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深切怀念刘邦显同志
姜兴汉
刘邦显同志是我人生征途中唯一的严师诤友，忽闻他与世长辞的噩耗，使我悲痛不已，追悔未能见到最后一面。
我与刘老是1962年夏在渭南地委相识的。那时刘老任省委常委、秘书长，到渭南地委兼职蹲点，兼地委书记。我在地委办公室任秘书，主管管理地委常委会议。刘老到地委后，省委给他发的一套常委文件经机要交通照常发送。省委办公厅规定这套文件要专人管理。经他和地委几位副书记席槐、白兴武等同志商量，确定由我兼管，我就成为刘老的机要秘书。1963年冬，刘老被选为陕西省副省长。1964年3月带我到省人委工作，直到1968年秋被隔离审查。在这六年多的时间里，我一直在他身边工作。我深刻体验到，刘老不仅是我尊敬的领导、长者，更是我最崇敬的老师，最知心的诤友，是我后半辈征途中的一面镜子，光辉榜样。他虽然与世长辞，但他的言谈举止，音容笑貌、诤言教诲，处事态度等等，却非常深刻的留在我的心中。每每梦中重现我们工作、生活在一起的亲密无间的情景，思念之情，不绝于心。他永远生活在我的心中。
刘老的一生是革命的一生，战斗的一生，光辉的一生。在70多年的革命生涯中，他以坚定不移的意志，不屈不挠的精神，谱写了为党为人民艰苦奋斗的壮丽人生，在革命的档案库中留下了光辉的不可磨灭的业绩和永垂不朽的宝贵财富。
对党无限忠诚
刘老是党的高级领导干部，也是优秀的共产党员，有很高的政治觉悟和修养，突出表现是在对党的信念无限忠诚，无限信赖，说一不二。不论任何时期、任何情况下，这一点是始终如一、坚定不移的。在战争年代，他在地下党组织的领导下，经历了千难万险、出生入死的斗争，积极隐蔽地发展地下组织，发动群众，开展地下斗争。在我省特别是东府地下党的地下斗争史上留下了光辉的篇章，为渭南地区及全省人民的解放事业作出了卓越贡献。新中国成立后，他以百倍的革命热情投身于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中。在历次的政治运动中，面对各种错综复杂的风云变幻，他都能够积极自觉地和党保持高度的一致，积极正确地开展工作。即使在“文化大革命”那样颠倒黑白、乱批乱斗、抄家隔离、残酷迫害老干部的情况下，他虽然很反感，很气愤，但他头脑清醒，心底踏实，对党一颗忠诚的赤子之心丝毫未有动摇。他经常和我说：“我们是唯物主义者，我们的党是用马克思主义武装的党，是实事求是唯物主义的党，是久经革命斗争考验、具有极其丰富斗争经验的党，有驾驭多种复杂局面的本领和能力。我们一定要相信党相信人民。可以肯定地说，目前这种所谓的‘革命’是和党的一贯主张相背离的，是反其道而行之的假革命。党绝对不会让这种局势持续长久。被颠倒的历史一定会颠倒过来”。历史证明，刘老的看法、态度是完全正确的。刘老对党的无限忠诚的赤子之心，使我受到极深刻的教育。
刻苦学习的典范
刘老非常注重学习。他常说，要干好革命，搞好工作，离开学习就无从谈起。他的学习态度非常刻苦认真，凡是他看过的书、文件甚至报纸刊物，都留下显著的标记，圈圈、杠杠、点点、问号、感叹号等等。不管在机关、在农村下乡住队，都不忘读书学习。常常是在开会、工作之余抽晚上时间，一直读书到深夜，让人催着才掩卷休息。
说到认真，那更让我佩服。记得还是在渭南地委，有一次我去给他送文件，他正在学毛主席的《实践论》，我把文件放下以后，他向我提出了一条我根本没有想到的问题，他说“《实践论》第一句话说‘马克思以前的唯物论是什么？’”说老实话，凭我的学识和马列主义理论水平，无法回答，只好说我不知道。他说：“那还行？不知道就要学，你先去学，然后咱们有时间再讨论。”这一军“将”得我不得不认真翻书本，查资料，找答案。这样的学习确实使我受益匪浅。在以后的学习中，我特别注重这些问题。并把学到的东西经常与刘老交流，以听取他的指导。马克思以前的辩证法，在中国古代就很丰富，具有代表性的是老子，主要论著是《道德经》，即《老子》讲一切事物的矛盾性和正反两面互相转换的道理等等。“祸兮福所倚，福兮祸所伏”等等，提出了很多可贵的朴素的辩证法思想。后来的《周易》，用八卦形式推测自然、社会和人类思维的发展规律，“刚柔相推而生变化”，“一阴一阳之谓道”。黑格尔曾给过很高的评价，说《易经》包含着中国人的智慧，是绝对权威的。毛主席也肯定了这一命题，说这是古代的两点论。一万年都有两点论。如果只有一点，就叫只知其一不知其二，就叫形而上学。近代随着资本主义工业化的发展，唯物论也有很大发展。代表人物是法国的黑格尔和费尔巴哈。他们认为世界是物质的，但有其的唯心性、机械性和形而上学性。马克思抛弃了黑格尔的理论上唯心主义体系，批判地吸取了他的辩证法的“合理内核”；抛弃了费尔巴哈哲学中的形而上学和宗教的伦理的唯心主义杂质，批判地吸取了它的唯物主义“基本内核”，把唯物主义和辩证法科学地结合起来，把唯物主义自然观和唯物主义历史观有机地结合起来，创立了马克思辩证唯物主义。列宁把这叫做“科学思想中的最大成果”。所以说马克思主义哲学是人类先进思想的结晶。
刘老对我的这些认识作了充分肯定。同时指出：要学好马克思主义，首先要学好马克思主义哲学。因为哲学是理论化、系统化的世界观，又是观察分析、处理各种问题的认识论和方法论。有什么样的世界观，就有什么样的思想方法和工作方法。在实际工作中思想问题与处理问题时，首先必须确定根本出发点，是从主观愿望出发还是从客观实际出发，其结果大不一样。所以，哲学的基本问题也是实际工作的基本问题，世界观是根本。他还说世界观、历史观和人生观密切相连。世界观的对象是整个世界，历史观的对象是整个人类的社会，人生观的对象是为社会组成部分的人生。人生观是世界观、历史观的组成部分。有什么样的世界观、历史观，就有什么样的人生观，支配着人们对生活道路的选择，表现在人们对人生、幸福、苦乐、荣辱、生死等等的看法上。我们学习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最重要的也最基本的就是要落实在世界观的改造上。毛泽东的《实践论》、《矛盾论》是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辩证唯物主义，在中国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中发挥了巨大的理论指导作用。
刘老的学习精神非常令人敬佩。可谓博览群书，锲而不舍。对马列主义著作强调读原著，要钻研。我经常为他整理书籍，他读的最多的是那本《干部必读》中汇编的许多马列著作，如《资本论》、《共产党宣言》、《社会发展史》、《国家与革命》、《政治经济学》、《思想方法论》、《联共（布）党史》等，“毛泽东选集”更是手不释卷，不管是到哪里，都要带上，每次出差、下乡都特别叮咛我把书带上。一有空就翻书学习。为研究人类进化和社会发展，他多次阅读达尔文《进化论》、《物种起源》以及赫胥黎的《天演论》，为查找有关资料让我多次去南院门古旧书店借书。他说，不学《进化史》就不知道人类进化和人类社会的发生、发展及演变。刘老对中国古典书籍也很有兴趣，很有研究，如《史记》、《资治通鉴》、《汉书》以及汉唐的文学书。同时他也阅读《三国演义》、《红楼梦》、《西游记》、《聊斋志异》等古典文学书。他常说，中国是一个具有五千年历史的文化古国，历史悠久，人才辈出，源远流长。历史典籍流光溢彩，博大精深，是后人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巨大的精神宝库，作为中国人不学习、不研究中国人文历史就太遗憾了。
记得1963年10月他陪西北局书记刘澜涛同志在渭北各县检查工作，在韩城县领导汇报工作中就向他们说：韩城山川秀丽，人杰地灵，是个出人才的地方，司马迁就是典型。他继承父亲司马谈的事业作了太史令，后来因李陵投降匈奴的事为其辩解，触怒了汉武帝，被处以宫刑。这种刑罚仅次于斩首，对人格是莫大污辱。但他“隐忍苟活”，目的只有一个，那就是完成《史记》。他的这部著作流芳千古，驰名中外。他的著作值得学习，他的人品更值得学习，韩城应该成立一个司马迁研究小组专门研究、挖掘司马迁的伟大业绩，以启迪后人。在学习运用古典书籍方面，刘老常说，毛主席在这方面为全党全国树立了一面光辉的榜样。我们在学习毛主席著作和他的许多讲话、谈话中随处可见毛主席非常自如运用古籍古典，或说明一个问题，或阐述一个深刻的哲学道理，或借鉴一个历史经验教训，起到画龙点睛的作用，生动而深刻，效果很好。我们党的很多工作方针，思想路线，政策法规，工作方法，就是毛主席根据一些古籍中的名言警句提出的，如“实事求是”、“惩前毖后，治病救人”、“知无不言，言无不尽”，“任人唯贤”、“百家争鸣”等等。所以说学习古典著作很重要，可以开阔视野，丰富知识，认识历史的发展变化，从中寻找其规律性。也可以提高人们的思想、文化素质，陶冶情操，更好的搞好自身工作。刘老曾多次给我们讲贾谊的《过秦论》、魏征的《谏太宗十思疏》，要我们从中学习“载舟覆舟”的辩证关系，认识群众的力量，认识我们党的群众路线的极端重要性。
淳朴的人民公仆
在工作上，我深深体会到，刘老确实是任劳任怨、兢兢业业、默默无闻、辛勤耕耘的老黄牛，是不记名利，无我无私，一心献身事业的忠实淳朴的人民公仆。
刘老工作起来有点“忘乎所以”。只要有工作，不管周末、周日、节日、假日，常常工作到深夜，甚至通宵达旦。原因是工作任务量大，再是他要求严密细致，在审定签发文件材料中，字酌句斟，一丝不苟，甚至一个标点、一个符号也紧握其手，不轻易放过。当然，根本还是他的事业心、责任心。为这事，刘老夫人雷田颖同志极体贴又埋怨他说，国家规定的节假日为什么？就是让人们适当休息，有张有弛，才能更好地工作。只张不弛久而久之弦就会绷断。再说你一工作，兴汉就要身跟影随，你的衣服、家务有人代劳，兴汉总得有一点时间办个人的事吧。刘老往往是一笑置之。
上世纪60年代前半期，党的工作重心是农村。刘老的工作重点也在农村。每年约有三分之二的时间下基层、跑农村。有时成年累月的蹲在农村，对农民感情极深。他觉得在农村耳聪目明、眼界开阔，心底踏实。1963年农村社教，他不住机关，带领一班人马到渭南山张村蹲点，直接面对群众、了解群众、发现问题、及时引导，掌握第一手材料，对指导渭南地区社教取得了良好的效果。1965年陕北大旱，不少地方庄稼颗粒未收，出现了严重灾情，群众生活在死亡线上。省委决定成立救灾领导小组。刘老当仁不让的担当了救灾领导小组组长兼榆林社教总团团长，带领一班包括有关厅局长参加的同志，赴榆林蹲点救灾。在榆林地委、行署设立了救灾指挥部和社教总团。由地委书记、专员任副总指挥处理日常工作。刘老则带人直接选择了灾情最严重的镇川堡公社、葛家圪崂生产队作为蹲点基地。他带去的20多名干部和他一起分别住在葛家圪崂大队农户家，既搞社教又搞救灾。白天他和群众一起生产劳动，了解群众的实际问题，晚上在大队或生产队开会，发动群众、动员群众、引导群众，正确对待灾情，树立抗灾的信心，积极开展生产自救。当时在这个大队的群众生活确实非常困难，一日两顿都是野菜、酸菜、稀糊糊。在刘老带动下，都住在社员家里吃派饭。刘老和我、司机马文祥三人同住在一社员家窑洞的土炕上。一日两餐和社员一起围炕喝糊糊，偶尔吃上一顿“茬茬饭”或是沙蒿面就很好了。真可谓与社员同吃同住同劳动。在这里刘老和社员关系很亲密，每到一处他总是问寒问暖问困难。社员说：“老刘就像自家人，说的话叫人心里暖烘烘的。”这里由于吃水困难，社员卫生环境差，人们常常几天不洗脸，汗水加黄土，脸上道道痕迹。为改变这种状况，刘老给工作组同志规定，和社员见面打招呼，不准问吃饭没有，要问洗脸没有。很快就改变了社员常常不洗脸的习惯。刘老肩负全地区的救灾任务，因此每半个月回地委开一两天会。掌握全局情况。有时还到各县、社巡回检查，了解情况。这次救灾，国家给调拨了大批救灾粮、款，对缓解灾情起到了关键作用。但还显不足，刘老请求省委动员省级机关、单位干部、职工、市民捐献食品、衣物用品支援灾区。为帮助灾民渡过困难，起到了一定作用。这年12月，省委派专机接刘老回省委开会，我同机返回，榆林地委书记杨沛琛也同机到省上开会。在飞机上刘老和杨沛琛交谈救灾，刘老指着机下一座座光秃秃的山头说：你看，整个山都是一片黄土，既没有草更没有树。没有植被，水土难保，这是大旱成灾的重要原因。这就是对陕北灾情的深刻总结。
1966年4月，省委根据西北局的指示，要求全省抽调干部下乡蹲点。省上成立蹲点领导小组和指挥部。刘老被任命为省蹲点领导小组组长、总指挥。省蹲点指挥部设在长安县郭杜公社郭杜大队。刘老和在陕北救灾一样，不住机关而住在郭杜五队一户社员家里。这里比陕北条件好多了，我和刘老住在一人一间有土炕的厦房。从省级机关带去的约三十多位干部，一部分留蹲点指挥部办公室，大部分分到郭杜公社住队蹲点。主要三大任务：一是宣传毛泽东思想，发动群众学习毛主席著作；二是宣传贯彻中央“二十三条”，开展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三是抓革命，促生产，开展科学种田。刘老和其他蹲点干部一样，与社员群众同吃同住同劳动。白天下地干活，晚上在生产队开社员会或干部会，发动群众学习毛主席著作，学习“二十三条”，开展科学种田。他在五队搞了三亩棉花试验田。从选地、画线、打埂一直到下种管理各个环节，他都亲自参加。后来棉花长势很好，个大、枝繁、棉桃又密又大，起到了示范作用，周围社队多次派人参观学习（后来因“文化大革命”开始，蹲点工作队撤回，具体产量不得而知）。刘老在这里和干部社员打成一片，建立了深厚感情。这个请老刘给他讲毛主席诗词，那个请老刘给他家讲毛主席语录，刘老紧张忙碌，但热情很高，心情愉快。特别是每到吃饭时，管饭的社员站在我们住的门口高声喊“老刘，吃饭了”，听多么淳朴、亲切的乡音。这就是一位堂堂省长和社员群众的真情实感的生动写照。当工作队撤离时，社员群众拉着他的手，含着泪说：“我们真舍不得你走，以后有空就回来。”刘老也是流着热泪、赔着笑脸与大家惜别了。
大风起兮人遭殃
正当蹲点工作山花烂漫时，“文化大革命”风起云涌，一举摧毁了刘老统帅的蹲点大军。1966年11月，郭杜蹲点干部撤回，长安以至全省蹲点干部全部撤回。
“文化大革命”之初，先是大字报，矛头指向省委、省人委及一些领导。刘老还以正常群众意见的态度对待，让我看了有关对他的意见、批评，并抄录给他，以便研究改正。谁知形势发展变化异常迅猛，大有迅雷不及掩耳之势。而且内容越来越广泛、言辞越来越犀利、逻辑越来越离谱。刘老看到对省上其他领导的大字报后说，这哪里是帮助领导，简直是攻击、诬蔑、陷害嘛。不几天，省上两位主要领导被中央点名，隔离审查。又过几天，他自己和省委、省人委其他领导也都被一一点名。“造反派”给他戴上了走资派、反党、反毛泽东思想、反社会主义三反分子的帽子，限制了自由，令他深刻反省，交代自己的所谓问题。而且“造反派”今天揪这个游街，明天揪那个批斗。为了避开喧闹局势，冷静思考，刘老让我找个安静的地方住下来。李启明省长在东窑洞后边原来的厨房空着，刘老就在这里住了近两个月。十多平方米的房间又暗又脏，满墙油渍，吃喝拉撒全在里面。刘老白天在这里学习有关材料，夜静无人时出来放风透气，我给送饭、送水、送书报、送材料。这时省级机关各单位都成立了红卫兵、“造反队”。原省上蹲点干部集中起来搞造反，总部设在省委西院。主要对象是省委书记霍士廉，省蹲点领导小组组长、总指挥、副省长刘邦显。在一次批斗会上，“造反派”揭发批判，其中有一位平常与刘老关系甚好的“造反派”，指责刘老抽调干部下乡蹲点，是对干部的迫害，是为自己树碑立传等等。刘老非常气愤，反驳说，共产党人说话要实事求是。此人一边说“难道还冤枉了你不成？”一边上去就是一拳，打向刘老的胸口。其他几个人涌上来有的扭胳膊，有的从后面向腿弯蹬了一脚，硬把刘老压跪在地上。这次批判连续数日。我因留守机关看门，中途去过几次，见刘老和其他几位领导被安排在一间房内，都睡在地上。而“造反派”人人都有床位。事后，刘老回机关给我说了这些情况。多么坚强的汉子在说到这些情况时他伤了心，动了感情，流了眼泪。我帮他说了些开心的话。我说自古人生多奇冤，窦娥含冤被斩首，司马迁含冤遭宫刑。你今天被冤算个啥。留得青山在，不怕没柴烧。正如你常说的：相信党，相信群众。总有一天，雨过天晴，拨云见日。
后来，在“文攻武卫”的口号影响下，“造反派”以枪炮相击搞起了武斗。一些地痞流氓因势而起，搞起了打砸抢。局势混乱不堪。这些人的目标是“走资派”。刘老曾受到严重干扰。这些人连续几个晚上从窗外砸烂玻璃，伸进魔爪，要钱要物，竭尽破坏、抢劫之能事。这种情况根本无人来管。于是，我建议把贵重东西收拾一下，放到我的宿舍（因为当时新城机关大门严禁“走资派”的亲属带东西出去）。谁知，在一个夜晚，“造反派”统一行动，抄“走资派”的家。发现刘老家的东西有转移迹象，就厉声考问。刘老一贯忠诚，便说：担心打砸抢分子乱来，有些东西放在姜兴汉那里。他们随即来我宿舍打门叫窗，气势非常凶恶恐怖。开门后他们乱翻乱搜，从床底下拉出了刘老的三个箱子。又把东西带回刘老家，让其开锁检查，整整折腾了一夜。其实箱内就放了一些衣物、文件、资料和书籍。第二天机关大院贴满了大字报，说刘邦显死不悔改的“走资派”，转移财产；又说我是“走资派”的黑爪牙、铁杆保皇，极尽攻击、诬蔑之言辞。从此以后，刘老就被收押到建国路73号的所谓“监护管理所”，实际是监狱。从这时起，我就无法再接近刘老了。据说，刘老的两个儿子为给刘老送东西，与监管人员发生争执，都被关在监狱，其中一个被逼得精神失常，致死。回想起来，实在伤感、痛心，一个老革命竟遭如此厄运！
高尚的品德 艰朴的作风
刘老为人忠厚实在，老成本分，实事求是，说一不二。他几十年如一日，严格遵守党的纪律，保守党的机密，团结同志、顾全大局，严于律己、宽以待人，公道正派、刚直不阿，亲善和蔼、平易近人，爱护干部、关心同志，艰苦朴素、廉洁自律，两袖清风、一尘不染。
在我的工作中，刘老经常告诫：严守纪律，保守机密，不该说的不说，不该问的不问，不该知道的不打听。党的纪律，机密就是生命，战争年代如此，和平时代亦如此。没有这种修养、素质，就不能做秘书工作。在刘老的教诲下，我的工作他较为满意。我在当时的省人委办公厅被评为先进个人，出席了全省学习毛主席著作先进代表大会，担任了省长秘书组（十多个秘书）副组长、副支书。刘老曾欣慰的对我说：“兴汉，你还可以！”我很受鼓舞。“文化大革命”中“造反派”给他的“三反”材料中有一条，说他“包庇坏人，拉帮结派”。刘老后来和我谈及此事说：拉帮是实，结派全无。因为好多好同志在历次的运动中受批挨整，被扣上了“叛徒”、“右派”，“反革命”等等的罪名，含冤叫屈。你说咱不拉谁拉，咱不帮谁帮。他列举了好几位同志的事实。其中渭南有一位1937年入党的同志，为党的工作出生入死，被国民党抄家多次，被捕关押，发出文告，有钱拿钱赎人（12把盒子枪的钱），无钱三天后收尸。为保存生命，该同志在无奈的情况下，按党在不出卖组织，不出卖党员的情况下可以假“自首”的指示办了自首手续，得以获释。但后来就被视为叛徒，刘老借中央开党代会之机，专门找到向该同志传达党组织这个指示的同志，该同志是当时渭南地下党的负责人，他为此事专门写了证明材料。刘老回来后将该证明材料交给那位同志所在的组织部门，该同志得到平反昭雪，恢复党籍，过上了正常组织生活。像这类事咱要不管能行吗？
刘老出差下乡，每到一地都能和干部、群众打成一片，促膝谈心，很重要的原因是他心中装着这些人，加之他平易近人、慈祥和蔼，不摆官架子。干部群众都感到他很容易接近，都愿意给他说真心话，有真情实感。作为一位老革命、高级干部，和干部群众能有如此感情，实在难能可贵！就说我和他下去每到一处，他都很关心我和司机的生活，吃的怎样，住的怎样，每次吃饭都再三叮嘱，我们“把菜吃完，剩下是浪费”，司机老马常和我说“咱们刘省长真和父母关心孩子一样关心咱们”。1965年11月我们去榆林，中途在延安住了两天，延安地委、行署领导向他汇报工作，刘老对我说，延安是革命圣地，我看过多次了，今天给你一天假，让老马拉你去参观党中央、毛主席住过的地方，感受一下革命传统教育。我和老马还有人民大厦一位司机，一起驱车前去，非常开心地参观了一天，讲解员给我们引导、讲解，我们还合影留念。回来后，在刘老所住的房间，刘老问看的怎样？我一一做了回答，顺便谈到毛主席的卧室和现在不能比。刘老说：“是呀，就在那样简朴的窑洞中出了中国的马克思主义，指挥千军万马，打倒了小日本，解放了全中国，了不起呀！”刘老话头一转，问：我住的这个房间一晚多少钱？我毫无介意的顺口就说：“75元。”，刘老霎时摆出了我从未见过的脸色说：“咋就这么多钱？”（是的，在现在算不了什么，可在当时是我一个半月的工资）。刘老又问：你住是多少钱？老马住的是多少钱？我都一一做了回答。刘老说：“搬走，到街上住旅社去！”我说：“你不是常给我们说要守纪律吗？现在你住在这儿也是纪律。你住在街上旅社便宜是便宜，但就成了不守纪律，出了问题，谁能负起这个责任。再说延安地委、行署领导知道后能答应吗？咱不是给人家找麻烦吗？”看得出来刘老确实生气了，长吁短叹，静坐不语。过了一会，刘老作出决定：“你和老马的住房退掉，咱们三个住一个房间（刘老房子有套间）。”看此情况我只好屈从说：“这个办法也好，起码能节省30块钱（我的住房每晚20元，老马住房每晚10元）。”就这样我们三个住在一起过了一夜。
1998年春节前我去给刘老拜早年，我开的我的三轮摩托，在家里坐了一会后，刘老让我到办公室去（新城东窑洞3号）。出门后我说有小车（指我的三轮摩托）坐不？刘老说有车不坐还等啥哩，保姆女孩喊着“爷爷，不敢坐，不敢坐”，刘老幽默地说，没见过啥，车不敢坐，啥敢坐。就这样我拉刘老到办公室，闲聊一会儿后，刘老说：“过年了，我没啥送你，给你写副春联吧，也算祝贺新年。”他挥笔给我写了一副春联。但我拿回家没舍得贴，保留了下来，算是刘老的墨迹：“欢欢喜喜过佳节，平平安安渡新春。横额：万事如意。”
刘老生活很简朴，吃饭穿衣从不讲究。我常在他家吃饭，经常是面条、蒸馍、米汤、萝卜丝、青菜，绝少大鱼大肉、满盘子满碗的大吃大喝。他常说，吃饭只求温饱，穿衣只求保暖、干净，再求就是多余。有一年下乡到兴平，县领导和有关同志在门口迎接。后来县政府通讯员和我闲聊时说：“省长来了，我在院子里，把你当省长哩！我问为什么，他说：我看你脚蹬皮鞋，留着‘洋楼”，提着皮包。省长穿着布鞋，没有“洋楼’，也没有皮包。”从这个笑话中可以看到刘老的精神风貌。
刘老和夫人雷田颖可算是一对模范夫妻。互敬互爱、相敬如宾、互相支持、相互体贴、你中有我、我中有你、无微不至。刘老称夫人是“红管家”，夫人称刘老是“掌柜的”，亲密无间。刘老每次出差下乡，夫人安排得具体周到，换洗衣裳、洗漱用具、吃饭的钱和粮票，以及常用的药品，甚至戒烟的糖果等等，都给带上，并一再叮咛我多多关照，督促刘老勤换衣服，晚上少熬夜，早休息。在下边每次换洗衣裳都是刘老自己动手洗济，不让我帮忙。那次榆林救灾，她唯恐刘老吃不好饭，身体受亏，有次还特意烙上油饼请人捎来（那次救灾，省上下去的干部，不少家里都给捎些吃的东西）。刘老有病住院，夫人更是忙前忙后，关怀备至。有时就干脆住在病房，陪伴刘老。有一次刘老住院，我让我爱人给刘老做了一些他喜欢吃的饭如饺子、凉皮等，我们俩一块送去。1964年夏初，五一节后我从老家带了一顶草帽（比较精致，兰里、绣花白顶、白边。我们家乡人叫“全罗草帽”）送给刘老，每到夏天刘老外出都戴着它。夫人高兴地说：兴汉有个好媳妇，心灵手巧，泼辣能干，干净利索。我说，还不是跟你学的嘛。刘老笑着说：还是兴汉有水平，一下说到点子上了，雷田颖就是那种人。大家都哈哈大笑。那种温馨、和蔼的气氛经常萦绕在我的心头。
刘老对子女管教非常严格，七儿一女没有一个不怕他、不爱他的。除了认真、刻苦学习外，刘老还规定他们不许违反新城机关大院的管理制度，乱喊乱闹，不准损坏公共设施，损坏草木。日常生活不能有优越感、特殊化；不能借着他的名义用公家的东西，坐公家的车。确实是这样做的，刘老家中成员包括夫人都没有用过公家一次车（有一次我为了赶时间，到南院门古旧书店为他还书、借书，用了他的车还受到他的批评）。在刘老的管教下，刘老子女都很有教养、很出色，谦虚和气，待人接物很有礼貌。直到现在他们见我都称“叔叔”。现在他们事业有成，在各个不同的岗位上为党和社会主义事业奉献着青春和力量。
刘老是个纯粹的人，高尚的人，脱离低级趣味的人。刘老的一生是革命的一生，战斗的一生，光辉灿烂的一生。现在，刘老虽驾鹤西去，但他的风范长存，业绩永垂，是我们取之不尽、用之不竭、非常宝贵的精神财富。刘老永远活在我们心中！
刘老、安息吧！
2007年8月20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