俄罗斯虽属欧洲国家，其政治、经济、文化中心在其欧洲部分，但它地跨欧亚两洲，且亚洲部分约占总面积的3/4；其政局的变化，政治斗争的结局，国内中央与地方的矛盾的发展和民族矛盾的发展趋势，对世界特别是对东亚地区的局势和国际关系的发展有重大影响，同其周边国家关系密切。因此，我们在研究东亚地区的国家、民族和国际关系时，不能不加以讨论。
苏联解体后近两年来，俄罗斯政局波起云涌，跌宕起伏，其发展一次又一次出乎许多人的意料。准确的判断看来要有两个重要的条件：一是对今日之世情、俄国的国情、民心有较全面深入的了解和正确的分析；二是知晓一般政治斗争、尤其是急剧变化中的政治斗争的规律。而对于巳发生的事情的总结和分析将有助于我们从动态中把握俄国国情、民情和这种规律性，便于我们预测其未来。
一、俄罗斯社会的过渡性质与社会矛盾
“8·19”事变和苏联的解体，标志着苏联传统的社会主义体制被抛弃和苏共掌权地位的丧失，俄罗斯社会正向着另一种社会制度过渡。然而，这个社会向何处过渡的问题并没有解决，就是说，俄国将建立什么样的社会制度，如建立什么样的经济模式、建立什么样的政治结构、政治体系、确立什么样的外交战略等问题并没有得到解决。这个过渡时期的初期，被否定的、被“破”的东西是比较明朗的，而“立”什么制度只是依稀可辨。比如，传统的指令性的计划经济、产品经济模式被否定了，但建立什么样的市场经济模式？原来的单一性的公有制被否定了，但建立哪一种经济成分占主导地位的经济结构？共产党一党独存、一党单独执政的政党制度被否定了，但形成什么样的多党制？一党高度集权、“议行合一”的政权体制被否定了，但建立什么样的权力制衡体制？在对外战略上，在俄罗斯重新崛起之前，传统的俄罗斯霸权主义不能不放弃了，但按什么主张（“欧洲主义”、“欧亚派”、“东方派”）作为外交指导思想？等等，都是未知数。
已知数反映的是俄国当前社会在这个阶段的普遍认识。为什么有这些未知数？因为存在着不同利益的社会、阶层和社会集团有不同的主张，并且为实现自己的主张而展开斗争，而各派、包括掌握着主要的政治权力的派别在一定的阶段又没有足够的力量使社会普遍接受自己的主张。只有某一派政治势力在斗争取得决定性的、比较稳固的胜利，这些未知数才有比较明确的答案。在这个过程中，社会因为各派接连不断的反复的较量而呈现极不稳定的状态。
“8·19”以后，经过不断的分化改组，俄罗斯社会逐渐形成左、中、右三派政治势力。
左翼的政治力量以共产主义政党为代表。在苏共被禁止活动以后、在原苏共组织的基础上产生了十几个共产主义、社会主义政党和组织，为俄罗斯共产党人党、俄罗斯共产党人联盟、俄罗斯社会主义劳动党、俄罗斯共产主义工人党、全联盟共产党布尔什维克联盟[苏共（布）]（均成立于1991年11一12月）等，他们是现政权的激烈的反对派（或称不妥协的反对派）。他们主张使国家重新走上社会主义道路，实行以公有制为主体的经济结构，建立可调节的市场经济，反对联盟解体，要求恢复苏联；反对叶利钦政权，要求恢复苏维埃政权；反对放开物价，要求保障劳动群众的生活。共产党人政党曾在议会中同民族主义者政党结成反对党联盟，反对总统和政府的方针政策。1993年2月，在上述前4个党的基础上，俄罗斯共产党重建起来，这标志着共产党组织走向联合，带来了共产主义力量复兴的新的希望，而对俄的政治斗争产生不容忽视的影响。据称有60余万党员的这个党，将成为俄社会发展“合力”中的一个重要因素，然而他们带着沉重的历史包袱，且派别林立，主张差异很大（有坚持斯大林模式的极端守旧的，有比较正统的，也有近乎民主社会主义的），缺乏活动经费和宣传舆论工具，处境仍比较困难。这派政治势力反映了原苏共部分干部和党员以及在变革时期经济生活下降的群众的要求和愿望，反映了他们对过去的怀念，对社会平等、社会公正、社会安定的追求。这一派在社会危机爆炸时可能发起较大的运动，一时却难以东山再起。
中间政治势力是从“民主派”分化出来的。其首领是握有相当权力的议长哈斯布拉托夫、副总统鲁茨科伊。这一派曾称为总统和政府的“建设性反对派”。1992年6月“公民联盟”在以沃尔斯基为首的俄工业家和企业家联合会的基础上成立。它包括以副总统鲁茨科伊为首的自由俄罗斯人民党、以特拉夫金为领袖的俄罗斯民主党。“公民联盟”的成立标志着中间政治势力成为一股颇具实力的现实政治力量——以厂长、经理阶层为支柱的有着广泛的社会基础的政治势力。“公民联盟”不同意“休克疗法”，主张在“保证社会稳定”中推进改革，摆脱危机；渐进式向市场经济过渡，渐进式地建立混合经济结构；政治上主张稳定现有政权结构，在民主和法制的基础上进行调整和改革；在外交上主张突出俄罗斯利益，不赞成倒向西方。但作为中间政治势力这一派是不够稳定的。它会随着原来的经济基础的解体（市场经济的逐步形成和私有化的推进）而发生变化。其中一部分，特别是在变革中获益较大的将会向右转，也有一部分较为保守的同“左”的政治势力结成某种形式的同盟。4月25日全民公决以后中间派的分化（哈斯布拉托夫、鲁茨科伊、特拉夫金、沃尔斯基的分歧，议会中反对叶利钦势力的分化，民主党从“公民联盟”中召回自己的代表，工业家和企业家联合会在某些问题上同总统和政府的接近等）就反映了这种趋向。
右翼政治势力是急进的变革派，是总统、政府的主要支柱，主张并急进地推进西方式的自由市场经济模式，急进地实行私有化政策，在外交上着眼寻求西方援助推进国内的改革。这一派力量随着形势的变化而消长，当变革陷于困境时其地位受到严重威胁，当变革进展较顺利（如私营企业、个体经济、市场经济发展较快时），国内危机有所缓解时，其力量得到增强。作为主要的掌权派，变革每推进一步都会遇到风险，但时间也许对它是有利的。
目前俄国这三派政治势力反映着社会不同的阶层和社会集团的利益、要求和愿望。由于左翼政治势力力量尚弱，斗争主要在原民主派中，即上述的中间派和右翼政治派别中进行。各派内部也随着斗争的深化和尖锐而不断分化和改组。
二、社会制度的确立、社会发展道路的选择与权力之争
“8·19”以后，俄国各派政治势力的斗争从未停息过。斗争集中表现在总统、政府与议长哈斯布拉托夫、副总统鲁茨科伊的斗争上。斗争的主要舞台是议会，即俄罗斯联邦人民代表大会。从1991年6月叶利钦当选为总统以来，这个斗争大致可以分为4个阶段。
第一个阶段从1991年“8·19”到同年年底。俄罗斯社会急剧转变。在经过戈尔巴乔夫执政时期的动荡之后，长期板结的俄罗斯社会进一步剧烈分化。各阶级、阶层和社会集团在新的社会条件下重新集结、组合、反复改组，出现千余个政党、组织、运动，形成了俄国历史上的第二次建党高潮。上升为主流派的以叶利钦为代表的民主派内部也开始分裂。1991年11月俄第五次人代会同意叶进行经济改革，授予总统的补充权力，使其有权决定大政方针和政府组成的人事大权。但总统与副总统之间的政策分歧已经表露。鲁茨科伊不同意放开物价的政策。
第二个阶段是1992年。斗争全面展开并逐步激化。总统和政府实行以“休克疗法”为特征和急进经济改革方针，一次性地放开物价，加速私有化，加重了经济危机。据俄国家统计委员会公布的数字，1992年实际国民经济总产值比上一年下降约19%，工业产值下降18.8%，通货膨胀率高达2200%，居民实际收入水平比1992年初下降了44%。议会要求总统和政府修改经改的方针，考虑俄国的情况，实行渐进改革；要求收回总统的补充权力，限制总统权力（但还不是要求搞掉叶利钦）；公开要求政府辞职（原叶兼任总理，6月份由盖达尔代理总理），并于12月的七次人代会由总统提出候选人，经大会选出新的总理切尔诺梅尔金，主持“休克疗法”的代总理盖达尔下台。
第三阶段为1993年初至4月25日的全民公决。议会与总统公开对抗。叶发布告公民书，谴责议会搞“违宪政变”，宣布实行总统“特别治理”；议会、副总统、宪法法院院长声明总统此举违宪，最高苏维埃决定弹劾叶利钦。最后双方妥协。人代会没通过弹劾叶的提案；叶放弃“特别治理”。4月25日全民公决，叶获得58%的支持率。全民公决的结果使斗争的形势发生转折，叶获得政治上的胜利，摆脱了被动的局面。
第四个阶段是全民公决以后至目前。斗争主要围绕着制定新宪法进行。现行的宪法是1978年通过的，后来又经过多次的修改。
1992年的六次七次人代会，已在制订什么样的宪法草案（是建立议会制体制还是总统制体制）上发生了激烈的斗争，但没有结果。全民公决之后，叶利用政治上的主动权，把人代会、最高苏维埃、哈斯布拉托夫等人排除在主导地位之外，主持召开了制宪会议，并于7月13日通过了以总统草案为基础的宪法草案最后文本，从而进一步取得了政治上的主动权。议会发动新的攻势，决定暂停叶5月颁布的扩大私有化命令，否定政府提出的1993年国家预算方案；叶则重颁命令，继续推行其私有化计划，责令政府执行原预算方案。议会决定追究第一副总理舒梅科“受贿”的刑事责任，叶则解除了被认为与议会保持接触的安全部长巴兰尼科夫的职务。双方对峙对抗更烈。
叶最近说一场政治大搏斗将在9月份进行”，预示着围绕着新的议会大选问题将会是更为激烈的斗争。
两年来复杂尖锐的斗争实质是什么？人们看法有异。不少人认为是权力之争，也有人认为是改革的方针和方式之争。笔者认为，从斗争的过程看，无疑包含着权力之争，并且权力之争的因素越来越突出和明朗，但其实质是关于俄国确立什么社会制度，选择什么发展道路之争。权力之争是这个斗争的集中表现。
第一，各社会阶层和社会集团争夺政治权力是为了实现其纲领、主张、方针、政策，使俄国确立起符合本阶层和社会集团的利益的社会制度，使俄国社会朝着实现其利益的道路发展。争夺权力的斗争表面上是个人之间的争权夺利，实际上他们是作为阶级和阶层的政治代表出现的。哈斯布拉托夫曾是叶利钦在“8·19”事变中的密切合作者，副总统鲁茨科伊则是叶竞选总统时的伙伴。他们从政治上的合作到发生分歧，到成为势不两立的政敌，正是反映了俄国社会在急剧动荡和转折时期的不同阶级、集团在选择社会发展道路上的明争暗斗。这个斗争越来越带有个人争权夺利的色彩和性质；但个人权力之争也始终受到其代表的不同阶层和集团的压力、影响、制约，乃至于决定。即使个人野心窣，一旦失去其社会支持便会被抛弃。
第二，从1992年年初直至全民公决前，叶在斗争中几乎是节节败退，而哈等则步步进逼，究其基本原因是叶主持领导的经济改革不断遭到挫折，社会危机不仅没有缓解，反而加重加深了。正是主要由于这个原因才使斗争炽热起来。议会反对派力图限制总统权力、改组政府是为实现其经济改革的主张服务的。
第三，1993年以来的政治危机，围绕制宪和大选问题，有其广阔和深刻的背景，并非某些政治家为实现个人野心而人为挑起的，仅用个人权力之争不能得到完全的解释。
如前所述，制宪问题是必然要提出来的任务。制定什么样的政治结构、政治体系，是确立何种社会制度难以避开的重大问题。这里明显地与叶、哈等人的个人权力纠缠在一起，但其对俄国社会发展的意义远远超出个人权力之争问题。
再如，现在的人代会是“8·19”以前（1990年5、6月间）选举产生的。当时1041名代表，登记为共产党员身份的有912名。“8·19”以后一直未改选。这种构成同后来俄社会政治力量的对比是不相适应的。因此，出现了维护与要求取消、解散人代会之争，举行新的议会选举也是政治力量重新分化、组合的必然结果。
三、妥协与稳定
两年来，俄国的政局一方面是各派政治势力一轮又一轮的争斗、较量，另一方面出现了一次又一次的妥协：
在1992年4月的六次人代会上，议会就想通过修宪夺回总统的补充权力：不让总统兼任其他职务，不能解散议会，不能连任两届以上，未经议会同意不能任命总理和其他成员。叶坚决反对。最后双方折衷：议会不要求取消总统的补充权力，不要求其不兼任总理。这是一次妥协。
同年12月七次人代会期间，总统与议长斗争更为激烈。最后还是发表联合声明：通过宪法昀手段解决立法机关和执行机关的争端。人代会暂停执行刚通过的限制总统权限的宪法修正案，叶同意提出数名总理候选人交人代会讨论表决。叶本来有可能保住代总理盖达尔的职位至下届人代会，但他没有再次向人代会挑战，抛弃了盖达尔而提切尔诺梅尔金为总理候选人，结果切得到大多数代表的赞成票。此前叶还不止一次进行了人事调整，免去了他的一些亲信的重要职务，吸取了几个工业部门领导人到政府中任要职。盖达尔下台后，又实际上停止了“休克疗法”。这是又一次的妥协。
1993年3月，双方斗争白热化，叶发布“特别治理”的总统令，议会则决定弹劾总统，双方均以“违宪”指责对方。后来还是以妥协结束了又一轮的争斗。部分代表放弃了弹劾总统的打算，叶则在人代会承认自己违宪，承认政府在经济改革中的错误。
4月25日全民公决以后，叶利用有利时机，坚决地绕过人代会召开制宪会议，同时又表示在制宪问题上可以妥协，同意讨论其他的宪法草案，吸收了议会宪法草案中的一些条文。
为什么会出现多次妥协？这主要是因为：
第一，对立的双方没有一方有足够的力量把对方搞垮。
第二，双方在俄国发展道路、建立什么社会制度问题上虽有明显的分歧，但也存在某些共同点，如反对旧的政治经济体制，建立市场经济、打破原来的经济结构，实行私有化，实行多党制等。
第三，“公开的”、“和平的”政治斗争方式（议会斗争、全民公决等）逐渐成为俄国社会主要的斗争方式，但靠这种斗争方式自然很难一下子摧垮对方。而武力解决问题又要冒很大的政治风险。目前看来军心、民心并不赞成武力解决问题。这样，只要存在政治解决的可能，谁也不会轻易走武力解决这步险棋。
第四，苏联解体后，俄罗斯联邦的民族矛盾继续发展，存在着第二次解体的危险。如中央政权机关中忙于权力斗争，这种危险就可能成为现实。左中右各派政治势力均不愿看到这种危险情景。
第五，俄国老百姓多数人厌倦政治斗争，希望政局稳定，搞好经济；地方也希望中央政府机关内部两派妥协，如今年制宪会议前夕，各自治共和国首脑就曾分别会见叶、哈，谋求双方的妥协’说明妥协是民心所向。这是政治家不能不考虑的。
但所有这些妥协都是政治热战中的休战。稳定只是相对的、暂时的。目前尚不能否定再次出现妥协的可能，但斗争将继续下去，且会比前更剧烈。俄国随时会出现两派以某种方式最后摊牌、决战的局面。这是因为：
第一，俄国只有摆脱当前社会经济危机，才能达到社会政治新的平衡和新的稳定。目前经济危机虽有缓解的迹象，但据一般估计，俄国的经济衰退没有三两年时间到不了谷底。只有到了这时候才有摆脱危机的希望。
第二，必须形成一个强大的政党或政党联盟，一个强有力的较稳定的权力中心，结束“双重政权”的局面，才有新的稳定的可能。目前这个中心尚未出现。它必须在各政派的反复较量、分化改组中才能形成。
第三，双方经过这一年多的争斗，矛盾更加深刻尖锐，裂缝难以弥合。哈斯布拉托夫、鲁茨科伊、议会反对派在均势被打破的情况下，反而加强攻势，叶利钦等在已稍占优势的条件下，自不会示弱，一旦时机成熟，可能会采取较大的动作以图摧毁对方，斗争已呈白热化趋势。
还有一个问题使俄国政局难以平静下来，这就是在上述社会各派政治势力的较量并未告一段落的情况下，中央与地方的矛盾、民族矛盾已经突出起来。俄国当前民族分立、地方独立的浪潮令世人瞩目。人们不无理由地发问：俄联邦会像苏联那样土崩瓦解吗？中国相当一部分俄罗斯问题专家认为，目前还不能这样肯定。因为俄罗斯联邦和苏联在许多方面有明显的区别。
第一，民族人口构成不同。在前苏联，俄罗斯人占总人口的51%，且绝大多数集中于俄罗斯联邦共和国，生活在其他加盟共和国的俄罗斯人只占其他各加盟共和国总人数的17%，除哈萨克斯坦外，主体民族人口均占各该共和国人口的50%以上。现俄罗斯联邦中俄罗斯人占82%。在31个民族国家和民族自治实体中只有6个是主体民族人口占多数（如车臣等），其余25个均以俄罗斯人为主。
第二，联邦主体构成不同。前苏联的主体是15个加盟共和国，其中俄罗斯、乌克兰、白俄罗斯的面积占苏联总面积的近80%，人口占72%，国民生产总值占85%以上。现俄罗斯联邦虽有21个共和国，但主体是与这些共和国地位相当的州、边疆区（共55个），还有两个举足轻重的直辖市。
第三，地理条件不同。前苏联各共和国均可直接与外部世界沟通和联系，而现俄罗斯联邦中的共和国大多数地处俄联邦内部，难以向外发展和联系。
第四，国际条件不同。苏联的解体总的说受到西方的欢迎和支持。但西方对俄罗斯的分裂、内战、解体是心存恐惧的，因其担心这可能会演成核战争和核扩散，危及西方自身安全。所以，鞑靼、车臣等宣布独立已久，但至今得不到一个国家的承认。
第五，中央领导阶层态度不同。前苏联解体前，上层领导态度不一。特别是作为苏联的中心支柱的俄罗斯领导人、“8·19”以后上升为主流派的俄民主派领导人叶利钦等赞成各加盟共和国独立，带头瓦解苏联，而现在叶、哈等虽矛盾尖锐，但在维护俄国的统一问题上态度是一致的。
第六，前苏联的非俄罗斯民族与当前俄联邦中的非俄罗斯民族同俄罗斯民族的关系有所区别。前苏联中，波罗的海沿岸三国、摩尔多瓦、格鲁吉亚等，在加入苏联以前，曾有一段成立独立国家的历史，而现在俄罗斯联邦中各共和国则大多没有形成过民族国家。
第七，现在俄联邦中一些共和国提出独立要求，一些州提出升格为共和国的要求，实际上是长期处于中央高度集权、地方自主权太小的地方政权想利用目前时机，多争取一些自主权（特别是经济上的），未必真想分裂出去。
以上各方面情况说明俄罗斯联邦像前苏联那样解体可能性较小。但这种危险性是不能低估的，个别共和国独立出去的可能性是存在的。地方向中央争独立也是俄罗斯局势动荡不安的重要根源。
俄罗斯处于极不稳定的过渡状态中，政治风云变幻莫测，突出事件随时可能发生。我们仍须冷静观察。
原载（日本）《成蹊法学》1994年第39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