导世界的美国的实力，特别是军事力量是其他任何单独一个国家无法相比、难以抗衡和制约的。但这不等于说明世界已经单极化了。欧盟、日本是否完全构成相对独立于美国的单独一极，自然可以研究。但它们并不完全听从美国的领导、当美国的附庸则是毋庸置疑的。它们与美国之间的关系和力量对比各将发生何种变化尚需继续观察，至于中国与俄罗斯各自都属于多极中的独立的一极，似乎不应有异议。
这里存在如何看待“极”的问题。第一，成为国际体系中的独立的一极是要具备一定的基本条件的，即要看一个国家或国家集团的实力、在国际社会中的地位和对国际事务的影响和作用，是三者的统一。这里，实力大小是首位的问题，是其国际地位和发挥作用的基础，但不是惟一的，还要有正确战略和外交斗争艺术。
第二，不能简单地把地理和物理电磁学中“极”的含义套用到社会科学上，以为凡极必相互排斥、相互对抗，不可能有共处与合作。中、俄与美、欧、日之间，有其矛盾和摩擦、有时甚至有冲突对抗的一面，但又存在可以互相合作、共处的一面。
第三，现在各极之间，尤其是美国与其他各极，实力悬殊。但各极的实力从来也不可能是绝对平衡的。美国并非在任何重大的国际问题上都能够说了算。中、俄等极能够在一定程度上，在有关的重大国际问题上施展影响和制约形势的发展，制约美国的霸权主义，对世界全局产生不同程度的影响。
从战略上说，多极化发展趋势的提法也是适宜的。国际格局的定格，国际秩序的形成从来就不是自发的，多极化不会自然而然地到来，而是世界上各种力量斗争、协调的结果。独立于美国一极的其他各极，不可能也不应该在美国实际上没有、也不可能形成独家主宰世界、建立稳固的世界霸权的时候宣布世界已经是美国和西方的“一极化”了。如果那样，那不等于我们主动放下反对霸权主义的旗帜，让美国“不战而胜”。不言而喻，正确的战略必须是建立在对国际社会发展规律的科学分析和判断的基础上。当今的世界，全球经济一体化的趋势是不可抗拒的。但由于存在不同的意识形态、不同的社会制度、不同的文化、不同的国家利益，全球化条件下的国际格局出现多极化的发展趋势就带有客观必然性。全球化 国际政治格局的一极化将是遥远的将来。即使到了那时，难道这个“一极”就是美国价值观和西方的社会政治制度吗？
二
加强中俄的战略协作伙伴关系是我国对外政策的一个重点。
我们必须把国际环境、国际格局与我国对内对外的大政方针联系起来考虑。科索沃危机使我们感受到中国的国际环境是很复杂的，我们面临严峻的挑战。我们既要加强国防建设，维护国家安全，保护主权和领土完整，又要发展经济，提高人民的物质文化生活；既要坚持社会主义制度，又要坚持对外开放，同国际社会接轨。美国则要借助“不可阻挡”的全球化潮流，以强大军事力量和西方价值观为武器对我国搞“西化”和“分化”，搞垮中国的社会主义。我国将会经常面临着这样的严峻的形势。我们在“硬件”方面处于劣势，应该发挥“软件”方面（制度、战略策略、思想文化方面）的优势。只要我们的战略和政策对头，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事业不仅能够坚持住，而且能够不断取得胜利。
在对外政策方面，正确处理好中俄关系是一个关键环节。加强中俄的战略协作伙伴关系，应该是我国对外政策的一个重点。这是因为：
中俄两国这种新型的关系是不结盟、不针对第三国的。这种关系不仅不损害、而是有利于各自同其他大国建立良好的双边关系。两年前大国关系曾出现了良性互动的态势，出现了深刻的调整，启动和推动了这种调整的一个重要环节和因素便是中俄战略协作伙伴关系的建立。中国要同美、日建立较为稳定的良好的双边关系，就必须把维护和发展中俄这种新型的关系作为外交工作的重点之一。
笔者所以认为中俄巩固这种关系是完全有可能的，是基于如下三个理由：
第一，尽管中俄两国都需要、也可能同西方国家建立良好的关系，尽管俄罗斯与西方国家修好、成为八国集团的成员，但北约东扩的势头也是不会收敛的。波罗的海沿岸、高加索、中亚，北约将步步向这些地区推进，这是俄国首先面临的压力，俄美之间摩擦、冲突将不断发生，随时可能升温。而中俄之间已不存在大的政治问题，并同时面临美国霸权主义的压力。
第二，俄国经济的重新崛起十年八年之内是不可能的，谁在台上主政必然面临搞好经济的巨大压力，一般情况下不会挑起大的事端。
第三，同中国建立友好协作关系，是俄国政坛的主要政治派别和政治代表人物的共识。
以苏为鉴，坚定不移推进改革开放事业。科索沃危机使我们常常不由自主地想起当年的苏联。从这个角度讲，前苏联的突出的教训有三：
其一，前苏联加强国防工业、维护国家安全、反霸是对的；但军工优先、W外扩张、争霸称霸则是错误的，不可取的。
其二，西方对前苏联的封锁、包围等是造成前苏联的封闭半封闭状态的客观原因。即使是这样，斯大林的“一国建成社会主义”、“两个平行市场”理论也是不正确的，社会主义必须坚持对外开放。
其三，前苏联把许多属于人类文明的优秀成果的东西当成都是姓“资”，这使前苏联模式社会主义的一些具体制度和做法离开了人类文明的大道，形成高度集中的僵硬的政治经济体制；最后使前苏联模式的社会主义失去活力和生命力。
我国几年来对前苏联的经验教训已有较多的研究和吸取。我国改革开放的巨大成就的取得与此紧密相关。但认识是一个长期和反复的过程。科索沃危机对中国思想理论界具有很大的震撼力。如何使我们的认识更加全面、更加深入又少出偏差确是十分重要的问题。
三
在经济全球化趋势迅速发展的条件下，各个领域的合作和斗争都在发展。其中思想文化领域的斗争最为深刻，最难把握，但它处于基础的地位，将给政治和经济以巨大的影响，是我们推进政治经济体制改革首先要抓的。
在思想文化领域，存在着“融合”与“冲突”；实际上“融合”是总的趋势冲突”是这个过程中相伴而生的，也是不可避免的。“融合”就是互相吸取，并非一下子就“融为一体”，因而“文化多元”将是长期的。现在谈论在新的世纪将是什么文化为主为时尚早。“应该是……”的提法则只能表达主观愿望。但中国在这个领域具有不可低估的优势。我们有马克思主义，又有中国几千年形成的优秀传统文化。中国人在西方文化面前完全不必自卑。一般说来，中国人对西方文化的了解比西方人对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的了解要多得多。我们对外开放不只是“引进”，还要“推出”。一旦我们进一步向西方世界推出中国传统优秀文化（现在只能说是“开拓”），中国文化对世界的影响将会出现令人鼓舞的情势，这是可以预料的。
另一方面，我们又必须继续吸取西方优秀的文明成果，包括在政治文化领域，以便进一步剔除和清除我国传统文化中的封建性的糟粕。科索沃危机之后，对此更要有清醒的认识。
比如关于自由、民主、人权问题。这次科索沃危机以美国为首的西方用自己的表演揭穿了它的伪善面孔，使人们领教到在美国那里，“新闻自由”、“人权高于主权”、“人道主义干预”、“民主化”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大概半个世纪以来中国人还没有从西方那里受到如此广泛、集中、生动和深刻的反面教育。这叫做坏事变成好事。但是如果由此得出结论，笼统地认为“自由”、“民主”、“人权”都是坏东西，在西方国家，这些东西都是假的、骗人的，那就失之偏颇了。我们应该说，没有抽象的、笼统的、超阶级的民主、自由、人权。民主从来就有阶级性，自由从来就不是不受限制的，人权在各国标准一样。民主、自由、人权不是资产阶级的专利，当西方资产阶级在这些问题上暴露其虚伪性的时候，社会主义的中国当然不应该放弃这个旗帜，而应该更有自信心，在这些问题上搞出高于西方资产阶级的、真正的民主、自由和人权。这当然不是一朝一夕的事。
原载《中国评论》1999年11月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