薛广池
1945年10月，组织上派刘邦显来华阴工作。当时我正在横阵村教书，负责敷水一带党的地下工作。老刘的主要任务是：登记、恢复在荫蔽时期没有变坏的党员的组织关系；发展党员，在敌人武装力量薄弱的地方发展党的组织。
按照老刘的指示，我和郑兴华对在家的党员，根据其表现，一个一个地进行了研究，表现好的和一般的都进行了登记。给我印象比较深的是，丁曾坤从咸林中学失掉了关系回来找我，我不接；牛志德被郑兴华派到西安国民党警官学校学习回来，我也不接。后来郑兴华研究之后都接受、登记了。
我把我所了解的党员情况向老刘作了汇报。刘布置任务给我：教育党员，发展党员，联系党员。
我把王平凡、张万照、交通员丁曾坤等从陕北带回来的油印本、纸质很差的《论政党》、《党员须知》、《怎样做秘密工作》、《新民主主义论》、《论联合政府》等党内书籍，自己学习后转送给我所联系的党员，他学习后再转送给他所联系的党员。就这样用传递式的学习方法，对党员进行教育，提高党员的政治觉悟。
解放战争时期我不能接触过多的人，原因是怕暴露自己的身份，因此也没有过多的发展党员。记得间接发展的有教师韩文炳，直接发展的有农民董茂平、王永发等人。
从外地回来的党员首先跟我联系。张万照从国民党38军当兵回来跟我联系，赵居贤在渭南打游击被敌人打散后跑回来跟我联系；他们都没带党员关系，但我知道都是党员，就暂时接收下来。以后老刘把他们的关系都要了回来。邓仰池从外地回来也没带组织关系，以后才把关系转了回来。王平凡从陕北一回来就和我联系。解放战争时期我对上联系的是刘邦显，对下联系的是邓仰池、武茂玉。
1946年元月，敌特分子在县城发现了一张我党办的《新华日报》，听说还有什么进步书籍，便在东乡进行了大逮捕。逮捕了20多人，声势比较大，我心里很着急。我叫邓仰池到县上打听，逮捕的是些什么人，有没有党员。仰池打听回来说，被捕的大部分是教师，有些是农民，没有一个党员。我这才把一颗悬着的心放了下来。敌人这次逮捕幸好没到西乡来，因地下党都集中在西乡，东乡1946年、1947年除王云霞等几个党员外，基本上还是个空白。
老刘从陕北回到华阴后，我将敌人大搜捕的情况作了详细汇报。他听了后很气愤，就以读者来信的名义向当时比较进步的报纸《工商日报》写了一篇文章，揭露国民党顽固派假和平真内战的阴谋。文章登了出来，我见到了。
就在1946年这一年，还发生过一次告密事件。邓仰池经组织同意参加了国民党党网。他把罗山学校校长、国民党党员刘玺玉的校长职务取代之后，引起刘的不满。刘到县党部告邓仰池是共产党员。由于仰池料到刘玺玉会来这一手，便在事前向县党部打了招呼。县党部认为是内部咬嘴，没听刘的话。
1947年秋，赵居贤从陕北回来，很快有人告到县党部，说赵居贤是共产党员。因为赵居贤之兄赵居安在敷水镇当干事，知道后很快通知给居贤，由于镇长刘子云出来说了话，居贤才脱了险。这次告密事件是谁干的？我们分析是王子达干的。
1948年底发现有人告密了。告袁守中、王润亭、王平凡、邓达九、邓仰池、李芳亭、王性天、刘志云、李清连等10多人是共产党员。其中实际有党员6名，二王父子和二邓兄弟都去了陕北；敷水镇副镇长、党员李芳亭吓得到处乱躲藏；袁守中是组织上同意打进国民党网里的人，没有出事。这次告密事件是谁干的？大家分析一致认为还是王子达干的。
王子达1945年从西安回来就脱了党，已经发现有叛变行为。党组织还想把他拉过来，做了一番工作也没顶用，死心塌地跟国民党走了。王子达的存在对敷水地下党威胁很大，随时有被破坏的可能。因此组织上决定除掉他，派邓仰池、张万照去执行。因多方面原因没有成功，直到建国后才镇压了这个叛徒。
1949年5月，驻在敷水地区的国民党军队84师突然搜捕共产党员。先捕了台头村的杨根娃，原因是他哥在陕北解放军当团长，杨供出了曹来年。曹跟交通员跑过几次陕北，知道武茂玉的情况。武茂玉急来告诉我说曹来年被捕了。我叫武茂玉赶快跑，来年这个人恐怕经不住敌人的两块砖头的压力。武茂玉没有听我的话，在罗山小学被捕了。武在敌人利诱、威逼下，很快自首叛变，供出了我和武育怀。敌人全副武装，以请先生看病为名，到我家里来捕我，正好这天我上山打柴去了。敌人问我老婆人到那里去了，老婆说上山砍柴去了。又问什么时候回来，老婆说不知什么时候才能回来。敌人走后，老婆找了一个相好的，带了干粮和水进山找我。我担着柴刚出山就碰上了。我听说后，在葱峪躲了一晚上，第二天上了华阳川，在华阳住了5天，听说山外不要紧了才回来。回到家不多时潘渊来了，潘说丁荣国说过，要是见到我，必须就地杀掉。我不敢在家停，马上又跑到文王村躲了起来，直到临解放跟前，赵居贤到文王村找到我。赵对我说：“国民党军队撤走了，快出来迎接解放军吧。”
在解放战争时期，国统区国共两党的斗争是十分尖锐复杂的。如在华阴的国民党敌特分子千方百计地要破坏华阴的地下党；华阴地下党千方百计地保护自己、发展壮大自己。破坏与反破坏的斗争十分激烈。是一场你死我活的阶级斗争。由于老刘同志在华阴的正确领导，执行了党的统战政策以及其他的方针政策，采取了灵活多样的斗争方式，终于取得了这场斗争的胜利，实现了华阴的和平解放。
上述这些是解放战争时期给我印象比较深的几件事。下面我再回忆一下有关党组织方面的一些事。
记得，老刘到华阴来一年多的时间没有新成立什么组织。几名骨干党员由老刘直接领导，分配工作。这个阶段的主要任务是打入上层，抓武装。为了抓武装，我考虑到县副参议长程俊佐，他在县上有一定势力，他跟县自卫队杨蔚坤关系好，跟定远乡乡长、有一定实力的程景伊关系好，和警察局人也有联系。一天我给邓达九说，咱们成天抓武装哩，程俊佐这个武装为什么不抓呢？达九说，程俊佐的事恐怕不好办，办不好自己还会踏出轨来。我说，程俊佐跟牛干伯好，牛干伯跟你好；你把牛干伯从兰州叫回来给程俊佐做工作，如果做成了当然好；做不成牛就跑回兰州去了，料程也不会把牛怎么样。达九听了我的话就给牛干伯写了信。邓写信之前是否征求过老刘的意见，我就不清楚了。我想是会征求的，也会得到老刘同意的。牛干伯接信后即回华阴，到参议会去见程俊佐。事情比我们预料的还要顺利。牛干伯介绍程俊佐入了党。牛完成任务后，邓达九与程接上关系，后来达九又把老刘介绍给程俊佐。这样党的力量壮大了，程俊佐成了自己人。他为保护华阴地下党、为华阴和平解放作出了很大贡献。
1947年春，老刘从边区回来，和我一同到文王村中心小学去见校长邓达九。晚上开会，老刘宣布成立华潼工委，书记刘邦显，委员邓达九、王云霞和我。1948年底一天，张万照来家告诉我说，华阴成立了工委，书记是刘邦显，副书记张万照，赵居贤、王云霞、程毅是委员。具体分工是：我负责敷水片，张万照负责宝积片，赵居贤负责孟塬片、赵再兴负责三河片、王云霞负责县城和上层统战，袁守中负责云台中学。全县工作都行动起来了。
解放战争时期，党员发展很快。特别是1948年以后，东乡发展了不少党员。到建国前，全县有党员大约300多人。1949年春，为了迎接解放，华阴先后派出20多名党员和进步青年进边区学习，我因为眼不好使没去成。赵再兴等4人在去马栏的路上，遭到敌人的袭击冲散了，但大多数人仍历尽艰险进了边区。
建国前几天，我天天盼望解放军来。1949年阴历4月25日是敷水集。我和党员薛军山到敷水镇看动静，见街道上没什么动静。第二天我一个人到镇上去，见了郑兴华、张万照。他们说现在解放了，你赶快叫人。我怀着兴奋的心情先去甄安理家。甄不在又跑到白土坡找到袁守中。不料国民党军队还有一部分驻在这个村，许进不许出。在守中家我听说，敌人打发一个农民到镇上给镇长刘子云送信，恰巧送到正在镇上的张万照手里。万照写了一个纸条给敌人，说华阴县已经解放了，你们赶快缴械投降。敌人要杀送信的人。送信的农民求饶说，我一字不识，确实不知上面写些什么内容，敌人才放了他。敌人见势不妙夹着尾巴逃跑了。随后，袁守中送我出了村。我回到家，又通知其他党员，现在解放了，要搞工作哩。不久，县上来了通知，成立了敷水区委，我担任区委书记。
（此件原载《华阴党史资料》第二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