延安整风告一段落了，刘邦显偕妻子及同志们又返回到了马栏的省委。刘邦显仍回政策研究室工作，雷田英仍在生产科从事财务工作。
1945年8月15日，日本天皇向全世界宣布战败投降。陕甘宁边区沸腾了！全中国沸腾了！八年艰苦卓绝的斗争，我们终于胜利了！胜利了，蒋介石迅速派员去全国各地摘取胜利的果实。我党针锋相对，为推动国民党统治区的民主运动，粉碎国民党反动派的各种阴谋，也迅速派精兵强将到国统区开展工作。
一 恢复整顿组织开展对敌斗争
按照当时情况，陕西省委将大关中划分为几个战略区。第一位是沿河（沿黄河）工作区，第二位就是东路的工作区，亦叫大潼华工作区。1945年10月，省委派刘零（刘邦显），假名刘性初，在华阴一带整顿恢复地下党的组织。当时的地下党组织，在敌人的疯狂破坏下，从1941年起，就进入了休眠时期。党的活动，也处在停顿状态。组织所掌握的一部分党员工作几乎停止了活动。而这一地区，又是交通要道，是西安进入中原腹地的咽喉，战略地位非常重要。所以，刘零的任务是，迅速恢复，整顿组织，尽快进入新的斗争。
刘零只身来到华阴，以敷水镇台头堡共产党员王润亭家为落脚点，迅速与华阴地下党的负责人邓达九、薛广池、袁守中、王云霞等接上关系，传达了党的七大会议精神和陕西省委的指示；对隐蔽的49名党员的思想和表现进行了解和分析，恢复了34人组织关系；根据隐蔽精干的政策精神，确定了华阴县的工作原则：这就是“小型精干，分散自然，单线联系。各片点指定专人负责”。
不久，刘零回到马栏，详细汇报了第一阶段的工作。省委根据华阴实际状况和地理环境，决定以华阴为基地，有计划地向潼关、大荔发展党的组织。刘零再次被派出，以澄城县韦庄镰山中学为立足点，对华阴、潼关、大荔三县的工作进行领导，并将王平凡、张万照从边区调回华阴，加强领导力量。
1946年春，刘零、王平凡、张万照先后分别到镰山中学、潼关、华阴，以教员身份做掩护开展工作。这时，蒋介石一面挑动内战，一面在国统区实行白色恐怖，镇压革命力量。国民党特务发现华阴有人看《大众哲学》、《新华日报》等进步书报，国民党华阴县长何莱臣、县党部书记长惠友三等逮捕了赵自斌（国民党县政府缮校室职员）、张珍如（三河口商会供职）。1946年1月7日夜，又纠集警察、特务70多人，分兵六路，在观北、东栅、岳镇、县城等地进行大搜捕，逮捕22人，其中大部分是学校师生，也有少部分农民，但没有一个共产党员。这些人被押到西安监狱，经严刑拷打和审讯，一人惨死狱中，其余的在一年后释放。薛广池将敌人大搜捕情况向刘零作了汇报。刘零以“读者来信”的名义向《工商日报》写了一篇文章，揭露国民党反动派镇压群众的罪行。为反对国民党反动派的反共政策，华阴党组织根据陕西省委指示和斗争需要，提出共产党员经党组织同意可以参加国民党政权；有计划、有目的地打入国民党政权；要求打入国民党政权的共产党员做到心红皮白，内方外圆，利用“巴、拉、压”手段，即“少巴、多拉、假压”，“见人说人话，见鬼说鬼话；要把人当人，谨防鬼捣鬼”等办法，“钻得深，爬得高，站得稳”，开展隐蔽斗争。
二 掌握地方武装打入敌人内部
1946年5月，蒋介石背信弃义，挑起内战，并调兵遣将，准备进攻陕甘宁边区。中共西北局号召各地党组织：“紧急动员起来，集中所有力量，采取一切办法，加紧与有效地开展国统区工作，尤其是国统区军事工作”，“开展上层交友工作”，“联合开明绅士，团结地方群众，结交在职军人，联系非法武装，掌握地方武装”。中共陕西省工委将大关中划分为若干战略工作区后，将其中大潼华工作区，管理华阴、潼关、大荔党的工作，指定刘零全面负责。大潼华工作区党组织要求共产党员做到活动社会化，工作职业化。党内必须做到消息灵通，耳目众多，内无奸细，外不孤立；斗争方式是小型的，合法的；要求打入国民党政权中的共产党员一面控制乡、保武装，一面在上层交朋友，积极慎重地发展党员。
华阴党组织经过分析和研究，认为县参议会副议长程俊佐为人正派，对国民党反动派贪污腐化、拉帮结派、明争暗斗颇为不满，在华阴有较大影响，有一定实力，是可以争取的一个上层人物，决定做程俊佐的统战工作。于是，邓达九把程的同窗好友、共产党员牛干伯从兰州叫回华阴，通过他去做程的工作。牛干伯以叙旧情、拉家常等方式，旁敲侧击，对程进行试探，摸清了程的思想。这时，程俊佐对国民党已失去信心，正处于苦闷徘徊之际。牛干伯向他指出方向——只有跟共产党走才是出路，并秘密发展程俊佐为中共党员。此后，在程俊佐的积极参与和大力支持下，华阴地下党的统战工作空前活跃。
根据中共陕西省工委抓武装的指示，经过刘零和他的同事们的努力，华阴党组织成立了游击队（后改武工队），政委王平凡，队长郑兴华，再加上程俊佐掌握的警察局局长施俊峰的武装、国民党河防大队长邓振明的武装，王润亭在东塬搞起的几十个人的武装，当时，我党能掌握的武装达近500人之多。这些同志，利用换帖、烧香拜把等方式，广交朋友，先后打进国民党基层政权和乡保武装，把国民党的基层政权和乡保武装抓到了地下党的手中。从而为华阴的解放作出了重大贡献。
三 发展党的组织做好统战工作
1946年11月3日，在国民党军队准备大举进犯陕甘宁边区的严重关头，中共西北局指示陕西省工委：“动员全党，进行发动及准备发动国民党区游击战争，配合边区军民打垮蒋胡进攻，保卫边区，解放大关中”，“渭河两岸、西安附近，应积极普遍地组织和发展各种隐蔽力量（武装、政权、党），把一切反胡（胡宗南）力量都团结起来，迅速打下可靠的基础，准备开展游击战争”。1947年2月13日，中共陕西省工委决定成立中共华潼工作委员会（简称中共华潼工委），刘零任书记，邓达九、王平凡、薛广池任委员，负责华阴、潼关、大荔党的组织，隶属省工委领导。省工委要求华潼工委半年内发展党员100人。刘零、王平凡、邓达九分别以文王村中心小学教员、教导主任、校长身份做掩护开展工作。文王村中心小学成为中共华潼工委活动的秘密据点和工委机关。中共华潼工委的主要任务是搞好党的建设、党的武装和统战工作。根据华阴党员分布情况，工委决定放手而慎重地发展党的组织，以西乡为基地，积极部署力量，向东乡发展；注重在农村、交通要道、学校发展党的组织，发展对象主要是贫苦农民、工人、苦力、军人、青年知识分子等；同时有目的、有计划、有选择地在警察局、邮局、银行、中学等领域发展进步势力和中间力量，打击顽固分子。工委从实际出发，采取新的活动方式，将全县党组织的活动分敷水、定远、宝积、里仁、县城等几个片，分别由薛广池、杨宏斌、张万照、程毅、李博文、王云霞负责，进行单线联系，发展党的组织，开展统战工作。同年底全县党员发展到70多名，华阴县国民党政权中的县邮局局长张克文、定远乡乡长程景伊等也先后被接收入党。党的统战工作取得了显著成绩。通过王云霞、程俊佐等在上层的活动，党组织先后与华阴县参议会议长杨天植，云台中学校长卫勖哉、教育主任杨鹤斋，自卫团中队长杨蔚坤等建立了统战关系。邓达九、邓仰池、李博文、李芳亭、袁守谦、丁增坤、甄安理、郑兴华等采取“打进去，拉出来”的办法，分别担任了中心小学校长、保长、镇长、区党部书记等职。同时，地下党还掌握了敷水、里仁、定远等部分乡镇武装和一些非法武装200余人。
由于华阴党组织活动的范围和影响不断扩大，中共华潼工委负责人刘零、王平凡、邓达九已引起敌特怀疑。国民党省党部派特务到敷水、定远及文王村中心小学刺探，企图破坏党的组织。工委决定，刘零、邓达九迅速分头转移。
1947年底，程俊佐征得党组织同意，与王云霞出面，在三青团干事长刘英奇创办的火柴厂（公司）的基础上筹办太华火柴厂，程俊佐任董事长，刘英奇、王云霞任经理，邓达九任副经理。刘零以股东的身份进驻了火柴厂。华潼工委（还有以后的东路工委和华阴工委）移驻太华火柴厂。
1948年初，雷田英带着两个孩子（少怀、少英）由组织派到华潼工委，担任机要秘书，公开身份是火柴厂的会计。经过近两年的分离，刘零夫妻又并肩战斗了。
1948年初，华阴地下党员绝大部分分布在县西三个乡（敷水、定远、宝积），县东及县北的五个乡（里仁、岳镇、孟村、太华、三民）只有个别党员。向这些区域发展党的力量，便成为华阴党的一项重要任务。
刘零设法找到了隐藏在家的共产党员赵再兴，要求他开展工作。赵以里仁乡第一中心小学教育主任的身份做掩护，在学校师生中发展党员，首先介绍孟宪直、杨宏昌入党。他们三人把东、北五乡分成三个片，各负责一个片。赵再兴负责里仁乡、岳镇；孟宪直负责太华乡、孟村乡；杨宏昌负责三民乡（即三阳乡）。从此，华阴东、北部以里仁乡为中心，开展了五个乡的建党工作。以后，组织上又派赵居贤来东、北乡，协助赵再兴工作。经一年多艰苦努力，东、北乡发展党员100多名。到1949年5月初，全县党员发展到290多名，遍布全县八个乡镇，为迎接华阴解放奠定了组织基础。
四 担任东路工委书记，迎接东府全面解放
1948年秋，解放战争进入战略决战阶段，西北野战军先后发动了澄合、荔北战役，解放了渭南大片土地，关中全境解放指日可待。为适应新的形势，中共陕西省工委决定，在原华潼工委的基础上成立中共东路工作委员会（简称中共东路工委），刘零任书记，王平凡、马生辉（权秉华）任委员，管辖渭南、华县、华阴、潼关党的工作，隶属中共陕西省工委领导。东路工委活动中心仍在太华火柴厂。同时成立中共华阴县工作委员会（简称中共华阴工委），刘零兼任书记，张万照任副书记，赵居贤、程毅为委员。活动中心先后在文王村小学、火柴厂、崖上村等处。中共华阴县工委决定，薛广池负责敷水片，程毅负责定远片，张万照、李博文负责宝积片，赵再兴、赵居贤负责县东南、东北片，袁守中负责云台中学，王云霞负责城区，邓达九在城关专做上层工作。王平凡调华县工作。
华阴工委的工作重点在农村，要求党组织在农民中生根；同时，进一步加强上层活动，打入敌政权重点部门。刘零、王云霞、邓达九、程俊佐等利用敌人之间的矛盾，团结和争取了上层一批民主人士，打击和孤立了国民党反动分子，从而掩护了下层活动。地下党在下层一面积极发展党员，建立党的基层组织；一面加强对党员进行形势、纪律、革命气节教育。利用各种方式向人民群众宣传“打倒蒋介石，解放全中国”，树立战胜敌人的信心。为培养干部，迎接解放，华阴工委积极向陕甘宁边区输送党员干部和进步青年。从1948年冬至华阴解放，整个东路工委领导的四个县，动员了100多名党员和进步青年到边区。一部分输送到延安，参加全国的解放。大部分到马栏学习后，加入到部队或关中地区的接收。
中共华阴县工委通过地下党员基本掌握或控制了县参议会、银行、警察局、自卫团、邮政局、火柴厂以及部分乡公所、保警队、学校等机关单位。同年冬，华阴县国民党当局为了对付中共地下党活动，出动大批军警，以清查户口为名突然袭击，在全县进行大搜捕。程俊佐获得消息，与打入敌伪政权的共产党员程景伊、程毅商议，并得到工委同意，由程毅将刘零夫妇从火柴厂接出来，移住五方崖上村一户可靠的农户家中。其他党的负责人和共产党员也迅速转移，致使敌人的阴谋未能得逞。
与此同时，刘零亲自多次奔赴潼关，直接了解潼关的对敌斗争，在潼关发展了多名共产党员，积极掌握敌人的动态，为即将到来的解放进行了必要的部署。
刘零又与工委委员兼华县县工委书记王平凡一起，全面分析了华县的情况。从党的发展、掌握武装、分化敌人诸方面作了全面安排，由王平凡直接领导实施。
刘零还将工委委员兼渭南县县工委书记马生辉（权秉华）约到他的驻地，详细听取了他对党的建设、群众发动、敌人动态等方面的汇报，又共同拟定了关于渭南县下一阶段全面开展工作的详细安排，由马生辉返回渭南，具体负责贯彻落实。
险恶的形势、严峻的斗争、紧张的工作，使得这时的东路工委书记刘零的病情日益恶化，他开始大吐血，甚至难以坚持正常的工作。看到这情况，同志们都焦虑万分。这时候，人称王胡子的王瑞亭二话不说，硬把刘零接到自己家。王瑞亭不但是党员，也是一个祖传的中医。他与懂中医的党员薛广池一起给刘零会诊，确诊为严重的肺结核，王瑞亭使出了所有的本事，终于使刘零的病情转危为安。为了筹集给刘零治病的经费，王瑞亭祖孙三代一致决定，卖掉了王家祖传的药铺。王瑞亭七十几岁的老母亲几乎整日守候在刘零的病床前，熬药、做饭，亲自服侍。
刘零和王家非亲非故，完全是革命的情谊，陕西省工委得知刘零病重消息后，想方设法搞来一些治疗结核病的有效药物，并表扬了王瑞亭一家抢救刘零的革命情谊，表示一旦经费稍宽裕，一定偿还王家卖药铺为刘零治病的钱。
在刘零病情稳定，身体稍有恢复，但斗争越来越残酷、形势越来越严峻的情况下，他不得不于1948年春天将才相处不到一个月、年仅不到三岁的儿子刘少英送回临潼庙刘村，交给老母亲陈智娃抚养，又于1948年秋天将那时最喜欢的六岁的儿子，现名叫刘少怀的九生也交给庙刘村的老母亲，此后，夫妻俩全力以赴，投身到关中东路的解放事业中。
1989年9月，已73岁高龄离休在家的刘邦显在回忆解放战争期间，他先后以大、潼、华（大荔、潼关、华阴）工作区党的负责人、华潼工委书记，东路工委书记的职务在以华阴为中心的东路地区斗争中，在恢复组织、党员教育、统战对敌、革命武装、培养输送干部和保护资产、保护档案、迎接解放等方面所作出的贡献后，更加怀念在那难忘岁月中共同出生入死的战友们。他欣然命笔，写了这样一句话：“在那白色恐怖的条件下，地下共产党员最大多数是：立场坚定，忠贞不渝，艰苦奋斗，严守纪律，联系群众，争取胜利。整理和研究那时党组织的活动状况，对当前的教育有一定的现实意义。”