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在省委财贸部的工作
1956年10月，陕西省正式决定撤销关中平原的渭南、宝鸡两个行署，由省上直管各县（原咸阳地区行署早在1953年就已撤销，所辖县分给渭南、宝鸡等）。
经过四个月的工作移交，刘邦显到新的工作岗位，省委财贸部任部长。副部长是由省供销社主任位置上调来的一个山东籍的老同志林茵如，这是他们的第一次搭档（第二次是在省人委，两人同任副省长）。
财贸工作是关系人民生机、国家发展的重要工作。刘邦显对这一工作并不很熟悉。上任初，他一方面向前任代部长严克伦虚心学习，向搞过供销工作的副手林茵如请教，也经常向部里的其他工作人员了解、询问。工作出现了问题，他敢于面对和承担责任，总结经验教训。在一次为把“死宝变活宝”的工作中，省内个别地区的具体工作人员做法过了头，一些民主人士有较强烈的反映。此事反映到省委。在一次省委召开的会议上，一些人员就此事围攻了刘邦显和林茵如两人，说他们工作有失误，给党的威信造成损伤，破坏了党的光辉形象。当时，两人心情既沉重又委屈。会上，刘邦显主动承担了领导责任，会后，安慰了林茵如，接着与具体工作的同志总结了教训，弥补了损失。省委书记张德生又及时地给大家解释说，财贸工作复杂难搞，下边同志的做法是上边要求的，不是省委财贸部的别出心裁，此事才算平息。
1958年，“大跃进”、大炼钢铁等过激做法严重破坏了农业和财贸等战线的工作。一次，刘邦显到三原县去检查工作、了解情况，看到地里的棉花已熟透，但是无人采拾，一问才知道社员们都炼钢去了。他急在眼里、痛在心里，思前想后，冒着承担破坏大炼钢铁、“大跃进”的罪名，立即给张德生书记进行了汇报，张德生马上召开全省电话会议，纠正了一些地区在大炼钢铁中忽视，甚至放弃农业生产的错误做法，使1958年陕西的粮棉产量损失的程度及时降低了，也使财贸战线的矛盾有所缓和。
工作中的具体问题能协商协调，但那几年的政治运动确令大部分党员很难完全明白。
1957年春夏，“反右”斗争迅速席卷全国。起始，刘邦显和许多领导干部一样，认为中央发动广大群众，帮助全党整风，这是一件大好事。共产党已执政八年了，需要认真听取各种意见。在提意见中，绝大多数的同志意见都是指出本地区、本单位党的工作的一些失误。也有一些人的言辞过激，甚至提出“轮流坐庄”等错误的意见。当时中央反复要求大家广开言路，并一再强调“知无不言、言无不尽”，多次申明“不打棍子，不揪辫子，不戴帽子”。刘邦显一边以部长的身份反复发动群众，讲明上述政策，一边考虑是否也出来，提几条他认为应改进的工作意见。强烈的组织观念使他向张德生书记汇报了自己的想法。张德生真诚地告诫他：这场运动是什么结局，他也不了解。但是，党员领导干部最好不要在这时表态，如有想法和意见最好在整风运动之后，在适当的党的会议上提出。刘邦显采纳了张德生的意见。不久，风向大变，帮助党的整风运动变成了“反右”运动。不但打了棍子、抓了辫子，还给不少人戴了帽子。令人难解的是不少单位竟然分配了戴右派帽子人数比例，凑不够数就得硬凑。这中间有不少刘邦显熟悉的、人品很好、对党的工作曾大力支持，甚至做过重大贡献的党内同志和党外朋友。刘邦显沉默了，他开始了前所未有的深思。
1959年，“大跃进”的弊端，已很明显地显露出来。表面的巨额数字已无法掩盖国民经济的实际困难，人们的不满渐渐公开化，饥荒的情况越来越严重。作为财贸部长的刘邦显比谁都明白，这些弊端对全省经济发展、人民基本生活会带来的是什么。财政贸易的基本数据反映的就是四个字：非常困难！这时，中央多少意识到问题的严重性，要求各省区开展必要的调查研究。不少党的各级领导者，开始了调查研究准备材料。其中，最著名的就是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防部长彭德怀给毛泽东的万言书。陕西省不少领导干部也写了调查报告，以大量事实披露了国民经济的实际情况和老百姓的悲惨生活。谁也没有想到，本来安排纠偏防“左”的庐山会议，突然风向一改，全面批右，不但在中央揪出彭（德怀）、黄（克诚）、张（闻天）、周（小舟）所谓的“反党集团”，在各省也开始揪所谓的“右倾机会主义分子”。在陕西，一批经过调查研究、真诚反映情况的领导干部也被打成了右倾机会主义分子，其中，包括刘邦显几十年的好友、同学、西安市委书记处书记陈元方。刘邦显更沉默了，言行更谨慎了，遇事给领导的请示汇报也更勤、更多了。
二 担任省委常委兼秘书长
1960年9月，刘邦显被任命成陕西省委秘书长，并在随后召开的党的陕西省第三届代表大会上，当选为陕西省委常委，进入省委的最高决策层。这是他始料不及的。因为，他是当时省委领导班子当选人中除杨拯民（杨虎城的大儿子）以外的年龄最小、党龄最短的一个成员。素有“少壮派”之称。
在常委、秘书长的岗位上，刘邦显更加谦虚谨慎，更加埋头苦干。不久，由于省委组织部长罗文治调往江苏省工作，他又兼起了组织部代部长的担子。省委办公厅，省委组织部两副重担压在他的肩上，经常是，办公厅这边的朱平、白瑞生副秘书长与他正在研究工作，那边组织部副部长习仲凯、白友三副部长又等着他汇报有关情况，看似紧张繁忙，实是令他感到狼狈不堪。这期间，一封他当时并未非常重视的绝密文件正在孕育着一场风暴，这份文件说，高岗等人的问题在陕北仍未得到有力地贯彻，一些陕北老乡仍在怀念刘志丹、高岗等陕北革命根据地的创始人。这时，全国范围进入三年最困难的时期，老百姓到了“低标准，瓜菜带”饿肚子的年份，刘邦显也进入了他政治上、发展上重大问题接踵而来的时期，他对一些棘手事件的处理埋下了“文化大革命”中被打倒的伏笔。
问题之一：1957年，毛泽东明确讲了，黑龙江的李范五（省长）和西藏的范明，都是极右分子。范明，是陕西临潼人，建国前曾任第一野战军敌工部长。解放初，带领第一野战军的部分官兵入青海，接班禅进西藏，为和平解放西藏作出重大贡献，之后，任西藏工委常务书记。后因与西藏工委书记张国华等人关系处理不睦，加上一些其他有关问题，始有毛泽东的上述讲话。因当时西藏的许多地方干部均是陕西省派出，批范明，牵扯到当时相当一批陕西派出的干部，时任西藏工委组织部长兼西藏民族学院党委书记的白云峰，也被划到范明“反党集团”之列。白云峰当然不服。他是1932年入党的老党员，建国前长期在东府搞地下斗争，是刘邦显马列学院的同学，也是当时陕西省许多在任领导的战友。1961年，白云峰拿着申诉材料，找到陕西省委张德生、赵伯平、方仲如、白治民、严克伦等书记，请求帮助打印，并代转北京申诉。在获得同意后，由刘邦显具体帮他整理材料打印，加注，上报北京。就是这样一个完全符合组织程序的事情，在“文化大革命”中列为“为范明反党集团翻案的反革命事件”。
问题之二：1962年1月，为了渡过难关，总结1958年以来，“三面红旗”的经验和教训，在北京举行了由中央、省、地、县四级党的负责人和大型工矿企业负责人的四级领导干部共7000余人参加的中央工作会议。同时，发动未参加会议的地方县以上、部队大尉（营）以上的负责同志向中央反映问题，给中央提意见。当时，陕西省委的主要领导均参加七千人大会去了，刘邦显留下主持省委的日常事务，同时，将全省给中央领导提的意见，按人分类整理。意见绝大部分集中在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邓小平等主要领导身上。刘邦显根据实情归纳整理出后，多数问题集中在毛泽东身上，相反，刘少奇、周恩来、邓小平等人的数量相对较少。因此事，便隐藏下刘邦显反对毛泽东，拥护刘少奇、邓小平，构成“文化大革命”时期被列出的一大“罪状”，被列为反对毛主席的“反革命”分子而被整得死去活来。
问题之三：1961年，因高岗的问题在陕北贯彻中，一部分群众有顾虑，毛泽东等人心绪为此不好、正拟寻求解决办法之时，刘志丹的弟媳、刘景范的爱人李建彤在这一年写了一部颂扬陕北革命根据地的小说《刘志丹》，书出版前由副总理习仲勋看过，未提出什么意见。正准备出版时，康生向毛泽东反映了。毛泽东在党的会议上说：利用小说进行反党是一大发明（另一说法是，康生书写了这样一句话，由毛泽东借用了）。由此，在全国范围内，尤其是东北和西北，开展了批判“彭高习反党集团”运动，将三个本无组织联系的人彭德怀、高岗、习仲勋强扭在一起。陕西是所谓的“重灾区”。西北局刘澜涛书记积极行动，而陕西省委张德生书记愁眉不展。无奈他拟推出两个和习仲勋较长共同工作的人，明批暗保，交代了事。一个是省委书记处书记张策，在建国后50年代初的国务院，习仲勋任秘书长、张任副秘书长，张还曾在东北和高岗共过事。另一个是陕西省委第二书记、省长、历史上曾任陕北特委书记的赵伯平，这是一个资历相当老的同志，和高、习均共过事。在选取代表组织第一个发言的人选上，张德生选中了刘邦显。赵伯平长期赏识和帮助提携刘邦显，在省委数次表扬刘邦显，刘邦显一直很敬重赵伯平，两个人关系相当好。张德生单独多次给刘邦显强压下了这个任务，使他感到非常苦闷，左右为难，一边是恩师似的老领导，一边是代表组织又多次帮助指导自己工作的第一书记，怎么办？最后无可奈何，只有服从组织。在批所谓的“彭、高、习集团黑干将”赵伯平的会议上第一个发了言。尽管言辞并不激烈，也未多讲什么事例，但是在赵、刘几十年的关系上，带来了人为的创伤。为此事，刘邦显委托自己的儿子以同学的名义，给赵伯平的外孙女夫妻俩讲明真相，同时表示了深深地致歉。此后几十年，只要一想到此事，刘邦显的愧疚之情就会泛出，晚年躺在病床上回忆往事时，他不止一次地给儿子说：党内斗来斗去伤人不少。对老赵书记的这件事，成了他的一个心病。
一次常委会后，刘邦显拿回来一幅木框涂成金色的毛泽东的手写体题词“站在最大多数劳动人民的一面”。他公公正正把这幅题词挂在自己房间的正墙上，长久凝视着，回想到从“反右”以来，尤其是“三面红旗”以来各方面的变化，心情格外沉重。同时他也更明白，不管形势怎么变，这个“立场”不能变。这才是一个共产党员最根本的立足之点。
1960年到1962年，是我党建立政权后经济最困难的时期，全国人民吃不饱，穿不暖，不少省份都出现大批饿死人的事件。
甘肃省缺粮情况很严重，为了帮助甘肃省，陕西省在本省粮食很困难的情况下，由刘邦显亲自组织安排汽车、火车并头运粮，给甘肃省支援了两亿斤的粮食。
陕西省情况虽说因省委当时在决策中没有追风赶潮，虽没有造成大面积的饿死人，但也相当困难。作为省委常委、秘书长、组织部代部长，刘邦显一方面积极想方设法调拨汽车，联系火车，给甘肃省支援粮食；一方面了解到全省几乎没有一个县不缺粮食，连自己的上中学的儿子也因饥饿得了浮肿病，他毅然向张德生书记建议：允许农民开垦一些边荒山地自己救助，放松农民的一些个人养殖副业的管理，所谓的“资本主义尾巴”不要再割了。不久中央传来的“三自一包”的精神使他更坚定了自己的看法。为了渡过难关，他不坐当时相对固定给他使用的小汽车，而是骑着一辆旧自行车上下班。当时，省委办公厅和省委组织部在建国路办公，省委常委会议室和书记处在雁塔路8号，他的家也在这儿，这几处地点相距八九里，每日来回奔波，是相当辛苦的。一次，组织为了照顾领导，给每个省委常委议价供应一袋面粉，他坚决地退了回去。而他的家中一锅吃饭的九口人中，除了四个成年人外，就是成天喊饿的五个男孩子。无奈妻子雷田颖将单位搞副业的下脚料——豆渣购回，加上自己将房前屋后开垦出种的各种蔬菜相混合后，解决粮食不足的困难。当他的通讯员刘仰民劝他不要退回那袋面粉时，他痛心地说：你看看现在老百姓过的啥日子？我有啥权力特殊呢？
省委秘书长的工作是相当具体的。在当时，还要具体负责群众或有关方面向省委的信访工作。刘邦显认为，群众能给省委反映问题，说明他们对党是信任的，是充满希望的，决不能对群众反映的问题掉以轻心。重要信访件，他都是亲自阅示。
1961年9月22日，西安煤矿机械厂匿名群众反映以张为首的党委书记等违法乱纪的来信七件，刘邦显即批示：可考虑由省、市监委，工交办公室，市委工业部各出一人，由监委领导，组成工作组，深入进行检查。
1961年11月3日，邠县（今彬县）干部杨如林等给西北局写了反映信，控告县委书记任××、××对干部的打击报复情况。信转到省委办公厅后，刘邦显经过深思熟虑，批示为：我同意监委继续把问题查清，并作适当处理。但应防止邠县干部从地域观念出发，自觉或不自觉地闹成宗派关系。
1962年7月10日，省机械局副局长高凌云（党外人士）对我省工作提了几点具体意见。其中第四点为：发挥在政府工作中非党人士的作用。刘邦显看到此件后，经过考虑，作了如下批示：高凌云同志来信提出的四个问题，我认为都比较重要。因此，建议办公厅能分别就这些问题谈谈，向省委提出具体意见。今后一些有重要内容的群众来信，以至各地的重要问题报告，办公厅可否考虑先能谈谈，提出具体可行的意见。如何是好，请曹（素人）、毛（岚）、白（瑞生）、蒋（锡白）等同志斟处。
三 二次返渭南下基层
1962年夏，国家经济情况稍有好转，但粮棉生产缺口仍然很大。陕西省委为了把粮棉产量搞上去，特地派三个省委常委去关中三个产粮地区兼任地委第一书记。严克伦兼咸阳地委书记，宋友田兼宝鸡地委书记，刘邦显兼渭南地委书记。在省委常委会上，省委主要负责人又强调说：全省能否解决吃饭、穿衣基本需求，渭南地区是关键！肩负着这个重任，刘邦显又回到他熟悉的渭南，抓粮棉生产。这次回渭南，他不是待在地委机关，也不是蹲在条件好、情况熟的双王乡，而是带着一些人，一头扎在渭南较干旱的南塬三张乡。这儿条件差，产量低，如果把三张乡的工作搞上去，对全省渭北旱塬的指导意义更现实，大幅度提高粮棉产量才有可能。为了减少干扰，地委的日常工作他让第二书记席槐主持，省委常委经常要开会研究决策一些事，他也是能请假就请假，吃在三张乡，住在农家，亲自摸情况，抓试点，掌握第一手情况。到1963年的8月，张德生亲自赶到渭南，叫人到南塬上把刘邦显叫回地委，认真地听取了他的汇报后，兴奋地说：这样扎实地干，对情况相近的渭北有着直接指导意义，我放心了。1963年夏，渭南地区小麦大面积丰产、丰收。秋后，棉花增产。刘邦显松了一口气。
这时，一个新的问题又摆在了刘邦显面前。西北局开始抓农村的社教运动，在渭南地区进行试点。西北局主要负责人公开提出：陕西民主革命不彻底，漏划的地主富农不少，要进行民主革命补课，对漏划的地、富要补定。渭南地区的蒲城县就是西北局这位主要负责人直接抓的试点县。1963年下半年，蒲城县开始了成分补定。不少的农家被补定成地主、富农成分，农民反映相当强烈。一些农民直接到地委告状，反映情况。刘邦显深感问题严重，到省委直接给书记张德生汇报了情况。张德生也深为不安。直接找到西北局领导反映了情况。没有想到西北局听后大为不满，再次强调“陕西民主革命不彻底，补订成分非常必要”这些斗争高调外，又明确表示，刘邦显反映这些问题，说明他右倾！要批评他，要他注意自己的立场！张德生为了弥合刘邦显与西北局领导的分歧，专门给刘邦显打了电话，要他亲自陪同西北局领导到渭南地区检查工作，反复强调，慎言多听，弥合双方关系。没有想到，双方的渭南地区之行，思想分歧更大了。
1963年深秋，中共陕西省委第四次代表大会召开了，刘邦显再次当选为陕西省委常委。在随后的全省人代会上，刘邦显被选为陕西省人民委员会副省长。他再次告别了这次奋斗一年半的渭南地区，回味总结这一年半的酸、咸、苦、辣，返回西安，开始新的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